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环境及其相关问题

一 环境概念的哲学阐释

环境这个词对于人们来说是熟悉但又陌生的。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环境之中，它与我们戚戚相关，每日每时都伴随我们左右，我们离不开环境，环境与人类密不可分，它带给我们生产生活的原始资源，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的场所，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来源。说它陌生，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真正知道环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环境中会有敌对关系，为什么环境有时会对人产生伤害而不能为人类所用。其实，自古至今，在不同的学科分类中，关于环境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环境”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例如作为自然科学的环境科学对环境的解释是：“环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按照环境科学关于环境概念的理解，它是一个复杂且不可分割的体系，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根据其与人类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和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加工的程度，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分为若干等级的环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多级分类系统。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以维持人体的发育、成长和繁衍。环境科学对环境的定义揭示了人体的物质组成与环境的物质组成具有很高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能够稳定地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所以一旦环境中的物质组成同人类的生存不相适应时便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出现环境污染，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人为的，也可以是自然发生的。

人文社会科学有关环境的论述与自然科学相比有所差异。人文社会科学认为环境应当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两个大类，但不管哪个体系中的环境都是由众多要素组成的非常复杂的整体，即各种要素不仅与有机体相互作用，而且各要素之间也相互作用，很难存在一部分离开整体单独存在和改变的环境。“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认识环境、评价环境和改造环境的基本出发点。只是为了了解一个环境的结构和作用，确定研究和测定的项目，人们才必须在抽象的意义上将其划分为各个要素。”

而在环境哲学中，环境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含义，一般来说，环境哲学所界定的环境更偏重于环境的自然属性。首先，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即《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一文中，罗尔斯顿就对自然环境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和说明：它是以自然主导文化而不是相反，从根本上来说，自然环境的存在缘起于自然或荒野的生态逻辑，这个逻辑的具体展开便是：自然是系统的、有机的整体；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存在；自然是自生成、自发展、自组织、自确证的；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绝对的存在；自然具有固有的内在的价值，等等。其次，盖娅假说的创始人拉伍洛克先生也认为，自然环境，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各部分的异质性是明显的，但它首先仍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这个系统就是以盖娅而命名的地球母亲。盖娅，缘起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她代表了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生物与非生物都是平等的主体，她们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维持着系统的稳定。此外，盖娅本身也是一个控制和反馈的系统，她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控制和反馈最终把自身维持在生命的最优状态。最后，麦茜特在其著作《自然之死》中也对自然环境做过隐喻的解释，她把自然比作女性，既体现了地球的活的有机体特质，也隐喻了地球养育者的母亲地位，从功能结构和道德伦理两个方面对地球环境进行了详细明确的阐述，认为环境在本质上也有自己的功能结构和权力道德，而且与人是相似的。

由此看出，环境哲学关于环境的哲学阐释是围绕环境的系统性和异己性两大特质展开的。环境的系统性特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承认并强调的。系统性特质也可以看作环境的整体性特质，它以现代系统论科学和近现代生态学研究为理论来源和研究基础。系统论科学是对工业文明时期近代科学中形而上学的扬弃，它打破了近代科学中的系统机械论与简单还原论，将系统定义为是系统各要素的有机组合，而并非要素与要素间简单的堆积与机械的叠加。近现代的生态学研究也表明，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个复杂的有机体中，每个生命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置，都履行着不可被生态系统中其他生命替换的功能。这种特殊位置与特定功能的有机结合，使得生态系统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处于一种“内稳定”的状态。系统论第一次与生态学的结合源于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创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坦斯利看来，生态系统是由生命有机体和环境无机体共同组成的，它包括了在这个系统中产生的所有物质、能量的交换。沃克特曾经说过：“生态系统一般是指一个最大空间尺度上自我维持的实体，这个实体可以从几个厘米到几千公里，只要是生物体和它的环境作用过程，在其边界范围内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复杂性、相互作用及相互依赖、无固定的空间尺度和范围、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是系统的主要属性。”环境的系统性特质告诉我们，生态网络中的每一个存在物都依赖于它所处的整体环境，就像高级的人类、低等的生物，以及没有生命的无机体，它们都无本质差别地成为了地球这个整体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部分一样。环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系统的存在，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都依赖并取决于它们所处整体的结构。

而异己性中的“己”是指代人类而言的，异己，则是指环境拥有不同于人类的某一根本属性。近代科学的主旋律是理性，而理性是在人类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表现的，不仅近代科学家，甚至在许多理性主义阵营的哲学家看来，理性都是支配自然的重要法宝，也是因为理性，人类能够从自然中分离开来，成为地球环境的主宰。由此看出，理性在构成人类根本特质的同时，也使得环境成为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异质性的存在。美国著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默迪就曾指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根本不可能被其他非理性生命所超越的，人类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的独特性。默迪强调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自为的存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地球中唯一能够在理性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的生命，因为人的理性，人类能够获取、积累、扩大和传递知识，使得知识能够成为一个体系式的存在，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的主宰地位。

尽管笔者并不赞同理性主导下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但是对于环境是与人在根本上有差别的异己性存在，笔者还是持基本赞同态度的。所谓异己性，即环境有区别于人类的一面，才是人类发挥实践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因为尽管环境也有与人类同质的一面，但是这种相似性并不构成环境与人类的系统性本质。相反，正是环境对人类的异己性构成了“环境—人类”系统的本质特质，就如马克思所说，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样，环境的异质性是构成环境与人类差异性的主要根源，而这种差异性也直接影响了人类实践活动与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哲学上的环境，或者说科学技术哲学中技术所指向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因为这里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作为客体的外部物质环境，它是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交叉重叠与互动关系的环境，具有上述三种环境的“质”的特征。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所研究和讨论的环境是有内在价值的环境，它需要在对环境进行科学与技术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对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价值修正和判断，特别是在人类活动与环境交互作用越是明显时，对这种价值的凸显和要求就越是强烈。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涉及环境的行为选择、道德判断、环境保护和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修改，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逐渐成了我们在探讨和解决环境相关问题时的理论原则和行动准则。

二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表现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促使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悄声无息地蔓延着。据不完全统计，自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全球一共出现了至少18起地域性污染导致的全球性环境破坏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案例1：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

据统计，在1990年到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的一年时间内，先后排入海湾的石油达到了150万吨。在1991年多国对伊拉克实行空袭之后，科威特各地油田严重起火，最严重的一起是1991年1月22日科威特南部的瓦弗拉油田遭受空袭引起的火灾，当时火光滔天，浓烟四起，原油顺着海岸流入波斯湾。与此同时，科威特南部的输油管道也遭到严重创伤，原油滔滔如海，经过不到三天时间，在1月25日，科威特接近沙特阿拉伯的海上形成了长约16公里、宽约3公里的“黑色带面”，并以每天24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南蔓延，部分原油燃烧后不仅对空气造成破坏和污染，甚至遮蔽阳光，腐蚀降雨，以致在伊朗南部下起了黏糊糊的“黑雨”。到了2月2日，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油带已经扩散了5倍之多，总长达到90公里，宽也达到16公里。该黑带直逼巴林，威胁到了沙特，迫使两国采取紧急措施，出台保护淡水的相关政策以维持两国公民基本生存，然而这次的油污染事件，短时间内就造成了数万只海鸟死亡，众多海洋生物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案例2：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6年4月27日早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组反应堆发生核泄漏事故，该事故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环境和人类都遭受了严重打击。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云团随风飘到北欧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瑞典东部的核超标量是正常的100倍，乌克兰地区小麦的5%～10%受到不同程度的核污染，水源遭受污染导致苏联畜牧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科学家预计这场灾难将引起数十万人在未来十年内患骨癌或肺癌死亡。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导致的最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产生了放射性的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是广泛而巨大的，特别是对核电站附近30公里范围以内的居民而言，这简直就是毁灭！不仅他们生存的土地被划为隔离区，所种植的植物全部死亡，更由于核放射的潜在性影响，在日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们被禁止进行放牧、耕作等农业活动，所有蛋奶制品都被禁止生产，甚至他们的婚育都要经过政府严格把关，以免过多有缺陷人口给政府造成过重的负担。然而实际上，据苏联相关机构的不完全统计，当年仅参加救援工作的83万人中，就已经有30万人因为辐射导致身体器官病变而死亡，7万人受到核辐射影响而成了有生理缺陷的残疾人。仅在乌克兰，就有250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而患有甲状腺、神经系统、造血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

除此之外，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产生的放射性粉尘也对乌克兰附近的白俄罗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仅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居民因此而受到核辐射的潜在威胁，白俄罗斯6000平方公里土地也无法继续使用，很多昔日富饶的农耕地区变成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了尽可能降低核辐射的影响，政府不得不关闭受害区的上百所学校和企业。据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白俄罗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50亿美元。

案例3：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5～8日，地处泰晤士河谷地带的伦敦城市上空出现了高压中心的天气状况，一连几天无风，大雾笼罩着烟雾城，加之时值冬季，煤炭大量燃烧以供取暖所用，排放的烟雾灰尘在无风的气候状态中根本无法自动消散，烟雾和湿气聚集在大气层中，以致城市上空四五天都一直处于烟雾弥漫的状态，能见度极低。许多进出港航班被迫取消，即使在白天，汽车也必须开着车灯行驶，行人走路也极为困难，只能靠着人行横道摸索着前进。

多日过去，由于积存的烟雾并没有消散，许多人开始出现恶心、头晕、呕吐的症状，伦敦各大医院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呈不规则上升的趋势。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000多人；两个月内，死亡人数达到8000人，悲剧笼罩着伦敦上空。

据分析，造成伦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取暖的煤炭火炉和工业排放的烟雾，间接原因则是逆温层现象。所谓逆温层现象是指，在某一大气层中出现的与正常温差相反的现象，在正常情况下，气温是随着海拔的增高而降低的，但是逆温则相反，气温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高，其直接后果就是暖而轻的处于冷而厚的空气上部，形成稳定的锅盖形态，不易散去，严重阻碍了空气的对流，不利于污染物的消解。在伦敦烟雾事件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浓度达到了平时正常值的5倍以上，让伦敦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毒室”。

更可怕的是，伦敦烟雾事件的出现不只有这一次，在10年时间内，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烟雾中毒事件，造成1200人死亡。直到伦敦开始减少火电的使用，使大气的污染程度降低，此类的悲剧才避免再次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随着环境污染的一次又一次加剧，人们被迫开始思考这样一个看似普通却又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一种新兴的环境保护运动，与以往的环境保护运动相比，这一阶段的环保运动持续时间更长，扩散规模更大，参与的社会力量和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也更为广泛，但相对于以往无组织无纪律的环境运动来说，这次运动仍然缺乏纲领性和目的性，不过它比较注重行动的落实，而不仅仅停留于思想和口头上的宣传。并且在这次绿色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不仅关心和探讨环境问题的现状，积极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真思索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努力从根源上去遏制和反思环境问题，讨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若干原因。

原因之一，环境问题起源于科学技术。最早将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归结为科学技术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就提到了“启蒙神话自我破灭的研究”，实际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异化”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的口号，主张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出发，用一个全球环境的模型对地球上各要素（主要是经济和环境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经过分析，罗马俱乐部得出了由于地球上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经济和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发展的悲观结论，并且强调如果人类要违背这个结论，强制性地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而发展，那么便只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人类发展技术，实际上是促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行为，技术是产生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应当遏制技术的发展。

原因之二，环境问题起源于人口数量。把环境问题归罪于不发达国家人口膨胀的最著名代表就是以“共用地悲剧”和“救生艇伦理”而闻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哈丁。哈丁用“共有地悲剧”反驳了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促成并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对此，哈丁举例说明：假设在一块公地上，当所有权属于这块地内生活的每一个人时，他们会为了个人利益拼命地追加对这块地的使用权，结果便是过度放牧和耕作，最终导致这块共有地承载力的崩溃。因此，哈丁认为并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群体利益最大化，相反，正是人口的无限制膨胀才是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解决“共有地悲剧”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共有地承载范围内。

在“救生艇理论”中，哈丁延续了自己“共有地悲剧”的观点，他将地球比作一个承载能力已经走到极限的共有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救生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地球共有地上的一部分生命，但是因为救生艇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口急剧膨胀的发展中国家便要做出牺牲，因为正是他们人口不加控制地增长才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他们不能够乘坐这艘救生艇，这也就意味着，在哈丁看来，发达国家没有任何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控制人口的增长。

原因之三，环境问题起源于消费模式。把环境破坏视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在西方环境思潮中屡见不鲜。例如，在《改造社会》中，默里·布克钦就把消费者的横流物欲视为对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撑；在《绿色生活方式手册》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种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则是把消费者看作环境破坏的主体，并以此为预设而展开其“节约”理论的。

在现代的西方，为了遏制错误的消费模式，呼吁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倡导，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人人素食主义的口号。因为据研究显示，每人如果每年少吃一公斤肉，就可以减少18%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据调查报告，肉类食品已经取代交通工具，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而在实际中，也有不少政府官员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如气候变化机构的领导人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就援引了这个18%的数字作为告诫人们应该考虑少吃肉的依据。

三 环境问题：人类“存在之根”的遮蔽

探讨人类的“存在之根”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存在之根”就是人类正常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说正常生存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人类能够按照自我本身意志自由地存在。对此，弗洛伊德曾经将人的全部存在归结为一种本能基础上的存在，即“本我”的意识结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是与生俱来的，遵循的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原则，即一切以自我感觉作为评价标准，快乐就是善而好，痛苦就是恶而坏。而现代工业文明则是动摇了这种本我的意识结构，将“本我”划归为“自我”，即必须以自身对环境的适应作为自我的存在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和“自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自然与文明的冲突，现代工业文明通过技术的进步与扩张压抑了人的本性和自由意志，而成了人类本能的束缚。第二，正常生存的内在核心应是生态的自然观，而非生产的自然观。生态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其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传统的自然观总是忽略了自然的“社会语境”，忽略了不同社会环境对自然的不同建构方式，由于人们长期忽略社会环境对自然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自然和社会完全就是两个体系，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规则和运作方式，自然界是消极被动的，而人类社会则是积极主动的。奥康纳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自然界拥有“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所谓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说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于是，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影响，而不只是关注生产的社会经济效应。

因此，“存在之根”作为对人类正常生活方式的保证，就必须要消除人类生产活动与生存方式中的极端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元对立。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因为自己的理性给自身披上世界之王的桂冠，这是造成人类丧失存在家园的根本原因。因此，克服人类中心的困境，关键在于两个替代：用生存关系替代对象性关系以及用生存论思考替代决定论思考，这便是要人们从自然环境的统治者和主导者转向自然环境的守护者和看护者。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在存在中体会到一种丧失了具体时间的永恒存在，从而顿悟自身只是在众多存在中的特殊存在状态，从而自觉地消解自身的主体性中心地位，基于此，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之根的根必须根植于自然与人类和谐的关系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工业文明时代造成人类存在之根丧失的主要原因是隐蔽于技术中的“破坏与毁灭”，而可悲的是，自以为聪明的人类居然还积极主动地将这种“破坏与毁灭”无限扩大化，以致人也丧失了自身的存在，走向了自身全面的异化。海德格尔认为，要使得人恢复自在的存在，首先必须将技术对自然的影响控制在一个限度内，这个度应当既能维系自然自身的存在，也应当能够保持人在地球上诗意地栖居，“除了在自然中的进化以及通过生产工具针对自然的集体劳动外，人是不可思议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中人改变了自然并被自然改变——正是他内部自然的本质……自然作为创造人反过来又被人创造的物质和环境力量是可以界定的。”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可以认为环境的异化与人的异化是同步的，环境的异化就是环境的破坏，环境的破坏也意味着人类开始异化，这实际上是矛盾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人类以技术作为武器在造福自身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我本真消极的消解，出现了被技术控制的异化的结果。被异化的人无奈于技术的控制，甚至将这种控制看作主体性的膨胀，从而将自然环境进一步奴役，并将其视作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极致发挥。而环境受到人的压迫和奴役，在自身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将这种破坏传递给了人类社会，以灾难和灾害的形式向人类发出哀叫并实施报复，因此，环境的破坏就是人类存在之根的遮蔽，它不仅使得人类丧失了自身栖息的家园，更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而这种美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建立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一个新准则。这也说明，恢复人类真正的存在，建立环境的伦理新准则的当务之急应当从改善被破坏的环境入手，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和意义，但这也并不表明，我们主张人类回到过去那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这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真正理性的方法应当是对技术进行调整和反思，而不是取缔和消解，构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即笔者在书中将要探讨的“绿色技术”才是解决环境问题，消除人类“遮蔽之根”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