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西方职业培训方面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要么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专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部技能培训方式及经验的引介；要么从劳动就业社会政策的角度，倡导西方技能形成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功能意义。很少有研究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能形成及相关政策安排在中国社会制度环境下能否适应及制度匹配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本书没有选择外部技能形成，而是选择师徒制这种带有较强中国特色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借此进一步深度挖掘技能形成的中国化研究。另外，笔者选择师徒制作为研究对象还存在重要的现实缘由：（1）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就业政策改革（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以来，无论是国家、学界（无论是教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还是企业组织本身都对外部技能形成体系给予了很多讨论和投入，师徒制等内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忽视并日益边缘化；（2）师徒制是一个浓缩东方文化传统的制度安排，师徒关系在中国文化制度情景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它与欧美的学徒制既有类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区别；（3）与高精尖产业不同，遍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普通制造企业的技术与技能升级实质上更有利于劳工福利尤其是就业福利的改善，这更加凸显了本书研究关于蓝领工人技能形成的师徒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技术工人是整个社会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最基础的生产工作和服务工作运转不畅，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本书认为通过对师徒制变迁过程进行历史分析，不但能够挖掘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技能形成所面临的本土化现实问题，也可以借此呈现巨变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治理机制的变迁图景。

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不但是一种职业技能形成的方式，还是一种劳动雇佣制度。学徒工是一种职业身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征。学徒工群体阶层是一种职业阶层，还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师徒制除了能够为学徒工签发进入特定职业或行业的“资格证书”，还是一种社会阶层流动机制。从历史时间序列上看，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师徒制是从前近代开始在中国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晚清至民国初期，这段时期是中国师徒制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师徒制工业化转型时期，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点。（1）在师徒制分布的行业上，出现了商业师徒制和手工制造业师徒制两种类型并存的情况。师徒制已经从传统的商业领域，如典当行、票号、钱庄等行业，全面扩展到手工制造业领域，而且这种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制鞋、绣锦、织衣等作坊式行业，而是延伸到了缫丝等新兴的机器修造加工行业中，工厂师徒制逐渐兴起。（2）在师徒制的制度属性上，师徒制从技能形成手段扩展为一种劳动雇佣制度，传统师徒关系结构随之混合了劳资关系。随着机器制造加工业的兴起，工厂对学徒工的需求量激增，这使师徒制不但成为学徒工获得谋生技能的手段，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劳动用工制度。（3）在师徒制的存在形态上，从原来的行会师徒制发展为官局师徒制和行会师徒制齐头并进的局势。不过在这段时期内，尽管师徒制在内容以及行业空间上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师徒制的治理机制依然以传统的宗法家长制为主。

第二阶段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是师徒制的现代化改造时期。1929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工厂法》《工厂法施行条例》和《工厂检查法》等法律法规，对师徒制的技能形成方式进行规范化管理。引发南京国民政府对工厂师徒制进行政治干预的原因主要在于：（1）随着师徒制辐射覆盖的产业越来越多，尤其是工厂师徒制快速发展，师徒关系之中混合了劳资关系后，在学徒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师徒制技能传承的色彩逐渐淡化，师徒制慢慢被资本家转变为一种剥削廉价劳工的用工制度。这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2）借工厂师徒制现代化的契机，国民政府向劳工灌输三民主义思想，防止劳工被“共产主义之谬论”所迷惑毒害，因此国民政府对工厂师徒制进行现代化改造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不过，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制手段对工厂师徒制的学徒年限、学徒工年龄、学徒工福利以及师徒契约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化处理，试图使师徒制与当时的劳工补习教育体系连接起来，这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1983年）国家用工制度改革之前，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政府创建新师徒制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目的在于淡化传统师徒制中的宗法家长制色彩，确立学徒工主人翁地位，摒弃旧有业主与学徒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肯定了师徒制在技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在“二五”计划期间全面完成新师徒制的建设。195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各地方劳动局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这些政策一方面对学徒工的身份地位、福利待遇等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师傅在岗位设置、薪酬水平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保证师傅身份权威的同时使师徒制的技能形成能顺利展开。

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段时期是中国工厂师徒制陷入危机的阶段。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师徒制这一内部技能形成方式逐渐被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取代。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用工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即遵循“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学徒工逐渐被大中专、技工学校以及职业高中毕业生所替代，这导致企业内的师徒制逐渐被忽略，甚至中断。（2）一些企业虽然保留了师徒制，但是师徒间出现技能传授危机，无法实现其技能传承功能。可以说，中国工厂师徒制无论在劳工雇佣还是在技能传承上都陷入了危机，日益被边缘化。

另外，为了强化本书的历时性比较研究，笔者除了梳理近现代历史档案文献中师徒制的历史演化轨迹，并挖掘其中形塑变迁轨迹的因素外，还特地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一家国有制造企业作为个案进行参与式实证研究。对这家国有制造企业同一种师徒制五十年的变迁过程——国企改制前后完全不同的技能传承效果——进行历史比较分析，不但在方法论上能够较好地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一般性，而且也增添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所言，制度的创设及变迁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在这个情境中同时存在着多种功能性和政治性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制度变迁的实践并非“正反馈”作用下的效率导向过程，而是纠结着不同的行动力量，它们相互间不断地出现摩擦与对抗，将行动者的利益需求与偏好浓缩于具体的制度设计之中，形塑了制度的演化轨迹。因此，要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必须从历史的视角才能“真实历史性地”还原制度变迁的过程与路径轨迹。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从手工业师徒制扩展到工厂师徒制，然后是工厂师徒制的现代化改造，接着是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师徒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是师徒制危机，这四段时期将中国师徒制演化分隔出了四个历史“关键节点”。在这些历史节点上，尽管师徒制是一种技能形成手段，但其变迁过程绝非只是一个技术升级或技能转移的简单物理过程，它是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情景下展开的，其中有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行动者，这些行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走向直至使其陷入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其功能甚至命运被历史性地社会建构了。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问题有如下两个：第一，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寻求师徒制技能传承有效的制度基础，同时解释又是什么力量导致师徒制陷入危机的；第二，揭示围绕师徒制变迁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探索这背后潜藏的利益冲突结构，挖掘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动力机制，进而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如上文所言，工业化转型、现代化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陷入危机这四个“关键节点”连接组成了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谱系。本书试图从中抽离出关键自变量，并据此建构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以期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的整体轨迹——技能传承的有效和失效——进行较为全面的解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