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

1．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的现状

在威廉斯看来，教育活动就是宽泛的传播活动，就是分享社会经验和意义的活动，也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活动。（章辉，2014: 91）虚拟学习共同体将学习共同体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学习者与助学者通过网络相联系，在网上开展学习与交流；学习的范围由单个独立的课堂扩展为世界性的实践场，学习群体构成弹性更大，学习者与助学者都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教学材料更加丰富多样，时效性更强，学习活动的开展也更加灵活，富有创造力。（易点点，2007: 172）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互联网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从基于信息获取和沟通娱乐需求的个性化应用，发展到与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深度融合的民生服务。（CNNIC, 2016）

从教育的角度，互联网无疑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挑战。公开数据显示，最近三年，国内获得投资的教育企业数量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在线教育市场拓展速度加快，自2014年其用户规模持续增长，预计2016年在线教育用户将突破1.2亿，整个在线教育市场将达到1885.9亿元。（iResearch, 2015）

庞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都在预示着未来几年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由于网络社会里学习资源的不断增多，使学习开始成为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如果将互联网与高校里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又是否会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将虚拟社区与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构建虚拟学习团队（Virtual Learning Team，后文简称VLT），让学生在其中共同进行学习上的讨论。VLT是基于虚拟人机互动产生、维持以及模式化的学习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建立在不同的个体学习兴趣与专门化学习需求的基础之上。VLT多指学生自愿参加，以网络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围绕创新性与实践性的课题展开跨学科跨时空的交流与合作，将师生与学生间交流延伸到课堂之外的一种协作方式。这种协作方式对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关于墨西哥MBA教学中引入VLT的实证研究就证明了这一效果。（沈阳等，2009）随着数字新媒体产品的普及与多样化，课堂教学引入VLT的可能性和现实操作性大大增加。

对于学生而言，互联网不仅拥有海量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同时也意味着有机会接触到跨地域的、共同学习的同伴。在虚拟的、无边界的、流动的课堂里，大家各取所需、共同学习。在武汉的我，可以和在美国的她，共同学习同一门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公开课。尽管我们从未谋面，我们可以在Coursera的论坛里，共同讨论课程视频中的案例。这种对空间、地域的突破，让一个个体开始有了和来自另一个文化中的个体进行对话的可能。互联网，让更多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开始有了交集。然而，文化之间的流动，也往往伴随着冲突和矛盾。这种跨文化冲突，也会随着新媒体的产生而发生改变。文化差异往往能带来不同的媒体再现方法与过程。文化身份是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焦点（Lewis, 2000，转引自Samovar, et al., 2013）如何在课堂中交流、活动，两国师生的理解可谓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他们都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建立起一套行为准则。人们对身份展示和交际传播方式的不同认识，这会成为焦虑、误解甚至冲突滋生的温床。（Samovar, et al., 2013: 110）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与世界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经历、种族、性别、阶级、语言、宗教、才能以及年龄。（Gollnick D. M., Chinn P. C., 1993）

这种现象，在本书后文的研究对象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跨文化不仅仅存在于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汉族与汉族学生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来自澳门的武汉大学学生在访谈中曾经提到，自己初来内地时，其他内地学生对自己的莫名关注让自己感到困窘；同样的烦恼也存在于来自新疆大学的柯尔克孜族学生之中，他们在访谈中提到，第一次进入新疆大学宿舍时，面对寝室里维吾尔族室友的针对自己民族的讨论，也会感到不舒适，甚至愤怒。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互动行为。

教育是化解跨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提高青年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力，促使其有效地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互动，有着十分现实且重要的意义。本书试图从非语言学习的角度，考察来自跨文化背景的大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组建虚拟学习团队的过程、互动方式和学习效果，为现有研究做出补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能为互联网时代，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学习和合作提供值得思考的衡量标准。

本书聚焦跨文化的虚拟学习共同体，因而文化对于本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文化的定义，复杂多样，但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是，所有文化都至少存在五种元素，即历史、宗教、价值观、社会组织和语言。（萨默瓦、波特等，2004）如特里安迪斯（Triandis H., 1994）所指出的，文化是一系列人类创造的客观和主观的元素，这些元素增加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提高了其成员在生态系统中的适应能力。当文化认知与符号系统不同的两个对象，走到一起进行交流时，跨文化交流开始出现。

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同样能为教育带来挑战和机遇。在教育环境中，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相异，文化影响着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Calloway-Thomas, C., Cooper, P. J, Blake C., 1999）而虚拟学习平台，则为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提供与他人互动的机会，从而试图促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理解与交往。这些也正是互联网时代教育的重要意义之一。

2．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的互动

关于虚拟学习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基于信息技术形成的虚拟社区里，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都承认自己是虚拟社区里活跃的成员，学生会开始学习如何参与并管理自己的学习（Ewing, 2005），而社区内的参与者也能倾听他人并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反馈。（Michaels S., O'Connor C., Resnick L. B., 2008）有学者认为，虚拟学习社区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其能为学生提供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学生能形成积极的参与认同，这种参与认同促使虚拟团队内的成员共同完成有意义的任务。与此相关的研究指出，课堂中较强的社区感，能提高学习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与支持、小组任务的完成、成员之间的互动，并产生小组学习的满足感。（Bruffee, 1993）

总体而言，社区关系能让学习者有更良好的参与感、有更强烈的互助意愿，从而使学习者从中获益。（Wellman & Gulia, 1998）

已有研究表明，在团队共同工作时，一个关键的个人层面上的因素是团队成员的文化背景。（Vallaster C., 2005）结合本书跨文化的研究对象，本书将聚焦于基于任务的四种互动行为模式。

（1）合作行为

合作行为意指虚拟团队的成员通过共同努力、互相帮助从而达成共同的目标。在一些实证研究中，通常会通过“团队成员随时会互助合作”、“团队成员互相交换意见的频率高，且交换的信息有助于问题解决”等描述进行合作行为的测量。（宋源，2010）

全球各组织内部的多样性都在增加，文化多样性，尤其是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会以多种方式影响着团队内部的行为、产出。（Starke-Meyerring D., Andrews D., 2006）当这种不同得到有效利用时，团队产出将变得可观。

但由于虚拟的环境中通常包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成员，因此合作行为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且合作行为经常可以直接反应虚拟团队的绩效。（Sarker S., Sahay S., 2002）研究表明同种文化内部的交流比跨文化的合作更为有效。（Harris, Nibler, 1998; Oetzel, 1998）由此来看，在跨文化虚拟学习团队中，成员之间由于缺乏共享的知识、语言，可能会导致团队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况，从而出现合作失败的互动模式。（Crampton C., 2001）。

（2）冲突行为

冲突行为意指在虚拟团队合作过程中，团队成员在信息交流和共享上存在争议、互相的挑战与启发等整体表现。学者对冲突行为的划分略有不同。如有学者从关系冲突、任务冲突和流程冲突三个层次进行研究（Jehn K. A., Greer L., Levine S., et al., 2008），也有学者从建设性冲突和深度沟通两个维度测量（宋源，2010）。

研究表明有些类型的冲突行为可以使得成员之间互相补充启发，从而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想法。但同时，与同文化团队组员相比，跨文化团队的成员会使用更多可评估的反馈，较少的使用双向沟通行为。（Zamarripa P. O., Krueger D. L., 1983）这说明，跨文化团队的互动方式通常呈现出多种形态的冲突。

（3）主动创新行为

在已有研究中，主动创新行为通常指团队成员主动、积极地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创新活动。而与学习相关的虚拟团队中，通常的创新行为可以表现为主动获取并分享、创造学习成果。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学者会用如“团队成员能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团队成员会主动以新的角度去找出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具有创造力的解决办法”等量表进行测量。（宋源，2010）

但研究表明，与同文化相比，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跨文化容易产生误解，而且焦虑感也比较高。（陈国明，2014）一项关于在线跨文化共同学习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等级间的消失、灵活多变的结构的出现使合作交流的机会面临更少的障碍，如地域、时间的限制，但文化因素同样会影响团队内成员的产出行为。（Zakaria N., Cogburn D. L., 2010）这一点在前期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在跨文化虚拟学习团队中的参与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肖珺、王婉，2015）

（4）技术适配度

有关于科技方面的研究表明，通常在一个有效的虚拟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能够适应所使用的技术，并且这种技术与虚拟共同体的共同任务之间联系紧密。这种技术与虚拟共同体之间交流的匹配度，被称为技术适配度。（Maznevski & Chudoba, 2000）

在虚拟共同体进行有效互动的过程中，共同体成员在初期会改变自己原有的沟通行为模式，从而适应新的技术；随着任务的进行，技术本身也会逐渐符合共同体成员的需求。（宋源，2010）在本书后文的研究中将用微博作为本次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的技术系统，是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技术，因此，技术适配度将直接由微博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