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在技术与环境问题中的角色

政治是上层建筑中各种利益的权力主体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标形成的特定关系，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治理，所以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社会的管理和治理，管理和治理的方式就构成了相应的政治模式。在每一个政治模式中都会有一个机构对该模式中的所有事务进行掌控和管理，这个机构就是以某种特定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利益集合体，我们通常称为政府。可以说政府是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利益决定了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通常对政治活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的1999年，克林顿曾经在《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政府需要实现的国家利益按照先后顺序排列为以下三类：一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即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安全、美国公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和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基础设施的保障等；二是重要的利益，即美国的安宁和公民的福祉以及美国所处世界的性质等；三是人道主义及其他利益，主要指美国价值观的维护和传播，包括支持民主化、促进人权和维护法治等。这里明显看出，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反恐只是属于美国重要利益序列中的任务，但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自身周围不稳定的因素，于是反恐成为美国维持国家生死攸关利益中的重要任务，克林顿甚至将恐怖活动与杀伤性武器大规模扩散的问题列为冷战后的两大威胁。但是对于冷战后并没有经历恐怖组织威胁，一心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欧盟国家来说，反恐仍然只是次于经济发展的一个国家政策，一些欧洲的小国甚至对此持漠视态度，认为反恐虽然必要，但是并不构成国家利益的中心议题。这实际上就说明，不同利益群体对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因为受到不同环境因素和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 政治的特点

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政治也有自己的特点，而把握政治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绿色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这里笔者简单地阐述政治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政治活动的公共性

政治的公共性也可以称作政治的社会性，它是政治在社会中对社会群体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最早体现政治公共性的制度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要求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做出两种区分，第一是家庭生活，第二是城邦生活。家庭生活的范围主要是人们生产活动的私人领域，它是以经济作为中介的生活方式；城邦生活的范围则主要是人们政治生活活动的领域，本质上是以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出现的，在公共的城邦生活中，人们不仅要建立起特殊的关系以维持这种公共性，还要通过言语、行为参与政治事务，开展公共活动，并且这些公共活动所带来的效果和影响都必须对城邦的政治有所渗透。

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政治的公共性做了三个方面的解释：首先，她认为这种公共性就是一种公开性（publicity），公开性就是能够被某一群体亲身感受和经历的，这是任何公共场所中所存在事物都应该具有的特点。阿伦特认为公开性就意味着“显现”（appearance）, “显现”的英文原词是appearance，直译就是“外表，表面”的意思，这与隐蔽、内在相反，恰恰说明了公开的政治活动的去蔽性和敞开性，这种去蔽性和敞开性是针对私人领域的隐蔽性和不可窥探性而言的，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公共领域的这种公开性使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够获得一种在现实中的对象体验与感受，而这种体验与感受也保障了人们生活存在的真实感。“对我们而言，表象——既能被其他人也能被我们自身看到和听到的事物——构成现实。与通过看到和听到的方式构成的现实相比，即使是私人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如心灵的激情、大脑的思想和感官的愉悦——产生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存在。除非并且直到它们被转化、去私人化和去个人化，使之具有一种适合公共表象的形态。”

（二）政治参与的非单一性

政治的第二个特点——非单一性实际上就是政治参与主体的复杂性（plurality）。尽管随着文明民主的发展，政治的参与度与参与范围也呈现出逐渐增强与扩大的趋势，但是政治最高权力的掌控始终是在某一利益群体的手中，这便是政治的阶级性。马克思认为，阶级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它是经济上升到一定空间必然出现的产物，阶级性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与思想意识形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将政治各类主体之间的复杂性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除此之外，复杂性还有在不同意识形态中建构、寻找新的共识的含义，尽管这个过程本身是复杂的，但在它却能够让不同观点互相碰撞，使得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能够增加和延展他人的观点。不同观点之间的区别体现了观点之间的异质性，由此可见，只有异质性才能带来公共性，而公共性则是为了增加异质性，越是公共的东西，越能体现异质的存在；越是异质的存在，则越能促进公共的交流，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人们只有在公共领域展现自身的异质性，才能将自身与他在区分开来，而只有自身与他在被区分开来，才能体现个人在公共领域的价值和地位，个人价值和地位的改善也促进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改进与发展。

（三）政治模式的内在趋同性

政治模式的内在趋同性看似是荒谬的，因为它和我们刚才在前面所提到的关于政治概念的理解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如果认真地分析，虽然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模式不会一样，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些千变万化的政治模式背后总会有某种相通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是不同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促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模式贴近同一模式发展的驱动力。曾经有人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比作圆桌会议，这是非常形象的。圆桌像一个中间媒介，在孤立的政治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了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的政治利益主体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没有了圆桌，不同政治主体就丧失了可交流的政治平台，很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所以圆桌既保证了利益主体在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也让这些不同利益主体有了可以交流和展现自我的平台，于是在保持自我与独立性的背后，为了占有更多的席位，圆桌上的各位必然对彼此政治对话之间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这首先就要求在观念上寻求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契合点。

在不同利益的政治主体之间寻找一个可以对话的契合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契合点也会将各国政治主体引向拥有共同政治基础的政治发展模式。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我们的政治模式在被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都必须反复强调警惕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人是社会的人一样，政治也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国家，处于社会中的人会受到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世界中的国家也会受到他国政治模式的干扰。于是政治上的改变也逐渐成为每个国家对自身存在和发展机制的反思，体现了国家对非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并且在政治中也不断地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政府的参与而更加多元化。

二 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政治虽然不直接指向自然的向度，但是它关系到自然影响的人类利益。从表面上看，环境问题是环境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变化，与政治没有任何的瓜葛。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环境问题的最根本起因是人类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人类社会活动模式，制度是政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口生产和物质环境，也就相应地会有与之本质上一致的环境影响。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的环境危机与政府的政治决策并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相反它们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政治因素加剧环境问题恶化

以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为例，湖泊的富营养化可能是自然本身的原因，例如湖泊与其连接的河流会因为水动力的特性而产生相互影响。正常来说，在水动力的影响下，常年入流进湖泊的河道直接将营养物质输送入湖泊，加速了湖泊富营养化过程，而常年出流河道则将水体中的营养物质逐渐向流域河道输出，改善了湖泊富营养状态，达到湖泊水自净的平衡。但是在水动力条件活跃的入湖河口，流域河流中的营养物质易于在河口得到充分自净，流入湖泊的营养物质就随之减少，而在水流较缓慢的河口，容易发生淤积，营养物质不易自净，这种天然的湖泊与流入流出河口之间的特性就会造成湖泊的富营养化。不仅如此，一些天然的自然现象，例如干旱，亦会造成湖泊的富营养化，因为干旱的气候会使得流入湖泊中的营养物质总量处于稳定状态，但是湖泊中水量的减少，则会减缓水体的自净能力。不过除自然原因外，湖泊的富营养化也有人为的因素，并且从现代人类技术活动的角度看，人为的因素是造成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现代化生产过程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大量排放，是引起湖泊富营养化的罪魁祸首；加之对于湖泊水环境的环保力度不够，对于公共流域的职责划分和总体治理不当，导致在湖泊治理问题上出现了“踢皮球”的现象，这些都是因为人为原因造成的湖泊富营养化。从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中折射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富营养化的治理和预防措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政治主体进行干涉。在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中，既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自然本身的问题，它也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它的解决和预防与社会实践和政治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政治因素加快环境问题解决

既然环境问题的产生，政治充当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就必然也要回归于政治。环境保护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公众参与的实践活动，它涉及的范围和力度是远远大于实验室的科学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公众、政府、国家和国际社会，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共同构建或者改变相关的政治制度、政策框架，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模式，重新塑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依靠政治的手段是不能够完全解决环境问题的，因为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还是要归结到技术的角度，所以在政治渗透到环境解决的过程中时，它也必须以另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经济的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颁布和实施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战略指导方针。“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

我们可以以上述湖泊富营养化案例的进一步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如前所述，湖泊的富营养化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对于自然原因引发的湖泊富营养化，政府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遵循河流与湖泊如何实现自身净化的规律下，通过改变河道的宽度和修建闸道来增强或者减弱水动力，从而提高或者降低湖泊自净的能力。对于人为原因引发的湖泊富营养化，政府可以通过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和强制力，修改或者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规定，以法律为手段控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尽可能弱化氮、磷的大量排入湖泊。

三 环境对政治的影响

环境与政治的这种紧密关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其复杂的。虽然环境对社会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甚至会使得社会出现暂时的倒退，进而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发政治冲突。在1816年的欧洲，发生了气候史上的奇怪现象，出现了六月飞雪，整个夏天都笼罩在霜冻之中。从爱尔兰到英格兰，一直到波罗的海附近，整个夏天气温普遍下降10℃左右，从5月开始就一直阴雨绵绵，这种气候持续到当年10月。恶劣的气候造成了欧洲国家严重的社会后果，粮食歉收，人们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开始了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的革命：法国政府倒台，北欧犯罪率上升，德国爆发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反犹太人骚乱……所有的一切使得欧洲社会几乎面临崩溃。

在历史发展的今天，人类又一次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威胁，因为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温变暖正使海平面处于上升的过程中，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来抑制气候变暖，那么到了21世纪中叶，全球海平面可能会升高30～50厘米，世界各地海岸线的70%将被淹没，到那时，东京、上海还有马尔代夫，尼罗河三角洲的1/3面积都可能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局部或者完全被淹没，可想而知，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面积发生这样大的改变时，人们会不会因为生存环境的变化又开始新一轮的政治冲突呢？从1816年欧洲局部的环境变化就可以看出，即便是较小的全球气候变化也会引发如此巨大的政治冲突，那么如果当全球的气候发生巨大变化时，人类能够承更大的政治冲突。

四 政治与技术的互动

政治与技术的互动是非常明显的，当今世界，放眼全球，技术是一个国家政治地位发展的制高点，一个国家技术的发展也决定了该国政治的强度和力度。谈政治与技术的互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简单地进行阐述。

（一）政治的技术化

政治的技术化主要是从技术对政治的渗透角度而言的。技术对政治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早在柏拉图时期就有所阐述，在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中，他就将人分成了三等，最高统治者则必须是技艺者。在古希腊技艺就是指称技术的，因此，柏拉图实际上是隐喻地表达了政治对技术的依赖。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又以乌托邦的所罗门宫构建了依靠技术统治的政治模式，在培根看来，所罗门宫就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是所有科学家聚集讨论，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场所。在这里，所有不同学科的专家们各抒己见，在讨论科学问题的同时，共同阐发对国家治理的构想和规划，简单地说，在培根看来，科学家就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因为知识是至上的，所以在他的理想国中，政治也是应该被技术所引导的。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技术化的明显表现就体现在政府对生产结构与规模的安排与控制，在政府的调节下，社会组织结构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企业组织也出现了扁平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对生产方式的调整就是政治对技术的渗透和调控，与此同时，政府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公开相关信息与政策，借助技术使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得以宣传并借技术的影响力使政治宣传的力度扩大化，范围广泛化。

（二）技术的政治化

技术的政治化是与政治的技术化互为因果关系的。技术在受到政治的影响和渗透后，开始潜移默化地被政治领导，逐渐受到政治的支配，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政治的利益需求开始对技术发展的方向产生推动力和促进力，政府的政策、资金的投入也左右着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力度，就如后现代主义普遍认同的一样，最有意义的发明或研究，不是包含在那些最先进技术中的深刻的奥秘，而是推动这些技术成果的政府和一系列起作用的政策。政府优先发展何种技术，怎样发展这种技术，对技术人员有哪些要求，如何去管理和提高技术人员的素质都是政府本身的利益所决定的，就如17世纪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为了与法国和荷兰争夺霸权，扩大自身的海外殖民地，控制更多的资源和领土，因而特别注重航海业的发展，因为航海业不仅有利于霸权的争夺，还有利于对奴隶的输送和管理，以及对资源的调配和利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政治需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技术的发展，起到与技术本身规律同等重要的支配作用，因此技术政治化便构成了现代社会中我们对技术和政治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