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普拉昌达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尼共（毛）的诞生

一 早年投身革命的普拉昌达

1986年，尼共（Mashal）把党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改为马列毛主义。同年该党还发动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城市武装起义，主要是袭击加德满都的警察岗亭，特里布文国王在特里普雷斯沃尔（Tripureshwor）的塑像也被涂黑。但被称为“局部事件”（Sector Incident）的此次行动遭到党内高层的反对，理由是党的意图和秘密身份被暴露，不少党的干部因此而被捕。党中央委员会也认为这是一次错误的行动。维迪亚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遭到批评。在此背景下，1989年，年仅35岁的普拉昌达接替维迪亚，担任尼共（Mashal）总书记。

普拉昌达原名叫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这是上高中时校长给他取的名字，在尼泊尔语中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普拉昌达是别名或者说假名，目的是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当时尼泊尔有很多革命者出于此目的使用假名。2008年普拉昌达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他取此名的含义。他说：“普拉昌达不是 ‘愤怒’，它包含着我对自己的信仰、思想和祖国的执着情感。”另据普拉昌达传记作者安日康的看法，普拉昌达意为“勇者”。

达哈尔是普拉昌达家族的姓，属于尼泊尔的最高种姓婆罗门。尼泊尔至今仍沿袭从印度传过来的种姓制度。尼泊尔的婆罗门人祖先也来自印度，分为两支：一支叫库马因（Kumain）婆罗门，源自印度库毛恩（Kumaon），另一支叫普尔比亚（Purbiya，意为“东方的”）婆罗门。后一支婆罗门在尼泊尔有40多个姓氏，其中就包括达哈尔。同其发源地印度一样，尼泊尔的婆罗门也处于社会种姓制度的最高层，享有其他种姓不能享有的特权和优越条件。但不同于印度的是，真正能享受特权的只是少数婆罗门人，绝大多数婆罗门人是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农耕或干其他营生。普拉昌达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婆罗门人的家庭。

1954年12月11日，普拉昌达出生在尼泊尔甘达基专区卡斯基县的迪库尔·波克哈里。这是一个有着1000多户村民的山村，离风景如画的旅游名城博克拉不远。加德满都位于其西南方约140公里。普拉昌达的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从小经历并目睹了大多数尼泊尔人的种种贫困和受到的野蛮盘剥。在普拉昌达11岁时，全家移居到奇塔万县。当时这是尼泊尔的新发展区，也是一个旅游区，有很多国内外游客到那里旅游观光。全家从穷乡僻壤移居到平原地带以后，普拉昌达父母的辛勤劳作使家境有所好转，开始有能力供养他和哥哥去上学读书。普拉昌达在奇塔万度过了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

奇塔万还是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方，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现象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随处可见。贫困的家庭出身、严酷的成长环境以及经常目睹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年幼的普拉昌达开始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普拉昌达后来回忆道：“我的家庭不是很富裕。我父母不得不努力工作，生活对我们来说很艰难。于是，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社会正义？为什么会有富人和没钱吃饭、穿衣、上学的穷人呢？”“由于我出身贫困，我的成长环境和阶级成分，都使我能对共产主义产生某种自发的信仰。”“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我的家庭背景是贫农，后来从山区搬到特莱，从事辛苦的工作。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理念。”

普拉昌达在中学老师的启蒙下，参加学生的政治活动，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尤其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革命感兴趣。他说：“在我读八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中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向我描绘了一个没有贫富、所有人都劳有所得的世界，这使年轻的我思想深受震撼。”“在我十四五岁上高中时，学校存在着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广泛辩论。在学校，一位我热爱的老师就是共产党员。我在知道他是共产主义者之前就非常喜欢他。当他告诉我时，我就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并问他许多问题。一天，他送给我一本毛泽东语录的小册子，上面还有中国领袖的大照片。”

“在我上九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份中国的画报。在画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我很惊讶地意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如此伟大的领袖。他是中国的解放者，消灭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使中国社会处处充满平等。老师向我介绍了毛泽东，我被毛泽东这个人物和那本杂志深深震撼了。不久，老师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于是我开始学习语录。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本语录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动力，引导我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中学毕业后，普拉昌达进入位于奇塔万拉姆普尔的农业和动物科学院学习。学院隶属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大学。普拉昌达主修农业科学，1975年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在一所中学当高中老师，同时还攻读公共管理硕士。早在上中学时，普拉昌达就利用和外来游客交流的机会了解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开始和一些政治党派接触。走上工作岗位后，普拉昌达开始更多思考如何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被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深吸引了”，认为“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的、正确的”。1977年，普拉昌达辞去干了两年多的中学教师，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普拉昌达在奇塔万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起始阶段。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也是一位不错的中学老师，曾获得廓尔喀地区优秀教师奖励。普拉昌达为什么要选择一条革命道路呢？他后来说：自己从事革命“并非为追求权力或是荣耀，而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劳苦大众。应该说，是对祖国的承诺和对人民的责任，促使我投身政治，成为毛主义者。”“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我对完美尼泊尔的憧憬就是一个民主的新尼泊尔，没有封建主义的剥削，人们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工作。同样也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这里没有帝国主义，没有人对人的剥削，人类携手并肩走向无尽的繁荣。”“为改善人类生活、改变这个世界，反对万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而牺牲自己，是我最初和最终的梦想。”

1980年，普拉昌达领导后来隶属尼共（Masal）的青年组织——全尼自由学生联盟（革命派）。1983年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随后随辛格脱离尼共（四大）另建尼共（Masal）。1985年，普拉昌达又脱离了尼共（Masal），加入维迪亚领导的尼共（Mashal）。4年后，他成为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总书记。

二 1990年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

就在普拉昌达担任总书记不久，1990年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国际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刮起一股西方称之为民主化的浪潮。这股由西方精心导演的政治大潮，首先敲开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苏东国家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化”改革，演变成亡党亡国的“进行曲”。这股浪潮还波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其中就包括南亚的尼泊尔。

1990年1月18日，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克利须那·普拉萨德·巴特拉伊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今天，一股民主与自由的浪潮正席卷世界。专制独裁统治已成为自由世界海洋上的孤岛，时日不多。尼泊尔正处于这样的情形。即便是无党派评议会制度的高级领导人，现在也公开承认这一制度遭遇彻底的失败。”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尼印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紧张。印度长期以来把尼泊尔看成自己的附属国，要求尼泊尔内外政策首先要符合印度的利益。这引起了尼泊尔人民包括尼泊尔统治集团的不满。1975年，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试图抵制印度的控制。1987年为防止印度人大量涌入尼泊尔而影响尼泊尔人就业，尼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尼工作需要许可。印度对此大为不满。

1988年7月，尼泊尔从中国进口了部分军用物资，一贯敌视中国的印度公开指责尼泊尔此举违反了尼印1965年签订的一项武器进口秘密协定。而尼泊尔允许中国公司在靠近印度的特莱地区承包工程也使印度十分恼怒。印度认为尼泊尔此举违反了“和平友好条约”，对印度安全构成了威胁。随着两国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1989年3月23日，印度以两国1978年签订的《贸易与运输协定》到期为由，突然单方面关闭了15个尼泊尔运输过境站中的13个，并停止向尼泊尔提供石油等生活必需品。

尼泊尔与印度经济贸易往来密切，对印度经济依赖性大。尼泊尔社会长期动荡更加剧这种依赖。印方完全不顾尼方反对，突然强行采取封锁政策，使尼经济雪上加霜。百姓日常生活尤其城市百姓生活，在数周内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煤油、汽油和柴油开始定量供给。白糖早早售光，价格飞涨。投机商人还乘机牟取暴利。经济困难激起社会各阶级、各种族、各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抗议印度的霸权主义，同时也把怒火泼向腐败无能的政府。长期遭受王权打压的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也纷纷行动起来，联合发动了这场民主运动。

1990年1月18～20日，大会党召开10年来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人民为“呼唤民主”而上街示威游行。很快，“呼唤民主”的号召通过电视等媒体传遍全国。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团体，纷纷表示对恢复民主运动的支持。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响应，积极发动群众。1990年2月，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民主运动在尼泊尔爆发。

2月18日是尼泊尔法定“民主日”。比兰德拉国王在博克拉发表演说，公开声称评议会制度符合尼泊尔的国家利益、价值和标准，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天，加德满都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示威者强行中断了官方组织的游行，强迫政府取消原定的亲王室集会。当日，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群众被枪杀，一名警察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砸死。2月19日，民主派号召并成功举行了首次全国大罢工。随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也很快波及全国，矛头直指无党派评议会制度。人们要求结束专制，恢复民主。

起初，王室政府实行镇压政策，一方面逮捕示威群众，另一方面封锁消息，严禁媒体报道。由于大会党等亲王室政党的退缩，这一政策初见成效。3月2日，当民主派号召组织第二次全国总罢工时，警察部队已顺利将加德满都的游行队伍分割成数块。示威的群众形成不了合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大大削弱。3月14日，当民主派宣布举行第三次全国总罢工时，响应者已经寥寥无几。3月16日，在博克拉观望了两个月的比兰德拉国王，以为局势平息便回到加德满都。他还声称，1980年全国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表明，民主化改革是不必要的。

然而局势在3月底发生戏剧性的转折。3月20日，700名亲人民民主运动的“职业团结团体”成员聚集在特里布文大学，讨论知识分子在当前政治危机中的任务。集会被警察中止，与会人员悉数被捕。虽然大多数人很快在几日内被释放，但首都的进步知识分子、记者、医生、教师、律师等对独裁政权有了切身感受。3月29日和4月1日，政府又下令关闭所有大中小学校，进一步点燃了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的斗争热情。他们自发地冲出政府的管制，不顾警察阻拦，纷纷走上街头。整个加德满都河谷都充斥着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的抗议声。

3月30日，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洗劫了离加德满都仅一河之隔的勒利德普尔首府帕坦评议会总部，焚烧了警察存放在那里的被政府视为异己分子的档案。警察随后为缉拿肇事者在全城展开了野蛮而残酷的搜查，引起普通市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信仰毛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愤怒的民众设路障、挖堑壕，以班为单位组织起来，阻滞警察的迫害行为。一夜之间，帕坦成为全国反对评议会政权的中心。4月1日，约1万名来自加德满都及附近地区的民众，参加了在帕坦举行的群众集会。

民主运动再次被基层民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点燃了。群众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处是大规模的集会。医生协会、棒球协会、教师协会等民间组织也加入进来。外交大臣萨朗德拉·库马尔·乌帕德亚雅公开宣布辞职以示对政府的不满。4月5日，政府公务员第一次加入游行队伍。皇家航空公司官员以及社会公职人员也公开支持民主运动。示威群众同军警不断发生冲突。不少群众和政党领导人被捕。而政府的镇压更激发了民众的斗志。

面对群众的革命声浪，王室政权开始退却。比兰德拉国王起初置身事外。民主运动刚爆发时，他正带领随从在西部山区视察。首都的骚乱一开始没有引起这位国王的重视，他仍兴趣盎然忙于视察，全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随着事态的扩大，国王急忙返回首都，然而他一面拒绝同反对派领导人直接对话，拒绝大会党领导人建议他主动实行民主改革，一面又把骚乱的责任推向自己的傀儡政府。

4月6日，民主派宣布举行第四次全国总罢工。当日一早，比兰德拉国王抢先将广受诟病的首相什雷斯塔解职，任命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为首相（曾于1984～1986年组过阁），并宣布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

但国王的障眼法没能阻止示威人群的脚步。几小时后，加德满都数区仍按计划先后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活动。组织这些活动的是“左翼联合阵线”，总发言人就是尼共（Masal）党员、36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游行队伍向首都的心脏地带尼泊尔皇宫进发。到了下午，聚集在皇宫外的示威群众已达10万人。傍晚时分，少数群众试图冲破警察和部队的封锁线，但遭到武力镇压。警察开枪打死了约50人。国王宣布首都24小时戒严。次日，愤怒的民众在加德满都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美国政府和欧盟也谴责皇宫外的屠杀事件，向王室政权施压，呼吁政府做出让步。

4月8日，内外交困的比兰德拉被迫同意同来自大会党和左翼联合阵线的4名反对派领袖，在皇宫内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决定取缔由1961年1月起实行的党禁，同意解散政府，举行大选。4月16日，比兰德拉正式废止无党派评议会制度，解散议会。同日，昌德辞职。国王任命大会党主席克·普·巴特拉伊组建多党联合临时政府，负责起草新宪法，并在一年内举行多党议会选举。到4月底，国王又陆续宣布删除宪法中“无党派”字样，解除党禁，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建议委员会”，保证解散全国评议会等。

6月10日，临时政府首相克·普·巴特拉伊与印度政府签订协议，印度决定取消一年以来的贸易禁运。两国联合声明宣布，自协议签署之日始，双方任何一方在做出有关安全事务的决定时，必须事先同对方照会并商议。作为签署协议的回报，印方承诺将从7月1日起开放已关闭近15个月的两国边界。此协定遭到多数民众的抗议。尼共（Mashal）组织民众示威，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得到各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8月底，临时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10月15日，部长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提交国王。然而在10月29日，比兰德拉国王却单方面公布了自己修订的宪法草案，举国愕然。在民众的强大声讨中，国王被迫让步。临时政府否决了国王宪法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只保留建立国务委员会（英文为State Council，尼文为Raj Parishad）的提议。根据草案，国王直接任命一人领衔15人的国务委员会常委会。常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亦由国王任命。

11月9日，比兰德拉正式颁布新宪法，规定尼泊尔是一个实行多党议会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印度教君主立宪制王国。国王是尼泊尔民族和人民团结的象征。宪法第35条还规定，国家的行政权属于国王和大臣会议，国王的权力“由他在大臣会议的建议和同意下行使”。这是君主立宪政体第一次写进尼泊尔宪法，王权开始受到宪法制约。

尽管如此，尼共（Mashal）公开指责大会党政府延续了1951年《德里协议》的妥协原则。在历史上，由于大会党的一再让步，《德里协议》成立国民代表大会的条款被国王特里布文1959年宪法的普选条款取代，这直接导致马亨德拉国王自行撰写并颁布专制独裁的1962年宪法。以此为由，尼共（Mashal）否认未经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1990年宪法的合法性。

三 尼共（团结中心）与尼共（毛）的成立

结束无党派评议会制度，恢复中断近30年的君主立宪制，这是1990年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赢得的最大政治成果，也是各派民主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在印度单方面宣布对尼泊尔实行贸易禁运后不久，1989年12月28日，大会党与尼泊尔共产党七个党派共同组建以“恢复民主运动”为目标的协调委员会。1990年1月15日，协调委员会宣布成立左翼联合阵线（ULF），要求结束国王专政的潘查亚特体制。左翼联合阵线包括七个政党，有班达里领导的尼共（马列）（当时是最大的共产党），普拉丹领导的尼共（马），马南达尔领导的尼共（马南达尔），罗希特领导的尼泊尔工农组织，沃玛领导的尼共（沃玛），阿玛提亚领导的尼共（阿玛提亚），还有尼莫·拉玛领导的尼共（四大）。召集人为尼共（马）领导人萨哈娜·普拉丹。然而她不久即遭逮捕。

1990年5月，大会党联合左翼联合阵线组成以克·普·巴特拉伊为首相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临时政府有11位部长，4位部长来自大会党，3位部长来自左翼联合阵线，2位部长由国王提名任命，2位部长由知识分子担任。左翼联合阵线3名部长分别由尼共（马列）（2名）和尼共（马南达尔）（1名）派代表出任。这一做法引起左翼联合阵线内部其他党的不满。1990年底，尼共（阿玛提亚）、尼共（沃玛）、尼泊尔工农组织和尼共（拉玛）以它们的权益遭到忽视为由，宣布退出阵线。这对刚联合不久的共产党是个不小的打击。退出阵线的4个共产党号召重新组建一个能包纳更多党派、奉行不论党派大小一律平等原则的新左翼政党联盟。然而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其他共产党的响应。不久，尼共（阿玛提亚）便加入尼共（马列）。

随着运动的深入，在是否保留和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等问题上，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新的分化乃至分裂。以尼共（联合马列）为代表的党派主张同大会党结盟，接受国王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同意参加1991年的大选。而共产党阵营内的强硬派则加以反对，他们不同意尼泊尔实行立宪君主制，而是要彻底结束王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独立草拟宪法，以推动国家实现民主共和政体。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Mashal）在人民民主运动前夕，并没有加入左翼联合阵线，而是联合尼共（Mahal）及其他左翼激进政党，组建了联合国家人民运动（UNPM）。当贾兰德拉国王邀请UNPM进行谈判时遭到拒绝。联合国家人民运动反对大会党、左翼联合阵线同国王达成的协议，要求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制定新宪法，然而遭到国王的拒绝。UNPM处于孤立的境地。

1990年11月19日至20日，反对尼泊尔搞君主立宪政体的几个共产党——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Mashal-CC）联合尼莫·拉玛领导的原尼共（四大）的一支、尼泊尔无产阶级工人组织以及从尼共（Mashal-COC）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即尼共（Janamukhi）——共同组建了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和西塔尔·库马尔不久也脱离辛格的尼共（Masal）加入尼共（团结中心）。

尼共（团结中心）成立不久就联合其他党派组建了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UPFN），决定以此组织参加1991年的大选，目的是揭露君主政体和议会制度。人民统一战线召集人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然而其他一些共产党并不看好UPFN，图尔西·拉尔·阿玛提亚甚至嘲笑UPFN参选会破坏选举。

1990年12月中旬，大会党领袖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会谈。布什宣称美国对大会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大会党与左翼联合阵线决裂。1991年1月初，克·普·巴特拉伊宣布大会党将独立参选。大会党的这一决定使得仍留在左翼联合阵线并希望与大会党联合参选的尼共（马列）如意算盘落空，领导层颜面尽失。

就在此前不久，国王发布的新选举法规定，每个参选政党需得到全国至少3%的投票，方被认可国家政党的身份。这是参加地方选举和进入议会的先决条件。为挽回颓势，增强彼此的竞选实力，尼共（马列）与普拉丹领导的尼共（马）于1991年1月6日仓促合并成立尼共（联合马列）。

就在人民统一战线为选举积极奔走时，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抵制当年5月份举行的大选。率先发起行动的是亲尼共（团结中心）的左翼青年组织——全尼泊尔工会组织。1991年3月19日，该组织宣称新的大选依据的宪法，并非由全体国民选出的代表制定，选举缺乏合法性，全体尼泊尔人应当抵制大选。4月13日，全尼泊尔民族独立学生联盟也发表类似声明。随后，尼共（团结中心）在全国12个县建立抵制选举的地方委员会。4月14日，尼共（团结中心）发布声明，呼吁民众采取行动，共同抵制议会选举，建立国民代表大会，还王权于人民。

1991年5月12日，尼泊尔举行了中断32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有40个政党报名参选，22个政党获得参选资格，另有219名独立候选人。在获准参选的政党中，大会党是唯一对全部205个席位提出自己候选人的政党。尼共（联合马列）提名的候选人有117名，民族民主党（塔帕派）和民族民主党（昌德派）分别有163名和154名。

选前，各个党派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大会党强调自己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主张国富民强，保障人的尊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重视农村发展，地方自治，所有人机会平等，维护世界和平等。尼共（联合马列）主张发展计划经济，同经济不平等、剥削和腐败问题做斗争，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试行土地改革，保护穷苦农民和城市工人权利，同中国和印度保持均衡外交，撤销前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等。民族民主党（塔帕派）和民族民主党（昌德派）拥护多党竞选和君主立宪，主张混合经济和免费教育，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等。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则强调发展计划经济，反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消灭剥削、腐败等丑恶现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障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权益，同中国和印度保持平等关系等主张。

11142638名选民参加了投票，近一半是女性选民。选民总参选率为65.15%，其中加德满都河谷地区高达75%，而巴隆（49.5%）、苗地（52.2%）、罗尔帕（58.5%）和皮乌坦（36.7%）4县，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受尼共（团结中心）影响的结果。这四个地理上相连的县，后成为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根据地。

结果显示：大会党赢得39.50%的选票、110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尼共（联合马列）获29.27%的选票、69席，是第二大党；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获得9席，成为第三大党。此外，尼泊尔亲善党赢得6席，民族民主党（昌德派）获得3席，民族民主党（塔帕派）1席，尼共（民主派）2席，尼泊尔工农党2席，独立候选人3席。大会党领导组建了以吉里贾·普拉萨德·柯伊拉腊为首相的新政府。

新政府组建后，面临亟待处理尼印经济僵局、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稳定经济和社会情绪、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令民众失望的是，大会党虽自诩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但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也仍然倚仗印度。半年时间过去了，尼泊尔经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1992年初出现严重经济危机。1991～1992财年，尼泊尔经济增长率降到3%，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9.1%，比上一财年的3.3%增加了近3倍。同期尼泊尔人口还增长了2.7%。全国约6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40%人口失业或待业，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70美元，近70%人口缺乏社会保障。1991年世界发展银行报告称尼泊尔是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

大会党的内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众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1991年11月，尼共（团结中心）在奇塔万县的马地（Madi）首次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普拉昌达为党的总书记，决定采取“持久的武装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还决定把党转入地下。1992年初，尼共（团结中心）决定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反抗大会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同年2月，尼共（团结中心）和尼共（Masal）联合发起声明，谴责政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机和灾难，并会同尼泊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尼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左翼共产党共同组建了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要求大会党政府下台。

1992年3月5日，尼共（团结中心）向柯伊拉腊首相提出改善民生的14点要求，包括控制物价的上涨；保障每日生活必需品供应；打击贪污腐败、欺行霸市、走私行为；政府秉公行政；消除一切针对农民、雇工、贱民、妇女、种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公平、剥削和歧视；清查无党派评议会制度时期的腐败分子以及公开一切国王勾结反动势力的阴谋；废除与别国（主要指印度）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②

尼共（团结中心）还成功领导了4月6日及5月3日全国大罢工。罢工遭到了警察和皇家军队的血腥镇压。有16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或致残。血淋淋的残酷镇压使党内以普拉昌达为首的革命派深深感到，如果仅靠城市斗争而不发动农村群众，仅靠和平的议会斗争而不进行武装革命，不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就不能实现党的理想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就不能使人民的自由、民主等权利得到保障，也不能把尼泊尔的共产主义事业引向正确方向。然而在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尼莫·拉玛等原“四大”派仍主张俄国式的城市革命道路。经过激烈的斗争，1994年5月，尼莫·拉玛等原“四大”成员被清除出党。不久，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决定脱离原来的尼共（团结中心），另立一个尼共（团结中心）。

1995年3月，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团结中心）和巴特拉伊领导的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联合召开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把党名改为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由普拉昌达担任党主席；决定在尼泊尔停止议会斗争，准备发动武装革命。

会议通过的《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的决议，系统阐述了尼泊尔人民革命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得出尼泊尔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才能赢得自由和解放的结论；明确指出了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性质、目标和任务，分析了尼泊尔社会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状况，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团结的对象和革命的依靠力量；详细分析了尼泊尔革命面临的客观形势、不利因素、有利条件，以及发动武装斗争的具体战略和策略等问题。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尼共（毛）这个尼泊尔新型共产党的诞生。关于修改党名的决定，巴特拉伊认为这是为了突出党的革命形象。他后来说：“238年来，君主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统治着尼泊尔。尽管1950年来尼泊尔人民不断发动争取民主的运动，但我们就是建立不了民主。经济上，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半封建状态，仍然存在少数大地主和绝大多数靠劳动无法养活自己的农民。另一个问题是受外部势力控制，特别是邻国印度。自印度独立以后，我们同印度就是半殖民的关系。1950年，尼泊尔不得不同印度签署不平等条约。印度对尼泊尔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一直延续至今。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推翻君主制，为此需要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然后进行社会经济变革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