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医病纠纷

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公开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疼的疑难杂症。

这是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在1860年代对中国当时的行医现状的直观观察，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麦高温的那种惊叹之情。当历史的脚步步入晚清，不仅外国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行医现状深表讶异，开明的中国人也开始呼吁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改变这种状况。历史也表明，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确实在规范行医上有所行动。只可惜，相关行动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不过，这一段历史依然有其值得关注的价值。因为，其毕竟为北洋政府时期规范行医的举措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经验借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已然将规范行医作为社会事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伴随着政府部门对规范行医的介入，清末民初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医病关系，又呈现出了何等的历史面相呢？在这一章中，我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