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专业市场研究趋势

由于西方国家中专业市场过早消亡，这一事物并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但是，针对专业市场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衰退乃至消亡的历史事实，一些西方学者（Miller, 1964; Bromley, 1971; Braudel, 1975; Pinell, 1992; Britnell, Campbell, 1994; Kowaleski, 1995；等等）给出了相应解释：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后期的企业专注点不同，工业化初期的企业主要关注产品的销量和企业的规模，而工业化后期的企业更加在意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促使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自创品牌，但是专业批发市场的中低端形象和流通机制与企业的创牌行为是不相容的。考虑到这一点，许多企业开始绕开专业市场，尝试自建营销渠道，客观上对专业市场形成了“蚕食”，正是这一需求变化诱致的行为瓦解了许多地区的专业市场。

国内对专业市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工业化开始起步，苏南的乡镇企业代表了工业化的一种模式，成为当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颗明星。但是在浙江，人们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很有活力。在农村工业化兴起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有效转移，农民告别了祖辈相传的农业生产，制造一些当时老百姓非常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尽管工厂规模很小，技术水平也很低，但是家庭工厂的产品有很好的销路。浙江的农村工业化路子不仅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化明显不同，而且与苏南农村工业化相比，特色也很鲜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发现，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特色在于围绕着一个交易繁荣的市场，不仅有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厂在生产，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专业化农民商人通过各种渠道销售产品，其中就包括了专业市场，温州就是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浙江如此活跃的农村经济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兴趣，费孝通（1986）指出，专业市场不仅为家庭工厂生产的“小商品”提供了销售渠道，而且是农村专业化分工背后的推动力量。费孝通的这一论述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引向对专业市场的关注。

于是国内学者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专业市场这一日益普遍的新生事物，但由于当时并无成熟理论可以借鉴，只能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揭示专业市场促进劳动分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何荣飞（1989）率先提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一说。朱国凡（1995）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对整个浙江省专业市场的规模和内部构成做了全面的经验分析，总结出专业市场的若干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并深入分析了其发挥作用的内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理论界逐步认识到专业市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贸流通和批发贸易制度，其与地方产业的联动发展形成一个个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20世纪90年代现代经济学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理论界对专业市场的研究逐渐规范化，从对现象的经验性概括转到对内在运行机理和功能的理论分析。概括而言，主要体现为两个转换，一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即从研究专业市场自身向研究专业市场周围转换，例如，与关联的物流网络、产业集群、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逐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商业资本、商贸流通理论转向新政治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市场与分工、公共选择理论。基本的研究线索如下。

1.2.1 关于专业市场自身的研究

关于专业市场自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市场的本质、功能、效率和起源等方面。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专业市场貌似西欧前工业化时期的专业市场，其实这两者有着不同的经济背景和发展趋势，前者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贸易的突破口，而且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条路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因此，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应是一个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基于这一判断，理论界开始从制度视角思考专业市场，例如，金祥荣和柯荣住（1997）认为专业市场是一种有利于中小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安排的实质是通过外部化的交易来节约生产中的交易成本。郑勇军（1998）认为，专业市场是一种只需支付较低的费用就可共享的规模巨大的销售网络，是一种具有明显体制落差优势的安全、宽松和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特区”。从制度角度开展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专业市场本质的认识，为此后专业市场的具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功能来讲，专业市场是一种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公共销售渠道，但其运作效率是传统集贸市场所难以匹敌的。关于专业市场高效率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将其归因于大量商品和信息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白小虎，2003）。第二种主要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加以解释，建立基于专业市场的交易效率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揭示专业市场的优势。第三种是从双边市场理论（Rochet & Tirole, 2006）解释专业市场的交易效率。余航东、陆瑶（2013）认为，专业市场满足双边市场经典定义，每个市场拥有数量不等的、有购买意愿的潜在采购商和消费者，以及潜在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并由专门机构对市场进行管理，收取一定数额的进场费。买卖双方根据进场费的实际水平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市场本身通过合理确定收费水平，吸引尽可能多的客商和企业进驻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与通常双边市场不同的是，专业市场尤其是大型专业市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市场往往有着品种完备的产品大类、数量众多的入驻企业、完善高效的配套体系，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和较高的市场声誉，故此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形成的外部效应更强。

实际上，以上关于专业市场本质和功能的研究都是以专业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效率为核心的。就逻辑而言，这种纯经济学分析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是人们进一步要问，难道这样的专业市场是在一瞬间就成了经济学研究中所设定的那种状态了吗？而且，专业市场从现象上来看首先是地方性市场，可这个地方性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系到一个地方性市场能否成长为区域性市场或全国性市场？显然，基于成本和收益的二元对立逻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在专业市场运行机制及其效率的研究之后，学术界自然将视角转向专业市场的起源。有的学者注意到地方特殊性可以成为解释专业市场产生和兴起原因的切入点。专业市场虽然从现象看是地方性市场，但就其兴起的背景来看，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新体制、新制度，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专业市场就是一种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制度创新产生的原因就是专业市场产生的原因。

沿着这个线索，关于专业市场起源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个是经济学研究路径，另一个是历史学研究路径。经济学研究路径强调专业市场是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果，罗卫东（1999）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专业市场的起源，认为沿海地区以轻纺工业为先导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以及数量众多的地方产业集群对专业市场有着强烈的制度需求。进一步，地方产业集群的需求最终可以划归到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等（1999, 2003）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研究即为该方面的一项标志性成果。陆立军等提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概念，前者通俗来讲就是以农民商人为主的地域性商人群体，该群体基于对外部获利机会的追求而推动制度变迁，结果就是小商品市场的诞生。张曙光（2004）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来验证产权制度安排与专业市场制度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进行案例分析的一个成功尝试。

但是，经济史研究者认为，仅从纯经济学视角对专业市场起源进行研究则显得把问题过于简单化。这是因为，经济学研究对假设方法的使用过于泛滥，在抽象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了对事物的产生发展来讲极为根本的时空观。也就是说，通过一些经济学方法的处理，本来是一个发展过程的专业市场由于对时空的抽象就变成一个空中楼阁，变成一个无本之木，也使经济学研究专业市场起源的视野大大缩小。为了避免这一缺陷，有学者（吴承明，1997；包伟民和王一胜，2002；白小虎，2006）努力从历史演化视野观察和思考专业市场的起源，认为专业市场是江南历史上市镇经济中的集贸市场在特有时代背景下的延续和复兴，在历史的视野中，集贸市场是专业市场出现之前农民商人从事市场活动的主要空间，后来的专业市场交易活动依托了集贸市场的场地和市场范围。经济学研究中的专业市场虽然在功能和机制上超越了集贸市场，然而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中，专业市场与集贸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法割裂的。

1.2.2 关于专业市场与地方经济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在专业化交易网络基础上的专业市场逐渐成为许多地区一大商贸流通产业。专业市场虽然是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推动下兴起的，可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在地方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基于现实经济演进所具有的这一特征，许多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也更加立体、全面、细化，突出表现在开始关注专业市场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即专业市场是如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其中的机制是什么，地方经济反过来对专业市场有无进一步的影响。

由于浙江、广东、江苏是专业市场主要发源地，因而最早成为理论界的典型分析对象，成果颇丰。尤其是一批浙江学者（史晋川，1995；金祥荣，1996；罗卫东，1996；张仁寿，1996；盛世豪，1996；郑勇军，1998；朱希伟，2002）立足浙江经济增长之谜的背景研究浙江的专业市场，把专业市场作为具有根植性、社区性的嵌入式地方型市场体系，作为解释新兴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变量，逐步形成了地方型、本土化研究路子。这些论述开拓了专业市场研究的角度，加大了理论深度，提升了研究的价值，同时也使得专业市场的多角度研究能整合为一个既有思想深度、理论高度又有逻辑体系的整体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张军（2002）从转轨时期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指出专业市场的兴起有助于打破乡镇企业在流通领域对国有商业的依赖性，通过新的分工和合作契约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郑勇军等（2003）认为，在改革开放后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专业市场比产业集群更能代表浙江的经济现象，在解释浙江经济增长之谜的问题上，专业市场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基本因素。这是因为，浙江经济增长的内源性推动特征表现为民间货币资本和民间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专业市场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得到累积的，浙江经济发展是在此条件下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市场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增长的意义上来讲，专业市场是浙江内源性民间力量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透视浙江现象、浙江模式的理想窗口。史晋川（2005）认为，专业市场是凭借“制度落差”才得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壮大的。所谓制度落差，指的是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专业市场的共享式交易网络特点促使所在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制度落差，微观主体在该区域能获取高额“制度租”，即交易活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区域经济得以高速发展。

在大多数专业市场主导型区域，专业市场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市场化推进工业化成长的过程。陆立军、王祖强、白小虎（2003）认为，浙江民营经济开启了中国经济的亮点，浙江之所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绩效，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和市场自发力量推动的组织和制度创新，是“强市场和弱政府”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浙江经济的一大典型或亮点就是义乌区域发展，国内大多数区域通常是工业化先行充当推动力量，与此不同的是，义乌反而是政府的开明决策与商人集体行动共同促成小商品市场的诞生。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不是“小”市场，而是折射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大市场。陆立军（2006）通过对这一民间“龙头”典型的分析，揭示了专业市场在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并将“义乌模式”概括为：在当地“鸡毛换糖”的历史传统上，率先建立并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这种先发优势开启了区域发展中的循环累积效应，当地微观经济主体利用不断扩张的小商品市场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在政府引导下，商业资本逐渐转向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制造业等领域，进一步形成产业、市场和城市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从而加快义乌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义乌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先于其他区域形成了专业化交易方式，专业化交易能够形成多个层面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从而大幅降低商品交易的成本，这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展的根源；而小商品市场与周边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则使得这种优势扩展到义乌的生产领域。这是“义乌模式”能够被称为一种独立发展模式并成为学术界研究对象的意义所在。进一步的研究（陆立军，2008；刘乃全，2011）认为专业市场的效率优势不仅表现在贸易集聚引发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其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方面，而且表现在对地区专业化的推动和对区际分工的组织协调方面，后者可能在当前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更为重要，因为直接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反过来，地区经济对专业市场也有影响。谢守红（2013）构建了专业市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了2001年和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专业市场发展指数，并将这些省份划分为专业市场发达地区、专业市场较发达地区、专业市场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不发达地区4种类型。认为中国专业市场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呈现为东部地区发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但近十年来中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步伐加快，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关于这种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周驾易（2013）认为，工业发展水平是影响专业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但影响程度近年来开始下降；对外开放程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作用程度在不断增强；交通条件对专业市场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影响，表现稳定；第三产业对专业市场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1.2.3 关于国内专业市场是否会消亡的研究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关注，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市场化和工业化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专业市场和农村工业各自的发展路径产生了一些冲突，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专业市场的发展及其未来前景十分关心。相当一部分学者（史晋川，1995；金祥荣，1996；罗卫东，1996；等等）认为，在专业市场和农村工业化的关系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的专业市场和农村工业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即在计划体制之外的以大量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通过借助专业市场扩大市场范围和销售渠道而推动自身迅速扩张，专业市场可能因为农村工业的成长而成长，也可能因为农村工业的成长而被抛弃，其中的关键在于专业市场能否与工业化的推进同步转变为现代市场，而这个转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同时期，现实层面也的确出现了专业市场快速发展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得以持续的某些迹象，因此，理论界对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既有对于专业市场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的，也有对专业市场前途感到担忧的，故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专业市场是否消亡”的讨论和争论。

“专业市场消亡论”观点（罗卫东，1996；朱文峰，2010；张旭旦，2013）认为，专业市场的兴起源于过去中小规模企业对公共销售渠道的需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前的专业市场面临一大困境，即随着原有中小企业规模壮大和实力增强，以及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变化，诸多生产者将绕开专业市场构建和拓展自身的销售网络，从而导致专业市场最终走向消亡。英美等发达国家近现代史上出现的下述现象为“专业市场消亡论”提供了依据：在许多行业中，一些大企业建立了自身的物流配送部门，从原有的传统专业市场中退出；现代物流企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的商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担负起主要的产品流通职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专业市场（如曼彻斯特轻纺市场）则确实早已消亡（Kowales-ki, 1995）。我国许多地区的专业市场也在创办之后陆续呈现萎缩的趋势，如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郑州童装批发市场、河北灯饰批发零售市场等。

另外一些学者则持相对乐观看法。陆立军等学者（2006, 2013）认为，持“专业市场消亡论”观点的学者对专业市场的两个特点有所忽视：一个是专业市场存在与其规模大小密切相关的内生报酬递增机制，这种机制在专业市场的规模较小或短时间内规模变化不明显时不容易表现出来；另一个是专业市场具有协调跨区域分工生产的机制或功能，或者说专业市场具有分工网络效应。专业市场的这两个特点是与当前中国日益推进的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相匹配的。他们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跨越消亡陷阱、愈益蓬勃发展的客观现实与内在机理为例，来佐证“消亡”并非专业市场的必然命运。

1.2.4 关于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推动和逼迫专业市场也必须跟着转变。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专业市场转型的方向和途径是什么？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与电子商务相融合既是转型的方向，也是转型的途径。丁志刚（2011）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使贸易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促使专业市场逐步向网上专业市场转型，因此，应当根据现有不同类型专业市场提出有针对性的网上专业市场创新模式，在资源整合、平台建设、产业信息化、诚信体制建设、宣传引导等方面给出网上专业市场能力提升的途径。郑小碧（2013）认为，专业市场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分化、整合、转型、提升的态势，地区、行业的专业市场正处于全盘“洗牌”时期，在此背景下，借助电子商务改造提升专业市场势在必行。并且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从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分析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联动发展的演化特征、动力及其路径选择，从中发现，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联动发展呈现植入性变异、多样化和动态博弈演化特征，而专业市场资产专用性减弱、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强及交易频率的波动共同构成两者演化的驱动力，同时两者联动演化的过程大致分为起步期、发展期、联动期三个阶段。张友丰（2014）认为专业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电子商务是信息化条件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态，二者的融合发展正在引发前者在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相互融合所诱致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基于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与外界环境非线性交互作用的动态适应性调整过程。

新型专业市场制度的形成需要顶层制度设计与市场主体的有效结合，同时需要考虑不同阶段各经济主体对于制度安排边际效应重组过程中的利益均衡及其约束条件，进而因地制宜地构建价值共创型的现代商贸体系。杨志文（2015）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创新驱动的新常态阶段，各种商业新模式风起云涌，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颠覆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新常态下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要依托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和全球产业集群支撑，实施品牌化和国际化两大战略，重构市场功能体系、交易模式、形态结构，打造现代新型商贸流通网络。谢守红（2015）基于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经营效率和市场拓展三个维度，从业态转型、功能创新、网络拓展、品牌与研发创新、服务水平等方面选择13项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后的结果显示，业态转型、功能创新、品牌与研发创新、服务水平对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产生显著影响，网络拓展对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显著。郑勇军（2016）在对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内涵、意义、现状研究基础上，从创新理论视角提出技术驱动、服务驱动和供应链驱动实现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电商化、国际化、集成化。

上述研究成果及其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是本书开展新的、综合性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研究是一种无限逼近事物真相和本质的过程。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专业市场的动态演化认识不足。西方专业市场消亡论认为专业市场必将随着工业化完成而消亡，但我国经验表明，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专业市场对外在经济变化有着很强的适应性，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专业市场正在通过整合、转型发展成现代商贸流通产业，这将进一步巩固专业市场的地位和持久影响力。但我国学术界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专业市场演化机制尚缺乏全面深入研究，导致理论上对未来做出的预见模糊不清，政策上也无法给出具体明确的指导。二是专业市场影响区域发展方面的理论成果缺乏系统性。尽管专业市场本身的起源、特性、治理等专项研究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但缺乏运用比较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系统分析其对辐射区域的产业集群、经济增长、空间结构和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三是缺乏专业市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跨区域比较研究。如为何不同地区的专业市场在网络化、结构化、市场业态、物流形态和国际化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它们对各自的周边区域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为何拥有类似专业市场的不同区域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空间结构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些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有待于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书试图弥补这些不足，对专业市场主导区域发展做一全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