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西藏：一个文化概念

圣洁庄严的寺院、转经筒、玛尼堆、五色经幡、六字真言以及磕长头的藏人，是藏地的典型特征，也是所有外来者和向往者魂牵梦绕的西藏“符号”，更是无数书写藏域的作家们一再吟诵的重要意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作为一个书写对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藏域、藏民和藏文化都是藏地汉语小说关注的焦点，汉藏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他们对“西藏”的理解，叙写着雪域文化的博大、深厚与雄奇。

扎西达娃和马原将雪域文化的展现与先锋实验及寻根之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一批能够激发人们丰富的西藏想象与勇敢的藏地探险的重要作品。马丽华将她多年西藏生活与游历的记录和思考结集为游记散文《走过西藏》，同时也有《西藏之旅》《苦难旅程》《终极风景》《青海苍茫》等作品出版，在这些作品中，她讲述着六字真言的真谛、朝圣者的灵魂、苦修者米拉日巴的事迹、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化人生、藏东玛尼堆、藏北牧民的自然崇拜等；长篇小说《如意高地》则挖掘了一段尘封百年的历史，人物多舛的命运、苦海中的浮沉与挣扎都渗透着佛教的“苦难”意识。范稳的《悲悯大地》《水乳大地》用空灵的笔触展现着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和多种信仰的碰撞与交融，完成了对藏传佛教和藏民族精神信仰的诗性触摸。杨志军在《藏獒》系列作品中通过藏獒的形象呼唤着人性的复苏，也呼唤着雄强的生命力，呼唤着能够像巍峨的青藏高原般傲然矗立的“人”的形象；《伏藏》被誉为“中国版《达·芬奇密码》”，以仓央嘉措的情诗串联起西藏文化的本质，是对人类精神信仰的拯救之旅，并坚信爱与信仰是人类永恒的伏藏，从而弥补人类精神的空虚与信仰的缺失，仓央嘉措是将神圣的宗教情感与世俗的男女之爱融为一体的西藏神王，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融汇在对“伏藏”的发掘历程中。央珍、梅卓则与其前辈益西卓玛等藏族女作家一起，试图在文学书写中改变藏族女性的历史命运，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虔诚信佛等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唯一内容，女性同样可以参与文学写作而不再“失语”。

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重要问题，即“西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划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建立的西藏自治区只是整个藏区的一部分，若按照方言划分，藏区可以分成卫藏、康巴和安多三个地区，卫藏地区就是现在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康巴地区主要是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又被称为康区、川康地区、康巴地区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藏区文化的核心地区；安多地区则包括今天的甘肃南部、河西走廊、青海高原以及四川西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国内外一些藏学家习称的东藏方言区，同时也是与我国中原地区西北邻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藏人中间有一句广为传诵的话：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即卫藏地区寺院林立、高僧大德众多，其宗教最为兴盛；安多地区的马最好，以出良马、崇尚马而闻名；康巴地区则以人美著称，强悍勇猛的康定汉子和妩媚多情的丹巴女子是康巴人的骄傲。无论是“法域”、“马域”还是“人域”，是康巴人还是嘉绒子民，都是藏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无论是马原、扎西达娃、马丽华主要反映西藏自治区生活风貌的作品，杨志军笔下的青藏高原、范稳视野中的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是阿来深情颂扬的嘉绒藏族，都共同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西藏”。西藏是整个藏民族的代名词，是所有藏族人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原乡。就如阿来所说：嘉绒，是一个地区的名字，“是藏民族大家庭中一个部族的名字”。吐蕃时期传入嘉绒地区的藏传佛教和统一的藏族文字，使得这个地区在文化上与整个藏区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性，“使嘉绒人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而藏地、藏域、雪域、雪域高原、雪域圣地等也就成为文化西藏、广袤藏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