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实行过军事屯垦。对于一个疆土辽阔的帝国，如何保卫那些远离帝国政治中心和人口稀少的偏远边疆便成为一个难题，当地人口居住分散、粮食产量有限，但是从保卫边疆的战略和军事目的考虑，又不得不驻扎一定规模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军队在边疆进行屯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是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战时可以抵御进犯之敌，二是可通过屯垦解决部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平时部队可投入农事生产，积累物资和补给。也正因为屯垦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它曾经是许多大帝国驻守边疆的重要措施。世界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都曾在帝国边疆组织过军队屯垦，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及后来的唐朝和清朝，都曾在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实行过屯垦。

我国新疆地区实行屯垦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19世纪，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在东南沿海面临英法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同时在西北地区也面临沙皇俄国持续的入侵蚕食，如果没有自康熙帝以后开始实行的屯垦政策，新疆能否继续保留在中国的版图内将成为一个疑问。新疆地域辽阔、人口散居在星星点点的孤立绿洲，驻军的粮食补给既不可能取自当地，也不可能从万里之外的关内长途运送，采用屯垦制度确实是维持驻军补给、保卫新疆的唯一有效措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在新疆正式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继续在边疆地区实行屯垦。新疆兵团发展到了今天，所辖人口达到260多万，下属团场遍布全疆各地，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一度被撤销，但是很快又得到恢复，已经成为新疆发展生产、维护稳定、保卫边疆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21世纪，总结各国屯垦制度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分析新疆屯垦发展的演变史，调查当前兵团基层团场和连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兵团组织与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互动机制，探讨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如何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好地发挥出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新疆今后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重点。

要研究今天中国的屯垦与边疆发展，就一定要把屯垦和兵团发展放到一个国际和区域发展的大视野中来思考。具有国际视野，就是要把屯垦和兵团放到一个全球化潮流和中国全方位开发的发展态势中来思考新疆兵团的定位与方向；具有区域发展的视野，就是要把屯垦和兵团放到新疆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整体形势中来思考兵团的角色与功能。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时期相比，21世纪的中国与新疆地区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中国整体和新疆这个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只有当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考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今天应当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做些什么。

谈到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新局面和新的历史任务，有几点值得关注。

（1）随着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年代成为历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已经无法继续发挥当年的非凡效力了，那种曾经有效地凝聚了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的“革命同志”认同模式已经褪色，革命年代的忘我激情已被经济建设和民众生活的日常伦理所取代，人们所思考的是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合理利益，公平和民主已经成为普遍的要求，简单的宣传说教和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已很难奏效。治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不仅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三个代表”，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要增强媒体和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政府机构的监督。

（2）自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为包含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若干年内，这一新体制仍将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带有较强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经济单位（如大型国有企业、新疆兵团），今天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来思考管理体制的长远发展方向，以户或小组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方式可能仅仅是从传统的公社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向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牧业体制发展的中间过渡阶段。必须解放思想，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借鉴国外发展模式，要努力思考农牧业、城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提出实施的步骤程序和过渡阶段的具体设想。新疆地域辽阔，自身即呈现多种自然风貌和多种经济活动类型，南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北疆有草原畜牧业，在能源开发中成长起来几个工业城市，兵团部分团场发展出来的规模农业经营也具有特点。因此，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经营很可能是新疆兵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3）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已经不再受到行政限制，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5亿，户籍和档案制度已无法束缚人们对迁移与就业地点的选择。来自不同地区、处于不同教育水平、拥有不同技能的各族劳动力已经大量自由流入中国城镇和西部边疆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他们为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激烈的竞争，给本地居民和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很大压力，他们与本地少数民族群众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也必然会给西部地区的文化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都有可能引发当地的民族矛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外来流动人口也推动了西部地区本地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冲击了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使它们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化的现实来调整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人口自由流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管理和协调本地的流动人口，既接受外来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理竞争，同时促进本地劳动力外出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尽可能减少人口自由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探讨这一态势给本地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4）当中国社会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年代转变为和平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时，这样激烈突变的社会转型也必然反映在中国人的代际差异上。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在战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满怀理想、勇于牺牲的一代。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共和国同龄人”是在学习毛选和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即“文革后”的一代是在批判“极左”的“伤痕文学”和对外开放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许多属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由于各代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氛围差异极大，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差异极大。工作在50年代的党政干部和工作在21世纪的党政干部，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反腐败已成为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面对的基层民众和21世纪政府所要面对的民众，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网络的信息传播迅捷和广泛，民众的思想独立和维权意识已不可忽视。如果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当前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现象。一些体制、一些工作方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可能非常有效，而运用在今天，可能完全无效甚至出现反作用。要认真调查研究本地各族民众中“代沟”的特点，理解“80后”“90后”“00后”的思想状况和行为特点，有的放矢地逐步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努力发挥年轻人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短处。

（5）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每年都有几万穆斯林民众赴麦加朝觐，因此外部宗教势力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我国各族社会中。随着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淡化，在基层民众甚至部分党政干部中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发展与蔓延。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面临各种实际困难和心理困惑，在这些压力下，有些人感到他们需要某种信仰，需要寻找心灵的归宿。这不是行政手段可以简单禁止或限制得了的。积极耐心地疏导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和压制，肯定会取得更好的客观效果。

近年来中东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发展很快而且渗透到了许多国家，鼓吹“圣战”和民族分裂。新疆毗邻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朝觐的开放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也使这些极端势力渗透到新疆地区。由于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陆续辞世，新一代青少年受境外宗教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行之有效的宗教管理政策与办法在新形势下必须有所转变。我们必须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理解民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活动，探讨政府和社会在宗教管理政策与办法方面的创新。

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新疆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面临哪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呢？根据我近年来在新疆各地的调查和阅读的研究文献，我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以下几个领域里是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的。

（1）新疆兵团保持了原有组织建制，在当前新疆农牧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领域推行现代化和市场机制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兵团在资金筹集、人才组织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体制优势，可通过资源统一调配使用，较快地组建有竞争力的“拳头企业”，努力推动管理体制的创新，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发展成为有规模、有实力的骨干企业。以兵团为基础组建的企业应当具有战略眼光和整体意识，关注环境和民生，主动引导当地社会和经济向着更加健康和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2）我国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体制变革的特殊“瓶颈”，既不可能退回到原来的集体经济，又需要发展规模经营以应用现代机械和管理技术。今后如何实现土地的良性兼并，发展现代农场，是中国农业面临的难题。新疆兵团现有的土地承包规模相对较大，进行调整以扩大规模的难度较低，因此完全可能利用兵团的组织和技术优势，发展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和牧场。日本和我国台湾农户的经营规模并不很大，但是管理和技术服务实现了现代化，可以有效地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兵团可以参照它们的经验进行试点，努力发展现代农业组织，探讨中国农牧业现代化的创新体制。

（3）兵团与地方相比，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兵团学校的教育质量一般高于地方学校，如石河子市的初中、高中在2005年就招收了相当于本地应届毕业生1.33－1.37倍的新生，这说明邻近各县的考生愿意到兵团学校就读。学校是年青一代“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学校不但要向学生教授数理化知识，更要讲授政治理念和爱国主义，讲授现代公民国家做人的道理，在班级集体活动中培养与他人交流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兵团可以突破自己本系统的眼界，使下属学校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加强吸收少数民族教师，积极跨地域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把兵团学校变成面向全疆的人才培养机构。兵团学校应当注重培养双语人才，少数民族学生要学习汉语，同时鼓励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打破教学中的民族隔离，努力培养新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需要并具有合作精神的各族人才，毕业后可分配到新疆各地工作，既可传播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播现代化思想和爱国主义。

（4）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兵团应当利用自己下属机构遍布全疆的组织优势，努力在促进各族交流互助方面多做一些具体的实事。首先，兵团下属机构和团场应当积极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来参与兵团各项事业，有意识地在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各族干部、工人进行相互交流合作的条件，在工作和生产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团结。其次，兵团下属机构应当在与地方社区的交往中，利用自己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主动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帮助地方培训发展经济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逐步建立土地、水、矿藏等稀缺资源开发过程中兵团－地方利益分配的合理机制，形成良性互动，兵团要有一定的“让利”意识，努力在合作中达成“共赢”的局面。兵团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探讨在新疆这个特殊的自治地区促进民族团结的方法创新。

（5）新疆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风沙大，水源缺，在发展农业和采矿业的过程中很容易使当地的植被生态和水源受到污染破坏。普通农户和企业通常容易只看眼前的局部利益，在经营开采时损害当地的生态环境。兵团作为遍布全疆的生产组织，应当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合作，制定出全疆的生态保护规划，指导下属各团场的生产经营活动，积极恢复植被、保护水源。如果兵团能够成为公认的新疆环境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这对于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和减少外界对新疆兵团的偏见都将有十分积极的效果。

总之，兵团在新疆是具有特殊历史、特殊地位、特殊功能的组织。在今天国际极端宗教势力加强渗透和各国开展反恐斗争的环境中，回顾历史上新疆屯垦的作用，我们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兵团的作用不但不应削弱，而且必须予以加强。要更好地发展兵团，就必须对新疆屯垦的历史和兵团几十年的实践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石河子大学成立“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和“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文库”，我觉得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如果能够拓展我们的观察视野，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调查，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屯垦和兵团今后的发展放到一个全球、全国和全疆的大框架中，尊重知识和人才，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屯垦研究和兵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宽广的。

蒋力蕴出生在北疆的富蕴县，在新疆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毕业后在新疆大学任教。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为“民族社会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7年为了选择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我和他一起来到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我们在新疆大学见到了蒋力蕴任教时的同事与朋友，来到石河子农八师师部，具体了解兵团的运行机制和基层组织的现实情况，我们又一起来到喀什，了解当地维吾尔农业社区和农三师的情况。最后我们讨论决定了他的博士论文调查计划，特别是选择了农八师的一四三团作为重点调查社区，后来他在这个团场的一个连队住了一个多月，访谈了60余户，搜集了大量具体详尽的资料与数据，正是这些访谈资料和文献数据构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在论文中，蒋力蕴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屯垦事业进行了详尽的文献梳理，系统回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特征，借助实地调查的观感描述了团场农工的日常生活，介绍了兵团组织内部和与地方社区的相互关系，最后讨论了兵团当前在发展中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实地调查基础的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系统研究成果，论文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论文奖。

1998年蒋力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来到公安部工作。虽然日常工作很忙，他仍然尽可能抽出时间回到自己的故乡——新疆——去持续观察当地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族际关系的演变，这本书即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与对屯垦和边疆发展的研究，对新疆屯垦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今天兵团在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并对新疆兵团在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马戎

201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