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一 研究意义

随着新闻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近年来无论是在招生规模方面还是专业设置方面都有巨大进步。然而也产生了供过于求、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不对口、新闻媒体需求与新闻教育两重天等诸多问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学科是大学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基本单元。目前高等教育学中关于学科的定义广泛而多重，每一定义和标准之后都隐含着特定的哲学假设和价值取向。学者认为一般学科大致包括教学科目、学问分支和学术组织三层基本含义。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的。学科建设就要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范式的建构。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以便同行之间相互认同为同行，以便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这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学科的制度建设。由此也可以理解为“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与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

新闻学科制度的发展、成熟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过程来实现。目前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论文不少，但鲜有研究者从新闻学科发展角度进行观察。事实上，新闻学科制度的发展与学科理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延绵不息的新闻无学声浪、受到低估与轻视的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热对新闻学产生巨大冲击、快速发展却受到贬损评价的新闻教育，种种问题和困惑，集中反映出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困境”。研究新闻教育时，如果忽略对新闻学科建设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学科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梳理，就容易就事论事，不能很好地解释与处理新闻传播教育中学与术、理论教育与实务教育的关系，以及新闻学的核心学科究竟该是什么等主要矛盾。要突破目前研究的瓶颈，有必要从学科理智层面进行学科理论脉络的梳理，并与外在教学制度、课程设置结合研究，方能跳出小圈子谈教育，切中要害。从学科发展角度研究新闻教育至今仍属空白。目前有不少介绍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论文，同样缺乏从学科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台湾与大陆有诸多共性，如：早期有共同的新闻教育办学理念，高等教育模式受“美国化”影响，“嫁接”而来的传播学受到实证主义的牵引，新闻传播教育面临危机与变革等。总体来说，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在亚洲开展较早，水平较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在历次教育改革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高等教育当中的比较研究大多着眼于研究“同一社会关系”如何在“不同社会脉络”中表现，这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了解，是单一社会研究无法做到的。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早在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J. H．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曾指出：“除非被研究的各种思想被聚集在一起并相互比较，否则就不可能开阔思想。”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G. Z. F．贝雷迪（Gerogy Z. F. Bereday）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为：“1．收录各国、各地区教育方法，从各自教育制度的异同中寻求意义；2．比较教育有其自为完善充足的知识性意义；3．对实际教育实施与社会科学发展贡献力量。”埃德蒙·金（Edward King）认为，比较教育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领域，研究者应着重研究教育改革的实际问题，不断地为决策者提供改革建议，因为“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显然是具有改革作用的”。

在祖国大陆，至今还没有从新闻传播学学科角度出发，结合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媒介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背景，系统分析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论著。21世纪中国新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试图系统解析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受到社会变迁诸因素以及学科学术研究发展的综合性影响，找出制约因素，并总结其规律性的东西，以求对大陆教育改革提供借鉴。我国新闻教育家何梓华曾经就新闻教育的研究方法提出“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八字箴言，这八个字也可以作为本研究意义的说明。

二 文献综述

（一）美国的相关研究

美国是世界上新闻传播教育开始最早的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美国早期新闻教育趋向实务教育，后来哥伦比亚大学逐渐引进政治、社会、经济等学科理论，并综合创办了宣传学、舆论学及大众传播学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播学在美国确立，学者们进行了传播学是否应融入新闻学的讨论，结果是新闻学院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开始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众多专业。台湾新闻传播学的确立发展以及新闻传播教育深受美国影响，在专业开设、课程设置、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教科书选择、师资流派方面，基本师法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一批学者从欧洲留学返台后，台湾学者才开始反思“在地化” “自主化”问题，以美为师的趋势有所缓解。美国研究新闻教育的专业期刊主要有两种：《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以及《新闻与传播教育今日》（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day），笔者用“台湾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或“台湾新闻教育”（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所获甚少。只有少数学者写作关于台湾政治与电视节目类型化关系的论文，显示美国学者较少关心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倒是在美国的比较新闻教育研究中，有学者对美国国内的一些新闻院校与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以C. H．巴查（Christina Holtz-Bacha）等所撰写的《欧洲与北美洲的新闻教育——国际间的比较》（Journalism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一书作为代表，该书从社会因素、新闻业结构、媒介制度着手，分析和对比了欧洲与北美洲各国在新闻教育历史、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方面的异同。相较美国学者，欧洲学者把技术融合放到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中，从文化研究角度来考察新闻教育在政治以及商业压力下的发展与应对。该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对本书有一定借鉴与启发作用。美国专门论述台湾和大陆新闻教育的著作还比较少，在笔者所能搜集到的范围之内，目前仅找到1971年出版的杰克·莱尔博士（Dr Jack Lyle）编著的《亚洲的传播/新闻教育：亚洲七国的背景与现状》（Communication/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sia: Back-ground and Status in Seven Asian Areas），文中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对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从专业、课程、师资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作了简略介绍。值得关注的是，这时期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学与术的关系、博雅知识的获取与专业技能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师资缺乏与扩招学生就业、西方理论知识必须本土化等问题。此外，J．毕特（Josephi Beate）主编的《媒介自由限制国家的新闻教育》（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ountries with Limited Media Freedom）一书对中国、新加坡、柬埔寨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非洲的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个国家的媒体制度与新闻教育不一定关联与并行。然而近20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扩张，新闻学教育开始趋同，对专业主义与技术操作的要求也逐渐趋同，但是对传播理论特别是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认知却迥然不同。

（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

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仍然以台湾为主。笔者将研究资料分为重要期刊论文、台湾“国科会”研究与台湾“教育部”专案补助规划案、年鉴、专著、学位论文五类内容，按时间顺序加以评介。

1．重要期刊论文。1949年后，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曾虚白、马星野、谢然之、王洪钧、成舍我、黄天鹏、石永贵、荆溪人等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他们以《报学》等杂志作为主要论坛，对迁台初期的新闻传播教育方向、培养目标、具体措施以及新闻学的发展建言献策（见表0-1）。这反映出迁台初期，政界、报界、学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热心与重视。

《报学》是由台北市编辑人协会创办的半年刊，从1951年创刊到1994年停刊，根据笔者的统计，前后共发表近60篇论述新闻教育的论文，其中不乏材料详实、颇有见地之作。但目前台湾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论文对此却几未提及，或许认为《报学》杂志“所注重的是新闻采编实务与报业发展，而不是一份理论的刊物”，或许是因为其早期的“党化”色彩而加以摒弃，但从史料研究角度来看不得不这说是一个遗憾，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学者对历史研究的忽视。笔者访问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教师夏春祥时谈及此问题，他认为：“一些早期的前辈学者早就在做了，目前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太大。其实早期的学者在《报学》上对新闻教育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水准。新生代并未做得比他们更好。”

1980年，李瞻先生在《报学》刊登《八十年来的新闻教育》一文，将台湾新闻教育分为：新闻教育的创始、新闻教育的成长、抗战时期的新闻教育、胜利后的新闻教育、“自由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几个阶段。李瞻认为台湾新闻教育主要取得了以下成绩：提高新闻教育品质；提高新闻教育教师素质；编撰大学新闻传播丛书，充实新闻教育内容；修订课程、充实设备，促进新闻教育现代化；注重研究方法，推广研究范畴；等等。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如：（1）新闻科系人数太多，超出实际需要，浪费人力资源；（2）大学部新闻、传播科系，专业课程学分太多，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学分太少，使新闻教育陷入迷途；（3）有些科系，兼任师资比例太高，需要继续改善；（4）新闻教育应以研究所为主。过去以专科为主是一项政策性的错误。

1967年5月创刊的《新闻学研究》，是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重要刊物。但创办初期，该刊作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学老师与研究生的公开学术园地”，主要刊登硕士论文和研究摘要，较少论述新闻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传播学面临并入社会学门的“正当性危机”，程宗明的研究指出，美援与心战这段台湾传播研究与实务发展史，足以说明传播学依附性格的历史成因。与之对应，台湾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学者们开始反思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现状、专业入门核心课程设置、具体课程的教授等环节作出研究。《新闻学研究》分别在第53期推出《“新”传播教育》，第58期推出《纸上座谈会：从SCA易名谈起》，第65期推出《新闻传播教育的省思》的主题论文。根据翁秀琪教授的整理，1991年至2000年，《新闻学研究》刊登的与新闻传播教育相关的主要论文的作者包括：“阎沁恒（1991），冯建三（1994），须文蔚、陈世敏（1996），汪琪、臧国仁（1996），潘家庆、罗文辉、臧国仁（1996），钟蔚文、臧国仁、陈百龄（1996），林静伶（1997），林福岳（1997），翁秀琪（1997），陈世敏（1999、2000），马成龙（1999），陈国明（1999a, 1999b），林文刚（1999），陈韬文（1999），臧国仁（2000）等。”2000年，翁秀琪从“台湾传播研究与实践的理想性、自主性与批判性何在？台湾的传播教育论述及实践展现了什么样的风貌？”两个问题入手，从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文献中耙梳出两个角度：第一，传播教育与大学教育理念及传播概念间的辩证关系；第二，传播教育与所处环境的竞合关系。翁秀琪认为在学门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挑战之时，学门应重视“在地的问题意识（thinking locally），学门应否独立、学术影响力是否能及于国际舞台（doing globally）”。然而，这样的“在地的思维、全球的实践”典范，势必以“在地”的传播问题意识为本，并将研究与实践深耕于建制化的传播教育制度与课程中，方能使久居边陲的台湾传播与研究获得其主体性。台湾的传播学社群是否能提出“在地思维、全球实践”的问题意识（群），是决定台湾传播学研究与教育能否建立主体性的关键所在。该研究是台湾“国科会”委托“台湾传播学门之回顾与展望”项目的组成部分，它对台湾近70个系所的成立时间、名称、主要科目的课程作了统计和比较，是当时关于台湾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总结之作。

除《新闻学研究》之外，陈世敏、夏春祥、王石番、李秀珠、郑瑞城、关尚仁等还纷纷在《中华传播学刊》、《传播研究简讯》、“中华传播学会”年会等平台发表或提交有关新闻教育核心课程设置、具体课程教育改革的论文。此外，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学人》（后改为增强系友联系的电子刊物）以及《传播研究简讯》，在20世纪70至90年代也时常刊登师生对课程改革、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建议和反馈。林东泰分析了1956年至2000年的1203篇硕士论文和22篇博士论文，结果发现，台湾政治大学乃是台湾传播教育的起源地和重镇，随着台湾教育的开放，传播教育有从台湾政治大学逐渐扩散到其他学校的情形。

2．台湾“国科会”研究与台湾“教育部”专案补助规划案。根据笔者查证，从1996年至今，台湾“国科会”研究与新闻传播教育相关的成果主要有：祝基滢《我国新闻及大众传播学研究现况分析》；汪琪、臧国仁《传播学学门人力资源的现况分析》；蔡念中《视听传播科系之校内外实习实施状况暨规划改进调查研究》；郑瑞城、臧国仁、汪琪《传播学门现况与发展研讨会结案报告》；汪琪、臧国仁《传播学门规划专题研究》5项研究。

台湾“教育部”比较重要的规划案有：王石番、陈世敏“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郑瑞城等“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前段不分系及学程规划案”；陈世敏等“规划媒体素养通识教育课程成果报告”；刘吉轩“Computer and Content分流：网路媒体学程”4项研究。其中王石番、陈世敏所作的《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为台湾学程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王石番、陈世敏认为传播教育之目标应为“传递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然而，“在台湾，传播教育面对了几个亟待澄清的问题：传播教育的角色与课程、传播教育的资源与课程、传播教育的基本模式等”。研究者认为目前台湾各大学传播教育课程安排之四大缺点在于：（1）以媒体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似乎已无法反映迈向多媒体整合之信息时代的特质与学习的需要。（2）偏重专业，忽略通识与人文课程。（3）教育资源重复配置。（4）强化本位主义，使学生误解学习的本质。因应之道则在于：（1）适应传播学门变更。（2）培养通识、全观的传播人才。（3）教育资源充分利用。（4）启发学生生涯规划与独立发展的能力。（5）全人的通识教育。王石番、陈世敏提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应该走“兼顾专业养成、学术成长、通识教育的 ‘三脚模式’”，这为日后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系列传播教育改革奠定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3．年鉴。从1961年至今，台湾每隔10年或5年出版一次新闻年鉴，其中谢然之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沿革》（《“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61年版）、徐佳士的《十年来新闻教育的发展》（《“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71年版）、李瞻的《新闻教育》（《“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91年版）、习贤德的《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概况与评析》（《“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96年版），材料较为准确详实，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4．专著。目前台湾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专著主要有五本（见表0-2）：

郑贞铭先生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之研究》是台湾最早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专著，该书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史、重要意义与教育目标作出阐述。郑贞铭认为兼顾实际与理论的新闻教育制度不仅是中国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也是大多数国家新闻学府所追求的理想。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内涵应该为：（1）培养工作能力；（2）陶冶新闻道德；（3）提高专业精神；（4）供应发展知识。1963年李瞻获得美国Fulbright基金资助赴美研究一年，参访多所新闻院校后，1966年出版《世界新闻史》，在评介各国新闻史之后，介绍了各国新闻教育发展状况。1965年钮抚民写作《各国新闻教育比较研究》，对新闻教育的价值、各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台湾新闻教育的努力方向作出阐述，该书属于史料式介绍，在学界影响不大。

1980年3月27日，以“促进大众传播教学单位与大众传播实务机构彼此之联系合作，加强各院校间教学、师资与研究交流，培植具有专业精神、专业知能及专业道德的大众传播人才”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在台北成立，第一届理事长由马星野担任，郑贞铭任秘书长。该会成立后，每季出版《传播教育会讯》，定期向会员单位提供传播教育的会议资讯、学术论文以及各大学的师资与招生动向等内容。该会在1982年9月资助出版了《新闻教育与我》一书，邀请马星野、谢然之、黄天鹏、吴俊才、曹圣芬、徐佳士、石永贵等台湾新闻教育界的重要人士撰写兴办教育的回忆与经过，史料价值较高。此外，曾任台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等职的王洪钧先生的《我笃信新闻教育》一书，详细记述自己的教育经历与教育理念，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台湾各时期新闻教育创办的主要历程与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郑贞铭的《中外新闻传播教育》一书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年）与蓬勃时期（1991年至今）,并注意到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新闻传播教育应是涵盖全方位的社会教育，尤应培养通才中的专才。2010年，郑贞铭先生再次整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提出新闻教育的六个“是”与“不是”，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不是廉价教育，不是孤立教育，不是速成教育，不是僵化教育，更不是功利教育”，新闻教育“是专业教育，是伦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是终身教育”。郑贞铭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是当前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5．学位论文。笔者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分别以“新闻教育”“传播教育”为查询字词，分别搜集到12篇与45篇资料，其中属于学位论文的有5篇，分别是：陈志铭《以传播教育之观点探究“我国”大专院校数字媒体教育之发展》（2011年台湾元智大学信息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郑玉清《报社新闻记者专业性与新闻教育关联性之研究》（1999年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刘佳旻《应用模糊多评准决策于台湾传播教育关键才能之研究》（2010年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林佳燕《“我国”新闻教育与新闻相关科系学生价值观与新闻伦理道德相关性之研究》（1997年台湾铭传大学管理学院大众传播学系学士论文）以及林靖堂的《从新闻专业性探讨台湾地区传播学院教育问题之研究》（2004年台湾铭传大学新闻学系学士论文），其间没有博士论文写作相关题材。在上述论文中，主要的关注点在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性的关系、传播人才具备的素养以及数字化时代各校数位化课程的设置与趋势等方面，较少从社会角度与学科发展角度探讨新闻教育。林靖堂是台湾学生中少有的具有自觉意识反省教育市场化问题的学生。另有2篇硕士学位论文，刘至强的《台湾地区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博硕士论文研究之分析》（1995年台湾铭传大学管理学院大众传播学系硕士论文）与林春穆的《“我国”军事院校政战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班学位论文分析研究》（2009年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分别从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变迁考察了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但较少分析学科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三）香港地区的相关研究

罗文辉、陈韬文等几位学者的《新闻传播教育对新闻人员的影响——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比较研究》，较具有代表性。论文就海峡两岸暨香港新闻人员的教育与工作待遇、工作经历，教育与工作满足感、专业伦理程度等关系作了探索性的实证性研究。本书在第四章第六节中会对此研究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在由B. T．麦克·因泰（Bryce Telfer McIntyre）主编的《亚太地区的大众媒介》（Mass Media in the Asian Pacific）一书中，李金铨、陈韬文等对比了香港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记者在专业主义认知方面的差异，指出美国的新闻教育把专业主义与客观主义当作新闻教育的核心概念，并比较了发源于美国的新闻教育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因为不同的政治影响呈现不同的状况。上述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方法参考和资料借鉴。

（四）大陆的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与资料获取的难度，大陆对台湾新闻教育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最早介绍台湾新闻教育的文章当属1995年童兵应邀访问台湾政治大学后的观感——《台湾的新闻教育》。1996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10所大学的新闻院系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在台湾举行的“两岸暨香港新闻实务教育研讨会”及“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陈桂兰、赵民在《台湾新闻教育述评》一文中，对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等院系所进行了介绍，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新闻教育，更重视研究方法的使用：如政大新闻所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包括方法论、理论建构、量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高等统计等。所以目前的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已由新闻技术与新闻史的研究，进入对传播行为、传播媒介影响，以及对传播政策的系统研究”。对于台湾新闻教育的现状，段鹏认为自由主义理念渗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导致学术素养下降、教育质量滑坡、媒介产品低俗等诸多严重的问题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新闻学书籍如《中国新闻事业史》《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当代台湾传媒》等的部分章节会提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但多属概况式介绍，较少结合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陈静写作的《近十年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视野》一文，作者回顾了1990年至2001年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后发现，与大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台湾学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呼吁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第二，在重要性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连的高度；第三，理论视野开阔，大量借鉴教育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该文的价值在于：第一，作者意识到教育学应成为分析新闻传播学科教育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来源。对新闻传播教育问题的探讨，无法脱开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对它的牵引和限定。为此，在如何看待新闻传播教育本质的问题上，学者们应跳出学科本身，强调回归大学教育之本质“通识教育”。第二，必须借助认知科学的“知识论”，方能理清理论与实务间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传播教育者的教学指引新的方向。这个思路与笔者较为契合，也是迄今看到的大陆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分析较为中肯的论文。目前大陆大多数冠以“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论文，囿于资料的获取不易以及参访局限，在研究方法上还较缺乏理论框架和科学性，多以走马观花式的描述为主。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的研究仍以台湾学者为主。笔者认为，新闻传播教育是一个整体系统，若从微观层次上观察，教育的各个环节均相辅相成、相生相克；若从宏观层次观察，它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发展的综合制约。上述研究还多停留在现象层次的观察，如对课程设置的研究大都以展示为主，缺乏比较和分析。而对教育其他的重要环节，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及传播教育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关系等都较少涉及。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介入，本书拟从社会变迁以及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念入手来进行分析，这对两岸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三 研究目标与方法

（一）研究目标

1．结合社会变迁因素以及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进行合理分期。

2．参考高等教育学者对学科概念和内涵的界定，辅以台湾主要大学新闻教育工作者的深度访谈，拟从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理智层面与学科制度层面入手，拟解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台湾政治、经济、媒介业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如何形成合力塑造和改变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每一阶段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第二，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理智层面的发展与学科制度层面的发展是否相互影响与对应？它们内在的关系如何？

第三，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在教育理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资、受教育者调查、教学评鉴方面都有哪些特色以及不足？其前因后果如何？

（二）研究方法

在高等教育学科相关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指导下，本书具体采用以下方法：

1．历史研究法：以台湾各主要学校创办历史、开设课程、主要教育者自传或回忆录以及受教育者调查等资料为主，根据院系所设置、课程设置、教育者研究、受教育者研究的顺序进行整理，找出每一时期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2．个案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是一种用来检验某一个受研究的客体所具有的许多方面的特征的方法。本研究会对每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学校课程设置、新闻教育者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介，以求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对部分重要研究对象有更为完整的、全面的了解。

3．深度访谈法：利用研究者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对台湾主要学校的负责人、教师以及媒介人士做深度访谈。了解目前各校主要特色、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并从一定程度上了解新闻从业人员对教育的认识与反馈。

4．比较研究法：对不同阶段、不同学校课程设置比例、教师数量、结构比例作出比较分析，以反映在不同时间段中，社会变迁因素对教育的深刻影响。

（三）研究思路

首先，借助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找出每一阶段影响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主导因素并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其次，参考高等教育学者对学科概念和内涵的界定，笔者认为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本书拟选取“确定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和“有影响的著作的内容体系变迁”两个方面来考察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的理智层面的发展；拟选取专业设置理念、学校系所的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考察其学科制度层面的发展。最后，分析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的影响与互动。

四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一）研究重点

1．在社会变迁角度以及学科发展影响下，确定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合理分期并分析每一阶段的特点。

2．整理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历程，试图找出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特点。台湾新闻传播学理论以及学术史研究目前在大陆和台湾都较为薄弱，从学科理智出发研究新闻传播教育更是较少有研究者涉及。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多，但最考验研究者的功力与水平，也是本研究立论及学科制度研究的基础。

（二）研究难点

1．如上文所述，有关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发展的关系，以前尚无学者进行系统研究，这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难点。本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学、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需要研究者有多学科知识的积累，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阐述。

2．本研究时间跨度大，除了《“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和一两本专著外，各校课程设置以及教育者、受教育者等各类历史资料都不成系统，散见各处，这需要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搜集与整理。

（三）创新点

1．本书将新闻传播教育视为社会合力制约下的产物，同时考察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与制约，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2．本书借助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分为主要院系所成立情况、课程设置、教育者研究、受教育者研究等诸个环节进行整理，并结合社会变迁理论加以评析，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行文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凡台湾文献中用“民国”纪年的地方均作相应的变通，引文与注释书目都做相应处理。台湾文献中，不时会有出现称台湾为“国家”“我国”等以及批判共产党的一些言辞，本书为保存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在引用时加引号注明，本文不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