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与特色城市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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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才政策与智慧城市建设

靳瑞霞

智慧城市,是当今社会发展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信息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城市形态,是应对甚至解决当下城市发展中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能源紧缺、公共安全监管难度加大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一种全新途径,是综合提升城市承载、管理能力的一种城市发展新理念。智慧城市建设是充分利用信息时代新涌现并迅猛发展的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处理等技术,在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社会民生、经济产业、市政治理领域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全面实现城市发展中人与人、人与物等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感知和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对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细化、动态化、智能化管理,为市民提供更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为企业提供更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政府构建一个更高效的城市运营管理环境,使城市发展更和谐健康,市民生活更便捷,生活品质更高。

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便是人才队伍的构建、完善及合理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对人才的要求与以往有所不同,对所需人才的技术要求较高,无论是智慧城市相关的服务领域,还是相关产业,都需要高素质、强能力、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第一,急需高层次创新性技术人才。核心技术已成为制约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一大瓶颈。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是智慧城市发展的根本。第二,企业经营管理缺乏复合型人才。目前普遍缺乏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掌握智慧城市专业知识,能带领团队跻身世界前列的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第三,专业高技能人才队伍数量不足。“十二五”初期,我国信息产业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050万人,虽然与“十一五”初期相比有较大增长,但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在从业人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重仅占26.2%,特别是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尤其短缺。结合智慧城市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今后我国在物联网应用、信息产品设计、大数据挖掘和商务智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更需抓住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等环节,统筹规划人才工作,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如何迅速培养、招揽、甄选并妥善管理各类相关城市建设人才,或许可以从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三国时代借鉴些许相关经验。当今时代是一个人才全球化的时代,人才的流动性极强。而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因战乱频仍,人才也是“择良木而栖”,哪国能更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哪国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从而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说:“人才莫胜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中华书局,1984。三国之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争夺、用人之较量。而三国在人才选用方面各有其独到之处。对三国选人用人进行研究,对智慧城市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魏之曹操唯才是举

东汉末年,政权不断更迭,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社会暴动不断出现。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纷纷割据自立,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其他如韩遂、公孙瓒、公孙度、陶谦、刘备、吕布、袁术、刘表、刘璋、孙策等各据一州。天下四分五裂。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俨然是袁绍和曹操。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袁绍大败于曹操,势力渐弱,至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8年后孙权称帝,至此魏蜀吴三国成鼎立之势。在短短二三十年中,魏、蜀、吴为何能在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归根结底可归为“人才”二字。在这方面,魏之曹操对人才的招揽及任用尤为突出。

曹操很好地认识到人才的作用,并积极采取措施招揽各类文武人才。在群雄纷争中,曹操地处中原,一马平川,无险可恃,夹在诸侯之间,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袁术、刘表,东有刘备、孙策,西有韩遂、马腾,最容易受到攻击,形势最为不利。但他早在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即对盟主袁绍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不靠地利而求人和,以聚拢人才之智,终化不利为最利,最终一统北方。在认识到人才智力重要作用之时,曹操曾为招揽贤才,三颁《求贤令》。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第一次面向全国颁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颁发《举士令》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又颁发《求逸才令》,这就是有名的“求才三令”,强调“唯才是举,不拘品行”之论。“求才三令”既出,各路人才纷至沓来,以致人称其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这些贤才谋士既有曹操老家的夏侯惇、夏侯渊和曹仁、曹洪、曹真等“本家”,也有从地方豪强中起用的李典、许褚、藏霸等“望族”,还有从东汉政府中选拔起来的荀彧、荀攸、王郎等“小吏”,有从行伍中提拔的于禁、乐进、典韦等“老兵”,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的郭嘉、程昱、刘晔等“布衣”,更有从敌方投降过来的张辽、徐晃、张邰、贾诩等人,可谓来源丰富、层次全面,数量多,质量高,为曹魏胜出打下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可以说“唯才是举”是曹操选人的一大突破,破除了东汉后期以来“重德不重人”(此德也非人物品德),对人才过于求全责备,以及过于重视等级门第带来的用人积弊。这与当下社会中过于看重求职者的学历、资历、职称、相貌等外在形式,而忽略人才真正工作能力的现象何其相似。曹操在建立政权之初,广揽贤才,用人标准也超出前人,不拘小节,打破诸多俗见陈规。他用人不计前嫌,如前期投降曹操却又叛变的南阳张绣,后来再次投降,曹操不计他杀亲之仇,仍用之。同样还有曾辱骂过曹操的陈琳,曹操也“爱其才而不咎”。曹操用人不论贵贱。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在选拔人才及任用人才上,智慧城市建设正是要破除重重壁垒,发掘人才,唯才是举。只有选出并用好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才能使智慧城市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环境等各个方面齐头并进,综合发展。

二 蜀之刘备以诚动人

刘备也很重视人才问题,《三国志·先主传》说其“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但与曹操有所不同之处在于,刘备在个人风格上倾向于以德服人。刘备虽出身于没落皇族,但初时落魄,既没有袁绍、曹操那样雄厚的家族支撑,本身也对人才认识有限,对士人的重视程度不够,不难发现刘备早期的人才中,基本没什么“大才”的文人谋士;没有谋士,便缺乏战略上和政治上的正确主张,导致其虽然拥有关羽、张飞、赵子龙等良将,却多次战场失利。但刘备懂得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在与关羽、张飞二人桃园结义,并获得公孙瓒手下良将赵云的归附之后,刘备又“三顾茅庐”,以诚意请出诸葛亮相佐,其礼贤下士之风,得到荆州一带士人徐庶、庞统、马氏兄弟等人的支持,事业开始走上坡路,尤其是诸葛亮和庞统,在夺取荆州四郡中立下莫大功劳。

刘备选人以诚,对朋友有信,对属下有义,为人宽宏,以德服人,以德聚人。早先之时其四处寄人篱下,却先后得到陶谦、刘表、刘璋的财物资助。刘备与所选之人情谊深厚,深得人心,文臣武将忠心追随,沉浮不定之时亦不离不弃,无疑是刘备平日以身作则、以德服众的效果。

刘备亡后,丞相诸葛亮也善于发现、培养、利用人才,如蒋琬、费文伟、董允以及杨洪、何诋的例子一直为后人乐道;诸葛亮也注意提拔敌方投降过来的人才,用才不唯资历,如姜维、王平。但事必躬亲的诸葛丞相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受个人局限,过分强调以“奉职循理”作为衡量人才优劣、取舍的标准,因而忽略了人才的多样性,尤其是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人才单一难免有局限性,为以后的蜀亡埋下后患。

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品德与才干是人才之两翼,缺一不可。刘备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时特别注重人才的忠义之品德,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善人用之为善举,恶人用之为恶更甚。在当代城市建设中,我们对人才选拔方面的德行则更注重廉洁自律,防止公权旁落,杜绝权钱交易。这既要绸缪于人才培养方面品行德育上的塑造,更要着力于权力监督体系与法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三 吴之孙权重视众智

自公元200年孙权接替父亲孙坚、兄长孙策创下的基业成为江东统治者后,汲取父兄的教训,依靠江东大族势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对文人谋士智囊团的建设。孙权认为,“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上任之初孙权就“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在拉拢程普、鲁肃、诸葛瑾、周瑜等原有人才为代表的皖北、鲁南大族之时,也开始联络江东士族和本地大地主。赤壁之战后,江东名士族群进入孙吴政权。江东大族如陆逊父子、朱治、潘睿等人得到重用。孙权所重用之智囊团中出了不少文人武将,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都立下了非凡功劳,周瑜三万劲卒破曹军十余万大军,鲁肃一直是江东战略上的主心骨,吕蒙奇袭荆州,取回了孙权一直梦寐以求的南郡,陆逊火烧连营,同时击破曹魏多次进攻;此四人还是对付山越的好手,为孙家获得兵源、劳力。而“顾陆朱张”“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其中顾雍为丞相达19年之久,陆氏一家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可见孙吴集团对智囊团的重视及重用。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尤其需要重视打造人才团队。随着时代发展,专业分工越分越细,所需人才分门别类也各有专攻,复合型人才日少,只有构建各个类别的人才队伍,并将其组成合力,集众人才智,才能完成智慧城市之建设布局。

另外,孙权还非常重视起用青年才俊,且用人不疑。比如,周瑜24岁即被授予建威中郎将,领兵三千,吴中皆称之为周郎;34岁已是前部大都督,统管吴军兵马。后来接替周瑜的鲁肃投奔孙权时也只有26岁。此外如吕蒙、陆逊都是年轻有为的将领。一旦得到中意人选后,孙权则用人不疑,信任臣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诸葛瑾的任用。诸葛瑾与诸葛亮为亲兄弟,一个在东吴,一个在蜀汉,各为其主。诸葛瑾受孙权厚待,官至大将军。其间曾有人散布流言说诸葛瑾暗通刘备。孙权却说:“孤与子瑜(诸葛瑾字)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我,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孙权对属下的信任可见一斑,属下怎能不感知遇之恩而尽心辅佐呢。

智慧城市人才建设因其涉及多为新知识新技术,特别需要重视对青年知识人才的培养、发掘与应用。一是青年人学习和接受能力强,青年人才更容易掌握前沿知识技术。二是青年人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创新能力强,可塑性强。三是当下全球化时代,人才的培养也趋于全球化,青年人才更具国际化趋势,全球性人才流动更容易,更需招揽具有视野开阔的各类青年人才。同时,刘备、孙权等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任用,注重才德并举,用人不疑,这些三国时代的人才政策历久弥坚,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

四 科学的人才观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城市建设风潮,世界各地纷纷倡议建设当代智慧之城。在国内已经有上百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构想。智慧城市建设固然符合时代发展风潮,但又谈何容易!仅人才体系建设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充分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才资源,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各地政府为了创建智慧城市、加快推进产业升级,纷纷制定了诸多关于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比如,吸引海外人才,发挥重大人才工程的引领作用,吸引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引进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回国工作;完善吸引国际人才政策,制定和实施吸引国际人才规划,以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社团为载体,促进国际化人才的聚集,加快人才流动和创意传播。人才的获取和管理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商业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功利欲望急剧膨胀,出身、人情、关系、特权、资历和身份等外在因素和非能力因素往往会影响领导者对人才价值的判断。如果领导者本身素质不高或胸襟不够开阔,难免会误用人才,限制人才。所以加强领导的素质和修养也是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另外,不同时代需要不同人才。当今时代,在科学的人才观中,能力和业绩理应是人才评价机制的核心导向。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评价人才的根本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身份地位,不拘一格识人才、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用好人才。智慧城市人才建设应该以史实为借鉴,创设一个才尽其能的人才环境,以完成智慧城市建设目标。

(本文作者为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