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对人格发展和人格困境进行较多关注和论述的是心理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西方心理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人格的解释，所以下面的综述将更多以心理学的相关论述为主线，并对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学者对人格发展动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困境的相关论断进行综合。国外关于人格困境的研究多是不同理论流派对人格发展中的困境和问题进行解释，以及对人格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总的说来，这些观点认为人格发展并不是单纯出现的现象，而是受到许多因素驱使。对于人格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因素，每个学派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他们对人格发展动因的解释不同，所以对人格困境的表述和解释也并不完全一致。推动人格发展的动因有很多，由此造成了各种与这些动因相对应的困境。关于人格发展阶段中的困境，有些学者也有提及。本书主要从人格发展动力和人格发展阶段两条主线对人格困境进行论述。
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同以及每个人理解人格的参照系统也有所不同，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独特但时至今日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定义和理论。对人格进行理论探讨且影响较大的学派有精神分析学派、社会学习学派、人格特质学派、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学派等。这些理论中，既有高度思辨性质的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也有注重将理论思考和研究工作相结合的社会学习学派。有些人格理论的科学性能够经受得住证伪检验，有些理论则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但是这些理论从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方面展示了不同的见解。对人格困境进行理解，离不开人格理论流派中对人格困境的分析。由于这些流派对人格的关注点并非一致，所以只能将关于人格发展动力、人格发展过程及人格困境进行大概的分类，本书将当前人格和人格困境的研究划归为本能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心理动力论与综合动力论四种。
1．本能决定论
（1）机体本能
机体本能被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人格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另一个与本能同等重要的动因是焦虑。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的本能决定人的行为，在人格的形成、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格发展的本能思想在精神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弗洛伊德尤其强调性本能的概念，在他看来，性本能的目的是通过消除紧张兴奋给机体带来愉快，这种愉快不仅限于生殖器官的快感，而且使整个躯体都充满了力比多。除了生殖器外，口和肛门也能产生性快感，这些区域为性感区。性本能的最终目的是不变的，但是达到这些目的的途径可以不同。个体可以采取主动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被动的形式；个体的性本能可能被永远抑制，也可能被暂时抑制（Jess ＆ Gregory, 2005: 26）。
每种本能都有它自己的心理能量形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力、根源、目的和对象。本能发源于本我，但受到自我控制。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也是最难接近的部分，本我中包含着性和攻击的本能，这些能量称之为力比多（libido）。弗洛伊德写道：“我们称它……为充满沸腾刺激的大锅，本我没有价值判断，没有善良和邪恶，不遵守道德规范。”（弗洛伊德，2011: 74）本我的力量寻求直接的满足，不考虑现实条件。它依据快乐的原则运作，只关心怎样通过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来降低紧张。自我的作用是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促进两者之间互动。自我代表着理智和理性，同本我的缺乏思考、混乱的激情形成对照。自我遵循现实的原则，把本我寻求快乐的时间延缓至条件许可，等到有适当的对象才允许本我的满足，从而达到缓解紧张的目的。但是自我的力量又来自本我，它的目的在于帮助本我，以便获得本能的满足。超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包括良知和理想自我两个系统。超我是儿童在生命早期通过同化父母或抚养者的行为规则发展起来的，父母或抚养者通过奖赏和惩罚体系，促进儿童超我的形成。超我遵循良心和道德的原则，父母错误的可能导致儿童受到惩罚的行为成为其良心部分，父母和社会群体接受的、带来奖赏的行为成为儿童的理想自我，它们都是超我的组成部分。
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本能的目的是通过消除性兴奋状态给机体带来愉快感。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尤其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个体可以采取主动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被动的形式；个体的性本能可能被永远抑制，也可能被暂时抑制（Jess ＆ Gregory, 2005:26）。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们所使用的性感区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力比多表现的区域也不同，不同的区域表现就形成了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是幼稚期、潜伏期、生殖期和成熟期（郑希付，2007: 71）。
幼稚期是人格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幼稚期分成了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三个时期，三个时期是重叠的，在下一个时期开始以后，先前的时期仍然继续存在。婴儿通过口唇吮吸获得维持生命的营养，同时也通过吮吸获得快感。早期的口腔活动的性目的是把本能选择的目标融入或吸入自己的躯体中。在口唇期，婴儿对让他愉快的对象没有什么矛盾心情，他的需要通常是在极少挫折和焦虑的情况下满足的。但是当婴儿逐渐长大时，因为定时进食导致进食时间延长和最后断奶，婴儿越来越有可能体验到挫折和焦虑的感情，这种焦虑一般伴随着对他所爱的对象即母亲的矛盾感情，并发展起自我对环境威胁的防御能力，对抗焦虑的能力也随之逐渐加强。当婴儿长牙之后，往往通过咬、低声咕噜、闭嘴、微笑和哭来对他人做出反应，这时吮拇指的行为开始出现，以此对抗自身的焦虑。即使儿童逐渐长大之后，口腔仍是一个性感带，到成年时，他们能够采用各种方式诸如吃糖、嚼口香糖、咬铅笔、暴饮暴食、抽烟以及冷嘲热讽等来满足口唇需要。
幼稚期的第二时期是肛门期。这一阶段婴儿的攻击本能得到发展，其特点是通过攻击行为和排泄功能获得满足，成为施虐肛门期。在肛门期早期，儿童从破坏和丢失物品得到满足，此时父母对儿童开始大小便训练，儿童经常对此采取报复行为。当进入肛门期晚期，儿童通常把自己的排泄物作为提供给父母有价值的奖品。如果父母喜欢并赞赏这种行为，儿童在父母的鼓励下就可能成长为一个慷慨和宽宏大量的人，如果父母用惩罚的方式加以拒绝，儿童就可能采取禁止大便的行为获得刺激，这种自虐和施虐的愉快即为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人格的基础。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继续保存和占有对象，并且把他们安排得过分整洁，用这种方式满足性爱需要。固着于此期的人长大后，常常会形成肛门人格综合三联症，即整洁、吝啬和固执。但并不是所有的性冲动都转化成这三种成人的性格特质，有些冲动几乎完全被压抑而以神经症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肛门期和口唇期，男女的性心理成长没有根本不同，不论哪种性别都可能发展成为主动趋向和被动趋向。主动趋向即为支配性的男性特征，被动趋向则表现为女性特征，但无论哪种趋向或者是综合的趋向，都可能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发展起来。
幼稚期的第三时期即生殖器期，儿童在三四岁的时候进入该时期。这时儿童的兴趣转向了性器官，他们的欲望主要通过性器官满足。因为男女的生理构造不同，不同性别的儿童便出现不同的人格特征（郑希付，2007: 75）。男孩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出现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孩子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欲望，但父亲却成为他欲望满足的阻碍，男性便会对父亲产生敌对情绪，并且以父亲自居而取代父亲的地位，从而产生占有其母和憎恨其父的欲望。俄狄浦斯情结能够得到解决，主要取决于家庭因素，如果父母能够得到理解，则可能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此阶段的结束还需要解决“抑制”和“以父亲自居”两个过程。抑制即通过压抑解决俄狄浦斯情结；“以父亲自居”是认同父亲的行为方式，在与父亲接触中也形成了好与恶的标准，这些构成了超我的一部分。女性在此阶段表现得较为消极，她们表现出极大的感情需要，更具有依赖性。在生殖器阶段，她们会产生伊利克普情结。女孩子的恋父情结促使她进入安全状态中，成为正常女性。如果在这一阶段父母对孩子的欲望加以否定、阻断或压制，孩子的人格往往会产生固着。男性往往自负自大，对自我评价过高；女性则容易会产生虚荣心，过于看重自己的外表，还会形成强烈的男性情节，夸大自己的男性特征。
潜伏期一般从四五岁直至青春期，男孩和女孩通常但并不一定总是经历性发展的休眠期。这个潜伏期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幼年时的性活动常遭到父母的惩罚或阻止。如果父母的压制成功，儿童将压抑性本能并将心理能量转向学业、友谊、爱好及其他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此时期在儿童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人格基本上都是由此时期所决定。持续性的潜伏期通过父母亲、教师以及内心的羞耻、内疚和道德感的不断压制而得到强化。虽然在潜伏期性本能仍然存在，但是它的目的被禁止实现。这一阶段的力比多被升华了，主要表现为一些社会和文化成就。这个时期，儿童经常组成小团伙或小群体，在活动中应对力比多的过剩。
潜伏期之后，到了青春期，以性本能为目的的获得又开始恢复，于是生殖期开始了。这一时期青少年开始将力比多大量投放到某个人身上，不再指向自己，由于生理的成熟，生殖后代已然可能。再者由于全部性本能呈现完整的整体组织功能，各个本能组成的因素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具有综合功能。由于性的综合功能，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生理的成熟使他们感受到了性冲动所带来的压力，此时的性本能通过性高潮而得以满足，但这并不是直接目标。力比多开始投身于所爱的事物上，比如更有价值的目标，通过对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而减弱自己的紧张。当然性本能仍然可能被压抑、升华或以退行的方式表现出来（Jess ＆ Gregory, 2005:41）。
弗洛伊德对人格发展过程的描述基本上到生殖期为止，并没有完整地描述心理完全成熟后的特征。对于人格困境而言，Feist等根据弗洛伊德的论述提出了成熟期的概念，认为心理成熟期是指一个人以一种理想的方式通过先前的各个发展阶段后进入的阶段。但是这种心理成熟很少发生，在通过各阶段的时候往往会遭遇种种困境，从而导致人们发生神经症人格或病理障碍（Jess ＆ Gregory, 2005:41）。心理成熟的人，其心理结构平衡，他们的自我能够控制他们的本我和超我，同时又能够满足他们合理的欲求和需求。他们的本我冲动可以有意识地、诚实地表达出来而毫无愧疚或内疚的痕迹，他们的超我超越了父母的自居作用和控制而没有任何对抗，他们的理想自我是现实的，非常适合他们的自我。而心理不成熟的人，其人格困境上往往出现固着和退行的现象。
（2）内在需要
在罗杰斯、马斯洛等人看来，人格发展的动力更多来自人的需要。马斯洛把人格动力归之为缺失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于需要缺乏而导致的对需要满足的追求。这些需要按照一定的层级排列，较低水平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或至少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更高水平的需要才能成为激发个人行为的动机。较低水平的需要优先于较高水平的需要，因此必须首先被满足。按照优先顺序，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受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五个方面，这五种需要都属于意动需要，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些需要，即审美需要和认知需要，这些需要有时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是在同一维度上操作的（Jess＆Gregory, 2005:438）。但这些需要都是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基础，如果这些需要受到挫折或无法得到满足，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疾病。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不健康的需要即神经症需要，具有这类需要的人永远保持一种不健康的生活风格，对于追求自我实现毫无价值可言。神经症需要常常起一种反作用，它们是对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的补偿，它与基本需要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及时得到满足也不能促进人的健康。
罗杰斯认为，人格的动力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在他看来，这种实现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基本倾向，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改变它们的自我概念和日益提高自我指导的创造力。心理成长和心理成熟的根源来自个体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力量。每个人都把它们的经验作为事实，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种事实。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且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所有行为都与这种单一的实现倾向有关。人的实现倾向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即真诚一致、无条件积极关注和设身处地的理解。在另一位心理学家沙利文看来，人的需要是人的两种基本张力之一，另一种张力即为焦虑。在他看来，需要可以导致个体建设性的行为，但是焦虑则往往导致非建设性的或瓦解的行为（Jess ＆ Gregory, 2005:180），从而对人格进行塑造。
（3）补偿的需要
在阿德勒看来，人的行为背后的动力是追求成功或优越。他将个体人格发展的所有动因归因于单一的驱动力，即追求成功或优越。他认为所有个体自从生命开始时都有引起自卑感的生理缺陷，它驱使个体去追求优越或成功。心理不健康的人追求的是个人的优越，而心理健康的人追求的则是全人类的成功。追求优越和成功是所有动机背后的中心动力。但不管人们追求的动机是什么，每个人都受最终目标的指引。追求成功或优越是每个人的最终目标，虽然这一目标是虚构的，但它作为一个主观理想存在，对所有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统一了人格并使所有行为得到解释。
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人格化的虚构目标，人们有能力塑造自己行为的自由和创造自己人格的能力，即使婴儿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趋向成长、完善或成功的驱动力。他们由于自己的幼小和软弱，无法应对周边的环境和死亡的威胁，因此他们才会感到自卑和无能为力。为了补偿这种缺陷，儿童会建立虚构的目标，使自己长大，不断完善和强壮。个人最终目标可以减轻自卑情结所引发的痛苦并为其指出追求优越或成功的方向。如果儿童的成长被忽视或娇惯，那么他们的目标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儿童就有可能以与虚构目标没有明显关系的方式，不正当地补偿自卑情感；相反如果儿童经历了被关爱从而感受到安全，那么他们设定的目标就是有意识的并且可以被他人理解。这种目标作为个体的创造物可以有多种形式，虽然目标是缺陷的一种补偿，但它不一定就是缺陷的反应形式，个体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的成功来补偿身体缺陷所带来的自卑感。
在阿德勒看来，人格的发展过程极易出现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要了解人的行为，必须从社会背景出发，从社会层面进行考察。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处、感觉安全、实现自我价值等基本需求。他非常看重人的社会兴趣，认为人们必须在共同活动与承担责任中找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方式，这样才不会产生焦虑。人的许多问题均来自于害怕自己不被所重视的团体接受，归属感不足便会产生焦虑。对于个体来说，唯有获得归属感才有勇气去面对与处理问题。随着人的社会兴趣的发展，个体的自卑与疏离感会渐渐消失。具有社会兴趣的人一般都会将自己朝向积极健康超越的方向发展，而缺乏社会兴趣的人往往会变得消极和沮丧，很难获得生活的意义。
2．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强调外部环境对人格的塑造起决定作用，华生和斯金纳是较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环境既包括个体生存所依赖的家庭、学校，也包括大的环境背景如社会、文化与制度等。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环境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塑造作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很多，比如环境中的奖励与惩罚、人际关系、社会文化与制度等。
（1）奖励与惩罚
行为主义宣称环境是塑造人格的唯一渠道。比如华生认为，通过设置奖励与惩罚，可以增加或消退人的某些行为或想法发生的可能。他基于心理研究提出两个推论，一个推论即人的行为是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环境而习得的，环境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推论是行为的定型是由于环境的恒常性，而不是由于恒定的内在动机紧张或需要的作用。人们之所以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是由于人们有着不同外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郑希付，2007: 151）。因此，一个人在同一情况下，总是倾向于用同一行为方式去活动，对于不同的人也是这样，同一情境都有引起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性，这就是行为主义者所定义的人格。
强化是人格构成中行为部分形成的主要原因。人格形成的关键在于外界的强化作用。强化可以分成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两种，这两种强化都可以增加行为反应再发生的可能性。斯金纳认为，人格是个体行为在生活经历中受到强化所形成的行为结果的整合，是一系列由强化所形成的刺激反应的组合。人们的行为反应组合不同，形成了人格的特殊性。对于正常人格和异常人格，斯金纳认为二者本质都是相同的，异常行为只是不恰当的外部强化所导致的结果（郭利，2013）。人格正常和异常的划分，往往是基于不同文化和环境，根据一定概率分布进行的，所以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属于正常的人格，在另一个社会环境中则可能属于异常。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和霍妮也是一致的。
（2）人际关系
有学者主张塑造人格的主要因素是人际关系，典型代表是沙利文和克莱因。作为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他们的人格发展理论尤为强调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作用。沙利文认为人格是在由他人所组成的环境中形成的，人格表现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当外部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人格往往也会出现问题。他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形成。人格化有两种类型：一是对自己的人格化，二是对他人的人格化（Jess ＆Gregory, 2005:184）。人格的发展源于孩童时期对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化，当婴儿得到良好的养育和爱护时，婴儿对养育者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否则会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这两种人格化会在以后的人格发展中，演化为对他人和外界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评价（王俊秀，1997），当“坏妈妈”的人格化始终伴随着儿童时，那么儿童长大后会觉得自己处于不安全的情景中，会对外部世界形成不安全的认识和感觉，进而可能导致人格问题和障碍。英国学者克莱因的主张与此类似，她强调婴儿与妈妈关系的远近是决定人格是否良好的关键因素。
沙利文把人格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期、前青年期、青年初期和青年后期。在每个发展阶段皆会由于人际关系状况的不同而出现各种人格困境。沙利文认为，“每个人有多少种人际关系，他就有多少种人格”（沙利文，2010）。需要指出，沙利文的人际关系既包括个人与真实他人的关系，也包括个人与幻想他人的关系。个体的人格就是在人际需要的不断推动下发展的。人们的需要一旦获得满足就会暂时失去效力，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们有可能重新出现。最基本的人际需要是温柔。婴儿从最初的抚养者那里获取温柔来发展自己的温柔需要，温柔需要和其他需要不同，它至少来自于两个人的行为。温柔是人的一般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另一个人的全部幸福。
（3）社会文化与制度
新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另一类环境论者。代表人物有埃里克森、霍妮和弗洛姆等。人类学家更强调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文化对人格塑造的作用。
埃里克森非常强调社会文化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埃里克森把人格与自我联系起来，认为自我的发展也可以看成人格的发展。他尤为重视自我同一性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健康的自我必须保持同一性，如果无法获得良好的同一性就会导致同一性混乱或角色混乱。人格在其发展过程中按照出现的危机不同可以划分为八个阶段，分别为婴儿期、儿童早期、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期和老年期。每个人都会经历这八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格危机，能否有效应对这些危机对人格发展至关重要（Burger, 2011: 66－69）。
霍妮认为，社会文化的矛盾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是神经症形成的决定因素。她认为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其本质是社会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经受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与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都因为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神经症不可避免地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她看来，所谓神经症病人，实际上只是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那么正常的人。但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欣慰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为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霍妮，2011b: 4）。她分析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竞争与仁爱之间的矛盾、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之间的矛盾、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以及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之间的矛盾（霍妮，2011b: 6），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从而造成人格异常。
人类学同样看重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如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初布兰人的梦进行研究发现，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因素。卡丁纳也认为社会文化与人格是相互作用的，他强调文化因素特别是初级制度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正是这种制度通过影响儿童的早期经验而塑造了基本的人格结构。次级制度是基本人格结构的投射物，反映的是人的行为、态度对社会文化的反作用。初级制度、基本人格结构、次级制度三者的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人的人格（钟年，1996）。
3．心理动力论
心理动力论对于人格发展和人格困境的解读有其独到之处，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看重自身的心理因素对人格塑造的决定作用，更多认为人格困境产生于个人对自己和外界环境的自我构建和选择。代表学者主要有荣格、凯利、米歇尔和阿尔波特等。
在荣格的人格理论中，人格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不仅构成要素复杂，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复杂的。荣格所说的人格即精神，而精神包括人的所有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在荣格看来，人生来就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个体的人格发展即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这种固有的人格，使其更加多样化，更为连贯和和谐，而分散的、冲突的人格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态人格。人格发展问题的关键是个性化，个性化过程出现后，人的超越功能就会出现并开始发挥效力。超越功能是一种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对人格中的对立和冲突趋向于统一、完善和整合（荣格，2011: 75）。人格发展不仅受到过去事件的塑造，而且因个人精神发展而发展。人格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我们过去与现在是怎样的人，另一种是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人。我们选择成为怎样的人，便会将人格塑造成何种样子。充分分化了的、平衡和统一的人格是其所推崇的人格发展目标，这一水平常人很难达到，即便如此，但却是人格自我实现的努力方向。
凯利强调认知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性，他的认知侧重于个人的认知构建，他将之称为个人构念。凯利认为，人的活动都是通过他所预测事物的结构来进行指导的，个人的人格就是个人的构念系统，构念系统是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思想观点或看法（李文虎，2011）。当个体的构念出现不合理的情况时，个人构念系统会停滞和倒退，阻碍人格的发展。
米歇尔从人的认知和情感系统解释人格。在他的理论中，个人的信念、价值观、目标、认知和情感，与那些倾向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是情境和人格特质相互决定的结果（Jess ＆ Gregory, 2005:307），最终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遇到的事件与个体“认知—情感”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认知—情感”单元中的心理表象主要有五类：编码、情感、目标与价值、能力和自我调节计划。在这个认知模式中，每个人有一套独特的心理表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人的个人倾向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某种情境对行为产生的影响，人的行为并不是由综合个人特质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对自己的知觉所决定的。
阿尔波特同样强调个体的自我选择即个体主观能动性对行为的影响，这种主观能动性是个体从事某一活动的主要原因。阿尔波特认为，一个人寻求某种目标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奖励、强化和童年经验等。他指出，过去那些动机中，只有现在还存在的才能解释人的行为，只有由机能自主控制的行为才是人的根本行为特征。人格深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与人们的认知状况有密切关系。人们的愿望、价值观、计划等都影响人格形成。
4．综合动力论
把人格形成和动力因素归于先天本能、外部环境和主观动机等，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因此有些学者将众多理论合理的方面综合起来，产生了新的解释性更强的人格理论。目前影响最大的综合动力理论主要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人格主要是个人、行为、环境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他强调在获得和保持某种行为中人的认知过程，社会学习原则和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结合。他认为，人能自我调节、预见未来、自我反省和自我组织，他们都有影响自己行动的力量，以获得所期望的结果。人的动因并不意味着，人拥有一个代理人做出与他们的自我看法一致的决定。人格发展的动因是一种为了达到预期结果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利用和影响环境的过程。他认为人格发展的动因有四种核心特征：意图、预想、自动适应和自我反省。由于强调社会学习、环境因素、个人认知因素的相互作用，他的理论和主张与其他学者有很大不同。在班杜拉看来，人的社会行为的习得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现实生活中重要人物来完成的。人们观察学习的过程都是在个体、环境和行为三者相互作用下发生的，三者对儿童行为塑造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行为的性质，行为和环境通过特定的组织是可以改变的。
个人人格的塑造也是个人通过社会学习，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形成自我效能感的过程。比如观察学习可以解释人的诸多不良行为，班杜拉认为，不良行为是学习机能障碍所导致的，这种不良行为或者是通过观察学习而被不良榜样影响，或者受直接经验的影响，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二者的交互影响。个体由于观察学习形成了不适当的预期、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进而发展出不良的自我评价，这就产生了班杜拉所说的低自我效能感，其使个体不能完成必要的工作或应对所处的情境。另外，攻击行为在班杜拉看来是通过观察学习和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获得的，通过观察学习获得侵犯行为，对个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功能价值。同理，人的恐惧症和抑郁症发病原理基本上也都是人、环境和行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人格困境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基本遵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但也有创新。国内对人格进行研究的学者如黄希庭、王登峰等，他们认为人格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客观地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心理与行为，揭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和人格发展规律。由此国内各学科对人格问题进行了较多中国化的研究，如在心理学上，黄希庭对人格的时间维度研究已然超出了西方心理学的传统。王登峰等人对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理论的构建，也不同于国外的大五人格理论。在政治学上，张耀灿、陈秉公等都对政治人格进行过论述，如陈秉公（2013）提出了国民人格的层次论，他用“主体人类学”的“人格结构”分析国民人格，区分国民人格的层次，从而发现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存在四个层次，分别是杰出人格、完全人格、缺失人格和蒙昧人格。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古代人格、转型期人格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格等。目前关于大学生人格的研究较多，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将研究角度放在了大学生人格困境方面，认为当前大学生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人格。按照研究的主题和内容进行梳理，可以把当前大学生人格困境的研究划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人格与不良行为关系研究
大学生人格与不良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目前关于大学生人格与不良行为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人格与适应不良、大学生人格与学习困难、大学生人格与伤害事故、大学生人格与网络成瘾等几个方面。陈博（2009）通过对410名大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和神经质以及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中的缺陷、羞耻和情感剥夺图式，对人际关系困扰有显著预测作用。董增云（2007）分析了学校适应、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人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大学生学校适应总分及各维度与人格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性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人格状况对大学生学校适应和社会支持均有预测作用。闫莉娜（2011）考察了大学生人格与大学生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人格中的活跃、坚韧、随和因子分别与社会适应各因子及总分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还有研究者运用大五人格问卷、16PF问卷等考察了新生适应、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基本与上述研究一致，即人格特质或人格特征与大学生适应之间的关系呈现显著相关。
在大学生人格与学习困难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人格与学习成绩、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上。有研究者认为人格特质与学业成绩呈现显著相关，对学业成绩均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存在某些人格方面的问题（万成利，2013）。张晓妍（2013）通过对大学生英语成绩研究来分析人格与学习焦虑之间的关系，发现人格中的情绪性因素以及负性恐惧评价对学习焦虑和英语成绩有显著影响，低分组学生比高分组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交际畏惧和考试焦虑，其性格维度与交际畏惧及负评价恐惧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郭彩琴（2009）研究了大学生人格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发现人格特质与学习倦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可以通过人格预测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关于大学生人格与伤害行为的研究不是很多，相关研究集中在大学生人格与攻击行为、自杀、伤害他人之间关系上。胡月华（2008）探讨了大学生人格特质对外部攻击、关系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认为人格特质的神经质、精神质可以预测外部攻击行为和关系攻击行为，如果个体的个性是常常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情绪起伏较大，那么他们一般有更多的关系攻击行为；如果个体的个性是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缺乏同情心、感觉迟钝、与他人不能友好相处、固执倔强、喜欢寻衅，那么他们有更多的关系攻击行为。另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攻击行为的发生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有攻击行为学生的人格特征表现为高精神质、高神经质（王俊，2006）。路翰娜等（2012）对青少年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进行研究，发现青少年违法者的攻击行为与全国常模在EPQ四项指标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有攻击行为的男性青少年多有人格的偏离，其中以冲动和稳定性差最为突出。
而对大学生人格状况与自杀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体现在自杀意念与人格特质之间的研究上。刘贵浩等（2010）研究了大学生自杀倾向与D型人格之间的关系，报告称大学生自杀倾向报告率为4.8%，大学生D型人格个体中有自杀倾向者占15.15%, D型人格增加了自杀倾向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D型人格的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预防自杀倾向的发生。刘国华、张桂英（2013）对超过6000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研究，认为有自杀意念者与无自杀意念者之间的人格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自杀意念受其人格因素的影响，其中神经质对自杀意念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宜人性和外倾性对自杀意念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李艳兰（2011）对大学生A型人格与自杀信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受A型人格及防御方式的影响。还有研究者考察了大学生自杀信念、自杀态度、自杀可能与人格中的核心自我评价、各种人格特征、人格因素或人格障碍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等之间的关系，皆发现大学生人格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大学生不良行为中，有一种行为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那就是大学生的网络成瘾问题。网络成瘾研究集中在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关系上，一般认为具有不良人格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行为。台湾学者王智宏（2013）认为，由于网络的吸引力和现实生活的推力，导致网络成瘾者甚众，网络成瘾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怎样人格特质的人容易成瘾，以及怎样有效地通过人格培养改掉成瘾，是当前学者关心的问题。李霞（2008）对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状况和人格特质进行大样本测查发现，二者之间关系呈现高度正相关。王军（2008）通过专业量表研究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格与网络成瘾倾向的关系，发现网络成瘾大学生人格中的活跃、坚韧、严谨、利他、随和五个维度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2．大学生神经症、心境障碍与人格障碍研究
人格障碍、心境障碍与神经症已经具有临床意义。人格障碍与其他精神疾病、行为问题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关系密切。人格障碍可能作为一种病前人格素质助长某些精神疾病的产生（翟书涛、杨德森，1998: 171～212）。研究发现，人格障碍患者犯罪率比正常人高出数倍，罪犯中的1/3左右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尤其是惯犯、重犯中人格障碍者比率更高（杨德森，1998: 151～152）。目前国外人格障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格障碍的病因学研究、早期经历与人格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个体功能不良认知与人格障碍关系的研究，以及人格障碍的药物和心理治疗等几个方面，国内的人格障碍研究主要集中在诊断和评估工具的介绍和引入、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人格障碍筛查和人格障碍的相关心理社会风险因素研究等（凌辉等，2014）。凌辉、黄希庭（2008）等采用PDQ－4+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学生人格障碍不同类型的阳性检出率在1.2% ～27.6%；刘秀芬（2000）运用PDQ－R和国际人格障碍检查表对大学生进行临床诊断，结果发现人格障碍总患病率为2.5%。傅文青等（2008）采用PDQ+4作为筛查工具，筛查阳性者再以PDI－IV进行诊断性晤谈，结果显示符合B群人格障碍的总患病率为1.21%。杨雅婕等（2010）编制了大学生人格障碍问卷并进行了理论探讨。但对一半以上的人格障碍，我们是缺乏关于它们发展过程的相关知识的（Barlow ＆ Du-rand, 2006: 474）。
心境障碍主要是心境高涨或低落为基本临床表现的精神疾病，往往伴有思维和行为改变，一般会有反复发作的倾向，在间歇期症状则获得基本缓解，包括双相障碍、躁狂症和抑郁症等几个类型。关于心境障碍的研究以抑郁症的研究居多。魏义梅（2007）通过调查发现，有50%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4.4%、13.4%和3.2%；大三学生的生活空虚感、失望感、绝望感以及大一学生的忧郁心境问题较为突出，并认为抑郁与大学生人格有密切关系。姚树桥等（2009）用追踪方法研究了神经质人格对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的调节作用，发现与低神经质大学生相比，随着日常应激水平的升高，高神经质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上升速度更快，从而认为神经质在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张斌（2012）研究了大学生完美主义人格特质与抑郁的关系，发现适应不良完美主义与焦虑、抑郁等消极心理指标正相关；而适应完美主义与焦虑、抑郁等消极心理指标不相关，适应不良完美主义中的差异性、社会决定的完美主义因子能显著的正向预测抑郁水平。其他研究也都证实人格因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良人格可以预测抑郁的可能性。关于躁狂发作或躁狂症的研究则少得多，一般认为躁狂发作年龄在20～30岁，比例大概占人群比例的1% ～2%，往往与抑郁相伴发作（江开达，2005）。我国目前关于大学生躁狂的心理研究几乎没有，只在精神病学对躁狂有一些论述。
大学生神经症性障碍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因此有关研究相对较多。神经症性障碍种类繁多，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类型。神经症症状复杂多样，其典型体验是患者感到不能控制的自认为应该加以控制的心理活动，通常会妨碍人的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高成阁等（2005）采用大五人格问卷及人格诊断问卷（PDQ+ 4）对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神经质维度得分明显高于正常组，外向性维度得分明显低于正常组。马文有等（2006）运用内在－外在控制量表（I－E）和成人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焦虑症患者心理控制源及人格的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焦虑症患者有较高的内控性，在人格上具有高神经质和高精神质人格特点。刘灏（2010）对强迫性障碍诊断标准的强迫症患者与正常对照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进行测评，认为强迫症患者具有内向、神经质、精神质的个性特征。诸多研究皆认为神经症性障碍与人格密不可分，甚至认为神经症性是一种专门的人格，称为神经症性人格（霍妮，2011b）。
3．大学生道德人格困境的研究
道德人格是人格概念的一个子集，是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人格。一般认为，道德人格更多涉及伦理学范畴，与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存在诸多交集。道德人格研究领域与美德伦理学近来交汇于社会心理学。道德人格研究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即“结构－过程”维度与“观察者－行动者”维度。这两个维度区分出四种研究范式，即道德原型范式、道德榜样范式、道德信息加工范式和美德民众概念范式。这四种范式发现，无论是结构或者动力，道德人格都有其独特性。人们的道德人格，甚至整个人格观都有待于整合，并需要解决特质与情境、结构与动力、理性与直觉、描述与规范等理论问题（彭凯平等，2013）。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自我同一性是道德人格发展的核心。自我的同一性在个体道德领域中的作用在于，在时间纬度上，能将道德自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道德自我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和稳定性；在空间纬度上，能将理想道德自我、现实道德自我贯通起来，使道德自我的形象具有内在的协调性和整合性。在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过程中，由于自我同一性的危机会发展出双重道德人格、否定自我型道德人格、反社会型道德人格和依附型道德人格等几种形态（马向真，2006）。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法治与德治理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等，都对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不断更新和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也会产生一般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比如国内外种种复杂的原因致使旧道德意识形态的崩解，产生了道德权威和道德理想失落的社会心理；社会转型导致道德规范系统与现实脱节或规范失效；新推行和形成的道德系统，也会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使大学生在道德人格发展过程中呈现许多消极和混乱方面，导致大学生出现一定程度的道德困境。张千（2011）根据调查认为，当前大学生道德人格困境主要有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出现较大反差、道德情感冷漠、道德价值趋向功利、道德主体性地位缺失。
4．特殊群体大学生人格困境研究
目前有较多研究涉及了特殊群体大学生的人格问题或困境，主要集中在单亲学生、贫困学生、独生子女学生、学生党员、少数民族学生、师范类学生、工科类学生的人格问题或困境上。关于单亲学生的人格问题，一般认为单亲因素对大学生的人格特点造成了不良影响，对女生人格的影响作用更大（王挺、沈永健，2010），单亲家庭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和道德教育与正常家庭中的青少年比起来有着明显的差距，其状况令人担忧。刘秀芬（2000）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大学生人格障碍患病率是双亲家庭大学生的5.9倍；赵可军（2004）调查发现单亲家庭的学生中有严重心理问题和可能有心理问题的占所有单亲家庭学生的81.25%；刘媛等（2009）的研究也显示，单亲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不良，单亲大学生相对内向，在人格上神经质维度高，家庭内和家庭外的社会支持度水平低。
贫困大学生的人格教育也将成为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孔德生（2004）对不同高校的1650名大学生中的贫困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贫困生人格主要特征是自卑和成就动机强；其他人格特征是焦虑、内向、敢为性低、兴奋性低、幻想性低、恃强性低、怀疑性低、世故性低、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自律性较强、新环境中的成长能力较强。他把贫困生分为自信型、挣扎型、中间型和不安型四种类型，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挣扎型和不安型的贫困生。挣扎型贫困生往往紧张忧虑，心态失衡；不安型贫困生的特点是情绪不够稳定，内心较为紧张忧虑（孔德生，2005）。其他研究基本上与此相一致，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相比较，两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差异显著，家境贫困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要比非贫困大学生低，人格健全状况也相对较差（孙配君，2014）。对贫困女大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贫困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女大学生，他们的社会支持状况也明显低于非贫困女大学生（雷玉林，2008）。
其他群体如独生子女、少数民族、不同身份特征大学生的人格困境也是大学生人格研究的热点。比如针对独生子女的研究，张三萍（2002）对超过1000名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呈现智力水平高、创造力低，亲和需要强、交际能力差，自我悦纳程度高、悦纳他人程度低，独立意识强、独立能力差，行为好强、耐挫力低，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相背离的人格特征，表现出优点和缺点交织并存的人格现状。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格问题或困境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成人普遍表现为乐观、开朗、热情、随和，存在的人格问题不是很多（邵二辉，2011），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也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男生具有现实性特征，女生具有幻想性特征（胡发稳等，2006）。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师范生、法学专业、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格特点，由于不具有普遍人格意义，这里不做赘述。
（三）国内已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1．在人格问题研究方面呈现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
从以上对大学生人格特点和问题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大学生人格特点和问题的研究已经呈现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个学科皆从自身学科出发，探讨了大学生人格的不同特征、问题和对策。精神病学更多探讨的是大学生人格困境中的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发病率、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大学生人格特征状况，包括不同群体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和问题；社会学、教育学一般是论述了大学生人格问题产生的社会、家庭和学校原因，根据这些原因提出相应的教育引导对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注的是大学生道德人格问题，对大学生道德人格困境、道德人格发展和培育进行探讨。这些学科对大学生人格困境的探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大学生人格的种种问题，一般研究都认为目前在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种种与人格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研究者看来，多是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比如大学生人际交往、不良行为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大学生人格状况的研究，可以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可贵的资料。
2．研究方法多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为主
当前对大学生人格问题的探讨，更多的是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方式进行的。这些调查研究一般着眼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然后探讨这些问题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或者就大学生人格特征和人格状况开展一系列调研活动。调查取样人数多则数千人，少则数十人。调查方法一般都是随机分层取样。在统计方法上一般以描述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因素分析为主，重在揭示大学生人格问题或特征的一般特点、不同人口学背景的人格差异状况，一般认为，不同人口学背景的大学生其人格多多少少有所差异；或是以大学生人格为线索，探讨不同大学生人格状态或人格特征对某一行为或心理机制的影响，发现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其问题表现各不相同，大学生人格状况与某些行为和心理特征存在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等。通过仔细分析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这些调查研究所采取的调查问卷，以经典的人格测量问卷为主，比如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卡特尔16PF人格问卷、大五人格问卷（NEO）和人格诊断问卷（PDQ4 +）等，辅之以其他相关的要考察的特征的问卷，如心理健康问卷、情绪量表、家庭功能量表等。这些人格问卷广泛流行也为广大研究者所普遍采用，这些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也使大学生人格困境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但这些人格问卷调查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很难对人格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多是对群体人格特征进行描述，难以对测量结果进行解释。另外对大学生人格状况采取横断研究较多，追踪研究较少。
对大学生人格问题或人格困境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对大学生人格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梳理方面。也许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实证或调查研究来说，大学生人格困境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构思相对较为困难。这些理论探讨更多地引用某一流派，如精神分析、社会学习、认知行为、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的某些观点对所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还有些分析则是从自身认识和经验出发进行的归纳整理。自从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派以来，对人格问题能否论述清楚和合理，成了考验一个理论流派是否成功的试金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理论创新和发展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人格问题的论述每一流派都已经基本成型。所以仅运用某一流派的某一观点对人格这一宏大的问题进行分析必然是存在不妥之处的。
3．当前对大学生人格困境研究的不足之处
人格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的概念，它包含人的外在行为模式和内在心理特征两个方面。人格其实与所有心理特征和行为都是密切相关联的，如动机、需要、气质、性格、思维模式、认知等，从这一角度看，人的所有心理和行为问题多多少少都与人格问题相关。目前大学生人格困境表现在行为和心理的方方面面，人格困境造成了学业、适应、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困境，严重者甚至会发展成人格障碍，甚至会出现自杀及伤害他人的行为。通过以上对相关研究的梳理，虽然对大学生人格问题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存在。
首先，对大学生人格问题、人格困境、人格障碍、人格特征等诸多研究，在理论基础上基本都是人格特质论取向。目前特质理论比较盛行，比如艾森克人格理论、大五人格、卡特尔16PF人格、九型人格等，基本上都是人格特质论。特质论多用特质构型来解释人的差异，但很多时候在解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方面效力稍显不足。从对大学生人格困境研究的综述中可以看到，人格特质取向的研究方法多用来描述群体的人格差异，但在解释这些差异的原因时，又多从其他因素入手，比如性别、独生与否、经济情况、家庭环境等。人格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诸多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各有其特点和解释力，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较人格特质论更为深刻，但可惜的是在当前对大学生人格问题和人格困境的研究中，不论是理论研究探讨还是实践研究都相对较少。
其次，对大学生人格困境或问题的交叉研究较少。人格困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因素，又有家庭、社会和时代因素，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有时候是缺少宏观视角的，但是仅从哲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又难以从细节和微观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细致的解释。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大学生人格困境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是一个受到多因素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每个因素都可能对大学生人格困境的产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复杂程度有时候很难通过诸如因素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描绘清楚，诸多量化手段在描绘如此复杂的过程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大学生人格困境中的较为严重的神经症性障碍为例，神经症性障碍的发病原因极其复杂，一般没有相应的器质性病变基础，更多与心理社会因素相关（江开达，2005），包括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等神经症性障碍，其心理社会因素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则要从新精神分析理论去分析，但如何对个体发挥作用，则更多与精神分析有关；但社会因素包括哪些，如何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这些社会因素会对个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则与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有关，描述诸多社会心理因素对个体如何产生作用及作用的大小，则又需要借助于心理测量学的手段。
最后，对大学生人格缺少从发展角度进行宏观审视和整体思考，有时无法解答大学生群体中的诸多矛盾与困惑。人格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诸多人格理论家对人格发展阶段进行过论述，这些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大学生人格及其人格困境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荣格、埃里克森、卢文格、霍妮、弗洛姆等都曾经提出过相应的人格理论，但人格发展和人格塑造的应然目标是怎样的，人格教育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则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和哲学家的论断中进行思考，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人的思想，康德、黑格尔等人关于人格的论述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当然地以为人格只是一个纯心理学的概念，其实是有失之偏颇的。还有其他学科的诸多学者都曾经论述过人格或人格困境，这些思想对于从宏观和整理去理解人格，从更深层本质揭示人格发展的规律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只是目前的研究中，多是人格的片面化研究，缺少对人格从发展角度进行顶层架构与设计，关于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则更少了。大学生群体的诸多问题表现，仔细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存在较多人格的问题。但这方面的探讨明显较少，很少有人从人格理论层面对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