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内容结构

本书的研究问题包括两个：第一，对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分析，解释是什么力量导致师徒制技能传承陷入危机的，同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师徒制有效作用的制度基础；第二，揭示围绕师徒制的历史变迁以及师徒间技能传授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探索这背后潜藏的利益冲突结构，进而从理论上对以往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进行反思。针对这两个问题，在理论分析路径上，本书参考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立场，从集体行动困境与可信承诺两个变量入手来解释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由于对技能形成中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可信承诺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国家之间的技能形成方式存在差异。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统合为国家经济治理机制上的差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机制可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这两种治理机制在企业组织间竞争以及劳动过程管理上存在本质的差异。而集体行动困境与可信承诺被笔者统归为“劳动安全”概念。劳动安全一方面受到国家经济行为治理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劳动社会保护政策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笔者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分析路径，试图透视师徒制与宏观经济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回答制度是如何作用于行动者，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又是如何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梳理连接制度结构与师徒制中相关行动者互动的中间因素。否则，研究要么陷入“结构至上主义”困境，从而导致“主体性忽略”的结果；要么就是完全的解构主义，忽视甚至脱离“人在情景中”的基本事实。因此本书除了从历史文献中洞察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外，还通过田野研究，深入师徒关系中，观察相关行动者围绕师徒制而展开的利益政治行动。我们发现，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政治行为正是连接制度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中间元素。围绕技能形成方式而展开的不同劳动政治类型决定了师徒制的技能传承效果，同时也形塑了师徒制变迁的走向轨迹。

本书共分为八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本章讨论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之外，以下章节将围绕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下面六章的主要理论任务有两点：一是建构理论框架，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史变迁轨迹进行解释；二是拓展思考技能形成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分析技能形成的社会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借此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具体而言，本书其他六章讨论的内容可概述如下。

第三章是文献梳理和理论解释框架建构。首先，通过梳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学术脉络，我们发现，技能形成方式的选择是西方企业组织非常重要的理性选择，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在劳动组织过程中，技能形成方式既不是企业组织个体能够完全自主决定的，也不是仅仅涉及技术升级或技能传授的过程，它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环境相匹配。两个变量影响了企业组织选择技能形成的方式，即技工与雇主之间的可信承诺和企业组织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前者涉及劳动管理制度，后者涉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间的竞争形式。其次，在技能形成方式与其他制度相匹配的过程中，产生了劳动政治。相关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形塑技能形成体系的变迁轨迹甚至命运，并且对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升级革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行动者除了工厂内的个体行动者外，比如雇主、技工等群体，还涉及组织层面的主体，比如行业协会、工会组织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本章第二节将会全景展现一种技能形成方式从被选择、作用到被舍弃的变迁过程，从而更完整地呈现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研究架构。最后，根据本书的研究问题，本章第三节将对西方技能形成理论进行中国化，从而建构解释中国工厂师徒制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论框架。西方技能形成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师徒制演化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给我们很好的理论积累和启示。但面对中国工厂师徒制时，则需要我们对之进行一定的理论重构：一方面，中国传统师徒制往往具有很强的宗法色彩，这与西方国家的师徒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师徒制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干预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章最后一节将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讨论。

第四、五、六章引入时间维度，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师徒制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在这三章中，对中国师徒制前三个历史阶段——晚清至民国初期、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历时性比较研究。晚清至民国初期，是师徒制从传统形式走向工业化的开始，中国师徒制在制度属性、行业拓展范围以及制度存在形态上都经历了很大改变。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赋予了师徒制技能培训、劳工教化以及劳动力雇佣等多种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师徒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意在削弱师徒制中的宗法性，取缔师徒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此举联合单位体制重构了师徒制的关系生态，也稳定了企业内师徒制的技能传承秩序。所以在这三章中，通过回溯历史，我们重新回到师徒制变迁转折的那些关键历史时刻，分析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制度环境下，中国师徒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变迁轨迹。在这三章中，笔者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变量中抽离出决定师徒制功能及制度变迁轨迹的关键变量，从而对中国师徒制的演化轨迹进行解释。

第七章是第四、五、六章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一章将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阐述是什么原因导致师徒制陷入了危机。从方法论上来说，证伪比较的方法更具有科学性。波普尔认为“表述科学定律的陈述都是关于无限个体的全称断定的，任何有限的关于个体的陈述都不足以证实一个科学定律”。所以，“可证伪性”才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波普尔认为，除了在科学理论领域之外，这种证伪主义原则同样适用于历史领域。本章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立场，通过实证研究挖掘导致师徒制危机的背后决定机制，指出历史演变过程中关键自变量的改变或缺失才导致师徒制陷入危机，从而从证伪的角度来验证理论解释框架的科学性。另外，本章还将进一步分析师徒制危机中各利益相关行动者在整个过程的行为表现：一方面刻画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劳动政治图式，另一方面也通过围绕师徒制而产生的利益政治行为解释影响制度变迁轨迹的力量。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对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进行简单小结，讨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技能形成体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技能形成类型不是国家或者行业组织的理性选择，也不是学徒工群体只能被动接受的既定架构，而是在各方动态互动过程中被社会建构的。其次是阐述师徒制演化轨迹的社会学研究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意义，即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再度反思。最后是作为未尽的思考，简单讨论一下本研究所开启的研究方向未来所具有的价值。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能够相互协调，目前这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上，学界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相信，技能形成作为中间机制能够有效地将二者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