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制度研究

一 学科制度的基本概念

方文认为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即为学科理智，它强调知识的内在逻辑。学科制度结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

学科制度精神，较之学科制度结构，更容易传递、移植和建立。学科制度精神，是跨学科共享的和内在强制性的；而学科制度结构，可能因学科本质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一方面，在学科制度中，其研究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多重认同，尽管学者认同是基本的和突出的认同特质。另一方面，学科制度，也和其他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后果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预设也可能会经受严重挑战，在后文分析学科理智对教育的影响及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可以发现这一现象。

二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制度的基本发展历程

参考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本书将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制度的发展分为教育发展历程、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资助基金几个方面。上述几个部分，实际也是新闻传播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的建制化要依靠学科制度来保障，而教师的讲授内容则与学科理智发展密切相关。

1．教育发展历程。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涵盖了专业化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课程、培养计划等内容，具体情况会在以下各章加以介绍与分析，在此先进行简述。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初期，也就是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其间，台湾成立了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台湾文化学院新闻系。在课程设置上，早期重视党化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后期则重视写作能力以及文史哲素养的培训。重视实习，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20世纪70～90年代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11年间成立了台湾辅仁大学（日间部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台湾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台湾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17所院系。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等先后开设研究所，1983年台湾政治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生，这标志着该时期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自从国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解除“戒严”与开放“报禁”之后，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同时台湾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该时期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根据笔者统计，截至2011年，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共有41校116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8个，私立88个），其中大学部60个，硕士班44个，博士班2个。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媒体影像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有学者评论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新闻传播教育像台湾这样密度大。在“少子化”环境下，各校间的教育竞争十分激烈。

2．学术组织。从高等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学术组织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而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协调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实体。台湾传播研究的学术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学的传播系所，早期的研究机构如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系等；第二类是台湾当局组织成立的研究、管理机构，如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台湾“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等；第三类是媒体和教育机构自行成立的学术组织，比较重要的有：“中华民国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中华传播学会”、“中华民国新闻评议委员会”、“广播电视发展基金会”、《联合报》报系文化基金会、“电视文化研究委员会”“中华民国发行公信会”等。比如台湾“中华传播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大型年度论文研讨会，编辑发行两期学术期刊《中华传播学刊》，并辅以不定期的学术演讲，是台湾目前具有相当活力且在两岸影响力较大的学术组织。此外，台湾也是国际传播学会（ICA）、全美传播学会（NCA）和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的会员。

3．学术期刊。学者/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Scientific Priority）的竞争，文本载体是其唯一的评判指标，由此凸显权威出版物的重要意义。目前，台湾高校以科研论文为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以发表在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SSCI）刊物的高低或多寡作为评价指标，因此，台湾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都发表在代表性学术刊物上。正如陈世敏所说：“书籍不是学院研究成果的主要载具，不如期刊或未正式出版的专题报告草稿（例如 ‘国科会’报告）受到重视。学术界的传统如此。”因此，期刊上所刊载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是考察台湾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目前台湾新闻传播方面学术期刊较多，注重学术规范，有一定的研究水准，其代表性刊物首推1967年创刊的《新闻学研究》，该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1996年退稿率达51.8%，没有稿费，评审委员都是台湾及香港的著名新闻学者。其他较为重要的学术期刊有台湾“中华传播学会”会刊《中华传播学刊》（2002年创刊）、台湾政治大学的《广告学研究》（1993年创刊）、《广播与电视》（1991年创刊）、台湾大学的《新闻论坛》（1994年创刊，2001年改为电子刊物）、台湾铭传大学的《传播管理研究》、台湾南华大学的《传播与管理研究》。如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每年皆有2～3篇论文与传播领域相关，具有一定影响力。此外，历史上还曾有《报学》（“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主办，1951年创刊，1994年停刊）; 《民意季刊》（“民意学会”主办，2005年6月停刊）; 《传播研究集刊》（这是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1997年创办的一家刊登五六万字规模的单篇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小型期刊，半年刊，2003年7月停刊）；台湾辅仁大学的《传播文化》（1992年创刊，2003年10月停刊）。

4．学术资助基金。学科基金制度主要涉及两个相关问题：谁在资助以及谁获得资助。一般来说，有三类主要的资助或基金主体，民族国家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所出资的基金主体，民族国家内部由企业或民间出资的私人基金主体以及跨国基金主体。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资助，大致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主导资助的研究基金：如“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教育部”“新闻局”“文建会”“研考会”，以及若干地方政府出资的基金；第二类是私人基金资助的项目，如郑贞铭《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研究》1964年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资助出版，马星野等人的《我与新闻教育》受“中华民国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出版资助；第三类是跨国组织根据政治经济目的进行的学术资助，如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亚洲基金会以及亚洲协会等，在冷战期间它们都曾援助台湾政治作战学校、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与新闻研究所的建设，并资助学者们前往美国深造、出版书籍等，这类资助驱使台湾早期传播学术的走向与美国远东的外交策略利益相吻合。

三 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之间的关系

高等教育学者李泽彧认为，学科理智的发展和学科制度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依赖于学科理智和学科制度的共同发展。要从整体上认识和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将学科理智和学科制度两个层面结合起来。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发展的特点是：研究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传播学科研究主要移植西方传播学术理论，尤以美国影响巨大；研究方法仍然以实证研究为主，以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导。学科理智精神隐含地弥漫在整体的科学共同体中，它作为科学活动潜在的制度条令，内化于每个个体研究者的心智结构中。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理智与制度的发展是不可分离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互动才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本土的学科发展态势。由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考察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发展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1）新闻系所的数量、类型与社会变迁因素的关系；（2）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时间段课程设置的特点与学科理智的发展关系；（3）不同时间段台湾师资的构成与研究重点的改变之间的关系；（4）学生论文，尤其是硕士生论文如何受到教师研究的影响，从学生论文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的变迁中反观学科知识的传承和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