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如上文所言，技能形成体系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且是西方福利国家克服经济社会转型危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平等共进的重要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正如克鲁格曼（P. R. Krugman）和刘遵义等经济学学者研究所证明的，中国依赖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劳动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升，相反还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这种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农村虚空化、劳工抗争频发以及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与建设路径、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认知。

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一个基本路径。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会使技术进步产生正外部性，所以“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在刘遵义等人看来，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技术政策与技能形成体系制造出来的“无形资本”。一般来说，自主创新并非技术进步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制度包”共同作用下实现的。Hall和Soskice将自主创新区分为两种类型：急进型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累积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这两种创新模式的特点与过程具有明显差异，它们所对应的经济产业以及所需要的技能形成体系支撑也不相同。

急进型创新模式主要指生产线技术本质上的改变，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全新产品和全新的生产程序；累积型创新模式主要是指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持续但规模较小的改进。比较而言，急进型创新模式更具有效率，可满足效率至上的风险资本投资要求，所以，它对灵活多变的科技产业很重要，如生物科技、软件行业，这些产业注重创新设计以及快速生产的技术；而累积型创新模式相对效率较低，见效较慢，比较适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较大、注重持续竞争力的产业，比如机械加工类、工程或特殊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行业。对于急进型创新模式而言，时间领先对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取尤为重要，这需要技能人才不断转换更新的自由性劳动力市场作为支点。外部技能形成路径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匹配的条件，外部技能形成方式通常注重一般性技能的生产，技术工人的技能教育程度较高，且技能的可转移性、通适性强，故可以说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经济发展中急进型创新的实现提供了支持。而对于累积型创新模式而言，它需要一个高质量的产品生产线，且必须对生产过程的技术进行持续长期的改良。所以其必须要有稳定的内部技能形成体系作为支撑，才能为累积型创新模式提供必要的技能储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应该包括高科技产业创新和制造业创新两个内容。但中国目前的技能工人在结构与数量上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一方面，现有的技能人才队伍在等级构成、职业工种构成、知识和技能结构等方面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技能工人尤其是青年技工人才严重短缺，以外部技能形成为主的技工培养机制无法为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撑。因此，师徒制作为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对其的相关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价值。另外，对于社会建设而言，通过技能形成的社会政策，能够进一步提升劳工技能素质，这对于提高劳工福利、改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类型，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也是中国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面向之一。

此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历时性观察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经济学或者理性选择理论坚持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视理性为“单个的行动主体拥有的，先验于任何制度的外在属性”，因此经济学或者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从微观的个体功利主义理性选择来解释宏观的制度变迁过程与结果。这种取道“动机还原”的逻辑或许能够解释制度变迁在一个固定时间断面的表现，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置入历史变迁过程，就会导致前后矛盾的情形。本书的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在师徒制变迁过程中，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的选择往往都是理性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性化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换言之，理性是具体的，行动主体的理性逐利行为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被界定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正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制度演化的轨迹。因而本书的研究为我们反思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抽象的理性解释，而应该关注行动者理性化的具体内容，即在所谓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为何行动主体优先选择这个进行最大化而不选择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是我们理解制度变迁过程的更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