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篇

哲学批判与创新思维——以德国哲学为主要考察背景

孙周兴

摘要：本文以德国哲学为背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批判与创新思维，表明德国创新思维的一大源泉在于哲学，真正好的思想/思维是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创造性的思想/思维。

 

在一般人眼里，德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除了古典音乐、物理、机械等，哲学也被看作德国的重要“特产”。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德国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之后西方-欧洲哲学的第二个高峰。最近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指出，法国当代哲学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法国当代哲学受德国哲学影响，并带有德国哲学的烙印，如若没有20世纪上半叶以现象学为核心的德国哲学，二战后蔚为大观的法国当代哲学就很难出现。

德国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又广泛。德国古典哲学的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现代德国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三位大哲学家，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潮和学术讨论。

何以如此？为何德意志民族能产生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在今天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伟大哲人？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日常讨论中，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同行们也常会面临这样的提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有着高度理性思辨哲学的德国，竟然会在20世纪犯下灾难性的、反人类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暴行？这个问题不是能被轻松解答的，也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解答的。

本文主要以德国哲学为背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批判与创新思维，同时以此证明德国创新思维（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的一大源泉在于哲学。思想这件事谁都会，但真正好的思想/思维（thinking）是哲学；而真正好的思想/思维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创造性。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哲学、批判和创造三大主题展开。

一 哲学：两种问法和两门学问

什么是哲学？这是一个难题，不好轻易回答。今天我们了解的“哲学”是一个外来词，这个译名还是日本人提供的，是日本人对英文“philosophy”的翻译。但“哲”字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哲，知也”，又说“哲，智也”，可见其本源仍在我们中国。所以“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这也是希腊语中“philosophia”一词原初的字面含义，即“爱智慧”。希腊人的“智慧”叫“sophos”，按照现代德国哲人尼采的解释，这个“sophos”关注的是“一切是一”的问题，也即要问，世界林林总总、变幻莫测、如此丰富多样，但为何有其统一性。哲学自发端起就在追问这个“arche”（本原、始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sophos”也关注“一是一切”的问题，就是要问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是如何从一个统一的“一”（hen）中展开出来的。

哲学问题就这么开始了。“一切是一”指向普遍性，而“一是一切”则指向个体性。反映在问题提法上，就是前者是“什么”（what）的问题，而后者是“如何”（how）的问题。当我们问“what”时，我们问的是什么？假设有人问：“毛泽东是什么？”我们会回答：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男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动物，是一个生物，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物质，是一种存在，是一种虚无（因为他已经死了），等等。这些都是哲学（知识、科学）的回答。在此语境里，我们断不可说：毛泽东是一只兔子，是一块木头，等等。因为那是文学的修辞，而不是知识的回答。所以，“what”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普遍性”的问题，希腊人叫它“共相”（koinon），在柏拉图那里它被称作“相”（或“理念”, idea）和“爱多斯”（eidos），后世则称之为“本质”（essence）。柏拉图说哲学（科学、知识）只关心不变的“共相”，即“idea”和“eidos”，而不关注变动的个别具体的事物。但柏拉图也早就认识到“共相”或“普遍性”是有等级的，它们的普遍性程度是不一样的。按照所涉理念的普遍性程度，科学也是有等级的。最高的科学是形式科学，尤其是几何学，所以据说在柏拉图学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一行字：“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门。”几何学是最典型的希腊科学。为何？希腊人是航海民族，空间感极强，因此创造了作为形式科学的几何学。相反，另一门以时间感为基础的形式科学却没有在希腊发展起来，因为希腊人以空间的点来计数，直到阿拉伯数字被引入，算术才成为可能。希腊的另一门极其重要的形式科学是逻辑学（形式逻辑），由亚里士多德创造，虽然后世对其稍有改进，但两千多年来其主体没有变化过。今天我们看到，希腊创造的所有其他科学差不多都过时了，但几何学和逻辑学却是永恒的。

不过，在形式科学出现前，还有一门更根本的学问，人们通常并不关注它，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后世则称之为“ontologia”。它是关于“存在”（on）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其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on he on）的学问，也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与之相对，一般的科学都是关于存在者及其存在的学问。这门根本的学问，我们译为“存在学”“存在论”“本体论”“是论”——不知道是怎么译的。以我的理解，ontologia是第一门形式科学，是其他形式科学的基础和观念前提。如果没有柏拉图的ontologia意义上的相论/理念论，则后面的形式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为何“一切是一”的追问，也就是“什么”（what）的问题，就产生了形式科学，甚至存在学/本体论这样的学问呢？这是因为这种追问是一种“普遍化”，而“普遍化”有两法，一是“总体化”，二是“形式化”。比如前面的问题：“毛泽东是什么？”我们答：政治家、男人、人、动物、生物、生命、物质、存在、虚无。这中间出现了一个断裂——男人、人、动物等都有一个对应的实质领域（虽然范围有大小），而物质、存在、虚无等就算不上一个实质领域了，它们是无所指、无内容的。无所指而有意义，无内容而有最高普遍性，这就是形式科学和存在学/本体论，它表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欧洲精神。

上面只是哲学的一种问法。另一种问法是关于“一是一切”的追问，或者说“如何”（how）。“一是一切”不再是指向共相、普遍性的追问，而是指向个别、个体性的追问，它问的是一个实际情况，即某物是怎么运动、怎么出现、怎么展开、怎么实现、怎么“是”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现”（energeia）。在后世的拉丁化过程中，这个“实现”的问题就成了“实存”（existence）问题。中国人在了解西方哲学时有语言上的障碍，比如这个“existence”，欧洲人一看就会有字面上的感觉，而我们没有。前缀“ex”是“出来”，“sistence”是“站立”，所以“existence”是“站出来”甚至是“出位”。国内的翻译就乱了套，经常把“existence”翻译成“存在”，那它就难以与“being”区分了；有时它又被译成“生存”。“实存”（existence）是一种确定的在此存在，它只讲个体性。相应地，把“实存主义”翻译成“存在主义”导致了很大的混乱：关于“存在”没有“主义”，只有一门“ontologie”，关于“实存”才有一种“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哲学形态之一的“实存主义”。

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一切是一”的普遍性追问，即关于共相的“什么”（what）追问，是在问事物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最高的形式），那么关于“一是一切”或者“如何”（how）的追问，则在问个体的动因、个体实存的原因和根据。在这个方向上，当我们追问实存的依据和原因时，多半就会走向一个神学的结论。个中道理也不难理解：因果链条是无穷尽的，是无限的，人类思维受不了这种无限，而必须设定一个终极的和最高的无因之因或自因之物，那就是超验的“神性的东西”。历史上的实存哲学家或者实存主义者多半走向了“神学”（theologia）。

好了，我们已经有了哲学的两种问法：一是问“what”，就是问本质、问普遍性，其对应的学问叫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二是问“how”，就是问实存、问个体性，其对应的学问叫神学（theologia）。两种问法在古希腊都已经形成，但两门学问却可以说是分属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把欧洲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这两门学问是相互交织的，个体的哲学家各有偏重，或以“本质”入问，达到神学的结论，或以“实存”入问，达到存在学/本体论的结论。两种问法和两种学问也可以表现为个人的思维倾向和生活姿态，我们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本质主义”与“实存主义”。一般说来，“本质主义者”是安分守己者，而“实存主义者”则是梦想重新出发的出位者。

二 批判：作为哲学的本质与哲学方法

我们接着说“批判”。汉语中的“批判”一词给人感觉很是凶狠。实际上“批判”一词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语境中已经接近于一个贬义词，词语一不小心就被污名化了，就像“小姐”“同志”“革命”等。“批判”（critique）源自希腊文的“krisis”，意为“区分”“争执”“决定”“判断”“考验”“探究”等；形容词“批判的”（critical）源自希腊文的“kritikos”，意为“能判断的”。显然“批判”的本来意义与否定、攻击、打倒无关；相反，“批判”是区分、探究、辨别和判定，是正面的或者说至少是中性的词语。

我首先要说的是，“批判”是哲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康德首先使“批判”（kritik）成为一个哲学关键词。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写了著名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它们分别处理知识学、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康德的“批判”概念可能最好地体现了我们上面讲的“区分”、“探究”、“辨别”和“判定”的含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要把知识中的各种要素区分开来，以判定知识的种类、条件和界限。康德的批判工作做得十分周全、高度理性，他的哲学被叫作“批判哲学”。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泽厚先生出版了当时很抢手的康德研究书，书名就叫《批判哲学的批判》。

虽然是康德使“批判”成为一个哲学基本词语，但并不能说从康德时才开始有“批判”。相反，“批判”对于哲学来说是本质性的，或者干脆点，“批判”是哲学的本质。尼采有句名言：“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艺术家则应该把它创造出来。”在尼采看来，文化的基本成分有二，即艺术与哲学。艺术是创造，而哲学是认识。尼采所谓的“认识”却是一种批判性的工作。尼采甚至说哲学家做的工作是“否定性的”，哲学家并不“创造”，而是批判和保存文化，“对于一个文化或宗教中的所有肯定因素来说，他（哲学家）的所作所为都是溶解性和破坏性的（就是当他试图建设时也是如此）”。尼采在这里讲的“溶解性”和“破坏性”是对哲学家工作的一种特别到位的描述，其意义接近我们讲的“批判”。艺术的积极创造与哲学的消极批判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哲学的基本功能是批判（区分、筛选、消化、判定），可以通过批判来“保存”艺术文化的创造成果。

补充一句，尼采所说的艺术与哲学，不但是民族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或者基本力量，而且指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基本精神禀赋和精神倾向。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也都是哲学家，因为人人都有艺术创造的潜能（肯定性），人人也都有哲学批判的能力（破坏性）。当然，每个人的倾向不一样，有人更艺术，有人更哲学。

上述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跟我们前面第一节讲的哲学两种问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哲学有两种问法，但传统哲学的主流是共相-本质的问法，是所谓存在学/本体论的追问；个体-实存的追问在哲学史上早就有了，但一直未成主流，直到现代哲学出现后（19世纪中期以后）才成气候。正如哲学自始就压制着艺术，在哲学内部，“本质主义”主流传统一直排斥“实存主义”这股支流或暗流，直到后哲学文化时期，以“反本质主义”为前提的“实存主义”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们前面讲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批判”是哲学的本质。更进一步，我们今天还要说，“批判”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哲学史，特别是欧洲-西方的哲学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愿意从漫长的哲学史中找出几个例子，它们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典型实例。

第一例是诘难式对话的哲学批判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要归功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古希腊哲学家，因为他之前所谓的“自然哲学家”都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哲学批判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叫“助产术”，主要是一种“探究式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也被叫作“辩证法”，但当时的“辩证法”一词还具有其原初含义，即“对话”或“辩论”的意义。古希腊人好辩论，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们已经兴起了论辩之风，时称“雄辩术”。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对话和雄辩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化来说至关重要。正是通过论辩，古希腊人有了语法，有了逻辑学等形式科学。（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更注重书写而不怎么重视讲话和辩论，只是在如今的媒体时代，中国人的讲话功夫已经大有长进了。）苏格拉底有几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是“知识即德性”，这为欧洲的知识理想定了调；二是“自知自己无知”，这据说正是苏格拉底的过人之处；三是“死别的时辰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个更好，只有神才知道”，这是《申辩篇》里苏格拉底的临终之言，标志着西方历史上出现了头一个为真理而死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亡来证明他所反对的民主制的矛盾：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竟然因为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判处他死刑。

我们说了，苏格拉底的方法是一种诘难式对话的哲学批判，后人称之为辩证法。苏格拉底先通过“自知自己无知”把自己放低了，然后在提问、诘难、论辩中否定对方的观点，把对方逼到死角，这还只是第一步。进一步，苏格拉底认为通过对讨论主题做区分性描述和归纳，就可以提出明确的定义。可见，正如罗素所言：“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罗素也指出，这种方法在发现新事实时就没用处了。

第二例是怀疑的哲学批判方法。典型的代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也被叫作“批判的怀疑”方法。笛卡尔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如各位所知，他也是数学里解析几何的创立者。笛卡尔认为哲学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础，那就是“普遍怀疑”。首先是怀疑自己的各种感觉。我能怀疑我此刻在这个大厅里讲课吗？当然能，有时候我会做梦梦见自己在讲课，感官是会骗人的，人经常会精神恍惚。外部事物呢？外部事物的存在当然更可怀疑了，一是因为感官不可靠，二是因为外部事物本来就是变动的。笛卡尔经过种种叙述，表明什么都可怀疑，除了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个事实，而“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思”（cogito）。“正当我企图相信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同时，我发现：有些东西（对于我的怀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怀疑论者的怀疑，我将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哲学第一条原理。”笛卡尔由此得出了他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思考的起点很重要。笛卡尔提出的准则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由“普遍怀疑”达到清楚明白的“我思”（cogito），这种明证性/自明性（evidence）才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罗素认为，“批判的怀疑”方法非常重要，但如果想要它具有积极的意义，还必须有两个怀疑止点：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无疑问的事实是“我思”，“我思”是原始前提；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特别是演绎方法，仍旧是数理的。

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后来被德国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继承，成就了影响深远的现象学哲学。胡塞尔主张哲学思考首先要“悬置”一切先入之见，他为此提出的“无前提性”要求实际上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当然胡塞尔将其落实到了“直观”上，“直观”即直接把握。好比说，我在看一朵花，这是一种直观；我同时意识到我在看花，这也是一种直观。但前者是“外感知”，后者是“内感知”，“内感知”才是哲学反思的起点。于是哲学思考就成了对“内感知”（即内在意识）的把握。胡塞尔由此发展出一套现象学的意识结构分析，对20世纪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塞尔有言：哲学意味着彻底的思想（radikal denken）。何谓彻底的思想？按我的理解和体会，彻底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所谓“彻底的思想”就是“高度想象”的思想；其二，彻底的思想就是“一剑封喉”的思想。但显然，胡塞尔所谓的“彻底的思想”是以“批判的怀疑”为前提的。而且要做到“彻底的思想”并非易事，既跟天赋有关，也跟后天努力相关。平常我们人云亦云，四处张望，过着庸常的生活，多半靠一些经不起反思的信念活着，这没什么不对；但无论是个体生活还是群体策略，我们大概都需要“彻底的思想”。

第三例是康德的理性批判。自笛卡尔之后，怀疑和批判性思维获得了全面拓展，方法意识大大增强。近代哲学中的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唯理主义分别强化和发展了归纳与演绎的认识方法。但经验论者容易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而唯理主义者容易发展出独断论和教条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对于科学、道德、宗教和文化都是不利的。因此到康德，他就觉得要对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来源、条件和限度等一系列问题做一次系统的批判。康德说，他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那么什么是“理性批判”呢？康德说：“我所谓批判，并不是批判各种书籍和学说，而是着眼于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来批判一般理性能力，因而是判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并确定其源泉、范围和界限——所有这些都是从原理出发的。”这段话指明了批判对象，即“一般理性能力”，也就是认识能力，它是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在内的一般认识能力；而理性批判的着眼点是“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即一般理性能力中的先天知识部分，它确定了纯粹理性的范围和界限；此外康德还指明了如果批判要达到的目标，就应“从原理出发”来判定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及其界限。总之，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从理性有可能去追求的一切先天知识出发，对人类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的考察，确定理性的先天知识的源泉、条件、范围和界限，看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从而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为完成这一批判任务，康德区分了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步骤，分别对数学的可能性、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即所谓的“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步。康德的批判不可谓不系统，他通过知识批判建立了一个知识体系，也限定了知识的限度，然后为道德和信仰留下空间，最后将其拓展到了美学上。但康德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理性批判是以“分析”为主体的，我们熟悉的“知、情、意”三分法就是由康德定调的，对认识能力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分也是从康德开始的。“分析”法容易深入课题，但同时也意味着对课题、对象的割裂和损害。一般而言，“分析”是西方思维的基本特质，自然也是所谓批判性思维的特点。与“分析”相对的是“综合”，康德也强调“综合”，但“分析”之后的“综合”仍难言整体性。

通常认为人类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种：“批判-分析性思维”（critical-analytic thinking）、“创造-综合性思维”（creative-synthetic thinking）和“实用-情景性思维”（practical-contextual thinking）。人们也以为，“批判-分析性思维”是传统西方思维的特征，而“创造-综合性思维”是传统东方/中国思维的特征。但这种判定意义不大，太过简单化了。实际上西方思维中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有抽象/演绎也有经验/归纳。东方思维侧重关联性，因此确实可能比较偏重于综合，这产生一个怪异的现象：轻“分析”的“综合”往往失掉了“创造性”。我倾向于认为，东方思维更多是一种“实用-情景性思维”；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也正在发展一种“实用-情景性思维”。就此而言，“实用-情景性思维”恐怕也不是东方独有的。

三 创造：求真方式与人的本真可能性

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批判”？现在我们要处理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创造”？说到“创造”，我们大概立即会想到“创新”，或者干脆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此外我们可能立即会想到，“创造”在更多意义上属于艺术范畴，正如我们前面所引的尼采的看法——哲学批判，艺术创造。但哲学就不创造吗？艺术全无批判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许多想法虽然在大多情况下没错，但考虑却不够全面。关于“创造”，在此我想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创造是一种求真方式。这是从古希腊的“真理”（aletheia）意义上讲的。古希腊人讲的“aletheia”，后世将其译为“真理”（truth）其实并不妥当，这是用现代观念解读的结果，也就是把它理解为命题真理或者说符合论的真理。我们提出一个命题：若与对象或者事实相符合，它便是真的，不然它便是假的。生活在科技时代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真理观了。然而古希腊人讲的“aletheia”却是“揭示”“解蔽”，字面上就是如此。在这种原初意义上，艺术（techne）是最基本的求真方式，即揭示方式，是“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语]。科学/知识、政治、实践智慧都是求真方式。我有科学上的新发现，当然也是创造；在政治意义上，我创建一个单位，管理好一个组织，自然也是创造（政治意义上的创造更多地表现为“制度”——人是“制度”的动物）。克利说艺术“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其实也可以表达为“无中生有”。创造就是“无中生有”的“揭示”。原初的“真理”是“真相”，就是“被揭示状态”。这样一种存在于有无之间、显隐之间的“创造”，是人文化成的本源，也是每个人的存在可能性。

其次，创造是人的存在可能性，是个体实存的基本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人重新启动的能力。所谓“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差不多就是“不断革命论”。就如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当年他已经好端端地当上了古巴第二号领导人了，却又重新开始，去别的国家打游击战，最后把自己整覆灭了。中国当下也有一例，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前几年出监狱时他已经是个75岁的病人了，但他重新开始在荒山上创业，而且成功了。这大概是“重新开始”的好例子。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这句话首先是说人具有直接的现场发动性，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如果愿意，如果时机合成，我们在此时此地就可以直接地发起一场关于“自由”或者关于别的什么话题的讨论。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这句话其次是说人是自由的个体，自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这是20世纪存在主义（或实存哲学）的基本诉求，它成为20世纪人生哲学的基调。个体在此是可能性的存在，是向将来开放的存在，所以个体才是自由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存在主义者说的是“存在先于本质”。现实性是单一的、现成的，而可能性则是丰富的、未来的。当可能性趋于无限多样并使个体无法把握时，个体存在/实存就产生了命运感，有时候甚至走向了宿命论。人向可能性开放的自由也表明了个体存在的动态的实行（行动）特征。

最后，创造以批判为前提，建构以解构为前提。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方法论上，创造与批判是一体的，是互为前提的。我们前面讲的批判性思维的几个例证，都已经证明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或者至少是创造的准备。我们也讲到艺术与哲学的交织互动，它们既相互区分又相互支持。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把他的方法论描述为“还原-建构-解构”三位一体，这样的说法极富启发性。所谓的“还原”也被表达为一个口号——“面向实事本身”，它强调的是对客体或事情的无中介的直接把握，也是一种“重新开始”或者“重启”的能力。而“建构”与“解构”也可以表达为“创造”与“批判”，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是互为前提的。除了天才，除非天才，一般而言，创造需要人的一种综合素质。

至此，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我们设定的任务：主要以德国哲学为背景，一般地考察哲学与创新思维之间的关系。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揭示了德国文化几个世纪以来的旺盛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之一：正是因为德国哲学秉承了古典希腊哲学传统，并把欧洲哲学批判精神发扬光大，方使得这种哲学本身具有了不断重新开始、重新发动的能力，从而也令其成为德国文化创新的一大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