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虫鱼：研究内容·工作体例·结构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按照王亚南先生的指示：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之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主观的对象即思维活动，方法论则是伴随主观世界成熟之后而有的工作规定，是“思维科学”开始形成之际对于历史对象的能动反映的理论形式。概言之，这不是一般的逻辑知识体系，乃“学科方法”的工作集成。本书作为方法论作品，择其要者，于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Ⅰ、转化史Ⅱ、资本生产史、运动史Ⅰ、运动史Ⅱ、资本流通史、范畴史Ⅰ、范畴史Ⅱ、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显然，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作为“方法论的工作规定”来看待了。故在研究内容上可做四点条列：

（1）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分为产品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商品社会的经济形态，以此导出“与史贯通的《资本论》逻辑”规定。人类经济形态之始，而有“产品规定”和“商品规定”的对立。始源规定是共同体。共同体的分解态引出商品的独立发展问题。共同体的“未分解态”（核心内容是“身份关系”的历史贯通、沿承持续）则引出产品社会相关发展问题——这特别地持续于中华国度。西欧社会具有产品社会的文化基因，但更加有商品社会长足发展之强烈动力。以相生相克的贯通观思考之，可获得整体发展图景之认识图像。从价值规律的全部历史发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马克思最终获得它的整史。这启发我们：所谓价值规律的全史意义的考察，就在于寻求价值规律的发生根据、条件及其必然呈现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基于产品经济形态的作用背景，而有资本的商品经济形态之“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分析与逻辑综合，是为《资本论》逻辑规定。《资本论》的与史贯通规定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本书尽其所能地画其要、摹其神、述其精。

（2）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辩证法与发生学“一语二用”，以此导出“行动主义逻辑”议题。辩证法和发生学逻辑的贯通产生两个工作序列：历史生产思想及反过来的行程——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坚持“历史”生产“思想”，由此，体系能照耀历史进程，成为引人瞩目的“为政之书”。盖因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是以“实践逻辑”为切入，以“批判”为规定。中国人向来以实践态的“发生学”阐说和运用辩证法，就成为“行动主义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建构者。不了解这种贯通，就不能知晓基于客体的客观批判体系虽然说明了生产发展的客观逻辑，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仍不能真正区分开二者。注重实践逻辑的《资本论》没有脱开主体身份的历史过渡来抽象地谈论财产关系，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伟大之处。例如马克思说：“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做此阶级主体身份规定过渡的说明，显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动内涵与规定，而使不同时代的经济规定得以“行动逻辑”贯通；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这是《资本论》照耀并通透人类经济形态史的秘诀之处。

（3）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广义、狭义而总体，以此导出“中国经济学建构”历史实践议题。狭义的唯物主义指的是把客观世界作为“科学元素”来建构，此是现代意义科学始航；广义的唯物主义是指同样把主观世界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对待，此为辩证法的现代意义。大写规划的理论是将主客观世界作为“连体对象”，并着眼于统一的研究对象规划，由此越出单纯理论建构，揭开社会主义批判运动的纱幕。历史科学首次作为完整意义形态进入人们的行动。要之，把行动作为“理论”，虽则为中国人所系统首创，但从世界文明体系看，为马克思主义所支持。在这一点上，“以史贯通”逾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是“狭义的经济学体系”，同样属于“广义经济学”范畴，这迫使我们必须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从整体看，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理解一切时代经济的锁钥。

（4）批判形态的贯通——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以此导出思想与历史的主客观批判的连体工作规定。狭义的客观批判就是“历史批判”：马克思面对整体的人类经济形态，而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但这势必需要优先解决对批判的“批判”，从而引出狭义域的主观批判问题——可界定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后来逐渐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史批判问题。可见，马克思通过综合运用“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遂能做到辩证划分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并能兼顾对“产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剖析，因为，联结二者的不过就是“总体形态的批判（规定）”。同时，这种批判形态的贯通统合了人类思想运动行程与历史运动行程。从终极意义上看，这些贯通指向了对“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这一批判行动，而彻明了对事实的全部理解。马克思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总工作命名，目的即激发历史行动。尽管《资本论》的工作还主要限于“客体批判”类型，但通过创造性转化，还是可以使之较大程度地适合“主体批判”创设要求。这样从更高理论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学科分类应该就是“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在以上的创设中，人类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分类——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显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领衔性。此首通本质上为“历史之通”，次通为“逻辑之通”。因此，这本质上又是基于东西方全体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之间的一次特别“对话”。基于此创设，实践被界说为“活历史（规定）”，从而产生出方法论的基本形态：历史规定性的方法和逻辑规定性的方法，历史成为方法的本体，方法则成为逻辑的本体（构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规定就是理论工作本身的贯通，这是确立最为广义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条件，也是广义经济学存在性的条件。“首通”“次通”“再通”导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通”——主客观乃至主客体批判形态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规定）赋予了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因此，这是人类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认识贯通，“大通”不是终极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动主义逻辑与理论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批判行动，是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贯通意义”的时代运用。但这不属于“经济学家的功劳”，毋宁说也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功劳”，而必须归结为历史本身的“功劳”。欧亚分流，各有不同，人类亘古文明结出的“历史之果”，原来就是相生相克的经济行动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相生相克意义的”经济批判行动。这些研究显然越出了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壮大发展的历史时空，并且也同样越出了其后续的变迁发展过程，而必然要求“中国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记录“中国历史”。要之，中华几千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个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归纳起来看，这是“整史+全史”意义的文献整理，同样是“全史+整史”意义的全新追溯，从而需要中国史书的方法与之对应，那就是条目体的记述与章节体的论说之结合体例。要之，本书除开居首的两章因执行直接的特殊任务（此两章相当于本书主题的“总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样式的章节构造以外，余者50个条目（其中“尾论”只相当于1个实体条目）皆是记载与讨论主客观批判的实体内容的，而“尾论”的另一个任务是从正面说明主客体批判形态之贯通性。盖因条目体是和史书要求内在契合的，或毋宁说，条目体就是史书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为内置的章节结构，就免除了“教科书体”弊端。条目体重在突出“纪事”：如通史体裁条目在记述上讲求纪事本末（所谓“纵不断线”），而专业条目讲究以事归类的运用和知识集成法（所谓“横不缺项”）；两相结合的优处则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所谓纲举目张，盖是此意！又之，从实际工作形态外观看，采用“章节体”（逻辑架构）与“条目体”（实体内容写作）结合之工作体例，盖考虑到以逻辑巧妙驾驭历史材料之需，借此实现“纵不断线”（分析、归纳）与“横不缺项”（综合、演绎）结合之可能性。所谓：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总之，这个方案是张弛有度的一个路径，对诸方法展开同时性工作内涵的运用。然则，亟须从形式上探索“中国方法论”的特质规定。

再有一个方面内容是“楔子”“附识”“判语”的运用。楔子，贵在“引”，间或以直接的跳跃性纪事求“史通”规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决“纵不断线”的问题。同时亦是“埋下伏笔”，可对主题进行触类旁通的提示，解决极为关键性论点的布局问题。此外，历史—思维—语言：历史固然求一个“通”字，思维亦讲求一贯，但语言则不能不多方位并举和多体并用。要之，本书所用的“判语”，是现代语体和古诗词体的结合物，实现“文者诗也”的工作境界。同时，本章判语（或判词）亦必然是收尾之笔！就像《红楼梦》对判词的运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展开、结局的预示皆系于此中，为突出效果，本书精心改订和增设了相关主题活跃的“附识”，实现和本章判语的配套阅读，或对“判词”的专业背景进行尽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逻辑疏通的功能。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了非经济类读者，同时对经济类专业的读者来说，也不啻有特色内涵的“阅读”，乃至形成对全章的深化意义上的“再一次鸟瞰”。又或者，条目体客观上就要求“工作附件”与之配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此是对中国经济学编写的一种体例示范。如对于《保卫〈资本论〉》来说，由于专业性过强，时间和空间概述性过广，难免使一般读者生怯；尽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题得以被“鸟瞰”，但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却步！因此，文学形态的意义在于理解和传输速度的最快，所谓全书不唯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并且，这也是“诗赋词曲”在条目体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现代语体文中遗留痕迹的所谓“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规定）。总而言之，这些安排皆是为了使思想尽快出笼，相互照应，使不失整史姿态。而当议论要求直奔主旨时，往往体裁体例不限，多路手法并举并用。在表现文风方面，则约简深芜并重，务求质实简洁，穷其脉络。

囿于篇幅，余者不详列。综之，全书体系安排皆奔“方法论设想”而去，非为“濯去旧见，引来新意”，力求继承发展，推陈出新。副题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衔之：可谓“执大象”，谋划全书之布局。第一部分“行动的语境”为总论之安排：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批判；第二章为“新资本论”研究批判；第三章为实际之工作开局，即提出问题意义的论说开端，所谓的“破题”。第二部分“思想深处”为社会主观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专论）：上半段三章内容，可谓层层递进，以对科学抽象法的反思为收结；下半段三章内容，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第三部分“历史深处”为社会客观批判之安排（“社会历史批判”专论）：六章内容表面上是“《资本论》的创作史”，实则为商品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史之摹写。第四部分：前瞻与回响，实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专论，以三章内容形成对经济形态图景的历史鸟瞰，尾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实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逻辑；此总结像似飞来，实则如椽大笔亦白描亦写意，意味深长，艺术构境沧桑透露而隽永饱含。上述四个部分的合璧，在整体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以此观之：本著作以“保卫《资本论》”为名，却实写“经济形态社会的理论”，且多从方法论建设处落笔，这就对“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盖因对于人类新秩序的建构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破坏的幽灵”，使总写历史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同时，由于坚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学科方法”及与之契合的工作逻辑，于是产生六篇的架构，铺设整史的方法与逻辑展开路径。第一篇写“本体论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原则实际贯穿了全书。第二篇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及其批判规定。第四篇写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总起，即“历史生产思想”。第五篇则写《资本论》体系的构造成功（实际的行程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内锚”），即“思想引领历史”。如上指出，两篇对应了《资本论》创作史，整体上实写“《资本论》逻辑怎样炼成”，艺术构造是李清照词作：《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可见，文以载道，民族语言对研究《资本论》工作逻辑具有重大的向导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写“中国工作逻辑”，包含了方法规定的辨识。从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实为中国经济学之全史意义建构行动书写，且又广列经济学教育（特别是我国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横截面上的比较内容，无不一一予以细考，通过阐幽抉微，最后“东渐于海”。要之，这些论述逻辑上相互穿插，虽琳琅满目，而不失秩序。然则，全书逻辑中枢聚焦在“第四篇”，又和开局的第三章相呼应，用意在于凸显马克思的史路心迹。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研究活动的行动议程，其生产“思想”的方式（或曰经济学建构）是完全历史取向、实践化的意境，直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本章附识：何谓经济文学？难道就是诗词歌赋充门面！？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当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之历史洪流；所谓回响与前瞻，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多学科并举，多体裁并用，遂有真意的表达。诗词歌赋，乃人类文化史之艺术总写，且形式上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慨，备觉信服。这是语体文精神风骨所在、文科意气风发所向。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难道诗词歌赋不是有别于西方“三段论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谓的“四段论法”）？难道除开哲学运思、史笔以及数学，文学形式不同样是传达思想之工具？难道文学形态的思想史不同样是批判行动，且是缕缕不绝的主体行动（诗词者盖写历史与人生行动也）？！所以，这只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词章明于曲，歌于赋，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体例却也合乎现代规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使得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本书愿意以殷切之寄语、至诚至真之诗言，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涌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

【全书总起·通判词】 涉水之滨，蘅芷喑喑。留住足迹，流走光阴；寻常议论，告诸往知来！闲书通明，彻夜毋已，文理感应。天人兮且住，修远兮求索，源流一贯。万山圈子里，行路难，今安在？欲把过往隐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峥嵘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鱼龙潜底，龟寿槁心；贯通经济，告慰古今，誓将鳞甲付与！天地既逝兮，九问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