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_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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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因此，以历史为工作本位。意义是：“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若认可经济学是历史之学科分支，是由始源意义史的学科中转化和独立出来，则上述话语需要遵守。盖因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旨在确认“物的客观”。但社会科学对其应用的结果是突出了知识理论的“绝对的建构性”（所谓的成体系说——凡理论皆成体系）以及强调“知识逻辑优先”。在中国，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我们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例如，“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但是，“‘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2～63页。同样的事实，可以演绎出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认识规范。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这些自然是应用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被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体系”之经济学的思维与话语的结果（或作为“正面”，或作为“反面”，总之是“食洋不化”），但与之不同，“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而指向了批判。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实际上是承认事的科学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规定）”在于确认物的客观规定和事的客观规定的统一。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规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又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主张物的科学意义的解释学。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知识论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拥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这样的话，如按照GDP增长的绝对性的理论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则中国古代时期在发展上是迟滞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至此，如果有谁尚不能明白上述道理，这里很愿意用更加扼要简明的语言，指出中国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思维工作体例。“母子（规定）”亦历史亦思维；所谓母子相扣，不唯时间，也涵括空间，从而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思想单位。（2）从辩证法成果角度看的“发生学逻辑”。发生学本身可以作为和历史的思维、语言匹配的工作方法。这是弘扬“中华事的科学”的需要，也是探索《资本论》结构奥秘之所在。为什么能如此？盖因中华有“修史”的伟大传统。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学科合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即被包容于和被归结为“巨型史书”的记述、整理与创作过程。发生学逻辑深化母子思维，重视对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系统的辩证性把握。①又之，发生学和母子“推理”的结合，使得“中国辩证法”别有一番传承方式并拥有特别的语言工作体例。（3）从和马克思成果的对接看，那就是“历史行动理论”及与之契合的行知路径中的实践方法、①工作与治学方法。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中国并非知识论建构意义的理论大国，却是毋庸置疑的“行动大国”，无论历史军事行动、经济行动抑或社会政治和文化行动；它们无不体现着矛盾系统的运行特殊性，体现多方因素的协同共进性。以“行动”为理论，正是毫无争议的“中华行动规定”。所谓的行知，所谓的知行，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这些都应当归属主体人的“行动主义逻辑”。 “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以上三点，是从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中华元素”角度做出的归类，可称之为“发生学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逻辑”。概言之，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运用”有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中华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逻辑直接对接意义的方法论应用与理论应用，从而指导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二是“中国化的《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建构高度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逻辑应用，其实质是寻求“两个原创”的对接，并以中国原创之规定丰富、补充、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方法规定性与理论规定性。所以在这两重意蕴上，《资本论》必须被视为“特殊史书”。故而，“这一研究为以‘开放的历史’作为导向的多学科对话提供可能，驱使我们必然依据民族历史之内涵和‘史书意蕴’的研究方法，以具体化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性”。拙作：《〈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归根结底，这种方法即为统一之历史科学的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的实践方法——发生学的和批判的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予以表达的方式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合的处于实践逻辑状态的诸般文本表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在传承性和系统性上为中华文明体系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生产上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中国思想的行动本位、伦理本位之混合为一，固然对独立化的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同时也有力地遏止时空观的过度彼此分裂。以朱熹的义理学说为例，其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格物穷理”，求理精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两合的，致知的目的则意在求统一的道理和规律。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对“时空分裂”的批判为切入，转而求时空统一工作观的进路是暗合的。牟宗三用“有道统而无学统”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过于严厉了，中肯的讲法是：道统强而学统弱。要之，“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4页）同时，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用语，在工作取向上，其要求去除认识论至上主义，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作为“实践态的理论”，特别是行动方法的规定来归结。 “实践胜于一切理论”是马克思《1868年1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书写主题，同时，马克思在《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中认真批判了“实践先于一切”的巴枯宁主义的不当观点。两封信主题相通：一者讲经济问题，一者讲政治问题。这说明实践的方法指向的是行动和理论的高度关联、一体。在后者当中，马克思揭露：“绝不追求原则，实践先于一切！可是，我们，西欧和美国，倒应当仅仅限于宣传巴枯宁先生的理论（即没有任何理论），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灭这样的精神宣传。因此，对内政策也好，对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许我们进行任何干预。多么狡猾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第483页）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当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境遇下重又被激活，绽放出瑰丽和独特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及其方法规定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之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产生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藉此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的特别的理论与行动规定。据之，本书写给正在思索着并愿意思考历史的当代学人，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学科建设的“体用说”，是为“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有一定的联系，差异就在于对“中学”本位的强调。这一语境的中学自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所摒弃者极端民族文化的理念本位，概言之，这就是中学的历史实践性。以“西学”为用，立意则在于摒除“全盘西化”之工作理念。又之，上述二者不宜和“调和折中派”的思想混同，应确立“历史为体、方法为用”的具体意义。

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亟待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破除旨在制造“个体理性神话”的种种抽象说辞。以历史为据，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为据，是彻底摒除了“抽象本体学说”。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行动与之对应，并于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反推中国：“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而推广开来，即需要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并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进行科学语言和认识的生产。此处格外需要说些题外话：言华夏学术思想实为一家，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统一性而言的。兹举一例：太史公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指》所列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论长道短，轻重适当；各家旗鼓相当，分类之精，以此为最。如论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阴阳家言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言礼义人伦，“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强本节用，“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言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又之，太史公父子虽一主“尊道”、一主“尊儒”，但思想并不对立，而能融会贯通，两代人相濡以沫，共铸史家。实际上，父子合璧成就的《史记》是百家思想一统的最好见证：所谓通古今之变，熔炉百家，成一家之言。我们持大国学观，中华思想文化“一大家”（百家规定），举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及文明传承，皆是国学，皆是广义中华文化观。不过本书尤其关注的方面还限于中华传统之学术文化，为的是凸显对理论文化与方法文化建设之重视。要之，全书宣扬以下书写主题：

• 所谓“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 所谓“回历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生产认识；

• 所谓“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接合中的生产科学语言和理论认识。

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经济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之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诸学科尚未分化且统合于“大人文学科”，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形态范畴，或处于“非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阶段上。另一方面，又须站立中国历史之甲板，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襟怀，勇于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要之，在新时代下，是亟待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本土原创作品，探索是多方位的，不应受西学文本约定俗成的语义束缚。如为免除语义冲突，深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与鼓舞的严复别样地写道：“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97页）以开放姿态践行崭新内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总之，以实践化的逻辑生成为纽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以“主体批判”“客体批判”为双重架构）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一个全面而极富广义特征的经济形态批判研究体系，一定很快驰入人们的眼帘。它是建设性的。我们的目的则是使“中国元素”（青年学生读之怦然心动、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阅读与写作元素）及早进入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还要使中国元素成为“中国行动元素”。本书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呼吁行动！本书谨以这一工作献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任重道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