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吕氏家族的家学传统及其对吕祖谦文献学的影响

一 经史并重、史学最著

钱穆曾说：“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在家族之学中，经学是其根基。吕氏家族学术中，经学传统也是源远流长。

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及第，吕夷简等也都是通过科举入仕。当时科举重帖经、墨义，儒家经典及汉唐注疏就是士子必修的功课，科举入仕者必定是其中的佼佼者，吕夷简甚至被视作“以儒学起家”，故而吕氏先祖在当时经史素养应属较高水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家族虽然并未在经史之学方面展开专门的学术研究，但强调切于实用，注重古今盛衰之变等特点已经显露出来。吕夷简“敷经上前，导以典学，每奏事之间辄引经史”，吕公绰“四典太常，尤明于礼学”，吕公弼“暇则读书，究观古今治乱之要”，都说明重经史是吕氏家学传统中一个突出的特质。

自吕公著始，吕氏家学逐渐形成，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入仕后，以经史之学用于现实，切于实用。比如在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劝勉君王要“返身修德”。讲到“学而时习之”一句，论述曰：“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根据学者的钩沉梳理，吕公著对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孝经》、《孟子》等儒家经典及汉唐史书都非常熟悉，日常奏章中时时引述并据以立论言说。

吕公著与当世学者交往深厚，其子吕希哲得以转益多师，学于焦千之、胡瑗、孙复、二程等人。吕希哲论学以儒学为宗，对于《大学》、《论语》、《孟子》、《周易》造诣颇深，有解《孟子》、《论语》之书为《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书著录。“其读经书，平直简要，不为辞说，以知言为先，自得为本，躬行为实，不尚虚言，不为异行”，体现出吕氏家学学术化的转折，但又保留了其注重实践、不尚虚言的特点。

吕本中是吕祖谦的伯祖，是吕祖谦之前吕氏家族中学问最为广博的学者。他兼通诸经，尤其是《春秋》学，朱熹有较高评价：“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春秋集解》一书“经学深邃”，尤其对于其《紫微杂说》评价甚高：“其书分条胪列，于六经疑义，诸史事迹，皆有所辨论，往往醇实可取。如谓经书‘致’字有取之义，又有纳之义，先儒但以至极立解为未尽。……其他大抵平正通达，切中理道之言，非诸家说部所能方驾。”

吕氏家族中，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世为相，多次参与朝廷修史，其他如吕希哲、吕本中等也多次任史职。吕氏家族与官方修史的渊源颇深，当然也会积累形成丰富的史学传统。出身世家大族，素习经史，政治、社会地位高，交接朝野闻人，又有丰富的文献典藏，在史学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宋代史馆，如国史院、实录院等，多以宰相领之。吕蒙正，历任太宗、真宗朝宰相，端拱元年拜相，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吕夷简，于仁宗天圣五年修国史。天圣七年拜相，不久加吏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庆历三年，授司徒，监修国史。天圣五年王曾上书建议：“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明道二年，监修国史吕夷简上《三朝宝训》三十卷，即为此书，《宋史·艺文志》有著录。另外，《宋史·艺文志》还著录《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皆作一百五十卷），吕夷简等撰。《郡斋读书志》卷五评价说：“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大半，事核文赡，褒贬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虽然《三朝国史》成于众手，历王旦、王曾诸相，但吕夷简为最后监修者，居功不少。

吕公绰，为吕夷简长子。曾与修《崇文总目》。“四典太常，尤明于礼学，自三代沿革，国朝典章之盛，靡不该达。”

吕公弼，吕夷简次子。仁宗明道二年，积迁直史馆。范镇《吕惠穆公公弼神道碑》曰：“家居未尝喜怒，暇则读书，究观古今治乱之要，而不为章句之学。故所至有治功。”

吕公著，吕夷简三子。神宗熙宁二年，以翰林学士与修《英宗实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十卷。哲宗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

吕希哲，吕公著长子。有《吕氏杂记》，“所记旧闻，朝廷掌故，多可与史传相参考”。又有《岁时杂记》，陆游跋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

吕希纯，吕公著三子。哲宗亲政，拜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时人推崇其家学深厚，文史俱有功底，“以尔德义之训，克承厥家。文史之学，自进以道。儒林推其强博，礼官服其辩论。一代之典，既有撰述之劳，右史之华，是为褒擢之渐”。

吕广问，吕公雅之孙。南宋孝宗在位期间，曾兼同修国史。

吕本中，吕好问之子。徽宗宣和六年，除枢密院编修官。高宗绍兴八年，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兼史馆修撰。

吕氏家族绵延近十代的修史传统与史官经历，使其家学打上了深深的史学烙印。

吕祖谦《东莱公家传》说：“盖其自正献公而上，勋德行治皆在太史氏。”吕氏家族的学术重心，一直是史学，而观史书以见盛衰之迹，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吕氏家族自来就有的意识。吕本中也曾说道：“《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识’者，识其是非也，识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吕祖谦文献学的基本思路，《大事记》明确说《解题》之作，目的“非事杂博，求新语，出于人之所不知”，而是畜德致用，虽然“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不能保证受学者皆能如此，却是根本宗旨所在。所谓“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就是特别注重考察历史、学习前贤以求其实用践行，从历史盛衰大势中总结出规律以成治国经世之用。

吕氏作为世家大族的最大特点就是醇厚包容，史学固然是家族学术的主要特点，但对经学、诸子、文章，也不偏废。吕祖谦也是一样，为学路径较为宽广，兼容并蓄、泛观广接，学问不拘泥于经、史、子、集之藩篱，有经史贯通、文史融合之倾向。在吕祖谦的这种融合中，经学是基础，史学是其根本路径。吕祖谦编著的史部文献中，往往摘引经典，以经典表述表明宗旨，如《大事记·通释》和《历代制度详说》，都是如此；而其经部文献中，也有《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这样经史并重的著作。

吕祖谦文献学的方法路径，部分也来自于家学传统。

《宋元学案》卷二十三《荥阳学案》引《吕氏杂记》数条，如“子产有数事失君子气象”，“张良说汉祖诈秦卒，大不类平日所为”，等等。以及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引《童蒙训》：“齐晏子纳邑，卫公孙免余辞邑，郑子张归邑，此古人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处乱世自全之道。”可以看出吕氏家学中注重史学细节，点评史事以求蓄德致用，是自觉承续的传统，对吕祖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大事记》之《解题》部分的史事考辨、人物评点，其方法与路径的源头可能即在于此。

《紫微杂说》中也有很多评述史事的文字，如：“陶侃、温峤之讨苏峻，湘州刺史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及峻平，陶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温公以为卞之罪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温公之言，固正论也，然未知王导之意，盖有所在，导意以为晋室衰微已甚，又前此无积仁累德之效，若一一行法用刑，则离心更甚，危亡必及，如人元气不固而又以峻药理病，岂不殆哉？凡导之辅晋，盖得子产治郑之意，多委曲迁就，以求合人心者，未可以常理论也。王右军与殷浩言中兴之业，以道胜宽和为本。又顾和劝王导，明公为政，当使网漏吞舟之鱼。此皆深达当时治体，王导能慎守之，以辅衰晋，非后人所能详也。”此处与吕祖谦《大事记》、《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等书中的评点文字，以及《东莱博议》等史评文字，风格、思路、为文路径都非常相似。所谓“治体”云云，也是吕祖谦曾特别标明的：“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

另外，吕本中曾撰《春秋集解》，这种集解体的撰述方式应该会对吕祖谦撰《吕氏家塾读诗记》产生影响。吕本中所编《童蒙训》，是“家塾训课之本”，吕祖谦编《少仪外传》，也是为“训课幼学而设”，无论从编纂的宗旨和意图还是具体材料的摘录来看，《少仪外传》可能都直接受到《童蒙训》的影响。

二 博闻广问、不名一师

吕氏家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广泛影响与较高地位，使得家族与当世闻人的交游极为广泛，形成了其家学博闻广问、不名一师的特点。

吕氏家族自吕公著始，即在文化、学术上展现影响力。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其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苏颂称其“文章识度，诸儒所宗，议论风采，中外推服”。陈襄称其“道德醇明，学有原本”。吕公著是吕氏家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政治上继承吕蒙正、吕夷简开创的局面，再为宰相，成就吕氏官僚世家大族的地位。同时，他与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关系很近，与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邵雍等理学诸子的交往也很密切，奠定了吕氏家族在宋代学术、文化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熙宁初，吕公著与赵抃曾推荐周敦颐，周敦颐感谢吕公著说：“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熙宁中，吕公著与富弼、司马光等退居洛中，时与邵雍相从游，为邵购置园宅“安乐窝”，命三子吕希哲、吕希绩、吕希纯皆师事之。

熙宁初年，程颢因吕公著所荐而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因反对王安石新法，皆被贬职出京。两人多有诗文往来，并在洛阳有聚会酬唱。对程颐，吕公著也于英宗治平三年推荐其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使在朝廷，必为国器”。哲宗初年，又与司马光一起推荐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不久任秘书省校书郎，擢崇政殿说书。

熙宁中，吕公著因敬佩张载有古学而推荐其任崇文院校书。

吕希哲是吕氏家族学术传统的进一步开创者，他曾说：“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逐渐奠定转益多师的家族传统。吕希哲最初师从焦千之，督学甚严。二十一岁入太学，先从胡瑗学，后从孙复、石介、李觏、王安石等学。他与北宋中期的理学家也有深厚交谊。在太学时，拜程颐为师。亦与程颢兄弟、张载、孙觉、李常等游。所谓出入理学诸子之间，泛观广接，以成自家之学。吕氏家学博学广问的特点，是从吕希哲开始奠定的。时人对吕希哲的评价很高，程颐曾说：“一意正道者实在原明子。”晁说之称赞吕希哲“讲学最明”。吕本中《师友杂记》记载：“程门学子如谢显道、杨中立，亦皆以师礼事荥阳公。”

吕本中也是转益多师，从学杨时、游酢、尹焞，学术渊源以尹焞所传程学为本，但又广学其他各家学问。“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吕氏家族博学广问、不名一师的家学传统，造就了其学术上泛观广接、兼容并蓄的特点。

对于吕祖谦来说，他继承家族传统，转益多师，先后受学于刘勉之、张九成、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奠定了他早期的学问路径。

据《宋元学案》卷四十三《刘胡诸儒学案》，吕祖谦是刘勉之门人，但受学时间、地点都不可考。徐儒宗《婺学之宗——吕祖谦传》认为刘勉之是吕祖谦的启蒙老师，是从年龄上推测的。刘勉之卒于绍兴十九年，当时吕祖谦十三岁。考《宋史》卷四百五十九《隐逸传》，绍兴间，时任中书舍人的吕本中疏刘勉之行义志业以闻，特召诣阙。后刘勉之不与秦桧相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至，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号曰白水先生。吕祖谦受学，即可能在刘勉之病归杜门的最后几年，当时尚年幼，“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所获必多，但如徐儒宗所言，刘氏上承二程，兼取张载，辗转问学于谯定、刘安世、杨龟山，并将众多理学大师思想传授于吕祖谦，且在诗文方面影响巨大，则是揣测多过实证。

陈傅良《跋陈求仁所藏张无垢帖》说：“余尝闻吕伯恭父云：‘某从无垢学最久，见知爱最深，至今亡矣。念无以报，独时时戒学者，无徒诵世所行《论语解》，以为无垢之学尽在是也。’始余以伯恭父有为言之也，今见求仁先大夫与往还书说《论语》事甚悉，盖《雍也》以前无垢已恨早出，余所著未尝示人。无垢无多著书，而《论语解》要非成书，学者但尊信之，以此窥见无垢，宜伯恭云尔也。”刘玉敏推断，吕祖谦受学张九成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八年四月至二十九年六月（张九成卒）之间，但时间如此短暂，与吕祖谦“某从无垢学最久，见知爱最深”之语颇有矛盾之处。

吕祖谦《祭林宗丞文》曰：“某未冠，缀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独出于千百人之右。”自言问学于林之奇，《宋元学案》说：“三山之门，当时极盛，及门尝数百人，今其弟子多无可考者，而吕成公其出蓝者也。”时吕祖谦十九岁，父亲吕大器任福建提刑司干官，他得以跟随林之奇问学。次年，应考福建转运司进士，因中首选到京城，当时林之奇任秘书省正字。这一段时间，吕祖谦与林之奇问学交往甚密。林之奇在学术上对吕祖谦的影响很大，林有《尚书全解》四十卷，“颇多异说。如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皆未尝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异同，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其孙畊《后序》称：“脱稿之初，为门人吕祖谦持去，诸生传录，仅十得二三。书肆急于锓梓，遂讹以传讹。至淳祐辛丑，畊从陈元凤得宇文氏所传《书说拾遗》手稿一册，乃《康诰》至《君陈》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诰》以下皆伪续。”另外，吕祖谦有《书说》，今传本三十五卷，门人时澜整理增修而成。吕氏原本并非完书，据赵希弁《读书附志》说：“自《洛诰》至《秦誓》，凡一十七篇。”而按照朱熹、王应麟等人的说法，吕祖谦《书说》为续其师林之奇书而作，但吕祖谦弟弟及弟子的记载中并未涉及此说，各执一端，我们将在下章做详细考辨。但无论如何，吕祖谦《尚书》之学应该是受到林之奇影响的。

吕祖谦受学汪应辰很早，交往时间亦久，吕祖谦自称是“亲承二纪中。论交从父祖，受教自儿童”。据吕乔年所编《年谱》载，时在绍兴三十年，吕大器任岳州通判，吕祖谦随侍。是时汪应辰为秘书少监，胡宪为秘书省正字，吕祖谦皆从之游。吕祖谦妻弟韩淲说：“汪圣锡内翰曾接吕舍人讲论，最为平正，有任重之意，伯恭得于汪为多。”从其受学，吕氏也曾自言收获颇大：“近造函丈，非惟积年依向之诚，得以开释，而旬日获听教诲，警省启发，周浃笃至，敬当服膺戴佩，不敢废忘。”吕祖谦《与周子充书》提到汪应辰时说：“其辞翰隽发，多识典故。”可见汪应辰与吕氏学术路径颇为相近。淳熙三年，汪应辰去世，吕祖谦前往三衢哭拜，喟叹“典刑文献于是尽矣”，并有《祭文》推崇汪应辰对于当时文化学术之影响。吕祖谦与汪应辰书信往还见于文集者有十六封，皆系以年月，并置诸书牍之首，可见对汪应辰尊崇敬戴之意。

胡宪为胡安国侄子，从其学《春秋》，又从程门再传谯定学《易》，经学对吕祖谦有影响。实际上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胡宪对吕祖谦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他教授弟子的做法，“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黏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吕祖谦后来编集《少仪外传》、《阃范》等书，都是采择前人嘉言懿行以教士子、幼学，做法上可能也受到胡宪的启发。胡宪为人，“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这对吕祖谦为人行事宽宏包容、温和恭谦的品格之养成，应该也不无影响。

另一方面，吕祖谦的学问根基来源于家族对北宋以来学术的兼容并蓄，也就是学者总结的关洛、元祐之学。

吕祖谦学术渊源之一是关学，因吕本中是横渠再传，林之奇、汪应辰皆从吕本中学，吕祖谦又学于林、汪，所以与关学关系很近。关学重典章制度，南渡后传于浙东，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传关学于永嘉，郑伯熊、伯英、伯谦诸兄弟师事周行己，而吕祖谦又与郑伯熊等为学侣，从著述来看，相互影响较多。比如郑伯谦有《太平经国书》，列述历代制度，与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等颇有近似处，吕氏也于《东汉书详节》中附郑书中之《汉南北军所图》。可见吕祖谦学术路径与关学渊源之深。

吕氏家族与洛学的关系在吕公著、吕希哲时期最为密切，这对于吕祖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在吕祖谦的著述中找到直接的证据。何炳松《浙东学术溯源》认为浙东学术是承自程颐的，吕祖谦也不例外，虽然学者有不同看法，但吕氏之学与程颐的关系似乎相当紧密。理学、经学传承固然比较明显，程颐的读史之法，对吕祖谦应该也有直接的影响。

有关程颐读史之法，我们分析三段文字。“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然成败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概看。”“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示知煞有误人处。”

程颐强调看史书要进入具体情境，设身处地加以体会，可以提高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他强调看史书不是看故事、广见闻，而是究古今之变，察治乱之机。类似的观念，吕祖谦也反复表达过：“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

比较来看，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话语、思路几无二致，可见吕祖谦本人对历史的看法确实受到程颐的影响，甚至可能即是对程颐观点的转述、申说。而吕祖谦《大事记》之《解题》卷一开卷即引程伊川《春秋传序》，作为此书之纲领，也可见吕氏对程氏学说的接受。

北宋从庆历到元祐的学者中，吕祖谦对司马光的史学极为推崇，《大事记》即是以《资治通鉴》为模板修撰而成，从编修宗旨、史事材料到考订方法等都汲取颇多（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对于王安石、三苏等学者的经学与文学，吕祖谦亦有继承接受。

可以说，吕祖谦学问的博杂广大、包容贯通，与其家学传统中的博闻广问、不名一师、兼容并蓄、泛观广接的学术精神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