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及其相关问题

一 技术的哲学理解

这里我们对技术的探讨主要是在人文科学的学科视域下进行的。虽然技术哲学兴起和发展的年代并不长，但是关于技术是什么的探讨却是早已有之。最早关于技术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技艺”的理解，而后，也有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从这些关于技术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技术与自然和社会中各种要素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一）技术的逻辑体系

历史上关于技术的理解可以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技术史四个角度进行简要的阐述。首先，从技术本体论上看，技术是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表征，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它既表现为具体的人造物质形态，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并加以改造的各种方法的总和。其次，从技术的认识论上看，关于技术的探讨主要是从技术产生发展的动力系统，技术风险—收益—成本评估，技术双重本性与技术物质中介几个方面着手的，重点突出技术是自然社会人类三者协同进化的体系，强调技术与社会中其他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来探讨和分析技术本身，突出与社会联系下技术的正负效应并寻求克服其负面影响的途径。再次，从技术的社会价值分析，博林认为，技术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存在方面，因此技术的社会价值是技术最重要的本质体现。埃吕尔也说，技术是人类从社会活动中获得有效方法的整体，这些都是技术社会价值的体现。最后，从技术史的角度分析，技术既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它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影响，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更是带动了人类自身的解放，因此，一些技术史学家总是说，技术既是历史的，同样也是超历史的。

（二）技术的概念与作用

目前，关于技术的探讨十分多元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1）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表征，人类改变环境的各种能力的整体拓展，本质上是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是近现代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看到了技术对世界物质化和对科学实践化的能力，从而将技术视作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工具。（2）技术是人类一定阶段知识的总和。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将技术看作人类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科学方法制约的所有知识的总和；加拿大技术哲学家邦格则认为技术从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物理性技术、社会性技术、概念性（知识性）技术和普遍性技术，实际上也是从技术作为应用知识的角度对技术进行的分类。（3）将技术视为人类价值理性的彰显，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看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对技术工具价值的过度彰显，以至于导致了技术中人文理性的缺失。因此，主张通过对技术价值理性的复苏，重新构建技术与人类及社会的关系。（4）将技术视为人类从理论智慧到实践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所有理论方法、实践能力、手段工具、社会关系的总和。相比较而言，这种观点更常见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当代，特别是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例如SSK学派、环境伦理学派、生态女性主义学派，还有绿色技术主义学派都十分提倡这种观点，更加注重技术在产生和应用过程中的多方位影响。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技术概念的理解，都体现了一个共性：主观见之于客观。技术是人类理性的外化，在技术中包含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而实践理性就使得技术相对于科学有着对社会和人类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并不否认科学与技术始终都是沟通人类与自然、社会的重要桥梁，是我们在探讨人类、自然、社会之间关系时始终不可规避的两个重要话题，但相较于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而言，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却是更为直接，也是更为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是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原动力。技术相对于科学，以一种更直接的作用方式来塑造和构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尽管我们不否认科学是技术产生的理论前提，但一项科学成果究竟能在多大实践意义上产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却是需要相应的技术来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技术，作为科学的实践形式，不停地对科学理论进行反馈和修正，在促进科学进步的同时，直接将科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变为现实，带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全球关系被带动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呈现出新的发展阶段，许多科学理论被运用到实践中，以技术的形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在工业革命的若干年之内，人类创造的财富是以往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第二，技术直接负载着社会价值，并在不断实践中推进和实现这种价值。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认为，技术是一个多要素互动整合的动态发展体系，它包括硬核：装置、工具、机器以及软核：技艺、规则、理论两大方面。在动态的技术体系中，有自然的属性，也有社会的属性，而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性也构成了技术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技术的异质性使得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相对深入、频繁，而在这样频繁深入的互动中，技术必然会形成一定价值的负载。一般来说，价值负载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1）包含社会中各要素，以“开放性终结”（open-ended）方式运行的社会动力系统。处于这种动力系统的技术必须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群体之中，而这些要素都包含了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这也决定了技术直接负载着与之相应的价值。（2）人类以自身需求为目的对自然本身的超越性实践。技术从产生之初的抽象性走向对自身的具体规定性是在对自然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实践中，技术会产生不同时空效果的影响，而人们为了改进发展技术以更好地实现技术对人的作用，必然会对这些影响进行善恶好坏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就形成了技术自身的价值负载。

第三，技术能够对伦理道德产生深远的影响。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的内生创造性活动，既是按照自身逻辑规律发展的实然性实践活动，也是包含了目的向“善”的应然性价值判断的活动。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着关于善的话题，因为善是伦理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人类生存所要实现的精神目的和价值诉求。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善的理解又是不尽相似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的事物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近代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则说：“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而康德则反对将善与经验相联系，规定善是一种道德的派生性概念：“善恶必须不先于道德法则，而只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它来规定。”但无论怎样，归纳起来，善始终是一个在实践中判断理解的概念，是否向善也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和检验。技术，作为科学的实践性进路，从产生之初就与伦理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影响，甚至以自身的向善性影响和规范着社会群体，从而约束和指正着人们处理自身与“他在”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对技术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影响技术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技术与他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尝试着来理解技术：（1）从技术本体论上看，技术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理论与实践智慧的总和，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综合而系统的体现。这种技术本体论的观点告诉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不能只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或者社会属性某一单一的角度出发，而应该既关注到技术的自然属性，也关注到技术的社会属性，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推动着技术的发展，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应当表现为使得技术自身更加符合自然和社会双重的规律。（2）从技术认识论上看，技术既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也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中潜在的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这看起来貌似是技术的一个节点所在，既然技术是人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为何还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自然规律所束缚？这是否恰恰说明了技术并不是自主独立的？仔细研究，其实不然，技术之所以为技术，之所以能够成功作用于自然，推动社会前进，正是因为技术将抽象的自然规律具体化为某种物质形态，这恰恰是技术不被抽象的自然规律完全束缚的表现，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是技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对自然的改造才是技术的核心要求。（3）从技术价值论上看，技术包含了工具的价值和人文理性的价值。历史上，曾经因为对技术工具价值的夸大，而将技术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技术人文理性的抹杀。技术中蕴含了人文的关怀，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将技术作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手段，更要在这种手段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对自然和环境的人文关怀，展现人本主义的道德情操，不能因为眼前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损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环境利益。（4）从技术史维度上看，技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时空维度中，特定社会形态的体现。这便决定了只要有统治阶级存在，技术就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成为为特定统治阶级服务的手段与工具。从这个角度讲，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也是有历史性的，这也便是为什么同样是火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却被用来进行多被用于烟火的燃放，而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却被用来作为战争武器。

二 技术观的演变与发展

技术观是对技术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理论体系，是对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关系的梳理。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技术系统的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更是深刻而详细地对技术的有关内容做了深入的理解和探讨。古希腊学者对技术的理解一般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对于自然的理解又略微不同于近现代自然科学中对自然的理解。“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处于其对置性中的自然只是一种方式，即自古以来被称之为φúσις（自然）的在场者如何启示自身，如何受到科学加工的方式。”而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然是一个广泛而带有整体性的概念，它并不特指一种或一类存在，自然可以指称动物、植物、环境甚至人类，到亚里士多德时，他将存在具体划分，于是作为技术的存在者开始从作为自然的存在者中脱离出来，这时的自然仍然是自行涌现产生的东西，但是技术就已经变成了人通过自我表象活动产生和制造的东西了。

近代工业技术的技术观基础是与近代科学观有一脉相承关系的近代技术观，其非常深刻地体现了近代技术发展中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在近代科学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论是主张主客体分离对立的二元论思想的产物，与之相适应，这时的科学也是带有非常强烈本质主义思想的理论学说，它渲染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将知识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论真理。受到科学本质主义的影响，近代的技术也带有技术本质主义的色彩，它将自然当作没有生命与理性的机器，认为自然是人类征服和恣意征服改造的对象，如果说自然是一件物品，那么技术就是加工和改造这件物品的工具，就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实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虽然近代的技术仍然是产生和制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合目的性和合工具性却进一步得以彰显，从本质上看，近代的技术不仅被当作创造物质财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具，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进行殖民扩张的武器。

现代社会中的技术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得到影响和改进的，它既受到新兴有机论和非二元论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少量传统机械论和二元论的特质，这便决定了现代技术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技术本质主义的框架，但是相对于近代有明显工具主义倾向的技术观来说，现代技术观又是一种带有“现代性”问题的技术本质主义。

技术的“现代性”问题是二元论的机械自然观向非二元论的有机自然观过渡时期的产物，它既保留了传统技术“外在独立”于自然的逻辑，将技术看作有自身发展特质，不受外在于技术其他因子影响的缘构方式；同时，它也蕴含了新兴有机论与非二元论的有机统一思想，认为技术与自然、社会和人类，特别是与人类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将技术看作人类按照自身主体本性的一种建构，但是并不否认技术仍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逻辑。归结起来，这种现代社会中技术观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技术本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逻辑与外在价值，存在论意义与历史性意义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它既保留了近代社会关于技术本质主义的一些思想，也为后现代技术观解构消解这种本质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伴随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迈进，后现代一些关于技术的理论思潮也对技术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以技术建构主义的影响最为明显。技术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社会建构论最初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即强纲领原则。提出这一纲领的爱丁堡学派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建构，不论自然的知识还是社会的知识都是在社会之中建构起来的信念，信念都是相对的，它们不过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与个人意志的反映和妥协，是社会中各种利益整合与协商的结果，这种思想被比克与平齐从科学引入到技术中，便成了技术建构主义的理论支撑与思想来源。于是，受到技术建构主义的影响，技术观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曾被视作技术发展外部因素的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如果在工业社会之前（包括早期工业社会时期），技术观更注重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更注重技术的独立性和规律性，以及技术如何征服和改造自然，那么在后工业文明时期，技术观则更注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吉尔斯的“社会技术情景”（socio-technical scenario）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吉尔斯认为，社会技术系统并不只是宏观整体的，而是多层次、多方面不同步，但总体上趋向于一个方向的发展。在这个系统框架中有三个主要部分：微观层面的技术小生境（technological niche），中观层面的技术域（technological regime）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技术地景（socio technical landscape）。其中技术小生境表示非连续性的创新，是系统创新变革的基础；技术域则是以有着共同认知范式的工程师群体为主体塑造的技术轨道，在此轨道中，是各种利益群体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联盟与实践活动，技术域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现有的技术轨道变得稳定；社会技术地景则是包含了一系列趋势的系统环境，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所以，社会技术地景的变革与发展是相对缓慢的。受到不同社会时空效应和技术社会主体的影响，技术观也逐渐开始走向以社会建构为基础的发展，这就更要求我们在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中全方位、多角度地考虑，综合自然、社会、人类、技术发展的因素，制定相关技术政策。

综观技术观的演变，实际上是技术与横向他在关系逐渐多元化、平等化的过程，从最初的技术决定论到现在的技术建构论，也逐渐体现出技术主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影响和反馈，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观折射出了绿色技术应有的核心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