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

对于政治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化与政治各自的重要性既明确又模糊，“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文化认同已经为东西方学者所普遍接受，因为多数人都会认为认同危机的出现与之相关。全球化“不仅不能消除认同问题，反而使之更加突出”；全球性的贸易“构筑了我们对文化自我的理解”；跨国公司的兴起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推动全球化浪潮解构各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全球化过程中，每一个社会的向心凝聚力、整体性和统一性均遭到破坏；全球化会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进一步的贫困。上述论点集中反映出全球化所造成的冲突效果，以及对民族国家一致性认同的解构方式。但是在冲突之外，全球化同时也给文化的跨国、跨地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合作同样都是认同研究的主题，只是对于文化认同建构而言，全球化视角尚未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以解决解构与建构共存性的问题。

文化认同研究的全球化视角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和地位。“认同”产生危机之后的建构过程需要一个明确的主体以提供可能性，除政府之外，还没有一个主体能够因为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并具有足够的能力以担当建构的责任。当然，文化民族主义的声明使得学者避免过多讨论政府地位的问题。但是因为文化已经被广泛地纳入国家战略的体系中而与国家利益产生密切的联系，政府（凭借其公共政策的主体地位）必将主动担当认同建构的责任。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正在文化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内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没有政府就没有文化”的观点即便显得偏激，却同样在全球化时代证明了它的合理性。研究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方式，主要讨论的就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以产生实际效果的。

文化认同建构的目的在于维系民族特性并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政府自身带来合法性。国家之间彼此区别，形成一种“自我”同“他者”的关系。造成这种认同上与众不同的基础，除了本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本国的历史、语言、宗教、种族、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国家之间的不同认同决定着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对它们各自的物质实力和资源赋予含义。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实现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家建构的基础又是公民的文化认同与国家之间建立的联系。因此，构成国家合法性的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国家建构离不开文化的原因，“总的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一种文化，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它们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受该国家监督并且往往实际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体制。”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构建政治认同，这种重要性尽管在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承认，但是有效的证明路径却依然显得不充分。政治学对于认同危机的重视程度与建构认同的努力似乎并不均衡。

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建构方式应当尝试在国家政治体制框架下寻找更有效的路径，政府也已经通过各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对建构认同做出努力。政府的公共性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为建构文化认同奠定了价值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对这种努力所做的尝试，事实上就是对如下这样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做出回答：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文化有利于政治社会发展的？这也正是本研究所尝试做出的一点理论思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显示出极大的必要性。对这种必要性可以做两种层面的观察。首先，改革开放40年，中国渴望以和平崛起的方式走向世界，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愿望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却因为与西方文化理念历史性的隔阂，导致中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方人内心的不安。中国崛起被认为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西方文明秩序将面临挑战。因此，中国与西方除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积怨之外，正在积累新的可能引致冲突的因素。“中国威胁论”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不认同最直接的证明。其次，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以及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不断解构着人们对于传统一致性的认同。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成为解构的对象，但新文化和新制度的产生与成长又因为社会过快的变迁而缺乏一种稳定的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存在着认同的意识危机。个体对自我的认同与对集体精神和意识的认同都出现了“空场”，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也同样产生了危机。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在满足人们巨大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化解社会可能的认同危机和矛盾，建构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研究的现实性存在着不一样的层面，在国家利益以及民族延续的整体关照下，形成了具有一定差异性的目标。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内部建构认同，和在东西方之间建构文化认同一样，都必然面对极为困难的事实。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在于，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建构主体。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文化战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建构文化认同提供基础性的平台。文化认同的建构最终不仅仅是文化单方面的问题，它需要文化精神基础的同时也需要物质的基础，后者正来自政府所掌握的资源。简言之，文化与权力的结合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文化认同的培育和建构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目标，政府是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主体。对这一点的承认赋予了本研究以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中国成长为一个大国，不仅要对世界经济发展尽到责任，更要在人类整体的文化和文明发展过程中有所贡献。一个大国应该多为世界贡献理想、观念与先进的制度，这是推动一个大国的“社会性成长”的前提和诉求。“意义”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它们帮助我们确立规则、规范和习俗，社会生活正是借此被安排和管理。“因此，那些希望掌控和规范他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人，总是要追求对意义的构建和塑造。”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够对世界整体的规范意义和实践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或许并不直接创造“意义”，但是它却至少为创造“意义”提供了机会。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全球竞争的时代，政府负有这样的责任是极为明确的。这种认识也同样成为本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