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话概说

关于回族话的界定，人们向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汉语方言现象，所以把回族话看作“回族汉语方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因而把回族话归为文化语言的范畴；也有人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把回族话界定为“回族语言”。笔者认为，回族话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现象，是以民族和地域为界线而形成的。一方面，在语音上，回族话融入所处区域的方言中，形成了地异音殊的特点；另一方面，在词汇上，回族话又跨方言区域而共同存在，形成了异地同词现象。因此，我们把回族话归之为特殊的汉语方言现象。回族话就是回族使用的汉语。其实，回族话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而是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综合讨论的问题。从语言发展历史来看，回族话的形成是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和民族先民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丰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基础。

回族并没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回族人无论是民族内部交际，还是和其他民族成员交际，都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但回族在使用汉语时，却为其打上了鲜明的民族语言烙印。这一点在回族聚居的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种鲜明的民族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回族内部的口语交际中，所以称这种现象为“回族话”。其实，回族话并不是简单的汉语方言现象，回族话是超越了地域边界而形成的特殊的方言现象。回族话虽然不属于独立的民族语言，但和先民母语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有着鲜明的民族语言特征。

早在唐、宋时期，从波斯、阿拉伯等地来华从事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就生活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长安等城市，把自己原来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中国。元代，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迁徙到中国来，且分布在全国城乡各地，其政治地位也比较高。在元代，朝廷专门设立了“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这样一些学习研究回回语言文字的机构，教授“亦思替非文字”，即当时通行的“回回文”。人们把当时元朝通行的波斯文称作“回回字”。《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所载元代遗留下的石碑，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说明当时阿拉伯文流行也很广。由于元代的开放政策，回回人可以讲阿拉伯语、波斯语，朝廷还为回族先民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及其文字提供了有利条件。直到元末明初，虽然有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上层回族人士为了仕进而学习汉语，但整个回族内部，主要还是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一时期，在回族当中还出现了阿汉对照的各种公文、门牌等。明朝在“四夷馆”和“会同馆”内专设“回回馆”。明朝后期至清朝，对外实行封闭政策，对内特别是对回族实行了强制性的汉化政策，语言方面自然也受到限制，这使阿拉伯语、波斯语等部分回族先民的母语逐渐衰落，最后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现在只有海南岛三亚市羊栏区回辉乡和回新乡的四千三百多回族，除了会讲汉语海南话和广州话以外，在本民族内部仍保留着一种跟国内任何民族都不一样的语言，暂定名为“回辉话”。这种语言的语音系统、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至今已保持了数百年。除此以外，现在全国各地的回族都讲汉语。

回族话形成的历史，和回族民族形成的历史是同步的。关于回族先民的成分以及回族先民使用的语言，学术界众说纷纭。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主要是元代时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其语言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呈现出语言多元化的特征。以此类推，回族先民的语言成分，自然也是相当复杂的。由回族先民的语言，发展为现在的回族话，必然经历语言整合的动变过程。这样一个语言渐变的整合，至少应该经过了先民母语阶段→双语阶段→汉语阶段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最初使用的语言不下四五种，主要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中亚各国语及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这应该是回族话尚未形成时的先民母语阶段。回族先民母语的千差万别，显然不利于语言交际，既影响民族内部的交际，又影响与其他民族的交际。语言交际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就很有必要寻找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就成了首要的选择。

至于回族先民放弃民族母语而选择汉语，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及地域、人口等多种因素，但归根到底决定因素还是语言接触。

回族先民最初来到中国，重要的目的就是经商，他们和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贸易对象交际中，语言障碍自然就成为最大的障碍之一。这种语言障碍不仅存在于回族先民和汉族的交际中，也存在于不同来源的回族先民的内部交际中，人们在努力寻找突破语言障碍的途径，使用汉语就成了最简便的选择，这也就为回族转用汉语打下了基础。长期的贸易往来，必然会带动文化交流，使交际范围更加广泛。语言的交际障碍和文化的交流障碍因为汉语的使用而消失。多层次的语言接触成为回族最终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的最重要的因素。

回族话的形成和先民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现代回族话中能够找出不少这方面的语言材料证据。回族先民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许多先民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之中，形成了现在回族话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的特殊现象，也使回族话成为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也是形成回族话的民族语言基础之一。

回族话中有不少用汉语音译的或者音意合译的先民母语词汇，主要有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人们一般称之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我们视之为转用词。如“安拉”“古尔邦”“胡达”等，这些音译词融入回族话后，就要服从汉语的内部规律，但又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在语音方面，它是按照音译词语音系统被汉语化了的，用的是汉语读音，有自己的声调，符合汉语声母、韵母相拼的规则。这些译词中的不少词语，都具有宗教的内涵，根本无法用一个相应的汉语词来翻译、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原有的读音，将原有的意义附着在汉语的形式之上。回族话中的这些词来源比较单纯，主要源于民族宗教的需求，以表现伊斯兰教宗教生活为主。回族人在民族内部交际时经常使用这些词，像“乃玛孜”“胡达”“色俩目”这些词在回族内部交际时已经司空见惯了，回族人和汉族交际时并不经常使用这些词语。在宗教活动场合，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高一些；在一般场合，这些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些。回族宗教人士、宗教意识较强的穆斯林使用这些词的频率要明显高于一般回族人。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话特定的语用范围。

回族话中对先民母语的传承，大多数是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后把自己的民族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中。回族话中的这种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中，还没有大量进入书面语，因而这些词保持着鲜明的口语色彩。

回族话对先民语言的传承，是语言演变中民族心理的文化沉淀。回族先民的语言在向汉语转化的初期，原来先民语言中固有的民族母语词汇，也随之融入汉语中，形成了回族话中特殊的先民母语借词现象。这样，在回族转用汉语后，回族话中的民族特征并没有消失。

回族话中存在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也存在少量的突厥语词。这些语言成分，和回族先民的民族成分恰好是一致的。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回族先民语言的遗存证据。从语言发展演变的理论来看，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同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相互交融中出现语言的转换时，必然要把本民族的一些语言成分带入另一种语言中，形成另一种语言的一个系属，这是符合语言演变规律的。

回族话是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回族话产生的文化背景上。和汉语方言一样，回族话也以地域为界限，形成了若干个方言区。但是，回族话在使用过程中又表现出了许多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回族话以回族文化为中心，超越了地域和方言的限制，形成了一些跨地域的民族内部交流词汇，从而赋予了回族话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般认为，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民族文化、共同心理特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历史上，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或者出于主观需要，或者出于客观强迫，经常出现民族迁徙。在民族迁徙过程中，民族地域特征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往往使一个民族失去了过去的民族共同地域，在迁入新的地域后，和其他民族形成民族杂居的情况。在新的杂居区，一般都要以民族为中心形成新的民族地域。回族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特征，就是在漫长的民族迁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地域特征，也促使回族话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在进入新的语言环境后，回族话中仍然保留了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成分，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地域不同引起了语言的方言分化，使不同地域的回族话融入各个汉语方言区中，并依附于汉语方言而存在。在全国主要方言区，诸如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粵方言区、闽方言区等都有回族杂居，各个方言区中的回族在语言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区域的方言特征。拥有全国50%以上的回族人口分布的西北地区的方言，也有中原官话及秦陇方言、兰银方言等差别。这些地域中回族话的特征，也和这些地域的方言特征基本上一致。回族话有机地融入各个汉语方言区中，成为汉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和地域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回族话的地域性特征。

地域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地域的差异表现在方言的差异上。回族居住地的差异，使回族话的方言特性十分突出。和汉语有方言区一样，回族话除了因为“大分散”而形成了若干个规模较大的方言区外，还因为“小聚居”而形成了一系列准方言区。比如，在回族聚居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就有若干个方言片：泾源回族的祖先多数是历史上从陕西省渭南地区迁移来的，直到现在，泾源回族口语中还带着很浓的陕西渭南腔；同心、海原的部分回族聚居地从地域上靠近兰、银方言区，所以这里的部分回族话就接近兰银方言；西吉和甘肃接壤，西吉的部分回族使用的是甘肃一些地方的方言。同是回族，因为居住地不同而出现了方言差别，这是回族话地域性的必然结果。

回族话的地域性，表明回族话和现代汉语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共同属性，这种属性主要取决于回族和汉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两个民族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回族话的地域性，是由回族居住地的地域性决定的，并和汉语方言的地域性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不同民族生活在共同地域并且不断交往的必然结果。当然，一种语言被不同的民族共同使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要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带有民族文化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回族话具有民族性。

民族性是回族话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居住地域的变动引起了语言的方言分化，这是符合语言演变规律的。就民族语言而言，不同方言中贯穿着共同的灵魂，这就是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回族的居住特征导致了回族话的地异言殊，但是各地回族方言中仍然保留着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民族共同语言。无论铿铿秦声，还是依依吴音，不同的回族方言中贯穿着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纽带，这就是回族话的民族属性。回族话中的民族文化属性，主要指回族话中夹杂的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转用借词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回族选择用语，同时也包括具有民族个性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由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在伊斯兰教义的传播过程中融入回族话中，并由宗教专门用语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用语，形成了回族话中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和波斯语借词。这些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不仅用于回族宗教生活，还用于回族经济、文化及日常交往，成为回族话中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成分。最能体现回族话中民族特性的现象还要数经堂语的世俗化及其广泛使用。这种以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为主体的回族宗教语言，在语音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方音差别，但也有许多异地相通的词汇，形成了不同地域回族穆斯林的通用语。无论讲秦陇方言的甘肃天水回族，还是操兰银官话的宁夏吴忠回族，尽管因地异而言殊，我们却能够从他们的宗教用语中找出许多共同词语。这些共同词语主要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我们还在回族话中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回族尽管以汉语为交际语言，但在回汉杂居的每一个方言区中，回族话和汉族语言总有一些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别。在同一方言区，单凭语言声调就能判定出说话者是不是回族。这种差别正表现了回族在语言上有别于汉族语言的民族语言个性。在回族内部，尽管各个方言区的回族话融入所处地区的汉语方言中，但不同方言区的回族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宗教生活中使用的许多常用语、惯用语基本上是一致的，体现出了语言的民族个性。

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形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包括思维活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特征、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心理状态等都会在语言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不同的民族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民族关系以及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语言发展的特点也就不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特点。回族话中的民族特性正是因语言的这种属性而形成的。我们从回族话中不难看出回族各方面的特征，特别是回族话中的词汇，更能表现出其民族文化特征。无论是这些词汇的内容，还是词的组合方式，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

回族话的地域性是伴随汉语方言的地域性产生的，回族话的民族性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必然属性。以语言的民族性为经，以语言的地域性为纬，形成了回族话的综合体。这是我们要从汉语中界定出回族话的基本缘由，也是回族话既从属于现代汉语又有别于现代汉语的特征所在。从回族话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不难看出，回族话并不单纯属于汉语方言的简单范畴，而是一种集地域性与民族性为一体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语言文化现象。

回族话毕竟属于汉语的范畴，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形式。汉语不仅是回族和其他民族交际的工具，也是回族内部交际的工具。回族文化的交流、情感的表达以及共同社会生活需要的实现，都以汉语为基本交流工具，使用汉语已成为回族的主要民族特征之一。汉语实际上已成为回族的共同语，只是回族使用的汉语已经打上了很深的民族文化烙印。

语言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依附于一定的人类集团。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具体的语言使用就属于一定的民族，并成为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在形成民族特征后，便和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等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回族先民一开始并不是以汉语为民族母语，回族转用汉语，基于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和回族先民的经商活动有关。人所共知，回族先民的历史，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伊斯兰教本身就比较重视商业，充分肯定商业的价值，认为商业是真主最喜欢的产业之一。回族穆斯林就把远行经商行为称为“寻求真主的恩惠”（回族谚语）。由于对经商活动的高度重视，回族也就十分注重寻求各种有利于经商的途径。回族经商的主要对象为汉族，在经商中使用汉语才更加便利，这就在回族先民中形成了民族母语和汉语共用的双语现象，年长日久，他们也就逐渐转用汉语。从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回族话曾经历过民族母语和汉语共用的双语阶段，这是符合民族发展和语言演变规律的。

第二，和回族先民的居住特点有关。回族先民分别由陆路和海路初入中国后，在历史进程中很早就具有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点。某一居住区的回族先民不仅人口少，而且还处于汉语文化的包围中，在长期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民族母语，最终转用了汉语。

第三，和回族先民复杂的民族成分有关。回族先民由多种民族成分构成，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回族先民来源的多元性，注定了回族话的多元性，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自然都成为不同的回族先民们分别使用的语言。民族内部语言的不统一，造成回族人之间相互交流也有一定的困难，在寻找共同语作为民族内部交流工具的过程中，回族先民便逐渐转用了汉语。

第四，和回族文化的兼容性有关。回族是一个兼容性较强的民族，回族文化在保留伊斯兰文化主体的同时，还不断吸收和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如果不具备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在封闭的状态中，回族人就不可能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

民族的发展、变化对语言的发展、变化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它规定着语言发展的方向和民族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方向。回族使用汉语，有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主要出于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需求。有人把历史上的民族压迫作为回族转用汉语的主要原因，这并不十分可信。回族的坚韧，使他们在高压政治下并不会放弃先民母语而转用汉语。回族转用汉语是出于自愿与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汉语是回族形成的标志。

回族话曾经历了由先民母语向汉语过渡的发展过程，回族虽然最终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但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宗教生活中使用的一些词语，仍然保留了很强的民族个性。回族话的民族个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民语言的传承。回族先民进入中国之初，都使用着自己的母语，主要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回族转用汉语后，这些先民的语言并没有完全在回族话中消失。这些回族先民的语言，不仅保留在回族宗教活动用语中，还保留在回族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用语中。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大多为宗教用语，但不仅仅用于宗教活动中，也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回族先民的语言在现代回族话中的广泛运用，充分体现了回族对先民的尊敬，对伊斯兰教以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在心理上的亲近感。

第二，民族选择用语。由于禁忌或传统习惯的原因，回族对汉语中的某些词语采用了选择使用的态度。这种词语的选择，并不局限在语言规则的简单范畴，而是出于民族观、宗教观、社会观、文化观以及人文心理的综合原因，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而成为民族特质的一部分。词语的选择，其实是民族风俗的重要标志。在西北回族话中，因为语言选择而形成了种种语言禁忌，如“宰”专门用于屠宰牲畜、切割食品，如宰牛、宰羊、宰鸡，而回族人在日常生活中禁忌使用“杀”字；“无常”是对“死”的代替，回族群众中死了人称之为“无常”，禁忌使用“死”字；“埋体”即尸体，或称“亡人”，回族禁忌使用“尸体”“死人”；“坟”指埋葬“亡人”的地方，回族忌用“墓”“墓穴”等；在宗教活动中要点香、念经，但不能把“点香”叫作“烧香”。在回族话中，有些禁忌十分严格，如因生活习惯中禁忌猪肉，大多数回族就把猪叫“哼哼”“罗罗”“狠则若”等；“壮”一般指肉壮，特别在宗教活动中，十分禁忌说“肉肥”；“口到”指请阿訇或尊长者吃东西，一般不能直接说“吃”；人将去世时的“咽气”不能说成“断气”；等等。这种对语言的选择运用，形成了回族话中有别于一般汉语的一些特殊词汇。

每个民族的语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语言禁忌，相比之下，回族话中的禁忌现象却比较突出。影响词语选择的因素很多，既有语音、语义和结构等方面对语言的制约，又有交际活动的场景和方式以及交际的文化心理背景等方面的制约。从一般语言理论上看，被选择的同义词在某些场合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回族话中的词语选择则主要出于民族心理文化的需求，词语选择对象间绝对不可相互替代。词语的选择超越简单语言学范畴，而和民族习俗、宗教理念、人伦纲常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对词语的选择，具有不可逾越性，成为代表民族习俗的特征之一。正因为这种对词语的选择如此严格，才形成了回族话的又一民族特色。

第三，民族专有词汇。语言是使社会生活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交际手段，社会生活风俗必然要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回族的生活习俗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使回族话中产生了一些回族专有词汇。这些民族专有词汇，表现在回族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回族专有词汇就有汤瓶、吊罐、吊桶、开学、穿衣、盖头、号帽、油香、麻食子等。回族由于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创造了这类专有词汇。这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了回族特有的风俗文化、民族文化内涵，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中认为：“回回常用的宗教词汇、生活语汇，回族在语言表现里的文法形式及小儿锦，等等，都可包含在这里面。”回族经堂语、小儿锦，是回族话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族语言形式。

经堂语是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语言，经堂语和经堂教育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经堂语看作回族内部的“普通话”。回族“大分散，小聚居”，分布在全国各地，回族话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各个方言区中，唯有经堂语共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中，并且在词汇上和语法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充分说明经堂语在回族话中具有某种“通语”和“准通语”的作用。经堂语之所以能超越方言而存在于不同方言区中，一是经堂语是经堂教育的专门用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少受生活用语的影响，也就免于被方言异化；二是经堂语用于经堂解经，主要用语都沿用阿拉语和波斯语的原称，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性，一般不能轻易改变。经堂语特定的语用目的、语用环境、语用对象，决定了这种用语在回族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宗教的产生、传播、变化，影响并促进语言的发展、扩展、变异，又往往在语言中保留宗教的痕迹。经堂语用于传播伊斯兰教，作为回族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载体，对回族话的影响十分重大。

小儿锦是流行于回族中的一种拼音文字，又称“小经”“小儿经”。这是回族中一种在讲经时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回族群众为了记住所学的汉字，或需要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时，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字。在特定场合，小儿锦是回族内部流行的特殊文字。小儿锦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创造出来的，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文化交融的产物。这种拼音文字在中国回族中的流行至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直到今天，还有少数人使用它，可以称得上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是回族对拼音文字的一种贡献。

在回族话研究中，东干语被看作回族话的“活化石”，是研究近代西北回族话的宝贵资料。东干语是东干人所说的语言。东干人是清代同治年间开始移居到中亚的中国陕甘回族，至今仍自称“老回回”，与今天西北回族的自称完全一致。今天的东干人仍然用他们当时的西北方言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甘肃话为基础的标准语。东干语的语言学意义就在于：首先，为了解近代回族话，特别是明清时的西北方言特征，提供了历史性的活资料，是汉语史研究绝好的一面镜子；其次，东干人在境外异语环境中生活百余年而乡音不改，东干语就为汉语的语言接触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材料。这两点是东干语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回族话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特别是出于交际的需要，回族转用了汉语，回族话归属于汉语系统。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又使回族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努力恪守语言中的本民族特色，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汉语，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汉语系统。事实上，语言的影响是双向的，在回汉杂居区，随着回汉文化的不断交流，一些回族话中特有的词汇也被汉族所接受，回族话也对汉族语言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经堂语融入生活用语，即经堂语的世俗化，它对回汉杂居区的汉族语言产生了影响，丰富了汉语词汇。例如回族话中的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诸如“恕迷”（阿拉伯语）、“乌巴力”（阿拉伯语）、“尔卜”（阿拉伯语）、“胡达”（波斯语）、“尔林”（阿拉伯语，也有人认为是波斯语）、“乜帖”（阿拉伯语）等词语也在西北地区的汉族语言中使用。二是一些回族特有的、具有回族风情的词语也被汉族所接受。例如在回族日常生活用语中使用的词汇“口到”“口唤”“油香”“完了”等也被西北地区的汉族采用。一些表现回族风情的词汇，如“盖碗”等也融入汉族生活中。

从这种语言的交融现象中不难看出，生活的交流引起了语言的交融，这是符合语言发展现状的。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回族话仍然努力保持着语言的民族特色，尽管回汉语言在不断转化和交融中，但回族话作为汉语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体系，以相对独立的民族语言特性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语言规则，这是回族话研究应该努力探讨的民族语言学课题。

回族话源远流长，“源”自伊斯兰语言文化，“流”中不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回族虽然使用的是汉语，但回族话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使回族话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质。

总而言之，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时，倾注了丰富的民族感情，使语言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芒。无论是语言信息的传递者，还是语言信息的接受者，都是用各种丰富的民族情感、民族知识来理解语言的。回族虽然以汉语为民族语言，但不可否认，回族使用的汉语已经是完全回族化了的汉语。以上我们分析归纳出的回族使用汉语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民族语言特征，正是回族在使用汉语时将其回族化的表现，也是回族话有别于一般现代汉语的语言基础。

目前学术界对回族话的研究，总体上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成果。对回族主要聚居区的回族话研究，也只散见于各地的方言研究中，人们还没有对回族话的概念、形成、语言特征以及演变过程等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本书是在深入回族聚居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分类、整理出一些回族话中富有民族特征的语料，为进一步研究回族话搭建起一个平台。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进一步研究回族话打下良好的基础，促使回族话研究领域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本书以系统地考察回族话为前提，有利于比较系统地总结回族话的概貌。本书采用田野调查和研究有关资料等多种方式，对回族话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研，考察回族话的分布状况和演变历史，构建一个内容比较丰富、特点比较突出的回族话语料体系，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回族话提供有价值的语料，建成一个回族话研究语料平台，在回族话研究领域实现语言资源共享。其次，本书主要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反映回族话的基本特征，特别注意收集整理回族话中有别于现代汉语的一般语言特征的语料，从中反映出回族话的形成、发展、演变历史和民族语言特征，初步构建回族话的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另外，本书从语言研究入手，充分了解回族语言文化特征和回族社会人文状况，为进行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相关依据。回族有许多选择用语和民族专有用语，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许多语言文化特征，这些语言文化现象能够透视出回族的民族心理、人文素养、伦理观念、道德准则等多方面的内容。本书也可从一个侧面为回族聚居地的社会工作者提供决策依据。

本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民族史料的研究，以回族话语料为基础，系统总结回族话的基本构成、民族特征以及语言演变过程，描述回族话的分布状况、传播与影响，掌握回族选择用语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种语言禁忌，诠释回族话中的特殊借词、回族姓氏人名、回族地名和亲属称谓，解读回族民族专有用语等，分析回族话中有别于现代汉语的一般特征，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多方面对回族话语料进行比较全面的采集、分析、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回族话概貌的著作，以方便不同层次研究者的需要。

回族话不属于独立的民族语言，而是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出现。和汉语方言一样，回族话以地域为界限，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了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超越了地域和方言的边界，形成了一些跨地域的民族内部交流词汇，而使回族话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是回族话概说。主要阐释回族话的界定、回族话的形成与民族母语的联系、回族话的发展演变历史等，特别是关于回族转用汉语的原因、回族话有别于现代汉语的民族语言特征、回族话的民族文化基础等方面的论述，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到见解。

二是语音。“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征，使回族处在汉语文化的包围中，特别是回族以汉语为民族的共同用语，回族话也就不可避免地融入汉语的各个方言区中。回族话在语音上也表现出了汉语方言地异音殊的基本形式。本书简要分析了回族话地异音殊的特点。

三是词汇。回族话中最具民族特征的语言要素就是词汇，这也是回族话研究的重点。回族话在语音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异音殊特征。而处在不同方言区的回族话中，还存在一个表现民族语言共性的纽带，即异地同词现象。本书重点归纳整理了回族话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和波斯语词汇、民族专用词语、近代汉语词汇等方面的语料，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回族话中夹杂着一些阿拉伯语词和波斯语词，回族话中的这类词，并不像一般的借词那样属于对外来语言的借用，而是属于先民语言的积存。回族先民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许多先民的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之中，形成了现在这种在回族话中夹杂着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的特殊转用现象。严格地说，这就是词语的“转用”，即在由先民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先民的语言自然而然地带入汉语中，形成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伊斯兰教对回族生活习俗影响巨大，使回族话中产生了一些只有回族人才使用的专用词汇。这些回族专用词汇，出现在回族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回族社会、宗教、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至今在西北回族话中，还保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近代汉语词汇。我们从宋元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等口语色彩较浓的文学作品中，能找出不少现代西北回族话中常见的词汇，表明了宋元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这些词汇是回族历史的“活化石”。这些近代汉语词汇融入现代回族话中，大多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内涵。

四是语法。回族话毫不例外也要遵循汉语的一般规则，这是回族话的一般性。除了语言的这种一般性外，回族话还具有特殊性的一面。回族话中大量夹杂着一般现代汉语所没有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了回族话中汉语与阿拉伯语借词、波斯语借词间的特殊组合现象。本书简要总结了回族话中的这种特殊结构现象。

五是语用。在回族话中，有许多语言禁忌。这些语言禁忌，也是回族话的民族语言特征之一，它被深深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另外，回族使用汉语，总要努力保留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习惯，从而形成了回族话中的别同现象。别同，指的是在语言运用中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词汇，以形成语言边界。

六是回族谚语和歇后语。回族谚语是回族群众长期口头创作的结晶，它既是宝贵的民族语言艺术，也是回族社会、文化的缩影。回族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回族谚语具有广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力；回族文化中的伊斯兰特性，又使回族谚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性。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回族宗教类、哲理类、品行类、家庭婚姻类、生活类、礼仪类、经商类等谚语中。

七是回族常见姓氏和常用经名。在回族姓氏中，有“回族十三姓”之说，这十三姓多不见于中国的《百家姓》，大多源自中亚布哈拉王族。中国回族姓氏历经长期的演变融合，已经基本中国化了。但这些回族姓氏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是回族历史文化中最可信的材料之一。回族经名的选取，主要以伊斯兰文化为标准，男的多数选取《古兰经》中提到的先圣先贤的名字，女的多数用圣母圣妻的名字。以先圣先贤和圣母圣妻的名字命名，是表示对受名者的尊敬，同时也希望受名者能够像先圣先贤、圣母圣妻那样具有完美的品行。

八是回族话主要研究成果。我们汇集主要论文索引、主要著作索引等，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便利条件。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回族话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初步建立回族话的理论体系，为地处西北和回族自治地方的民族高校在条件成熟时开设“回族话概论”特设课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本书也为语言接触理论研究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语言材料，为从事民族语言研究搭建一个平台。另外，本书从语言研究入手，充分介绍回族话的语言特征和回族社会人文状况，介绍回族的语言习俗，为从事民族工作提供相关资料，也可作为对外交流的资料。

本书在研究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对回族话中语音和语法特点描写不充分。由于回族话的民族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因此语音和语法方面的语料不足。二是对回族话研究成果只做了目录索引和内容简介，没有系统辑录。由于本书容量有限，大量有价值的成果没有辑录。针对本书中的不足，笔者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对全国不同方言区回族话地异音殊的语言现象的系统描述、对现代社会回族小儿锦使用情况的调查等。另外，也需要对回族话从民族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使其成为民族语言学课程教学中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