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吕祖谦经典诠释学研究——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例

第一节 吕祖谦的经典诠释学著述及其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典诠释一直是最重要的学术内容之一，历代学者多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继承传统，发展开拓。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传统诠释学，孙钦善先生说：“从解释层面来看，一般可分为三：1．语文解释，包括字、词和文义的训解串释；2．文献具体内容（如史实、人物、名物、典制、天文、历法、地理、年代等等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具体事物）的考释；3．文献内容的诠释。”应该说涵盖了中国传统诠释学的主要解释层面，本章对吕祖谦经典诠释学内容方面的分析研究亦不出此三者。

从诠释的形式上来说，历代产生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著作，从早期的传、笺、注，到后来的章句、集解、义疏、集注、正义，以及经说、经解、讲义等等，体例形式极为丰富。简而化之，可以分为注释与解说两大类。

在吕祖谦文献学撰述中，经典诠释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经典诠释之作，我们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注释体，比如《吕氏家塾读诗记》、《古易音训》、《周易系辞精义》等；其二是独撰别论式的解说体，比如《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东莱书说》等。这两种诠释之作，具体的诠释方法、特点有着明显的区别。注释体的撰述，着重在语文解释、文献具体内容考释的基础上，对文献内容进行诠释。而解说体的撰述，则更强调直接对文献内容进行阐发与诠释。

一 吕祖谦的注释体撰述

1．《古易音训》

此书是吕祖谦编次《古周易》后，汇集陆德明《经典释文》及晁说之《古周易》而成，训释《周易》文字音义。

宋元人书目中，《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吕氏《古易》十二卷、《音训》二卷，“篇次与汲郡吕氏同。《音训》则门人王莘叟笔受。朱晦庵刻之于临漳、会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其所著《本义》，据此本也。”

就时人的记载来看，朱熹《书临漳所刊古周易后》：“《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之所笔受也。……《音训》则妄意其或有所遗脱，莘叟盖言书甫毕而伯恭父殁，是则固宜然，亦未敢辄补也，为之别见于篇后云。”朱鉴《吕氏音训跋》：“先公著述经传，悉加音训，而于《易》独否者，以有东莱先生此书也。鉴既刊启蒙《本义》，念音训不可阙，因取宝婺、临漳、鄂渚本，亲正讹误六十余字，而并刊之。”可知《古易音训》在南宋即有刻本多种，朱鉴搜罗众本，稍作勘正后与《周易本义》并刊。

此书单行本久佚，清嘉庆中，宋咸熙从《周易会通》中辑录并刊刻《古易音训》，其序曰：“吕氏本陆德明《释文》、晁以道《古周易》著此编。《易释文》有明监《注疏》本及汲古阁、通志堂、雅雨堂、抱经堂诸本，而多误。惟此所载与叶石君影宋钞本合。晁氏生当北宋，犹见郑《易》四篇及唐沙门一行、阴闳道、陆希声等说。今嵩山之书久亡，亦藉此以存其梗概。”

宋氏认为《古易音训》所采录《释文》版本较善，可以之订正今本《经典释文》之误，并做了列举分析：

 

《屯》六二“屯如亶如”与叶钞本及《汉书》、《集韵》合，知今本作“邅”之为臆改也。《蒙》“苞蒙”、《泰》“苞荒”与叶钞本及唐《石经》、《六经正误》合，知今本作“包”或“苞”、“包”倒置之为窜改也。《泰》“苞荒”，晁氏曰：“郑读为康，大也。”案《尔雅》某氏本及《诗·召昱笺》皆云：“荒，虚也。”《易·晋》“康侯”，郑云：“康，尊也，广也。”广、大义同。《尔雅·释器》：“康瓠谓之甈。”李巡曰：“康，谓大；瓠，瓢也。”知“康”有大义，“荒”即训虚，不必读康。而今本作读为康、训为荒者，误也。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引王柏曰：“予暇日校正《音训》而有未能释然于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谨于阙疑也，善于复古也。……今成公于字音因晁氏之旧而增广之，异同之间不敢轻加一字，谨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于千载传袭不疑之书，锐然拨乱而反之正，则其不可不复古也审矣。……抑尝思之，不有《音训》类其同异，则不知诸儒之得失，不见诸儒之异同得失，则不知伊洛以来传义之精也。《音训》之有益于后学如此。”

可见，《古易音训》虽然主要以纂集前人旧说为主，并无吕氏个人见解，但所据版本精良，且采择精当，渊源有据，颇为后人推崇。

2．《周易系辞精义》，二卷

本书收录二程、张载、周敦颐及杨氏、游氏、吕氏、谢氏、尹氏、侯氏、范氏、安定胡氏（胡瑗）、五峰胡氏（胡宏）等解说《周易》之说，凡十四家。

此书宋元人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等皆有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曰：“《馆阁书目》以为托祖谦之名。”《四库全书总目》推测此说“殆必有据也”，但未言何据。其他书目则未有异说。

考朱熹对此书的评价：

 

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如何？”曰：“编得亦杂，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只如‘触类而长之’，前辈曾说此便载入，更不暇问是与不是。”

或问《系辞精义》。曰：“这文字虽然是裒集得做一处，其实于本文经旨多有难通者。如伊川说话与横渠说话，都有一时意见如此，故如此说。若用本经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带得后。”

 

从朱子言论可知，此书当是吕祖谦所撰无疑。《馆阁书目》所言不确。

关于此书的价值，以朱熹为代表的批评者认为去取未为精审，采择庞杂，剪裁失当，是有道理的。因为从现存《周易系辞精义》的编纂情况看，吕氏重视对前人《易》说的汇集，却并未作特别的整合梳理。但我们也要看到，此书鲜明的特点是材料丰富，罗列众家之说，以见周、程、张载以来宋代理学家解《易》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成绩。而且所载各家之说，有许多已经散佚不存，此书能起到文献保存之作用。如杨时，“平生最用功于易，于程门理义之学多有发明”（《黄氏日抄》），然其《易说》不存于世，此书所引可资考证，亦可见杨时易学之一斑。

3．《春秋集解》

《春秋集解》一书，最早著录于赵希弁《读书附志》，凡三十卷，署名东莱先生所著也。此东莱先生，李解民先生考订即为吕祖谦，确定无误。楼钥在为陈傅良《春秋后传》作序时提到“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学殆无余蕴”。南宋李明复《春秋集义》“诸家姓氏事略”也提到吕祖谦“尤嗜《春秋左氏传》，有《春秋集解》、《左氏博议》等书行于世”。

楼钥与祖谦基本同时，李明复、赵希弁稍晚于吕祖谦，他们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即吕祖谦确实撰有《春秋集解》一书。

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了一部十二卷本的《春秋集解》，署名吕祖谦撰，曰：“自三《传》而下，集诸家之说，各记其名氏，然不过陆氏及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崧老、胡文定数家而已。大略如杜谔《会义》，而所择颇精，却无自己议论。”（《文献通考》所引则题作“吕本中”，与今本《解题》不同）李解民先生认为这个十二卷本编定很可能在今传三十卷本之前，这是有道理的。

但学者也都注意到，有关《春秋集解》，后来历代著录中也有著录撰者为吕本中者，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以致纠缠不清。

比如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载“吕本中《集解》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直斋书录解题》，但著录《春秋集解》十二卷的撰者为吕本中。《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著录《春秋集解》十二卷，撰者亦署吕本中；同时著录《春秋集解》三十卷，撰者为吕祖谦。纳兰性德编《通志堂经解》，所收《春秋集解》序中怀疑“是编为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创而成公增益之者与？”但撰者仍题为吕祖谦。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本书提要，径题为“吕本中撰”，明确说：“旧刻题曰‘吕祖谦’，误也。”四库馆臣的看法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者多将传世的三十卷本《春秋集解》视为吕本中的作品。

今人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后有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第156～159页）、李解民《〈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四库全书总目〉辨正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张宗友《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与流传之探索》（《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黄觉弘《今传〈春秋集解〉作者非吕祖谦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等。

综合以上诸文的讨论，首先大家比较倾向于三十卷本《春秋集解》是由十二卷本增补而来的。至于撰者问题则比较复杂，崔、张、黄都倾向于吕本中，而李解民认为是吕祖谦，各有论证。黄觉弘文考察宋元《春秋》集解类著作中引述吕祖谦《春秋集解》中的说法，并不见于今本《春秋集解》，较有说服力。但还可以提出几点疑问来补充讨论。

（1）《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所撰的说法比较早，楼钥、李明复、赵希弁都是南宋人，楼钥与吕祖谦关系更近。为吕本中所撰的说法较为晚起，最早为王应麟、马端临，但他们只是提到十二卷本。提出三十卷本《春秋集解》撰者为吕本中的说法要晚到纳兰性德，但他只是怀疑而已，到四库馆臣才正式改题撰者为吕本中。

（2）今本《春秋集解》中有“吕氏说”（吕本中，一百余条）及“东莱吕氏说”（吕祖谦，正文三条，小注三条）。如为吕本中所撰，一则“东莱吕氏说”从何而来，不好解释。二则体例上来说与集解体有所不合，因为本书罗列各家，“吕氏说”与其他各家之说并无不同，如是吕本中本人下以己意，体例上应有区别。如为吕祖谦所撰，则比较好解释，“吕氏说”与众家之说性质相同，“东莱吕氏说”为后学编定时掺入。

（3）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朱子《语录》曰：“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从体例上来说，这里朱子所说的吕本中《春秋》之作与传本《春秋集解》，似乎有所不同，今本《春秋集解》只是罗列众说的简单集解之作，与朱子《诗集传》颇为不类。而这种撰述方式，与《周易系辞精义》、《古易音训》等书相似，汇聚众家之说，是吕祖谦驾轻就熟，经常使用的。

（4）今本《春秋集解》的经文以《左氏》为本，其中与《公羊》、《穀梁》歧异的文字加注列出，李解民认为：“从全书汇集各家之说的编排顺序和援引次数上，可以清晰看到编者治春秋重《左氏》、重程颐、重胡安国的指导思想。”《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引张萱曰：“吕祖谦博考三传以来至宋儒诸说，摭其合于经者，撮要编之。”这些特点与吕祖谦的学术路向是相吻合的。

因此，在没有确定无误的根据之前，我们姑且先将《春秋集解》系于吕祖谦名下。

4．《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行文中简称《读诗记》）是最能够代表吕祖谦经典注释成就的一部著作。共三十二卷。此书初稿从淳熙元年开始编纂，淳熙三年复编，至九月左右编完。淳熙六年开始吕祖谦又加修订，至淳熙八年病卒，止于《公刘》首章。《大雅·公刘》首章以后未及改定（具体论述详后专节）。

二 吕祖谦的解说体撰述

1．《东莱书说》

此书历代著录卷数不一。《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书说》六卷，自《洛诰》至《秦誓》，凡一十七篇。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东莱书说》十卷。“其始为之也虑不克终篇，故自《秦誓》以上逆为之说，然亦仅能至《洛诰》而止。世有别本全书者，其门人续成之，非东莱本书也。”

《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十卷。并录大愚叟（吕祖俭）《书后序》全文。

《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五卷。

《经义考》卷八十一著录吕氏《书说》，注曰：“《宋志》三十五卷。”小字注：“《通考》十卷，赵氏《读书附志》六卷。”引赵希弁说，误为“一十七篇”。引大愚叟（吕祖俭）《书后序》全文。

《经义考》又著录时澜《增修东莱书说》三十卷，并注曰“存”。与历代著录不同，与传世本亦不同，不详何故。

吕祖谦撰《东莱书说》，自《秦誓》始，至《洛诰》终，而不是按照全书顺序逐一讲解。对于这一情形，前人说法不一。

朱子有吕祖谦续林之奇《书集解》之说。《经义考》卷八十一朱彝尊按曰：“少颖著《书集解》，朱子谓：‘《洛诰》以后非其所解，盖出于他人手。成公意未安，故其《书说》始《洛诰》而终《秦誓》，以补师说之未及尔。门人不知微意，乃增修之，失成公本怀矣。'”

王应麟《玉海》亦认为《东莱书说》是为接续其师林之奇《尚书全解》而作：“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盖之奇受学于吕居仁，祖谦又受学于之奇，本以终始其师说为一家之学，而澜之所续，则又终始祖谦一人之说也。”

后来纳兰性德《时氏增修东莱书说序》与《四库全书总目》都特别强调吕氏为林之奇续书这一说法。同治八年胡凤丹重刻《增修东莱书说》，其序也延续《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

但吕祖俭的说法与吕祖谦弟子却有不同。吕祖谦《书说后序》说：

 

《尚书》自《秦誓》至《洛诰》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己亥之冬，口授诸生而笔之册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诗》、《书》、《礼》、《乐》训授学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尝喜为书也。然听之有浅深，记之有工拙，传习既广，而漫不可收拾，伯氏盖深病之。一日客有来告者曰：“记录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闻，而复有详略得失之异，则其差为甚矣。非有以审其是，学者何从而信之？”于是然其言，取《尚书》置几间而为之说。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于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于览习而有以舍其旧也。讫于《洛诰》，而遂以绝笔者，以夫精义无穷，今姑欲以是而废夫世之笔录，盖非所以言夫经也。未再岁，伯氏下世，整次《读诗纪》犹未终篇，《书》及《三礼》皆未及次第考论，而《书》则犹口授，而非传闻。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学宫，书来求记其本末，义不得辞也。因书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吕祖俭详细交代了吕祖谦撰《书说》的缘起，以及吕祖谦之所以先从《秦誓》着手解说的原因：“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于唐、虞之际也。”是吕祖谦欲自流溯源的有意为之。之所以绝笔《洛诰》，“以夫精义无穷，今姑欲以是而废夫世之笔录，盖非所以言夫经也”。这一切都是吕祖谦的精心考虑。

吕祖谦弟子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序》也提到吕氏此书的编撰意图是“自堂徂奥，以造帝者，溯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诰》”，与吕祖俭所说吻合。但时氏又说：“工夫之不继。悲夫！《书说》之行于世，终狐裘而羔袖。”他对吕祖谦因去世未能完成全书，深表悲哀，与吕祖俭的看法亦有不同。但他们都没有提及为林之奇续书之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的说法比较特别：“其始为之也虑不克终篇，故自《秦誓》以上逆为之说，然亦仅能至《洛诰》而止。”似乎吕祖谦撰述之初即担心不能卒篇，故从《秦誓》逆为之说。此说不合情理，有语焉不详之处。

此书流传本有时澜《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本与巩丰整理《东莱书说》两种。《增修东莱书说》后十三卷为吕祖谦编定，前二十二卷为时澜增修。《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三：“吴郡黄尧圃曾得千顷堂黄氏旧藏钞本，其前二十卷题曰‘增修’，其后十三卷则无‘增修’字，盖时氏原本之旧也。”宋刻今存四卷，藏国家图书馆。全本传世者有《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金华丛书》等版本。

巩丰整理的《东莱书说》，现残存九卷。据《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一上，引劳权曰：“东莱原本《书说》，严修能先生曾得宋残本，自《尧典》至《武成》十六卷，卷首题门人巩丰仲至钞。”而《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则著录《东莱先生书说》十三卷，严九能手抄宋本。不详何故。今本严修能序亦未明言所据宋本的卷数。

据严修能序，巩丰整理本与时澜增修本的区别在于，巩丰整理本能够保持吕氏原说的面貌，版行较早，是时澜据以芟夷剪裁者，故时氏增修本不如原书曲鬯。但时澜增修后，总体上是优于巩丰本的。

2．《左氏传说》

此书是吕祖谦《左传》学的代表性著作。又名《左氏说》、《春秋左氏传说》等。凡二十卷。采取就事论说的形式，阐发吕氏对《左传》的看法。

历代著录，卷数不一。

宋元人著录，多为三十卷。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左氏说》三十卷，“于《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著录《左氏说》三十卷。引《朱子语录》曰：“东莱有《左氏说》亦好，是人记录他言语。”（今见《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著录书名、卷数皆同，也都认为是门人记录而成。

而《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左氏说》一卷。卷数相差甚远，不详何故。

清人著录则多作二十卷。

如《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著录《左氏说》，注曰：“《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存。”并引张萱曰：“今内阁藏本《传说》四册，《续说》四册。”是明内阁藏本不详卷数。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三，著录《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祖谦之学于《左传》最深，其发挥《左传》者有《类编》，有《博议》及此书。……《博议》与此书皆据事发挥，据陈得失。此书尤推阐详尽。”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书录解题》载是书为三十卷，此本仅二十卷。考明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说》四册外，尚有《续说》四册，知陈氏所谓三十卷者，实兼《续说》十卷计之。今《续说》别于《永乐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体例自为起讫，仍分著于录云。”

依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之所以有三十卷与二十卷的区别，是因为宋时与《左氏传续说》合为三十卷之故。故备一说。

3．《左氏传续说》

吕祖谦《左传》之学的补遗之作。久无传本，故宋元书目中未见著录。今本十二卷，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人辑自《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

 

是编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故谓之《续说》。久无传本，今见于《永乐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阙佚，无足采录。其余则首尾完具，以《传》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于晚年矣。其体例主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至于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事机，诠释尤为明畅。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为出自襄公，稍为讹舛耳。盖祖谦邃于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

 

《总目》对《续说》内容体例及其特点的评价，比较准确，为后来书目沿袭。

《续通志》、《爱日精庐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嘉业堂藏书志》等皆著录此十二卷本。

唯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对《左氏传说》及《续说》体例的辨析与成书的推测，颇有道理，可补《总目》之未及。“传抄《永乐大典》本，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惟明《文渊阁书目》有之，注曰：四册完全。当即据以采入《大典》者。前有《纲领》十八条。此书虽续《传说》而作，与《传说》体例不同。《传说》如比事之例，先例经文之相类者数条，而后为之说。此则或出经文数句，或出经文一句而说之，其词如语录，与《丽泽论说集录》相似。当出随时讲说，而门弟子录以成书者。今《丽泽论说集录》群经皆有，而独无《春秋》，或即《集录》之一种而摘出别行者与？”

4．《丽泽论说集录》

凡十卷。其中《易说》二卷，《诗说拾遗》一卷，《周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史说》一卷，《杂说》二卷。

此书始刻于南宋嘉泰四年，今有元、明递修本存世。宋元著录者有《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儒家类，均著录为十卷。

此书前有吕祖谦侄子吕乔年题记：

 

伯父太史说经，唯《读诗记》为成书，后再刊定，迄于《公刘》之首章。《尚书》自《秦誓》上至《洛诰》，口授为讲义。其他则皆讲说所及，而门人记录之者也。伯父无恙时，固尝以其多舛，戒勿传习，而终不能止。伯父没，流散益广，无所是正。然其大义奥指，盖犹赖是以存。而此编则先君子尝所裒辑，不可以不传也。故今仍据旧录，颇附益次比之，不敢辄有删改。若夫听者之浅深，记者之工拙，则览者当自得之。乔年谨记。

 

可见此书为门人记录吕祖谦讲解经典之说，吕祖俭初为裒辑，吕乔年又做了“附益次比”的整理工作，但未加删改。

5．《左氏博议》

吕氏《自序》曰：“《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又曰：“凡《春秋》经旨概不敢僭论，而枝辞赘喻，则举子所以资课试者也。”也就是吕祖谦为士子撰写的科举范文，并不是纯粹的解经之作。后人的认识也是如此。《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引陈栎曰：“吕成公《博议》乃初年之作，不过以教后生作时文为议论而已，其议《左氏》多巧说，未得尽为正论。”瞿世瑛亦曰：“特谭余语隙，骋笔以为课试者之资，非果于《传》义欲有所论辨纠正也。”

但吕祖谦自述撰写过程，说“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因此，此书撰述目的固然在于着意为文以资课试，但必以对经义的理解为基础，故亦可视为吕祖谦特殊的解经之作。对于《左传》有其梳理综括之功，注重对理乱得失之迹的分析，对后人理解经义亦不为无助。王树之为胡凤丹重刻本作跋时评价说：“是书明乎天人义利之分，理乱得失之迹，古今事为之变，典章名物之繁，英光浩气，伸纸直书，按之圣贤精微之奥，不爽毫厘。”可谓得之。

此书流传甚广，版本极多，足本二十五卷，亦有节本十二卷及四卷者。

三 吕祖谦经典诠释之学的特点

吕氏诠释经典，其一用传统的注释之体，其二用解说之体。注释体的撰述严守体例，并有所发展。解说体的撰述，大多是其讲学的成果汇集，有的是吕氏生前基本编就的，有的是他去世后弟侄及弟子编纂而成的。

从总体上来考察，吕氏经典诠释之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训诂、名物与义理阐释并重

学术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的风格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就宋代来说，北宋前期还有延续汉唐以来学术特点的《论语疏》、《孟子疏》、《尔雅疏》等著作，重字词训诂，重名物考证，学问笃实。庆历以后，学风转向，学者疑经疑传，倾向义理阐发一路。经典诠释之学发展到南宋，重义理阐释而轻字词训诂之风更盛。吕祖谦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经批评这一风气，并力求纠正其弊。“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

他在讲学中给弟子举例说：

 

读《六经》，不可不参《释文》点检。如：“曾子闻之，瞿然曰：‘呼！'”呼音虚，呼与虚相去远矣。《释文》作“曰吁”，此决知“呼”字者误。又如言乘丘之战，“马惊败绩”，《释文》作“马惊败”，而无“绩”字。按乘丘之战，鲁胜也，无败绩之事，但当时止是马惊败耳，初不预军之胜负也。如此类，皆是后人误有增加。又如言“予有乱臣十人”，或者以为子无臣母之义，按《释文》止作“予有乱十人”，无“臣”字。

 

因此，他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古易音训》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文字训诂与名物制度考证。

《读诗记》的撰述体例，倾向于兼采诸家之说，核心内容即是对前代训诂成果和名物制度考证成果的精心选择与辨析。《读诗记》的这一特点，朱熹也非常认同，他曾说：“《诗》亦再看，旧说多所未安，见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若详考即自有伯恭之书矣。”

《古易音训》汇集《经典释文》与晁以道《古周易》中的注音、训释，目的是为研习《易》者提供前人凿实的训诂成果。前引王柏说：“不有《音训》类其同异，则不知诸儒之得失，不见诸儒之异同得失，则不知伊洛以来传义之精也。《音训》之有益于后学如此。”正道出其价值所在。

吕祖谦的经典诠释，在内容上尤其注重名物、制度之学。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吕氏以史学为根基，他阐发经典较多从历史角度切入，因此注重名物、制度的解释、考辨，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梳理综括，提供了大量有关名物、制度的文献材料，见出名物、制度与经史诠释之关系；另一方面对于有异议的训诂、名物制度，也多做辨析考证。

如《左氏传续说》卷一隐公元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吕氏详考春秋以来蒐苗狝狩之制，指出其先四者皆备，秦汉以后，古制或废，存者唯“狩”而已，殊失古意。另如同书卷二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吕祖谦详论古者甸之为制，分别畿甸与侯甸，并考辨《周礼·职方氏》之误。凡此种种，皆可见吕祖谦对古代制度之谙熟。更重要的是，吕氏注重由细节考察制度变迁之迹。比如《左氏传说》卷七，郑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吕氏曰：“以此观之，盖周之井田废坏，至此已见其端。……人皆谓商君开阡陌大坏井田之制，曾不知其来之渐已久。”井田废坏，非一蹴而就，吕氏考察制度变迁之迹，即见出历史发展盛衰规律。

《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吕氏特别注重对诗中涉及的礼仪、制度进行阐释、梳理，也有助于更好地阐发诗义。

同时，吕祖谦秉承中原文献之学，对以庆历、元祐诸子为代表的北宋学术有着自觉的传承意识。吕氏家族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也使得吕祖谦对义理之学并不偏废，吕祖谦本人也是宋代理学家中颇有代表性的学者，这就决定了吕祖谦的经典诠释学著作，固然有注重文字训诂、名物考证的笃实风格，也不乏幽微精密的义理阐发。在《东莱书说》、《左氏传说》、《吕氏家塾读诗记》、《丽泽论说集录》等著述中，吕祖谦对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都有深入的阐发。

（二）特别注重对经传研习方法的总结

吕祖谦博学多识，学问融通，对于经传的理解独具只眼。他很早就授徒讲学，对于学问入门也有特别的关注。实际上，目前流传于世的吕氏撰述，大多都是在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尤其注重对经典学习的方法、路径的总结。

首先，吕氏的撰述，卷首往往有“纲领”一类文字，综括学术大概，介绍进学法门。如《左氏传说》有《看左氏规模》，《左氏传续说》、《读诗记》前都有《纲领》，当时对于门人弟子，有实际的帮助，对于后人进学，裨益亦多。吕氏撰述，后代推崇备至，传抄刊刻，代不乏人，与其注重总结经传入门方法的特点密不可分。

比如《左氏传说》卷首《看左氏规模》：“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在吕氏看来，看《左传》的关键在于从大处着眼，洞悉历史变迁之规律，即所谓时代升降、王朝兴衰、君王治乱、人心之变。

《门人集录易说》开卷即曰：“读《易》，当观其生生不穷处。”就是对《易》学基本精神的阐发。学者读《易》，先要识得这一精神本质，方可循序渐进以探《易》学奥妙。接着又说：“读《易》，须于常时平读过处反复深体，见得句句是实，不可一字放过。如此读《易》，虽日读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读，虽多亦奚以为？”此处是从具体研习方法角度，教导弟子要反复细读文本，不可泛滥无归。

《门人所记诗说拾遗》开篇也是总结读《诗》之法：“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看《诗》且须咏讽，此最治心之法。”“凡观《诗》，须先识圣贤所说大条例。”如此云云。

此外，《门人集录史说》比较编年与纪传二体，并取列子之言“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作为“看史之法”。认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以及《左氏传续说·纲领》曰：“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议论”，云云，皆是总结如何看史书的方法门径。

在具体的注释与解说中，吕祖谦也时时注意经典研习方法的总结。

如《左氏传说》卷十六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吕氏认为“以大体而观之，则六卿分公室，实自此始”。并总结治学之法曰：“学者考古论治，须当自大体处看，不可就小节上看。”

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吕祖谦经典诠释中特别注重总结学习研读方法的特点，这也是其撰述在当时及后世深为士子推崇、流传甚广的重要原因。

（三）注释、解说强调贯通互证

1．经典之间互相联系印证

从吕氏经典诠释著作来看，他一直坚持诸经互证的方法。

吕氏曾说：“看《柏舟》诗，须合《尚书·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卫之君固不如纣之甚，卫之小人亦未至若纣时之甚，然卫之仁人只是一人，全无可同心者。微子犹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说话处。”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思路。

如《左氏传说》卷十昭公五年“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吕氏说：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女叔齐谓鲁侯焉知礼。夫自郊劳至赠贿皆无违，何故谓之不知礼？观女叔齐之言，谓“是仪也，非礼也”。礼与仪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逊之际，无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后世，析而观之，仪自仪，礼自礼，至有以仪为非礼。女叔齐不特辨鲁侯仪、礼之分，乃所以深警晋平公不知礼之本。平公之时，六卿方强，何异鲁三家。有女叔齐、叔向不能用，何异有子家羁不能用。是鲁、晋当时皆不知礼之本矣。方从事虚文，而不能于实事上理会，此女叔齐所以深警动他。盖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从事于末，而不知本，实寓于此也。故林放问礼之本，夫子曰：“大哉问！”是当时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独知而能问。然夫子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时皆从事于钟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钟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须看得礼乐固不在于玉帛钟鼓，而亦不在于玉帛钟鼓之外。使圣人有作，虽不徒徇乎末，而所以为本者，又岂在于钟鼓玉帛之外哉！学者不可缘女叔齐之言，遂分仪与礼为两事。使昭公果知郊劳赠贿之为礼，而能立礼之本，则三家决不至于盛，而鲁亦未至遽弱也。

 

此处吕氏论礼仪之别，总结当时鲁、晋皆已不知礼之本，以《论语》林放问礼与《左传》所载进行印证阐发。

再如《左氏传说》卷十六昭公三年、二十年、二十六年晏子之事，吕氏曰：“看《左传》载晏子之谏，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类甚多。如《孟子》所载晏子论巡狩述职，景公大说。又如《论语》所载景公问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曰：‘善哉！’见得景公于忠言谠论未尝不欣然领受。而齐卒不振者，盖能听而不能用也。”吕氏结合《孟子》、《论语》记载与《左传》相互印证。

《左氏传续说》隐公七年“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吕氏联系《诗·陈风·墓门》解释《左传》：

 

“如忘”者，精神不在于盟也。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此数句足见五父之贤矣。其至于与郑伯盟时，亦不过数年间耳，何其先后相反之甚！以《墓门》之诗观之：“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而序《诗》者以为“刺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盖陈佗初间数语，以其本有善心，资质自好，后来只缘师傅不善，朝夕相与处者非其人，故荡散其心术，凿坏其资质，所以至此。以此知人之善恶，本无定分，只在朝夕所相与处如何耳。学者于此不可不时时警省。

 

另如《左氏传说》卷七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子囊曰不可”，吕氏总结说：“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乱，其腹心骨髓一一见隔。隋修德政欲取陈，而陈懵然不知，此陈隋不能两立。而晋楚相距如此之远，所以相持百余年者，以其国各有人，常察两国之政。以是见国之有人无人之间也。”以经书与后代史书、史事互相联系，总结历史兴亡之迹，是吕祖谦的基本学术思路。

2．吕氏的经典诠释，还特别注重本书前后联系互证

《左氏传说》的体例本身就体现出吕氏贯通全书、前后互证的思路。前引《仪顾堂续跋》卷二曰：“《传说》如比事之例，先例经文之相类者数条，而后为之说。”既然以类比事，必然先梳理事件之间的关系，相类者列为一条，加以分析，已经体现出吕氏对《左传》全书的梳理排比之功。如卷六宣公十二年“晋楚战于邲晋师败绩”，吕氏比较分析邲之败与鞌之胜：“以是知邲之败，其条目虽多，一言以蔽之，曰‘争’而已。鞌之胜，其条目虽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再如卷八比较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与成公二年鞌之战：“晋之伐齐，其大战有二。当齐顷公之时鞌之战，郤克为帅，大败齐师。齐灵公之时平阴之战，荀偃将中军，亦败齐师。此两战有难易不同。”联系前后类似事件，分析同中之异，前后互相证发。亦可谓善于梳理治乱之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吕氏主张看《左传》以察历史变迁为主，故须作前后联系，不能孤立看待，这样方能有人所不及的体会与发现。如卷一“息侯伐郑”一条，看似与楚国无关，但吕氏独具只眼，看出楚国盛衰之势。“此段须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当是时，如息、如蔡，尚与中国相通，皆会盟征伐。及楚一盛，则与中国绝矣。盖息、蔡皆近楚之国，既盛，则必有吞并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它。看此，可见是时楚未强盛也。何故？盖楚衰则边楚之国必强，楚盛则边楚之国必弱。大抵看《左传》须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

类似的思路，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亦可见到。吕氏对《诗经》中诗旨相近、诗句相同、事实相关的诗篇，能够详细分析其异同，探究其联系，对于诗义阐释颇多发明。

比如《小雅·出车》中，吕氏对《出车》与《草虫》以及《谷风》与《小弁》中相同的诗句进行了辨析。

 

“喓喓草虫”以下六句，说者以《草虫》之诗有之，遂亦以为室家之语。观其断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辞奋张，岂室家思望之语乎？“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两见于《谷风》、《小弁》之诗，其一夫妇也，其一父子也。

 

虽然是同样的句式，但在各诗中的作用并不同，学者不加辨析，则不能准确理解诗意，吕氏联系比较分析，阐发甚当。

吕祖谦兼通诸经及子史之书，对经典本身的揣摩体会又极为细致。将两者结合起来，往往能有人所不能发现者。如《大雅·绵》“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一节，吕氏分析说：“此章或以为专指大王，或以为专指文王，义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犹事昆夷，则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维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诗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然则‘柞棫拔矣，行道兑矣’，安可专指以为文王之诗乎？盖总叙周家王业积施屈伸之理，始于大王，而终于文王耳。”旁引《孟子》之说，联系《大雅·皇矣》，故能辨别误说歧解，有更深入准确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