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分期

一 学术分期的意义

“分期”既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史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实际上也就是从历时或者说纵向的轴线对本学科过去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陈述和评价。这种陈述和评价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而“分期”便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分析框架”。对于框架的建立，学者们认为这种“分析框架”应该是客观的，它必须是对过去学术活动的客观准确的描述，否则就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学术讨论将无法展开。但是，学术史分期实际又是主观的，它包含着“评价”因素，因为已逝的学术活动并不能自我呈现出某种阶段性，它是不同时代研究主体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学科相关问题不同认知的反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学术分期实质上是研究主体以一定精神的或观念的形式把握客体的精神活动，不同的分期思路之中包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它是主客观共同交会的产物。如今已有更多的学者对此达成共识。

正因为学术分期包含的主客观性，才使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呈现出多元性和倾向性。通过对互有差异的学术分期的探讨，有利于我们反观此前的学术研究与成果，查看各阶段间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探索学术、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例如学界对于中国史学史与文学史各个分期不断的讨论就是明证。

二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分期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受到台湾社会变迁因素、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的综合影响。在具体分期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各领域的分期情况。

（一）主要社会变迁因素领域的分期

1．从经济发展领域看，李非认为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衰退、扩张、高涨、减缓、收缩的循环波动过程，显现出萧条、复苏、起飞、调整、转型五个变化阶段。这种变化特点，与台湾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作这种环境变化作用的结果。因此，李非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5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1945～1949）；第二阶段（1950～1960）；第三阶段（1961～1972）；第四阶段（1973～1979）；第五阶段（1980～1990）。台湾学者对于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也有诸多不同的角度，但以政府经贸主轴、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经济成长的关键年代转折点为主流的分期依据。例如蔡学仪（2004）将台湾经济发展划分为：（1）经济重建时期：1949～1951;（2）以农业为主之经济时期：1952～1961;（3）工业化与出口扩张时期：1962～1979;（4）开放与自由化经济时期：1980～1989;（5）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往来时期：1990年至今。

2．从政治学研究角度看，国民党退台后，长期实行“一党独大”的政治模式，国民党在台湾社会处于核心地位，垄断着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其他政党只是国民党政权实行所谓“政党政治”的陪衬而已。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政治开始转型。伴随着在野政治势力的崛起，以及国民党进行“党务革新”和推动“宪政改革”，以选举竞争和政治制衡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民主政治形式的政党政治，开始成为台湾政治运作的主要形态。2000年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上台，台湾政治体系首次实现政党轮替，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台湾政坛确立起来。由此，台湾学者彭怀恩将台湾的政党政治划分为威权的党制时代（1949～1986）、政治体系的转型（1986年至今）两个时期。实际上，2000年台湾实现政党转型，在台湾政治发展史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表明台湾政党政治转型的完成，台湾开始了多党竞争的时代，这可以看作是台湾政党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二）台湾新闻传播学术史的历史分期

如前文所述，罗文辉、林丽云、林培渊曾经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对台湾传播学研究进行分期。1995年，罗文辉根据《报学》杂志和《新闻学研究》上所载论文所用方法及研究内容变迁的考察，尝试把台湾的传播研究发展历程分成四个时期：萌芽期（1951～1965）、发展期（1966～1975）、成长期（1976～1985）、扩展期（1986～1995）。2004年，林丽云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与资本理论，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角度，将台湾的传播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以“反攻复国”为主要目标（1954～1969）、以“国家”发展为普遍目标（1969～1989）、“向全球转”？或“向地方转”?（1989年至今）。2006年，林培渊认为分期并无绝对的标准，多是由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主观判断所决定的。他整合了林丽云提出的五种途径，将台湾传播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51～1969）“党国”主导、知识场域和方法的奠基；第二时期（1970～1989）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外来学理的套用验证；第三时期（1990～2005）研究数量激增与多元化，新科技与全球化牵引。后两位学者虽然提法不同，但时间段的分割大体一致。

（三）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分期

2000年，郑贞铭《中外新闻传播教育》一书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划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1970）、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年至今）。陈飞宝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分为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1949～1960）、20世纪60年代新闻教育的成长（1961～1970）、新闻传播教育的扩展（1971～1990）、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1991～2000）、新闻传播教育全盛时代（2001～2004）五个时期。但两位学者在文中并未提出分期的理由。其实，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中，一个最常见的学术史范式就是创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成熟期的三阶段进化论。它起源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的“四段论”。梁启超把佛学的“生、住、异、灭”与“思潮之流转”结合起来，把“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统一划分为四期，即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和衰落期（灭）。梁启超还断言：“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 ‘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刘士林认为，这种学术史观与进化论在逻辑上相通，因而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基本语法结构，即任何学术史都可以按照诞生期（初创期）、发展期（建构期）、高峰期（成熟期）以及衰落期来书写。这也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面目如此一致的学术根源。

翁秀琪2001年分析台湾70所传播系所资料，根据各校成立传播科系的时间来考察台湾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1990年以前，以“新闻类”“大众传播类”系所为主。1991年以后，除“大众传播类”系所继续成立外，“传播新科技类”“传播管理类”“视觉传播类”“艺术类”系所纷纷成立。而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中，是台湾传播相关系所蓬勃发展的10年。这10年中总共有49个系所成立，占1954年以来成立系所的七成（69.9%）。根据她的研究可以看出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变化历程，但翁文只作了描述，并未结合社会变迁背景作出研究分期。

（四）从高等教育研究角度的分期

陈舜芬在1993年时曾按台湾高等教育设校政策将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停滞阶段（1945～1953）、成长阶段（1954～1972）、限制阶段（1973～1985）、开放阶段（1986～1993）四个阶段；陈伯璋在2004年则将台湾高等教育在1949年迄今的发展再扩充划分成发展初期（1949～1953）、创立发展期（1954～1971）、限制管控期（1972～1985）、“解严”开放期（1986～1993）、开放期（1994年迄今）等五个时期。杨莹归纳了不同学者的分类，将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分成以下七个阶段：（1）发展停滞阶段（1949～1953）,（2）发展成长阶段（1954～1971）,（3）限制管控阶段（1972～1985）,（4）“解严”开放阶段（1986～1993）,（5）自主及再度扩充阶段（1994～2001）,（6）多元竞争“春秋战国”阶段（2002～2005）,（7）强调学校自主管理及绩效责任阶段（2005年迄今）。

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因素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相关，同时新闻传播学科理智制度与学科制度的发展也相辅相成。但不论是在哪个研究领域，笔者注意到，战后初期台湾光复（1945年）或国民党政府迁台（1949年前后）、台湾经济发展转型（1970年前后）、“解严”与政治形态转型（1989年前后）这几个时间段，是所有研究领域分期的重要节点，或说是影响新闻传播教育重要因素的交集。综上，根据众多发展制约因素，笔者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51～1973）以维护“党国”政治统治为主导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第二时期（1974～1991）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新闻传播教育；第三时期（1992年至今）市场与技术引导下的新闻传播教育。

理由如下：第一时期（1951～1973）, 1951年7月台湾政工干部学校新闻系成立，这是台湾最早成立的新闻学系。之前虽有“台北市编辑人协会”向台湾“教育部”与台湾大学呼吁成立新闻学系，但未果。因此1951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在政治上仍然是威权的一党制，新闻教育内容、培养人才目标以及教育主事者等仍然以服务政治为主。1973年对台湾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当时世界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台湾开始重新制定新的第7期6年经建计划，并推动土地改革。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宣布暂缓接受私立学校的申请，以整顿专科学校（尤其是五专）与高等教育相关制度法规的制定为主要政策。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在此阶段大幅减缓，私校部分尤其明显。1951～1973年，台湾主要大学的新闻系所均已成立，专业数目增长明显减缓，新闻教育开始更多地重视质量。

第二时期（1974～1991）, 1973年以后，台湾经济迅速起飞，很快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20世纪80年代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工业化、平均居民所得、都市化以及教育程度快速上升。1985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开放新设私立学校，因此自1986年起，高等教育又进入开放成长阶段。在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虽然台湾地区仍维持31家日报、晚报，但台湾报纸的发行、广告业务都发展迅速。杂志事业与广播、电视的发展令人耳目一新。在此期间，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快速，传播院校系科增设迅速，增设不少研究所，设立博士班、硕士班，师资队伍充实，新闻课程体系基本成型。教学配合社会经济发展，大批学人从海外返回任教，研究以套用验证外来学理为主。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其后即解除“党禁”“报禁”。解除“报禁”，给台湾新闻事业尤其是报业带来巨大改变。在此契机下，媒介与信息部门对传播类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随着传播环境的开放，社会对传播人才需求剧增。解除“报禁”之后台湾媒体和新闻教育在1991年以后形成一个新高潮，因此把1991年作为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的分界点。

第三时期（1992年至今），此时期的新闻传播系所名目繁多，数量快速增长，课程设置也紧跟市场需求，出现传播教学领域扩大、课程偏重技术与应用的现象，产生了传播教育的角色与课程、传播教育的资源与课程、传播教育的基本模式该如何等几个亟待澄清的问题。2002年1月台湾加入世贸（WTO）后，更面临教育市场必须开放的压力。面对数字化大潮，传统媒体受到巨大冲击，纷纷走上数位化、整合化、自动化、国际化、多角经营的道路。面对市场化和科技化的引领，台湾各类新闻传播系所都纷纷调整定位和教学方向，注重教授传播新科技、网络传播、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等课程。资讯传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之一。根据翁秀琪的统计，2004年“传播新科技类”已高居第二位，共有13个系所（18.6%）, “传播新科技类”的异军突起，多少印证传播学门的发展受到传播新科技的影响极巨。根据笔者统计，2001～2012年，共有40个院系所成立，主要以私立学校开设视觉传播类的“视觉传达设计”以及“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与科技学系/传播工程”为主。

根据社会变迁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笔者最终确立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分期，本书将在后面各章具体介绍不同时期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