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

普京在2011年9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指出俄罗斯的未来战略目标是“经济年增长保持6%～7%，任期内使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大国前5名”。竞选期间，普京在媒体连续发表7篇竞选文章，详细阐述其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民主、社会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执政纲领。2012年5月7日宣誓就职总统当天，普京又签署12项总统令，内容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政府管理效率、民生保障水平、对外关系方针、军事国防建设等诸多方面，确定其未来总统任职期间的国家发展战略，其总体目标是：“消除国家发展的一切阻力；完成政治体制、社会保障和公民保护机制以及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建立统一、活跃、持续发展而又稳定健全的国家体制，保障国家主权和未来10年的社会繁荣。”

2013年4月16日，普京在卡尔梅克共和国召开的闭门会议上批评多名联邦政府部长和地方行政官员未能有效执行既定的发展决议。由于第二天即4月17日是普京新时期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因此该视频一经曝光，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如果将这两件政治时事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普京不排除解散政府的可能性就显得过于勉强了。普京的严厉表态，与其说是表示对官员不作为的不满，倒不如视为对俄罗斯发展前景的担忧。发展问题其实是确保俄罗斯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当繁荣与秩序不能如约而至，作为执政者焉能无动于衷？

第一节 经济增长放缓的表现与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稳定银行体系，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和大型企业实施紧急救助，还采取了确保民生、减税、为自然人存款提供担保等反危机措施，确保了经济稳定。俄罗斯经济经过2009年的下滑后开始复苏，2010年GDP增长率为4%, 2011年为4.3%。俄罗斯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并保持一定发展势头。

2012年俄GDP总额为61.1493万亿卢布（约合2.0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居第6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德国。而经济增速居全球96位，为3.4%。俄罗斯人均GDP为17700美元，居世界71位，全球平均人均GDP为12500美元。居民实际收入增长4.2%，平均工资为26690卢布，名义增长13.3%，实际增长7.8%。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上涨5.7%，卢布对美元实际汇率上涨7.4%，对欧元实际汇率上涨7.7%。外汇储备增长7.8%，达到5376亿美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90亿美元。全年通胀率为6.6%，虽未达到年初预订目标的6%以内，但也算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粮食歉收给通胀带来压力，但经济放缓、卢布可浮动汇率、预算控制等因素将通胀率控制在了可接受范围内。失业人数上升4.17%，达105万人，增加4.2万人。俄共有77个联邦主体失业人数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有犹太自治州和马加丹、阿斯特拉罕、萨哈林、伏尔加格勒州及北奥塞梯共和国和楚克奇自治区。吸引外资1546亿美元，同比下降18.9%。外资主要来源国分别为瑞士（507亿美元）、奥地利（196亿美元）、塞浦路斯（168亿美元）。

从经济数据看，2012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先高后低的走势，但在油价仍保持高位的情况下，俄GDP仍保持3.4%的增幅，经济总量已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通胀率为6.6%，国家债务总规模为GDP的9.6%，负债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数量均降至11年以来最低。2013年4月17日，梅德韦杰夫做政府工作报告，认为2012年俄经济发展虽然总体良40好，但是面临增速放缓等诸多风险，政府未来的任务是采取平衡措施，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合理增速。

2012年5月7日，普京签署《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的命令，俄罗斯未来6年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加俄联邦公民的实际收入使俄罗斯经济达到技术领先的地位作为2018年前头等大事。普京复任总统后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一是到2020年新建和更新2500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二是到2015年投资额应增加到相当于GDP的25%，到2018年增加到27%；三是到2018年高科技行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应比2011年增加30%；四是到2018年劳动生产率应比2011年提高50%；五是提高俄罗斯联邦在世界银行有关经营条件排名中的名次，从2011年的第120名上升至2015年的第50名、2018年的第20名。

2013年1月16日，梅德韦杰夫提出政府七大工作任务。一是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即实施强有力并具可预见性的长期预算政策、降低通胀率和提高预算支出使用效率；二是发展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完善和激活劳动市场；四是改善商业环境，吸引私人长期投资；五是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六是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提高地方吸引劳动力和投资的竞争力；七是提高俄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适应世贸规则，提高俄企业国际化水平，改善俄出口结构。2013年1月31日，梅德韦杰夫在政府扩大会议上宣布了2018年前政府工作的10个关键方向：改善经商环境、全球一体化、技术更新、促进消费、发展农业、发展基础设施、每年建设不低于1亿平方米住宅、发展医疗和教育、支持地区发展和完善国家管理。在4月17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梅德韦杰夫把吸引大规模投资、创造新的生产岗位、保持经济增长作为解决一系列问题、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关键任务。

在远东发展战略制定完成的基础上，梅德韦杰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议出台有关远东发展的专门法律，以确保国家计划的顺利执行。“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计划于2013年1月15日制定完成。在国家计划框架下，2025年前将投入67亿美元发展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同时吸引1万亿卢布（约合330亿美元）私人资本。该计划将帮助远东地区从“追赶发展”模式向“超越发展”模式转变，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11年增长411.5倍，地区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从8.5%增至10.2%，人口数量从1040万增加至1240万。

梅德韦杰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关键性意义。畸形的经济结构影响俄经济稳定。俄罗斯经济被称为“能源依赖型经济”。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在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石油和天然气是俄政府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往往决定着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俄GDP的60%、政府预算的40%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密切相关。俄出口产品一半以上是能源和原材料。俄每年出口的油气合计占出口总额的63.3%。油气税收占政府税收的47%和关税的85%。俄政府的预算根据乌拉尔原油价格制定。乌拉尔原油价格跌至每桶40美元时，俄国际收支将出现赤字。因此，国际能源市场油气价格的变动对俄经济运行会造成直接影响。国际油价每下跌1美元，俄出口收入就将减少20亿美元，国家预算将减少15亿美元，当年的GDP就下降0.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由于油气产品不能转向内需，又由于长期依赖国际原油价格，本国的加工制造业滞后，企业创新能力差。

实际上，国际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到对原油的基本消费需求，这原本是俄经济保持发展的有利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原油价格曾一度跌至30美元/桶。但此后原油价格一路走高，2011年以来均价保持在约100美元/桶的水平。此外，欧美国家应对危机时采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其他财政刺激措施，都可能会推高国际原油价格。

然而，从俄罗斯201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来看，虽然石油价格保持高位，但是俄罗斯经济还是没有实现普京执政前八年的高速增长，GDP的年增长率仅维持在4%左右。2013年甚至有可能达不到3%的增长率。2013年4月15日，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表示，受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将大幅放缓、通胀预期不会扩大的预测影响，俄财政部修正了2013年预算指标，将2013年GDP增长预期从3.6%下调到2.4%。2013年11月9日，经济发展部又下调了2013～2030年俄经济增速预测，2030年前年均增长为2.5%。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31日公布初步统计数据，2013年俄GDP较上一年仅增长1.3%，低于预期，不及2012年3.4%增速的一半。

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总需求不足的结果。首先，国际油价有所起伏，同时受页岩气革命等国际能源格局变革的影响，再加上欧洲能源需求不足，俄罗斯出口收入减少，对外贸易失去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其次，企业自有资金减少，融资困难，固定资产投资萎靡不振。最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需求不足。从长期因素看，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是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问题。在国际油气价格走低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其多年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这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油气价格以外，直接投资下降、资金外流、基础设施更新的沉重负担、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压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作用都在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尤其是欧洲经济不振对于俄能源需求的下降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总之，综合世界经济的现状及俄罗斯国内的情况看，俄罗斯经济在普京新时期的六年总统任期内放缓甚至停滞已成事实。虽然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反弹，但是俄罗斯发展的总体态势是：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会有发展，但是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第二节 经济增长放缓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首先，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难度加大。2013年4月，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别洛乌索夫明确表示，普京总统定的5%～6%的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2013年3月，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烈巴奇表示，如果外部环境不见起色，俄罗斯经济未来五年增幅不会超过5%。国家经济振兴的目标难以实现。俄罗斯面临调整发展模式的挑战，但完成调整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俄经济基本面指标还没有出现恶化，但驱动力明显减弱。

其次，政局稳定的控制性受到挑战。普京早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就指出：“达到必要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更准确地说，它是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普京的“速度”情结何其强烈。威权政体需要经济绩效，背后反映的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经济增长达不到5%以上，就难以实现既定发展目标。而且，没有经济5%以上的增长，普京业已制定的大规模社会保障计划和更新军备计划也难以落实。如果政绩不彰，威权体制本身的制衡机制又形同虚设、政治参与固化僵化，民意政治的出口就会不畅，政治抗议运动在所难免。因此，经济增长放缓最终会使普京道路和普京模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其实质是公民社会对威权主义国家的反抗。

最后，重新崛起的前景不容乐观。未来几年每年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4%左右的趋势，在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更给普京强国梦——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景造成严峻挑战。普京在新时期提出的战略目标，无论是建立“欧亚联盟”还是进入世界经济五强，都是他在执政前八年重新崛起目标的翻版：“欧亚联盟”思想的背后依然是要控制独联体，俄罗斯的崛起离不开独联体；世界五强目标的背后依然是要建立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崛起意味着要成为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然而，4%的年增长率对崛起目标的冲击，不仅仅在于难以建立崛起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体现了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弊端。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弊端实质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实现经济强国的前景困难重重，而且也很难形成整合独联体的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景不容乐观。

但是，经济增长放缓至今没有从本质上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稳定。2013年年底的卢布贬值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观察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窗口。

受资本撤离、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油价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卢布汇率2013年底暴跌。2013年12月16日跌破80大关，而2013年初卢布汇率是32.8卢布兑换1美元。卢布贬值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短期内造成经济指标变动，但对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基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第一，卢布贬值只是给反对派带来攻击政府的口实。俄亚博卢党原党主席44亚夫林斯基认为，在如此糟糕的经济情况下必须更换政府或者改组政府经济部门领导班子。他还建议重组外交部。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12月16日的国家杜马会议上公开要求政府下台。公正俄罗斯党团副主席叶梅利亚诺夫要求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辞职。俄自民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实际是普京政权的政治同盟，他们的表态有疏通政治参与的意图，客观上反而缓解了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亚博卢党等反对派未能进入国家杜马，其意见没有影响力。普京也没有进行人事变动。

第二，普京执政基础雄厚。2013年全俄舆论中心与社会舆论基金会等机构对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社会情绪进行调查。这项社会调查的初衷是通过掌握客观真实信息，了解俄罗斯人对最近10～15年社会变迁的感受。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普京执政以来，社会情绪总体上积极健康，对普京执政的认可度维持高位。这也是普京执政基础雄厚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普京控局能力强。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而且还保留了终止注册机制。截至2013年12月1日，共有74个政党在司法部登记注册。这74个政党被认为基本上都是体制内政党。在选举制度上，从比例代表制调回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在社会机制上，修改相关法律，依靠法律维稳，管理政治公共空间。在联邦制度上，允许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但又规定需要总统审查。2013年又提出总统与地方议会双重过滤机制，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2013年8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选举都是统俄党获胜。只在一个市级选举——叶卡捷琳堡市长选举上公民纲领党候选人获胜。总之，在政权建设层面，普京取得了成效，实现了政局稳定。

第四，普京注意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2013年普京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有这方面的政治考量。首先，普京自从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在政治改革上有一系列举措，已经稳住了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在这个大背景下，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会对普京政权产生实质影响。其次，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令原本存在的政治问题更加突出，普京提出保增长的任务。这时候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也有经济上的考量，有意向外界释放和缓信号，意在传递营商环境上有所改善的信号。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获释后俄罗斯股市止跌反弹也给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再次，索契冬奥会开幕在即，2014年八国集团峰会也将在俄罗斯索契举办，释放西方国家眼中作为民主派代表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有回应西方对所谓俄罗斯人权状况的批评、改变俄罗斯国家形象的考虑。最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刑期本来就是到2014年8月为止。对于普京而言，与其到点释放，不如现在解套，还能产生很多正效应。这也是普京政府所乐见的。可见，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战术方面的策略，但是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赢得政治稳定局面，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才是普京政权的根本出发点。

第五，大国外交取得一定成效，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2013年在包括叙利亚问题、斯诺登事件、乌克兰入欧和伊朗核问题等多个国际热点问题上，俄罗斯的大国外交取得一定成效，而且这是在国内经济放缓的不利形势下取得的，这说明俄罗斯大国外交有深厚的战略文化底蕴。同时，也与普京的欧亚战略有关。现阶段国际发展的主要标志性特征是以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为强力催化剂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度变革。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其实质在于构建多极化国际体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的角色是充当国际事务和全球文明发展中的稳定因素。俄罗斯对自己的定位是充当各主要力量尤其是欧亚之间的平衡因素，在目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普京认为这是俄罗斯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俄罗斯要保住机遇期，实现战略目标，在大国博弈中作为一个平衡点，取得自己的利益。当然，普京对于美国有深刻的防范心理和不信任感。2013年俄罗斯国内的反美倾向和反西方主义抬头。但是，正如2013年俄罗斯外交构想指出的，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为俄罗斯经济稳定蓬勃的增长、实现技术现代化、转入创新发展道路、提高民众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样的基本定位决定了俄罗斯为了实现现代化，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和资金，不会冒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

第六，民族性决定了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是政治的“人质”。为了实现强国梦，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俄民众宁可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西方唱衰俄罗斯，往往低估了俄民众的忍耐力。现在俄经济面临的困难，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时期，甚至不如1998年金融危机时艰难。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是加强国家政权、法制与秩序是俄强国的首要保证，这也是民众的普遍要求。普京在新任期刚开始时就表示，进入21世纪的12年里，俄罗斯已经走过了极为重要的复兴和巩固阶段，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富裕和安康的俄罗斯。未来几年对于俄罗斯和全世界而言都具有决定性甚至转折性意义，全球正在步入大变革甚至是大动荡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和阶段，俄罗斯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因此，在俄民众的意识中，政治稳定早已被提到首要位置，尤其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后，维护普京政权，实现政治继续稳定，已经成为具有团结人心作用的共识。

总之，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将处于经济低速发展时期。俄罗斯重新崛起的目标前景不明朗，如果无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对普京政权的稳定及合法性都会产生影响。亚辛认为，追求今后几年的增长速度毫无意义。若不进行重大改革，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和法制层面，俄罗斯将停滞不前。普京的强国梦面临挑战。

第三节 国家与市场：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核心

俄罗斯的发展表明，政府的汇率和税收政策在调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控制着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领域。对俄罗斯而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吸引直接外资实现经济现代化，减少失业。对俄罗斯经济管理机构而言，政府需要确定优先发展的方向，鼓励创新，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俄罗斯建立国家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新经济模式的变革道路是逐步调整和逐渐形成的。在建立新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如何把自发因素与计划因素相结合同样是俄罗斯需要权衡的重要任务。

普京强调“国家的权威”，针对的是叶利钦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认为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普京的第二任期又提出在“主权民主”思想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主权经济”，强调的是“国家的”“民族的”经济，是国家调节的经济，是本国政府而不是跨国公司管理的经济。在主权经济的基础上，俄罗斯又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到了梅普组合时期，梅德韦杰夫提出必须实现国有经济成分的现代化。梅德韦杰夫认为，国有经济的比重原本不低于40%，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又再次加大。从长远看，这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其一，从上述俄罗斯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简单历程看，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国有经济结构符合俄罗斯的战略任务。

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是俄罗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上深刻的教训。这在俄罗斯转轨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罗斯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到1994年2月10日，盖达尔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还强调：“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十分明显，当时俄罗斯经济转轨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没有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994年3月，俄罗斯调查了专家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看法。在受调查的专家中有57%的人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力度过于软弱”。

普京八年，国家开始参股生产部门，同时保持着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加强了卢布地位，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私营—国有伙伴关系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机制。俄罗斯的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并不单纯是混合经济，而是要让经济的两个部分——国有与私营紧密协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平衡，偏重私营。

梅普组合时期，梅德韦杰夫所能做的还仅是保证国家对普京时期形成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集团公司的参与规模合理而有效。俄罗斯到2012年才能完成相关纲要，使国有经济具有合理的参数。梅德韦杰夫认为，在当代，国家集团公司总的来说是没有前途的。那些由法律明确规定存在期限的大公司在完成自己的活动后应当清盘。而那些在竞争条件下活动的大公司则应逐步重组成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随后或是在国家需要的国有经济领域中保留它们，或是将它们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此外，应当对有国家参与的大公司进行独立审计，实行现代化的治理模式，这些公司领导人的工资要与降低成本、节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运用创新技术取得的成果等指标直接挂钩。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大都经历了一个从市场自主调节到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渐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其中市场调节是基本经济机制，国家干预是以市场调节的辅助手段出现和存在的。一般运用计划、政策、法令、金融、税务、财政、价格、投资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其中包括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以法律和市场为手段的宏观调控机制等。但在价格调控方面，当时虽然对大部分产品放开了价格，但国家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与服务、住房公用事业、电力等行业实行价格管制。普京执政以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进一步扩大，干预程度进一步加深，实际上形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然而，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俄罗斯依然未得到解决。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是构成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首要问题，如何安排、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强化市场作用的过程。叶利钦执政时期尤其是经济转轨初期，市场作用被神化，力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经济转轨，克服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普京执政前期沿袭了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策，将国家职能定位为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创造条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表现为保护经营自由，少一点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多一些经营的自由”。进入普京执政中期，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经济政策明显转向，突出表现为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突出，国家不仅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加强了对企业的微观控制。普京经济政策的转向，导致一批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政府官员转向其对立面，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强化对企业的控制，干扰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尤科斯”事件发生后，资本市场出现震荡，股票市场一度低迷；企业投资积极性受到压抑，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尤科斯事件”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作用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国有经济成分明显扩大，49国有油气公司兼并了一些私营公司；国家对一些行业中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构建大型企业集团。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各种形式的垄断有增无减，这种局面对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起到了抑制作用。俄罗斯一些自由派学家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原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俄罗斯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之广、国家垄断程度之深，“为世界各国所仅见”，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维持，限制了市场竞争，也限制了外资流入。此外，俄罗斯社会非法治化问题极为突出，政府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大，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滥用权力问题普遍。企业对其产权保护状况及契约执行缺乏信心。针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俄罗斯仍将继续争论下去。

所有权不可侵犯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要义。市场经济应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由国家和法律对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提供保障。在一个法律权威难以确立或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和违约行为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增加。此外，国家对个别企业进行“选择性国有化”，也损害了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俄罗斯社会“信任半径小”是其固有问题。这不仅表现为企业对国家能否对其提供法律保护缺乏信心，也表现为企业之间对合作伙伴能否履行契约存有疑虑，甚至人与人之间也普遍存在信任度不足的问题。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仍存在野蛮落后的一面。

其二，俄罗斯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是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权力和资本的政治主从关系已经定型，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政治互动方式也已基本明确，但潜在危险犹存。普京和叶利钦时期权力和资本排列组合的一个最大变化在于：叶利钦时期国家权力并不直接控制资本，而寡头控制着绝大部分国家财富，并通过资本操控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以一种错位的状态出现，靠交易来实现平衡，这种国家权力和经济基础的错位关系是不正常的现象。普京就任总统后通过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形成了强力集团控制国家政权的局面，逐渐消除了寡头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现象。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与掌握资本、财富的寡头集团达成了妥协和默契，资本不再干涉国家权力，同时国家逐步加大对大资本掌控的比例。这一进程中突50出的是国家迅速加大对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工业的控制，“尤科斯事件”便是明显事例。相对集权的普京政权需要相对集中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在普京的第二任期，随着议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党派斗争对普京政权和俄罗斯政治稳定已不构成直接威胁。尽管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的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强势总统，已经根本改变了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如果说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顺利完成了权力和资本结构的重新布局，那么第二任期内将执政重点转入经济建设、社会经济改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的效果较为明显，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政府“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国内投资环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与大私人资本开展对话，安抚大企业，提出缩短私有化交易追诉期，使私有化过程中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淘得的“第一桶金”合法化，目的是改善政商关系。普京用为包括寡头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的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政治学角度说，金钱影响政治是必然的，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不去影响政治进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明确政治主从关系之后，进一步处理好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还应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少官员从这种关系中获取了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普京在打击寡头过程中，包括制裁“尤科斯”公司，难免伤及某些官员的利益，而能够涉足这些大买卖、有资格入股分红的肯定不会是一般官员。这类人物对政治的影响力难以估计。

恢复国家作用与强化俄罗斯官僚制度之间呈现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政治局面。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建立机制，明确“游戏规则”，都仅仅是第一步，尽管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51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而普京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已有效地遏制了这种倾向。叶利钦时期的寡头统治是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精英与权力结合迅速瓜分社会公共财富并保证持续占有既得财富的一种畸形的权力格局。普京作为叶利钦的继任者，是作为这种权力格局的维护者出现的。然而，出色的政治家与平淡的权力延续中转人之间的根本区别，首先表现为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政治资源来实现自身的抱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普京不得不与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和“家族”势力做斗争。叶利钦时期的寡头政治基本完成了对国家金融资本和经济格局的垄断，普京依赖的则是强力部门和行政系统。这导致普京执政以来强力部门势力不断扩张，执行权力的力度逐步加强。官僚体系强化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政治问题。在选任问题上，存在对官员政治性要求过高的问题，导致官员行政素质不高，行政管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监督问题上，存在俄罗斯民众对某些国家权力机关和大公司的信任程度很低的问题，导致监督不够，普京一直强调发展公民社会来解决，梅德韦杰夫也一直提出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方向就是建立有效和有能力的公民社会。

总之，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现代社会的国家重构也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的张力中进行的。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核心是如何把国家管理和市场原则相结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