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论研究

“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最复杂的单词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它越发显示出一种权力要素的特征。同时它作为一种资本，也日益成为“强化和提高社会阶级地位的一种手段”。文化及其认同研究已经从单一的人类学领域引向了多学科范畴，“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不是学科的学科”。以文化人类学为起点，文化以及文化认同的研究可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这些理论和学科相对独立，有各自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范围和重点。

20世纪40—50年代，西方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这些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斯·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赛特等。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最早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2年发表的第1期《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从此拉开“文化研究”的序幕。但是文化研究视角在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长期受到冷遇，并不被主流理论接受。受实用主义影响，美国的学者惯于从强权政治的现实出发，重视冷战格局的战略研究，权力、安全、利益、军事联盟是其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参量。经历了低谷之后，文化问题研究在80年代重又迎来了另一个高潮。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现实问题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开始大量使用“建构”“认同”“话语”“互动”等社会学及哲学术语。对文化认同的研究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据塞利姆·阿布（Sélim Abou）的概括，80年代欧洲对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旨是“批判‘认同性’的形式进而对一个极为不确切的概念提出质疑”。进入90年代，认同的研究开始从“形式”向“身份”转换，探讨个人身份、家庭身份、社会身份以及职业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探讨在20世纪也因为全球化时代的种种典型特征而变得越发成为一门显学，文化认同则作为“人类共同体最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引起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领域的集体关注。

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生存。马林诺思基（Malinowski）就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采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个人必须遵守法律和秩序，必须学习和服从社会的传统。要想得到一个完整而正确的文化定义，“只有靠功能的和制度的两方面周详的研究，”对各种文化的现象可以细分为“制度、风俗和器物”。德国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1988）认为，人类受文化因素的强大支配远远超过了受遗传因素的支配，“我们必须是文化的存在……放弃文化就是放弃我们自己”。

20世纪后半期因为技术的发展、贸易的发达，以及冷战格局的结束，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间文化交流和竞争的环境出现了。从90年代后期开始，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政策的关注。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这种背景下，以“认同”为核心的文化问题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分支研究领域，或者说文化问题的几个侧面变得愈加清晰起来，因此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主题。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战略资源，对于全球战略格局而言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终结”的命题认为，一种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已经实现。尽管如此，文化将代替意识形态，继续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现实内容。在随后关于国家构建的研究中，他赞成国家是“建立一个由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连接在一起的新的共同体”的观点，因为这样的国家才是具有政治能力的共同体。与“历史终结”这一观点相对应的是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种观点也说明了亨廷顿探索民族间的文化认同问题的全球多元文化视野。“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他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是，“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似乎将文明间的冲突限制于“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的威胁。但在后来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当中，他把重点放在对公民身份认同的考察上，“同化”成为他新的研究兴趣。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他认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来自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文化同化的成功与否，反映出他内心对于美国社会文化认同问题真正的隐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认同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

对全球的政治秩序而言，政治思想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在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里，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会因为前者不加控制的欲望和追求，与后者谋求解决生存问题的观念之间的差异而“有损于和阻碍了全球共识的达成，并加剧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所以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批评就在于，“一个基本上由缺少人类价值观念的、为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因此，需要有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共同理解政治存在的要旨，即人类相互依赖的条件，“致力于界定人的内在和外部强烈渴望的适当限度，而这种限度归根结底是道德方面的。”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那里，文化要素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他最著名的观点是，在一个国家以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实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实力之间，存在着差别。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意追随”其领导，所以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样重要。衍生这种软实力的资源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和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的力量被他国视为合法，并建立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耗费昂贵的传统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

另一位荷兰哲学家皮尔森（C.A.Van Pearsen）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过“文化战略”的概念。他认为“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是按一定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综合”。在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上，文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以创造性发明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终极智慧和手段，文化战略是人类在逆境中运用智慧以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因此，皮尔森所指的文化战略观点超越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属于对“文化—哲学本质”问题的讨论。

其次，从国家建构的视域中审视文化认同问题，可以分化出“民族”以及“身份”等更为具体的主题。国家建构需要文化认同基础这种观点获得了一致的赞成，例如德国历史学家赫德（J.G.von Herder）就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埃及、中国和印度历经沧桑而依然故我，并且具有外力难以压制、更不能消灭的内在生机。”国家建构的基础是公民个体的文化认同与国家之间建立的联系，因而盖尔纳（Ernest Gellner）说：“总的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一种文化，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它们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受该国家监督并且往往实际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体制。”“国家可能需要它的成员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因为它面临这样一种形势，即无论是管理它的公民，还是用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道德热情和社会认同来激励公民，它都不可能依赖已受到很大削弱的次群体。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的约束力。”

第三，尽管文化与权力的结合一直为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所诟病，但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新国家利益以及在获取这种利益的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力量，使得各种批评的声音难以产生任何有效的作用。例如在福柯（Foucault）那里，“话语”和“权力”的结合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活的因素。而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卡布斯·本·赛义德（Qabus Bin Said）及汤林森（John Tomlinson）等人那里，“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分析路径是极为清晰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较早引起了文化政治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的重视。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其文化霸权或者说道德/精神霸权的学说最为人所熟知。据此，一个阶级或团体的支配权主要系将其世界观转化成一种具有普遍性与支配地位的思潮，以指引日常生活模式之能力。

第四，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尽管菲利普·英格哈德认为“全球化无疑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但这个过程不仅不能消除认同问题，反而使之更加突出。所以在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话语在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仍然会保持其重要性”。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全球性的贸易“构筑了我们对文化自我（Cultural Self）的理解”。跨国公司的兴起被认为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成为全球化浪潮解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罪魁祸首。例如John Urry就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每一个社会的向心凝聚力、整体性和统一性均遭到破坏，跨国公司的成长、大众传播的兴起可以同时让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共享相同的文化经验，科技带来的灾难将不分国界，侵蚀每一个国度。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一旦采用了现代化理论，就必然在国际交换中进入西方国家早已设定的国际专业化分工的陷阱，从而进行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模式导致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群众的‘贫穷化’——换句话说，导致若干贫困化的机制……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在不平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必然会使为数众多的外围国家产生深刻的认同危机或自性危机。

认同是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定位，一种认识和把握，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意识。它对于国家建构以及在维持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在20世纪末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例如刘泽华（1991）就认为，一定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一方面要依赖外在强制力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又须依靠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在观念和意识上的认同。张汝伦（2001）则把认同视为政治学意义上“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

文化认同（culture-identity）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的自觉和把握。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共同分享和维持着他们国家文化特质的理想、信仰、梦幻、价值、观念、思想、记忆等，正是这些表现他们文化核心的集体意识，指导和规范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言行及态度。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文化认同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表现得更为平和而隐蔽。陈刚（2003）就认为，文化认同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举凡同人的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几乎都是文化的领域，因而都有个文化认同的问题。孙溯源（2003）对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这三者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更多聚焦于东西方之间的认同“冲突”，对认同“规范”功能的认识和重视仅仅始于20世纪末。“传统中国没有认同问题，或者说，认同不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所真实记载的主要内容无不是这两种文化与文明间的冲突。到20世纪后半期，这种文化认同危机除了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主题之外，又因为全球化的迅速扩张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新的内涵，从而以更为复杂的形态上升为一个国家政治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研究便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从国际社会和国内两种视角出发而得以展开。

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出现了新的文化认同危机。阮炜（2000）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种多元语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并不是一种近代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正在努力超越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在重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消解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李慎之和何家栋（2000）认为，“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危机是全球性的……”。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规，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它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部分。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多元化，而“多元化是各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感觉，对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传统、历史、价值观，即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资源构成致命的打击（吕芳、殷存毅，2005），这种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对传统等级社会中身份的“身份解构”（de-identity），表现为对各种价值判断形式中的身份的怀疑和拒绝。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它的解构速度却不断加快。乔卫兵（2001）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孟鸣歧（2000）分别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景观三个角度出发，对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进行了阐述。

对于全球化进程能够给文化认同带来何种影响也有着不一致的看法。首先，杨博华（2000）认为全球化的特点是市场普遍化。现在的交易涉及以前各个独立的领域，文化、服务、自然资源、知识财富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所有的东西都被转化成货币，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全球化时代，文化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消费品。王成兵（2004）通过对众多现代现象的梳理发现，消费文化因其自身浓郁的现代特性而对当代认同危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王蒙（2001）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尽管接受西方消费文化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属于精神建构性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人到底能接受多少美国人的哲学，他们接受了多少爱默生、多少富兰克林呢？”其次，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其意义不可否认。谈论文化的纯粹性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文化自古便是在交流中得以发展的（傅腾霄、陈定家，2003）。再次，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仅仅带来彻底消极的态度，它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必将由全球化来克服或消除。不能把民族性的标准无条件地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浪潮并不一定造成民族文化的解构。比如康晓光（2003）提出的文化锁定效应认为，一个人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转移成本，这种高昂的成本使一个人不会轻易地转换自己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他被自己的文化“锁定”了。认同文化的人口数量及其动态特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庞大的人口、强烈的锁定效应、强大的吸引力，是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根本要素。

文化认同问题在国家层面及国家间竞争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研究视角。刘永涛（2001）认为文化概念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后，涉及文化如何在个人、国家以及全球层面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以及造成后果等问题。由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不仅需要可支配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性条件，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统诠释赋予的合法性”,文化成为国家竞争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张骥和桑红（1999）从文化与国家力量、文化与国家利益，乃至文化与国家战略三个角度对这个主题分别进行了探讨。从文化与国家力量的关系看，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合法性功能是形成国家凝聚力和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政治资源；其次，文化的兴衰变革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并影响国家力量的起落；第三，现代文化的教育塑造功能和产业化的趋势，更使文化成为评估国家力量的重要指数。国家文化利益不外乎物化的文化利益层面、政治的文化利益层面，以及精神的文化利益层面。

民族认同以及民族性研究也就很自然地随之成为重点，“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它被认为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钱雪梅（2002）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沉睡到觉醒的萌生过程：自氏族社会以来，文化认同始终是维持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与异文化的接触、交往和冲突，促成了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但是民族认同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其文化建构非常复杂，因为建立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伦理、道德的重构是相关的（徐迅，2000）。“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

建构认同是一个务实而具体的话题，但就其策略而言也难以达成一种一致的意见，文化认同的建构终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贺彦风和赵继伦（2007）认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应当调整文化心态，加强文化自觉意识；继承文化传统，实现文化创新；保持文化张力，进行文化整合。许纪霖（1996）则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新的建构性认同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讨论，比较各种文化价值的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认同的建构也就是规范的建构，对于最终的国家建构这一目的来说意义重大。吕芳和殷存毅（2005）就认为，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的独特性，它可能是由族群或语言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独特性，也可能是由社会意识形态与制度构成信条的独特性，当某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所认同，进而就构成了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反之，国家权威在形成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似乎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康晓光（2003）对构建文化认同中权威的必要性予以赞同。要想在大范围内创造和维持这种统一的高层次文化，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由它来创造各种机构和制度并整理、开发、储备这种文化，同时大规模动员资源以确保这种文化在整个人口中传播。这种权威机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未来现代化条件下，国家与国家的生存竞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民个人的价值认同，即所谓‘人民满意不满意’。其中既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有个性化要求的满足。人民的满意越全面，国家的软实力就越强。”对于当下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Yunxiang Yan（2004）认为中国事例具有如下几个有意义的特点:① 全球化被解释为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现代化是党和政府奋斗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文化精英的多数人力促向全球化进程靠拢，是文化转移和地方化的关键；③ 中国的党和政府在这一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希望以此确保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力；④ 民众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来接受进口的外来文化的各种成分，使之地方化，并最后加以利用。因此，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有序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