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如何感知幸福

有时候人们并不考虑未来或者利益；有时候，我们就是想满足某种欲望，现在，立即，就在这里，无论如何都想要。

——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瓦兰，哲学家

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先驱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曾说，几乎所有的脑活动都与情绪有关。在知觉/模式识别/决策/行动的链条中，情绪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来自本能，触发时间通常介于“知觉”和“模式识别”之间。“一旦大脑感知到刺激，”威尼弗雷德·加拉格尔在《地点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中写道，“无论是乡间的鸟鸣，还是城市里车轮的啸叫，那张网络立即会被激活，神经的中控台开始处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馈，同时提高神经系统的警戒等级。然后，我们才会开始确认自己有何感觉。”6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区别。UCLA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丹尼尔·西格尔表示，“理性系统关心的是分析外部世界，而情绪系统负责监控内部状态，无论情况是好是坏，它都不会放松警惕。换句话说……理性认知主外，情绪主内。”7所以，虽然知觉既可能源自外部世界（例如发现潜在的掠食者），也可能来自人体自身（例如痛觉），但情绪只可能来自内部。

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神经学研究表明，大脑中负责处理情绪的皮质区在演化中形成的时间较晚，而脑干（负责控制基本的生命功能，例如呼吸、心跳和血压，同时它也是大脑与身体其他部分之间的通讯中枢）和边缘系统（负责“战或逃”响应的脑区，它包含了基底核、海马体、杏仁体、下丘脑和脑垂体）则比较古老，它们像中央“开关面板”一样控制着大脑与身体之间的通讯。我的同事贾伊马尔·约吉斯，《咸水佛》（Saltwater Buddha）和《恐惧计划》（The Fear Project）的作者，住在旧金山，他从小就喜欢游泳和冲浪，水就像他的家一样，待在水里总是让他特别开心。想象一下，某个雾蒙蒙的清晨，贾伊马尔在离家不远的海里游泳。他的大脑稳定而愉快地释放出各种快感化学物，包括内啡肽（带来平静、欣喜的感觉，又叫“跑者高潮”）等“天然鸦片”，催产素（产生信任感和安宁温暖的情绪）和带来快乐“浪潮”的多巴胺（与新鲜感、冒险和奖励、探索、舒适的运动有关——这种神经递质与多种瘾嗜密切相关）。这些神经化学物都是人体自然合成的，就像我们内置的“药箱”；大脑根据实时的环境本能地释放出这些化学物。突然，贾伊马尔发现大约50英尺外的水面上似乎有点异常，厌恶风险的大脑立即开始寻找潜在的负面刺激，他的整个身体随之进入直觉性的“保命模式”。有意识的思维还没来得及做出响应，视觉皮质已经把信号送入了海马体进行评估：那东西会带来威胁吗？边缘系统厉声尖叫“会！”杏仁体立即调动身体进入高度警觉状态，去甲肾上腺素（“唤醒”化学物）淹没了贾伊马尔的大脑，提醒负责有意识思维的脑区“看看那边是怎么回事，赶紧！”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突如其来的刺激同样会触发多巴胺的分泌，帮助身体做好行动的准备。与此同时，杏仁体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NS）告诉身体其他部分：我们可能必须做出“战或逃”的应对。贾伊马尔又看了一眼：水面上划过的是一片鳍吗？高度的警觉变成了恐惧，贾伊马尔的下丘脑（负责调节满足人体基本需求的内分泌系统，例如食物和性，还有恐惧和愤怒等情绪）向肾上腺发送信号，释放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他的心跳开始加快，大量血液涌向主要肌肉群，肺部支气管开始膨胀，为身体提供更多氧气。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洪流盖过了之前那些带来快感的化学物（多巴胺、血清素和内啡肽），贾伊马尔的整个新陈代谢系统进入一级警备。皮质醇促进杏仁体继续激活SNS，同时抑制免疫响应。他的整个身体都被神经化学物的洪流劫持了，这时候，贾伊马尔的脑子里有意识的部分终于收到了信息：“潜在的掠食者——危险！”哪怕贾伊马尔非常清楚，美国每年死于鲨鱼袭击的人只有一个，但杏仁体仍不肯放松警惕，它以“闪光灯”式的记忆记录下高危时刻，同时尖叫着警告他离开这片水域。他转身匆匆游向岸边。上岸后，贾伊马尔回头看了看自己刚才游泳的地方，结果只看到水面上有四五头海豚的背鳍划过。他站在沙滩上喘着粗气，心依然跳得很快，“战或逃”的神经化学物逐渐退潮，他开始后悔自己错过了和海豚共泳的机会。不过事实上，他别无选择：在刚才那一刻，基于情绪的边缘系统产生的“保命优先”响应绑架了层级更高的认知脑，他只能跟着直觉走。

和情绪有关的化学物这么多，有时候实在令人迷惑。归根结底，这似乎只是一系列简单的“开关”机制：看到A，释放化学物B；看到X，释放化学物Y，诸如此类。不过，这些化学物可以激发、构成情绪，有时候某种化学物单独起效，有时候它们共同作用，还有的时候，某种化学物的缺失也是情绪形成的要素。有的化学物会激发我们的潜能（生理效应），而另一些化学物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恐惧、放松、紧张、沮丧、专注、悲伤和爱——正是这些情绪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的确，情绪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策，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8

早在1980年，社会心理学家R.B．扎荣茨就曾写道：“早在我们演化出语言和如今的思考方式之前，边缘系统就一直控制着人体的情绪性反应。它的形成年代早于新皮质，在较低级的动物身上，这套系统占据了脑物质的很大一部分。在我们演化出语言和认知能力之前……生命体完全依赖情感系统来应对外界情况变化。生命体需要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响应，每种情绪响应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正确的响应被保留下来，错误的则遭到淘汰。”9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扎荣茨的论断依然没有过时。面对周围的世界，除了认知性的响应和感觉以外，我们还会产生本能的情绪性响应，它从最根本的层面上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和体验。读到“生命体需要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响应”这样的句子，我们很容易忽视“环境”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事实上，“环境”既包括室内和室外，也包括体内和体外。此外，在我们讨论大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时，所有假设的场景里都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特殊刺激——在贾伊马尔的例子里，他最开始以为海面上的鳍是鲨鱼。不过，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突然出现的一片鳍，事实上，某些极具影响力的信号根本不是突如其来的外部刺激——完全不是这样。

现在，一些研究情绪的神经化学和生物学基础的科学家开始探查外部环境如何与我们的内部世界互动、塑造我们的自我。比如说，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试者看到自然场景时，前扣带回和岛叶——与移情有关的脑区——会变得更加活跃；与之相对的是，都市场景会在杏仁体里激发更强的响应，这个脑区是“危险”响应的第一站，也是慢性压力的主要来源。另一项研究表明，自然场景更容易激发基底核；根据此前的研究，看到快乐的表情或者回忆起快乐的事情时，基底核也会变得活跃起来。科学家在加州利用fMRI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然的风景会激发脑部奖励系统——这片脑区富含能带来快感的鸦片受体。

这些研究展现的差异已经超越了“自然VS都市”层面；在与都市环境的对决中，不同的自然环境产生的效果并不相同。加州的那项研究发现，海景激发奖励系统的效果最为明显。英国的欧洲环境与人类健康中心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水环境如何促进人类的健康与福祉。2010年，与该中心合作的研究者调查了天然与人造环境中的水元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偏好和情绪，以及各种环境的“恢复效果”。受试者观看了120张天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的照片，其中一半的照片里有水元素，然后，研究者会问他们，这些地方有没有吸引力，你愿不愿意去玩，以及看到照片你有什么感觉。结果表明，含有水元素的场景（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得到的评价更高——受试者更偏爱这些照片，觉得它们能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恢复效果也更好。更有趣的是，带有水元素的人造建筑物（比如说运河旁边的房屋或者带喷泉的广场）得到的正面评价和那些绿色空间不相上下。10

斯坦福大学情绪神经科学临床应用中心的菲利普·戈尔丁博士一直在研究正念和冥想对人类心理的影响。2011年，戈尔丁博士表示：“待在海里或海边的体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都基于大脑对环境性刺激的响应。”其实除了海以外，河流和湖泊也会带来相似的体验——它们代表着淡水水源和食物。不难想象，早期人类是如何在千万代的演化中形成了对水的依恋，他们会本能地把营地安排在能看到水的地方，这样可以享受到水源的便利，同时又避开了潮水、泥石流、洪水和漫流的危害。出于生存本能的选择同样在神经化学过程中留下了痕迹，因此，我们会觉得能看到水的风景是美丽的。事实上，欧洲和非洲最早的人类遗迹都分布在古河谷里。我们的祖先站在山洞洞口，看到朝阳从对岸升起的时候，是否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美丽？或许他们的感觉比我们更甚。

沿着演化之河继续逆流而上，我们不难想象，对同出一源的灵长类动物和我们共同的祖先来说，水有着神奇的魔力。事实上，我们寻找、探测、感觉、感知、消耗水的能力和逐水而居的本能大约可以追溯到3.75亿年前；那时候，第一批离开水的生命体开始试着在干燥的陆地上生活，就像离开水的鱼一样，它们面临着种种全新的挑战。如果不是追踪水源、对水做出情绪性响应的能力深深埋藏在这些生物的本能之中，那么它们根本就无法在陆地上活下来——而死去的动物无法繁殖，也不可能延续自己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