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异音殊的回族话

“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征，形成了民族杂居区中的回汉共居地。处在不同汉语方言区中的回族话，自然就打上了所处地域汉语方言的烙印。汉语方言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地异言殊，按照方言的内部特点，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闽方言区和粤方言区。在复杂的方言区内，又可以再分出若干个方言小区，即一般所说的次方言区，甚至还可以再从中分出更小的方言小区来，直到形成一个个“地点方言”。在全国各主要方言区内，基本上都有回族居住。居住在不同方言区中的回族人使用的交际语言也基本上和所处的方言区的语言是一致的，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回族话的方言差别，北京回族说的是北京话，陕西回族说的是陕西话，云南回族说的是云南话。和汉语方言区界一样，宁夏北部回族话从语音上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而宁夏南部回族话从语音上则分属中原官话秦陇片。回族话作为汉语的民族变体，又因回族生活的区域不同而在语音上有明显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方言区域差别，其中无不包含着民族区域因素。虽然北京回族说的是北京话，天津回族说的是天津话，云南回族说的是云南话，陕西、青海、新疆的回族话都在语音上有差别，这可以说是汉语民族变体中的方言变体，这种方言变体与回族所居住区域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种语音现象，即从属于各个方言区中的回族话，在语音上又和该方言区中的汉族话有明显的差别，形成了语音“别同”现象。如宁夏平罗回族话中有卷舌韵母ar。“儿尔而耳饵”，都读ər，而汉族则长读ar；另外，除a组外，其余后鼻尾韵母均合入前鼻尾韵母，即庚—根、风—分、灵—林、冲—春、红—魂、穷—群、永—云。这一点与汉族语音正好相反。乌鲁木齐汉族和乌鲁木齐回族，虽同处一个城市，但两者的语言有很大不同，甚至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次方言。同其他北方方言比较，乌鲁木齐汉族话和乌鲁木齐回族话中的轻声都各有其显著特点。汉族话的轻声可导致连读变调，回族话中还存在一种“长轻声”，可将其分析为非轻声与轻声之间的过渡形式。这种同一方言区中回汉语音的差别，是基于语言、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民族语言变体现象，同时，正好从语音方面为回族话打上了民族语言的烙印。从回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回族先民失去民族母语后，无论民族内部交际还是民族对外交际，一般都使用汉语。语言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标志，使用汉语的回族，在使用汉语的同时，还要努力表现语言的民族特色，使用一些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调、词语，以形成回族话中的民族语言特色，这就是处在同一方言区中回汉语音别同现象产生的文化基础。人们的语言或者语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群体的情感世界。说话者对语音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文化因素的制约，使语言被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回族话虽然因为受汉语方言的影响而出现了明显的地异音殊现象，但处在同一方言区中回汉语音的别同现象，却使回族话打上了民族语言的烙印。

回回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回族话也就分布在各个汉语方言区内，回族话因地异音殊而形成了各种方音。有一种语言现象却十分明确，同一方言区的回族方音和汉族方音有明确的界限，即便是同一个居住区内的回汉方音仍然界限分明，人们从话音中就能准确判断出说话者是回族还是汉族，在各个方言区、准方言区，便形成了富有代表性的回族方音，从而构成了回族话的又一民族特征。尽管回族话从属于不同方言区，有明显的方言区别，但从南到北，在经堂语中却有共同的民族词汇现象，诸如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转用借词，对一些词语的选择运用，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专有词汇，等等，构成了回族词语。由于回族话具有这些富有民族特征的属性，便很有必要把回族话从一般现代汉语中分离出来，加以专门研究，形成专门的语言学体系。回族话的民族特征，是由语言的民族属性决定的。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即便是不同的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也必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语言文化属性，回族话中的民族属性就是由此而来的。

关于回族话的地异音殊的特征，在新疆乌鲁木齐回族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乌鲁木齐的回族来源于大批清朝迁徙而来的陕甘回族，乌鲁木齐回族话正是由这些定居在乌鲁木齐的陕甘回族所操的方言演化而来。由于来源不同，乌鲁木齐回族话内部还有些差异，分为甘肃回族话、陕西回族话等。不同来源的方言在同一地区重新组合时，总是以其中的某一方言为基础，乌鲁木齐汉族话基本以甘肃河州话为基础，这是因为甘肃人进入新疆的历史较久、人数较多。湖南人入疆历史虽早，但人数不多、影响有限。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虽有一批东北人、山东人入疆，但历史都比较短。甘肃与新疆毗邻，入疆人数有增无减，远非数千里之外的湖南、东北、山东等地所能比。乌鲁木齐回族话基本以陕西关中话为基础，主要也是入疆人数、历史等因素起作用。甘肃回族入疆历史虽与陕西回族相同，但人数不及陕西回族，乌鲁木齐回族话基本以陕西关中话为基础，这一事实不仅为人文历史材料所证实，而且语言材料本身也是明证。例如，甘肃河州话三个声调，乌鲁木齐汉族话也是三个声调；陕西关中话有鼻化韵，乌鲁木齐回族话也有鼻化韵。不难看出，回族话的语音特征带有鲜明的方言色彩。

三亚回族话是回族话中比较特殊的现象。海南三亚羊栏的回新和回辉两个村，聚居着回族居民。这些回族是由海路从东南亚迁徙而来，这些回族不仅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有别于其他民族，更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既不是海南的汉语方言，如闽南话、粤语、军话、迈话，也不是黎语、苗语、村话或临高话。三亚回族话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有声调语言。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人们称三亚回族话这样一种历史来源和结构类型分属两个不同语系的语言为“回辉话”，一般归之为“南岛-汉藏语”或者“马来-汉语”，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三亚回辉话，则更是回族话地异音殊的独特表现。

在回族聚居的银川纳家户村，其方言也具区域特点。纳家户地处银川近郊，方言和银川回民话相近，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纳家户因为其一姓繁衍发展，历史悠久，在宁夏回民话中颇具代表性。纳家户方言内部可分新派和老派两种，60岁以下为新派，60岁以上为老派，新派接近银川话。二者的主要差异是：新派将普通话里的前鼻尾音韵母都归入后鼻尾音韵母中；老派则相反，将普通话里的后鼻尾音韵母都归入前鼻尾音韵母中。地域和年龄成了影响纳家户回族话特征的二大要因，这是符合方言形成规律的，也恰好证明了回族话地异音殊的特点。

回族话的地异音殊现象，和民族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上看，语音似乎对文化心理没什么影响，也更难推论文化心理对语音有影响。实则不然，语音与民族心理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通常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词或字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音素组合具有共起性，单音节和语义结合得很紧密，以至于离开语义就无以论音，离开音节则无从说义，音义和语义二者如影随形，难以分离。汉语音节紧密的特征，使音节成为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这正说明了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关系。因此，词音的产生、词音之间的派生以及词音相连的网络系统，才是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的全部内容及文化价值所在。这种语音系统与语义系统对称平行，各个包含语素义的音节之间相互联系，由此而来的派生系列与网络结构构成了这种系统，它并非仅仅简单地表现为语义的听觉载体或物质外壳，它本身就是人类认知活动、符号功能及文化形态的表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语音是一种认知方式，语音是一种符号功能，语音是一种文化形态。可见，语音和文化是有联系的，同样，文化心理和语音也是有联系的。丰富、深刻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功能影响着语音，具体表现为汉语语音的表达功能、认知功能、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回族话中的地异音殊现象，也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