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

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影响俄罗斯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只有在自我国际定位明确的前提下，俄罗斯领导层才能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而欧亚战略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精英阶层在普京新时期的时代观和国际政治观，这构成了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

第一节 欧亚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一般而言，国际关系中现实派主要从权力斗争、结盟以及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角度看待世界；自由派更注重从通过贸易、谈判和国际机构加强合作和互相依赖的角度看世界；建构派则要求从建设性的或认同感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形成各国人民看法和认同感的信仰——理念、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角度看待世界。然而，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国家认同具有特殊性。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的眼里，俄罗斯作为帝国形象被感觉和认知。俄罗斯作为这些国家的他者，促成它们沿着去俄化的主线完成自身身份认同，通过在政治文化结构上认同西方而试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构建其内外空间观却缺乏一个可以和其现代国家身份相匹配的认知上的他者。这与俄罗斯的地理空间、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

俄罗斯是欧洲和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西部位于欧洲，东南部又地处亚洲。俄罗斯没有太多天然边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曾面临来自各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南有蒙古人，东有土耳其人，北面和西面有波兰、立陶宛、瑞典、法国和德国人。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的两难宿命：它究竟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还是介于两者的桥梁？俄罗斯传统文化是否融合了两种文明的特点？鞑靼蒙古的统治让这种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尽管整个基辅罗斯都处于欧洲的发展轨迹中，但在蒙古骑兵的铁蹄踏入后，俄罗斯脱离欧洲数百年，并错过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从19世纪初起，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永恒问题。19世纪表现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论战。苏联解体后则体现了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的交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信奉大西洋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全面倒向西方。但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俄罗斯经济转型并不顺利，而寡头经济的强化进一步刺激了权力与资本关系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政治权力压过资本权力，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俄罗斯改革的主导力量。民众要稳定求发展，主权民主理念顺势而出。与主权民主理念相互呼应，俄罗斯社会的普遍看法是既不能一味靠向西方，也不能闭关锁国，由此普京政权开始利用欧亚主义意识形态来把俄罗斯以一种类似于帝国的形象投射到东欧和中亚。

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欧亚社会政治运动的领导人杜金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中，俄罗斯对外政策有西方化、苏联化和欧亚主义三种选择。西方化指俄罗斯加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用地缘政治主权方面的让步换取其他方面的优厚条件。但是，这条路实质上否认了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导致俄罗斯国际地位下降。苏联化指建立一个封闭体系，苏联式的对外政策卷土重来，这种立场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无异于自我倒退。因此，俄罗斯需要选择欧亚主义战略，这一战略着眼的是多极世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

可以说，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及由此产生的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欧亚战略的出现。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领土重回彼得一世扩张前的范围。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失去了作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地位，在就巴尔干局势、北约扩大等直接关系到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时，它的意见常常被忽略。俄罗斯陷入了帝国后遗症的怪圈中。这种反差让俄罗斯人感到屈辱。在普京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俄罗斯致力于政治稳定，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退居次席。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政治局势得到稳定，俄罗斯开始思考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自我意识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努力确立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权，构建俄罗斯的欧亚战略，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共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金融危机加速了经济实力重新分配的进程，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这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政治影响力上。21世纪的多极化世界需要能反映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新的全球安全体系。该体系应当将全球化与地区化两大趋势结合起来。对与欧洲和亚洲休戚相关的俄罗斯而言，制定合理的欧亚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战略理应扭转俄罗斯孤立于欧洲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局面，让俄罗斯成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可见，欧亚战略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又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2011年10月，普京在即将重返克里姆林宫之际，终于明确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构想：建立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它能够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间有效纽带的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历经波折，形成了从自贸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到欧亚联盟的一体化发展路线图。1993年独联体成员国签订《关于建立经济联盟的条约》，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达成《关税同盟协定》，1999年俄白哈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条约》，2000年俄白哈塔吉五国签订《关于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2001年5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2007年俄白哈三国签订新的《关税同盟条约》，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启动。2011年普京提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2年1月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投入运行。成员国致力于在统一经济空间框架内实现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2013年12月2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召开，明确了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海关同盟的路线图。2014年5月，俄白哈三国签订《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发展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及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

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拥有1.7亿人口、4.5万亿美元GDP总值的共同市场。根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规定，联盟为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拥有国际法主体地位。联盟预算由各成员国承担，并以卢布形式结算。欧亚经济联盟将建立统一药品市场、共同电力市场、统一油气和石油产品市场，创立调节联盟金融市场的超国家机构。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运行。欧亚战略正式成为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期俄罗斯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俄罗斯实现欧亚战略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乌克兰危机导致俄乌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并将长期处于软对抗的博弈状态，这对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有消极影响，进而对俄罗斯国家形象、国家认同、发展动力及政治稳定等方面产生连锁不利反应，俄罗斯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面临挑战。

一 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欧亚战略的关联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结构性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总爆发，将深刻影响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变动。乌克兰危机是乌克兰国内外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2013年11月乌克兰暂停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是导致乌克兰国内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而围绕是否签署协定的争斗则更多反映了乌克兰自苏联解体以来长期未能彻底解决的国家认同与发展道路问题，这也是此次局势紧张的深层原因。

对于乌克兰自身而言，需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乌克兰国内存在的东西部历史传统及利益差异问题；二是2008年俄格冲突及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问题；三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问题。乌克兰东西部问题是指莫斯科大公国时期，乌克兰第聂伯河以东地区已经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时至今日也还深受东正教影响。乌克兰东部的工业也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东西部差异客观存在，且在解体后未能找出很好的融合之路。大国博弈问题是指俄格冲突后，北约向独联体国家扩大受挫，欧盟接棒，转而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而俄罗斯在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后，把建立欧亚联盟定为国家基本战略。乌克兰对于欧亚联盟和欧洲联盟而言都是关键一环。对于俄罗斯而言，尤其不能失去乌克兰。这种较量从某种意义上看难以调和。在关键时间节点上，例如2013年签署联系国协定前后，必然存在大国博弈。乌克兰夹在俄欧之间，左右为难。乌俄经济关系问题是指乌俄经济联系密切，俄几乎占乌外贸的1/3。俄在乌外国投资中占1/6。乌克兰油气靠俄供应，乌克兰的航空航天、冶金化工电子产品和农产品依赖俄市场。换句话说，只有在乌克兰经济能够基本独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

对于俄罗斯而言，欧亚战略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欧亚强国梦的理念载体，普京新时期将其概念化并以欧亚经济联盟的方式加以落实，虽然政治稳定是欧亚战略顺利实施的保障，但是经济低速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前景。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作为表明俄罗斯推进欧亚战略的决心是坚定的。

俄罗斯基于欧亚战略的考量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采取了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举措，这些举措及西方的反制措施已经引发大国博弈及国际格局的变动。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欧亚战略与西方遏制俄罗斯帝国思维之间的一场较量。可以说，这反映出俄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且，克里米亚事件的出现会导致这种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消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俄罗斯国家战略重点都将集中在独联体地区。俄罗斯的欧亚战略因而也将是普京内政外交的基石。俄罗斯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外部环境良好，俄罗斯才能获得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这本来是普京执政以来反复强调的基本理念。然而，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57不顾与西方关系恶化的风险，坚定推进欧亚战略。从普京执政理念的这种变化来看，理解俄罗斯的欧亚战略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俄罗斯欧亚战略倡导的一体化既不是经济一体化，也不是政治一体化，而是国家一体化；二是与国家一体化的内核相互联系，普京的战略目标不是恢复西方所担心的苏联，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斯拉夫文明的新俄罗斯。

二 对俄罗斯发展环境的影响

第一，俄罗斯西部安全环境恶化。上述发展战略目标是在2012年提出来的，当时俄罗斯面临苏联解体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这首先与俄罗斯周边环境的变化有关。除独联体外，俄罗斯周边安全的要义在于与欧盟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与入盟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欧盟的历次扩大使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经历多年的分裂和冲突后通过和平的方式联合起来。它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民主和富裕。加入欧盟的希望是许多国家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20世纪70年代摆脱了集权统治，并开始建立民主制度。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一个相同的进程。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2004年以来，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以后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民族激进主义有所抬头，在匈牙利等国家，精英阶层的执政举措甚至背离欧盟原则。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到欧元区的扩大以及欧盟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要建立怎样的欧洲？欧盟是一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一体化能力的联盟吗？欧盟能否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并应对全球挑战和全球竞争的联盟？欧盟是否还能继续意识到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共同体的好处？欧洲怀疑论开始出现，保持民族国家独特性的思想开始强化，新老欧洲的利益分歧显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加上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以及金融危机后欧洲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俄罗斯实际上面临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因此，普京积极推进俄罗斯的欧亚战略，着眼于实现俄罗斯在多极世界的国际格局中牢牢确立独立一极的目标。俄罗斯从成为独立一极的战略定位出发，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还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力图在亚太格局变化中谋得利益，并力求在亚太多边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框架建设中占据有利地位。

然而，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周边及全球范围内业已形成的良好国际环境。本来，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帝国时期对中东欧的强权统治以及苏联时期中东欧国家作为卫星国在发展道路问题上遭受的创伤，就已经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以来中东欧国家正是在去苏联化以及去俄化的过程中确定了新的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国家首先看重的不是在欧盟的执行能力，而是在欧盟它们实现了自我保护的目标并结成了可以互相支持的联盟。现在，尤其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国家在地缘政治范畴内地域联合的思想更为强烈。这对于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文化意义，是一种观念上的巩固。而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俄罗斯因素的存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执行能力会不断加强，而这种执行能力的加强由于中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敌意的加深将造成俄罗斯周边战略环境的恶化，从而影响俄罗斯国内发展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本战略需求。北约在乌克兰危机后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指向得到进一步明确，这对俄罗斯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俄罗斯南部安全环境恶化。即使是普京反复强调的俄罗斯南部环境安全的问题也面临挑战。俄罗斯对东欧地区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划分为四个板块：独联体国家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国家、中部欧洲和东南欧洲。独联体国家的欧洲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对俄罗斯扩大势力范围以及对欧盟施加影响具有战略意义。俄罗斯认为，中欧（特别是波兰）是对独联体邻国造成消极影响的潜在根源，例如波兰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主要发起国和积极推动者。东南欧被俄罗斯看成一个传统的利益区。在201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对东南欧的政策十分明确，就是全力发展同东南欧国家全面务实和平等的合作，因为这一地区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最大的运输和基础设施枢纽，向欧洲国家输送石油和天然气都要经过该地区。尤其是与东南欧的地区间关系被俄罗斯视为重要的战略博弈关系，因为这与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及黑海沿岸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博弈的主要争夺点。

在西方看来，乌克兰及其周边黑海地区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地缘战略紧张的59地区，苏联解体后，围绕这一地区已经爆发了国内种族冲突和邻国冲突，这些冲突在这些国家中导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冲突包括：俄乌关系的克里米亚半岛问题；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问题；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两次车臣战争；北高加索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冲突；2008年俄格战争；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战争和冲突等，上述问题都直接或者间接与俄罗斯相关。因此，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把南部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除了直接的冲突，这一地区还面临冷战结束以后诸多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问题：民主模式的传播、能源问题的博弈、东南欧即巴尔干地区的稳定等。乌克兰及其周边黑海地区实际上已成为“欧洲—大西洋”观念和亲俄观念对抗的地区。西方扶持这一地区多个次一体化区域性组织，如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成的古阿姆组织以及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组成的民主选择共同体。而俄罗斯保持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是在该地区驻军并保有实际控制力，例如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同时利用能源杠杆向这一地区的周边国家施加压力。但是，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以后，俄罗斯有一部分政治精英认为，俄罗斯在自己周边制造了一个不稳定地带，西部和南部的邻国今后都一心脱俄入欧。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强烈意识，反对俄罗斯对它们抓住不放。俄罗斯给自己邻国制造阵痛的现实，让其邻国希望远离执行反西方政策的俄罗斯，它们认为俄罗斯是其自身融入欧洲的威胁。这种西部与南部周边安全的态势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难以估量。

三 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

俄罗斯独立后，亲西方的“欧洲—大西洋主义”者一度控制外交大权，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随着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和西方对俄政策的演变，俄罗斯不断调整对外政策。俄罗斯认识到，同西方结成战略同盟和尽快加入“文明世界大家庭”不仅是幻想，还损害了俄罗斯自身利益。俄罗斯开始强调自己是世界大国，并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1996年以后，俄罗斯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最终确立。俄罗斯也开始反思外交政策的失误。俄罗斯承认在国际舞台上遇到困难，但重要的是分析失败的原因，弄清软弱的根源在哪里，还有哪些潜力，如何利用它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已经着眼于加强公共外交，而且理念与举措也逐渐清晰，认为这是外交政策工具多元化的必由之路，提出公共外交是具有自身价值的国际交往渠道，有助于提高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巩固国际生活的共同法制基础，是对国际合作的天然补充。

俄罗斯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长期诉求是为了改善国家形象，这是俄罗斯着眼于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大局的主要举措之一。因为要想实现重新崛起的目标，俄罗斯需要为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获得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并谋求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就要求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国家形象，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卓有成效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可以起到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作用，从而实现俄罗斯与西方及外部世界的良好互动，为重新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为改善国家形象，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这些成果几乎付诸东流。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一方面，普京支持率升至五年来的新高，2014年3月15～16日的民调显示，普京支持率为75.7%；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普京及其团队的信任度降低。这既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追求有关，更与俄罗斯的不可预见性和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现实密切相连。政治技术中心副主任马卡尔金认为，俄罗斯对乌采取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但是国际社会的看法与俄民众完全不同。即便能以最小代价摆脱危机，对俄罗斯侵略性帝国的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俄罗斯实际上自我隔离于西方，这威胁到俄罗斯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并可能打击陷入衰退的经济。

国家形象受损还体现在俄罗斯与欧洲出现价值观理念上的分歧。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是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欧洲联合的观念有深远的影响。经历过中世纪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的欧洲，普世主义的欧洲价值观早已根深蒂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欧洲民众遭受难以承受的苦难，战后和平主义的思想在战争的洗礼下浴火重生。两次大战后，在欧洲国家的理念里，主权民族国家的体系是有缺陷的，利益争夺可能导致战争，破坏康德欧洲统一的梦想。可以说，“合”而不是“分”的理念是欧洲文明的根。西巴尔干各国之间差别这么大，但是依然坚持入盟。正是在这些理念根子上的一致，才能有一体化的动力。一体化带来的最大利益也许就是赢得和平，有了和平就有了经济发展。

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普京不仅“收回”克里米亚，还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说中，认为十月革命后苏共将俄罗斯南部一大块划入了乌克兰版图。十月革命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把属于俄罗斯的南方领土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和塔夫里亚三个省划入自己的版图，塔夫里亚省包括克里米亚半岛。1922年苏联成立时，加入苏联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依然保留了这三个省，但是克里米亚半岛归入了俄罗斯，只是1954年赫鲁晓夫又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因此，在普京看来，现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和敖德萨都具有俄罗斯的属性。俄罗斯的上述言论，及以联邦制和中立化为条件主导乌克兰调解进程的意愿，均与前述欧洲各国业已形成的大欧洲联合的社会共识有根本分歧。

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也有一部分精英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看待乌克兰问题。留里克王朝从瓦良格人建国开始，历经基辅罗斯及莫斯科大公国等重要历史时期。俄罗斯认定基辅罗斯是俄国文化的根，失去乌克兰难以想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向东还是向西的国家认同问题再次在历史的重大时刻被提上讨论日程。一般认为，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有了统一的精神信仰。但是，到了12世纪，基辅罗斯分裂并逐渐形成两个中心：加里西亚-沃伦尼亚公国和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后者是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在这两大中心的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差别明显。源自同一个东斯拉夫共同体，但是最终形成大俄罗斯人与小俄罗斯人。也就是说，莫斯科大公国是源于基辅罗斯的，准确地说，是源于基辅罗斯的一个分支。更为关键的是，莫斯科大公国被鞑靼蒙古控制后，加里西亚-沃伦尼亚公国却抵抗住了鞑靼蒙古，保留住了原62汁原味的基辅罗斯文明。因此，乌克兰脱俄入欧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原因。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因此认为乌克兰属于欧洲文明，其未来的唯一现实发展方向也是欧洲。在他们看来，乌克兰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偏离欧洲道路而引发的事件，也是后苏联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进程被打破而导致的直接后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俄罗斯试图通过欧亚战略，引导乌克兰走一条非欧洲发展的道路。这种思潮反过来对俄罗斯国家认同也会产生影响，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停止。

四 对俄罗斯政治稳定的影响

经过普京执政以来对国内政治问题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俄罗斯政治社会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已克服20世纪末系统性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后果：遏制了俄罗斯公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下降，战胜了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进攻，防止了对宪法制度的损害，维护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了增强自身竞争力并作为形成中的多极国家关系的一个关键主体捍卫国际利益的能力。

但是，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政治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增长放缓对社会稳定形成挑战，导致俄政治安全领域原本就存在的难题如宗教民族问题更加突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由于收回克里米亚引起西方经济制裁，当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外资大量流出。在2011年国家杜马期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产阶级担心国家遭到孤立，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西方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从长期看，这些因素都将对政治稳定局面形成挑战。

单就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投入而言，对俄罗斯也是一种考验。克里米亚年均GDP约为4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GDP的0.2%。俄罗斯政府已承诺向克里米亚投资60亿美元。克里米亚只能满足自身10%的能源需求，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需要每年增加开支20亿美元。俄罗斯财政部评估，解决克里米亚的年度预算问题需要约10亿美元。总的来说，根据克里米亚200万的人口规模，俄罗斯在2025年前需向其投入300亿美元，平均每年30亿美元。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未来俄罗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认为，西方相对衰弱导致俄罗斯现代化的推动力减弱，俄罗斯历史上这种推动力一向来自西方。普京时代形成的强力阶层抵制西方十分活跃，而俄罗斯的发展动力则日益削弱。

总之，乌克兰危机的核心是发展道路问题。影响乌克兰发展道路问题的俄罗斯因素从苏联解体以来就非常明显。乌克兰发展道路问题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言，地缘政治需求是首要，国内政治稳定是根本。从更深的层次看，还涉及俄罗斯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的归属问题。可以说，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折射的是俄罗斯自身如何选择发展道路。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地缘政治方面，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欧洲的疆界被压缩到三百多年前，即俄罗斯开始扩张前的范围内。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俄罗斯是否应该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逐渐使这些国家同俄罗斯重新联合起来。2011年10月竞选总统前夕，普京就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构想：建立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它能够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纽带的作用。欧亚联盟的设想本质上是在回答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既然要依靠整合独联体实现国家重新崛起，就难以接受乌克兰脱俄入欧。如果乌克兰脱俄入欧，普京的欧亚联盟就不会实现，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也因此面临挑战。正是基于上述战略考量，普京收回克里米亚，并提出俄罗斯的调解方案，即乌克兰实行联邦制与中立化，但是，这直接导致俄乌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并将长期处于软对抗的博弈状态，这对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已经并继续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