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日本侵朝与朝鲜
民族主义的出现
一 朝鲜王朝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认识
古代东亚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中国多民族的构成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观使中国没有民族概念的根源，没有国家主权至上的理念，而是以文化为基准在“天下”划分出差序格局，将世界看作一个“天下文明体系”。
明朝时期的中国与朝鲜是稳定的宗藩关系，这时候朝鲜王朝的世界观及其自身定位与中国完全相同。朝鲜王朝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中国，自建国起就请明朝皇帝赐国号，之后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里都一直奉行“事大主义”。朝鲜曾被明太祖定为“十三不征之国”之一。在文化领域里，朝鲜出现了李退溪、李粟谷等朱子学家，士大夫们“效中国君臣之为治而治，学中国圣贤之道而道焉，法中国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则而则焉，读中国六经四子之为文而文焉”。学习了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将中国视为“天国”。当时随使团和商船到过中国的士大夫们记下了他们的中国见闻，从这些文献里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治理等各方面赞不绝口。朝鲜王族和知识阶层以“事大”思想教化国民。他们把“箕子”奉为祖先并引以为豪，不断提升祭祀“箕子”的礼仪规格，抬高其历史地位。朝鲜王还要求朝鲜学者们仿照《洪武正勋》编订了《东国正勋》并在朝鲜进行推广，而《东国正勋》就是修正朝鲜语中汉字词的发音，使其更接近当时中国人的语言。随着朱子学在朝鲜的兴盛，儒家文化成为普通朝鲜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此时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人们的世界观中存在着中国—朝鲜—日本以及其他蛮夷这样的排序，朝鲜人对自己的位置感到骄傲。
明朝中后期，随着朝鲜朱子学的兴盛，朝鲜的士大夫们开始以朱子学的标准批判地看待中国，满族人建立清朝后，朝鲜虽然表示臣服，但在文化上却认为中国已经被蛮夷统治，朝鲜是继承中华文化的“小中华”，是天下的“中国”。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记载了当时朝鲜士大夫群体看待中国的这种矛盾心态。通过《燕行录》以及《漂海记》，可以发现当时朝鲜的士大夫们虽然仍然赞叹中国强盛富庶，敬重中国知识阶层的儒学修养，但认为中国的汉族已经屈服于蛮夷的统治，丢掉了中华的衣冠与优秀文化。因此朝鲜的士大夫们在看待中国知识阶层时怀有鄙视、怜悯的心情，甚至还有优越感。他们中很多人认为朝鲜是延续正统中华文化的“小中华”，在文明排序中领先于中国。这时候的朝鲜虽然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但是这种文明优越感与今天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而且影响着今天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二 甲午战争后朝鲜士大夫的疏华意识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失去了维持宗藩秩序的力量，宣布朝鲜为独立国家。这时候朝鲜的知识阶层出现了分化，守旧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依然认为俄罗斯和日本是蛮夷，坚持亲中。然而激进派知识分子认为世界已经改变，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应该重新认识自我并追求民族振兴。他们批判“事大主义”，认为朝鲜正是因为“事大”而失去了观察和学习世界的机会。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的维新变法。朝鲜的精英分化为亲中、亲日、亲俄等很多派别，朝鲜的统治阶层则尝试利用多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来维持自身的独立。
这一时期朝鲜的民众心中仍然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概念，抗争外来势力的主体并不是“民族”，而是王族以及少数统治精英。
三 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对抗性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疏华意识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朝鲜与之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掌握了其财政权、外交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并于1907年宣布解散大韩帝国（1897～1910年）军队。朝鲜半岛此时开始出现民众自觉的抗日活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就起到了唤醒国民反抗意识的作用，但那时的朝鲜半岛的抗日活动还未成规模。1910年8月，日本迫使大韩帝国与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政治自主权，其民众也沦为二等公民，经济上受到日本的剥削，生活变得更加困苦。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产生了反抗殖民者的民族主义，1919年3月1日，首尔市中心爆发了“三一运动”，集会者宣读了《独立宣言》，之后又将民族独立的意识传播到朝鲜半岛各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这次运动中，有一位名叫柳宽顺的年轻女学生被日本逮捕并牺牲，她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激励了国民，被称为“韩国的圣女贞德”。
“三一运动”后，朝鲜半岛上的很多抗日人士转移到海外，日本开始在朝鲜半岛推行文化殖民政策。留在本国并怀揣民族独立愿望的知识分子不能直接与日本殖民者对抗，但他们认识到推翻殖民统治的主体应该是民族，因此积极宣扬民族意识，塑造民族文化。在历史学界，朝鲜半岛学者或是出于民族启蒙的目的，或是被日本利用，对历史上的中朝关系进行了批判。史学界开始出现了“民族史学观”，新的“民族史学观”批判“事大主义”与“朝贡关系”，不断弱化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来提升其民族自豪感。为了强调朝鲜民族的独立性，史学家们开始否认“箕子祖先说”，而把“檀君神话”中的“檀君”看作民族起源。在语言学领域里，出现了周时经等著名的朝鲜语语言学家。朝鲜语在1894年“甲午改革”时才被推广使用，在20世纪初期对其语法的解释仍不成体系。周时经等人对朝鲜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通过“语言民族主义”，进行爱国启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