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公益四百年：从原点到起点

本书的两位作者在美国访学期间，亲自拜访了不少美国非营利机构。我虽然已在美国攻读这个专业几年了，却少有像这两位作者一样走进一线机构。所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也颇为受教。本书的诸多案例描写得相当细致，并附有作者颇为深刻的思考，耐人细读。这篇所谓的“引言”，算是我在阅读完此书后的一些简单思考，拿出来与此书一起，为读者的思考提供更多的材料。

一 从社会救济到“科学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

一提到“美国公益”，正如我们提到美国的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赞不绝口，然而我们最熟悉的马列主义可不这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50卷著作中，有34卷都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抨击，其中心思想就是：公益慈善只是资本家用于固化底层社会和稳定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马列主义并不无道理。“宗教文化”作为根植于美国公益慈善的属性之一，在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影响着慈善的根本目的——上帝创造了社会阶层的秩序，在这样的阶层体系里，穷人位于底层，他们虽然劳苦，但都是在为上帝服务；精英位于社会上层，他们享受着诸多特权；在这样的体系里，贫困是无法也无须根除的，因为人类只有经受贫困和痛苦才能得以救赎。以贵格会（Quakers）为例，他们认为慈善行为对于他们的意义主要就是维护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慈善在18世纪以前还集中在“帮不帮”。穷人就是穷人，这是上帝安排的，他们自己也不求上进，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就像100年前帮助家庭主妇外出找工作一样，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观点直到经历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独立战争的洗礼后才得以改变。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类在哲学思想和科学上取得了诸多的进步，认识到了后天环境对人类的巨大影响；独立战争也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很多的不幸并不能归咎于个人。然而，即使是3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认为“苦难”是人类救赎自己的必经之路，而人道主义则认为苦难是不必要的，并以根除苦难为最终目标，这样的分歧便是人们对特蕾莎修女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不少工作在一线的草根组织能告诉你很多“恨铁不成钢”和“活该”的例子，来指责受助人的不求上进，他们也同样能说出很多白手起家的励志典型。在“帮不帮”这个问题上，传统慈善领域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至少形成了主流观点——虽然出发点不同，社会救济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必不可少的，而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帮”的问题。

社会救济（也就是所谓的“传统慈善”）发展到现代慈善的一个里程碑当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科学慈善”的出现。在1873—1878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一些传统的慈善救济显得低效甚至无效，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治标不治本”。少数早期的慈善家便开始了一些大胆尝试，以期望可持续地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不管是科学慈善还是卡内基，国内的介绍都相当丰富，然而另外一个科学慈善时期的代表人物却被国内学者忽视了，那就是Jane Addams，还有她的代表作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卡内基有着改造世界的决心和实力，但他的途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而Jane Addams则强调走进受助人的生活，理解和接受他们，强调助人者和受助人的共同成长。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作为新兴城市迅速崛起，来自各个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集中到了这个最好而又最坏的城市——经济腾飞，高楼崛起，贫富悬殊，治安混乱，欲望弥漫，亦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同时期的纽约。Hull House提供了一个供不同阶层的人们相互了解的环境，也为贫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在Jane Addams看来，无论是受助人还是助人者，都是她的房客。

传统慈善的“授人以鱼”并非因为过时了才发展出“授人以渔”，而是因为前者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传统慈善”和“科学慈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前者是为了消灭贫困，后者是为了改善社会结构。只要人类社会还有贫困存在，“授人以鱼”的工作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阶层差异，“授人以渔”的工作就必不可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慈善是比“阶级斗争”更加温和、更有建设性的消灭阶级的方式。

本书第一篇所描述的“传统社会服务”为思考美国的传统慈善和科学慈善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这些案例中有卡内基式的大刀阔斧的善意商店（Goodwill），也有Jane Addams式的自下而上发起的石带（Stone Belt）。从这些生动的案例中我们能看出作者透露的一个观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来采取“授人以鱼”或是“授人以渔”举措。有能力分析受助对象到底需要哪个YU，是对慈善组织专业性的挑战。提出一个概念很简单，但丰富一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则需要公益机构的独立思考。本书的案例对各个机构的“小而美”刻画得相当深刻，值得思考借鉴。

二 “大众公益”（Mass Philanthropy）

很多介绍美国公益的文章都喜欢渲染美国的捐赠文化，介绍美国公众捐款是何等积极，然后再与国内比较一番。这里面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也有不少误解的地方。

很多文献喜欢将美国的捐赠文化归因于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一个自下而上创造出来的国家需要依靠人民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应对新的社会问题，自然培养了很好的公众参与的传统。但殖民地时期至内战以前，这样的捐赠文化主要是富人精英和教会主导。现代美国的慈善捐赠文化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财富积累，催生了工薪和中产阶级，从而为公众捐赠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战争和经济萧条的交替出现（内战、多次经济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对捐赠产生了巨大需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深入社区的伞形和网络化筹款组织的出现，以及筹款方式的创新与专业化，将筹款组织化、规模化，从而触及千家万户和寻常百姓。万事俱备，罗斯福推行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的理念犹如一股东风，将“大众公益”固化成了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公众捐赠文化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初公共健康领域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对抗肺结核病的一系列努力。但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还有着较好的存款习惯，并且社工和教会都会积极倡导人们通过储蓄来给自己和家庭建立一道“安全网”。在对抗肺结核病运动中，人们开始倡导把一小部分收入捐赠出来。“为社会建立安全网”，这样的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这样的安全网保障的是每一个人，说不准哪天自己就成了安全网的受益人。

创新的筹款方式也让捐赠迅速流行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邮票筹款”。从1907年开始，美国以在邮局售卖圣诞节邮票（Christmas Seal，又译“防痨邮票”）的方式进行筹款，1908年当年的劝募金额就达到了13.5万美元。这样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这种新兴筹款方式的信心，“邮票筹款”也因此被视为美国大众公益的转折点。8年之后这一数字就达到了100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4000万封信带来了2600万美元的筹款收入。还有很多其他的筹款方式，例如，童子军兜售自己制作的曲奇饼干，在办公室内白板上挂“集体捐赠目标进度条”，等等。这些筹款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贴近每个人的生活。

除了筹款方式的创新外，深入社区的筹款组织和专业筹款人的出现也为大众公益创造了条件。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和公益金（Community Chest）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前者可能是当下国内公益领域内最火的概念之一，后者则发展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联合劝募（United Way，抑或翻译为“联合之路”）。到1930年的时候，就有21个美国城市成立了社区基金会，坐拥资产超过10万美元；超过350个城市设立了公益金，筹款总额达到了7500万美元。在筹款人方面，一战以前，美国慈善机构的筹款工作主要靠志愿者完成，一战后则涌现了大量的全职专业筹款人甚至是筹款公司。一开始筹款行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为了推动这一行业的专业化，9家专业筹款机构于1935年成立了“美国筹款顾问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Counsel, AAFRC），为这一行业拟定了较为详细的行业标准。

本书第二篇“公益生态网络”的多个翔实案例，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大众公益的细节，如布鲁明顿和门罗县的社区基金会、门罗县联合劝募等。印第安纳大学给学生发送的筹款邮件、作者向导师筹款并取得支票，以及“星形”和“伞形”的网络结构，等等，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捐赠文化。

三 非营利与慈善研究（Nonprofit and Philanthropic Studies）的发展与挑战

本书的第三篇和第四篇以案例的形式介绍了美国的社会创新和慈善新模式。这里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看似无关但奠定了近代美国公益慈善发展科学基础的事件——非营利与慈善研究何以成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美国的公益慈善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其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捐赠习惯的养成，以及20世纪40年代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针对非营利机构的税收优惠，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激增，到60年代，在美国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正式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就超过了30万家。50年代末，政客和记者开始呼吁关注这些享受着税收优惠的“特权机构”，认为富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政策，损害了现行的税收制度。最终，尼克松总统签署了《1969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69），对私人基金会提出了诸多严格的管理条例。

洛克菲勒三世认为，非营利机构的确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上述事件所反映的是当时人们对于非营利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功能与合法性的不理解——整个非营利部门的健康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知识理论来支撑。于是，洛克菲勒三世于1973年组织了“私人慈善和公共需求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ivate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Needs，亦简称Filer Commission）。委员会召集了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启动了80多个研究项目以了解非营利组织和慈善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这些项目产出的论文最终结集出版成《捐赠在美国：迈向更强健的志愿部门》一书，书中的很多建议都被国会和非营利机构所采纳。美国诸多的顶尖学府也在那个时期成立了非营利研究中心，很多被视为非营利部门基石的理论也在同一时期被发表，例如政府/市场失灵理论。我和导师Richard Steinberg教授聊天时，他经常将那段时期称为“光辉岁月”。

学术研究证实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使得政策制定和非营利组织的实践都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非营利部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活动，商业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公益领域，跨部门合作越来越频繁，人们发现非营利部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既有的理论在解释新的公益实践方面显得捉襟见肘。

本书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提供了很多这样“模糊”的案例——合作购房、战略投资、政府实践以及弱势群体创业，等等。这些案例对“非营利部门”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不管是哪个案例，最终都会指向一个老问题：什么是“公益”，怎样定义“非营利部门”？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非营利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经历了70年代的“光辉岁月”后，从80年代到20世纪末取得了2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个领域的知识生产发展到了瓶颈期——旧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解释新的现象和实践，而新的研究范式又没有建立。在社会创新和公益实践方面，学术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很多概念无法形成严格的学术定义，因此很难被研究，不能被研究就很难有知识生产，没有知识理论的支撑，概念就只能漂浮不定——今天炒“社会企业”就一起干“社会企业”，明天炒“影响力投资”就一起干“影响力投资”。当下学术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如同“三部门失灵”那样的基础理论，从而为其他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范式。目前非营利研究领域已经汇集了众多的优秀学者，从事这样的研究相信只是时间问题。

什么是“公益”，怎样定义“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在美国发展了400多年，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读者在阅读第三篇和第四篇的时候，可能也会形成自己的看法。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还是要思考自己的问题。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候选人

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