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历程及特点

第一节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发展研究

据前文所述，从学科理智层面考察学科发展有多种确定的线索、视角或策略。在考虑获取资料的方便性与可能性之后，本书选择“确定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来考察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史的发展过程。由于台湾各大学教师的升级与评聘以及台湾“国科会”的研究奖助，均以评审学术期刊论文为主要依据，这使“书籍不是学院研究成果的主要载具，不如期刊或未正式出版的专题报告草稿（例如 ‘国科会’报告）受到重视”。因此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以主要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为主，再兼以代表性的专著和台湾“国科会”研究计划作为考察对象。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部分新闻传播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迁居台湾。1951年，台湾第一份新闻出版专业杂志《报学》创刊，1954年台湾政治大学恢复设立新闻研究所，次年新闻系复系。《报学》的创刊和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所的成立，带动了台湾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发展。从1951年至今，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1951年，胡传厚在《报学》创刊号上发表《建立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提出新闻学今后有四个发展方向：第一，新闻学应与报学分开，新闻学为研究新闻本身的学术，注重理论方面，报学为研究技术性的学术。第二，新闻学应为研究时代的学问。第三，新闻学应成为综合的社会科学。第四，共通律与关联律可作为新闻学的“通律”。这里的共通律与关联律指的是把具有共同性和关联性的新闻，作出归纳性的报道并编列在一起，启示读者。这是学者们迁台后较早对新闻学建设的思考，反映出当时报人已经意识到要用新的研究方法来提高新闻学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开始思考“学”与“术”的关系。

2.1970年，陈世敏首次分析《报学》半年刊的内容，以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三卷第十期，每卷十册，17年共三个时期来作内容分析，验证施拉姆所提出的四个趋势，结果发现台湾《报学》的研究趋势，大体与美国《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相同。具体结果为：第一，定量研究的论文，17年来虽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增加的趋势不明显。而其中大部分是译介性质，缺乏以台湾情况为介绍的研究报告。第二，行为科学方法应用日趋普遍，有相当明显的增加趋势。第三，从伟人的研究到过程与结构的研究，注重报业与社会的关系。第四，有关台湾报业的论文，数量并不逊于世界报业与报业制度的论文。由此，陈世敏得出结论：台湾报学已由报业实务的讨论，进入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3.1977年，从美国学成归台的杨孝濚用英文写作《传播研究在台湾的发展》一文，该研究以传播的专题研究与硕士论文为对象，以内容分析法筛选出符合其定义的“传播研究”加以分析。他把传播研究定义为“应用相关理论来发展假设，并采用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所撰写的系统性报告”，根据上述定义，杨孝濚发现台湾地区在1964年至1974年共发表了70篇研究论文，发展较快，他将台湾传播研究分为“早期发展阶段（1964～1970）”“扩展阶段（1971～1973）”“迅速发展阶段（1974）”三个阶段。

4.1978年，朱立分析了《报学》《新闻学研究》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论文后，指出过去台湾的传播研究偏向“报学的实务研究”“以应用科学或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台湾新闻事业或人际与社会的传播活动”“历史研究”等三个方向。

5.1985年，台湾辅仁大学硕士生杨世凡较全面地搜集了1964年到1985年间用社会科学方法完成的实证性研究，包括专业性期刊、论文、大众传播书籍、台湾“国科会”研究报告等，发现20世纪50年代盛行媒介效果影响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期盛行传播与“国家发展”及现代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盛行政治议题设定功能论；20世纪70年代则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主；而阅听人动机及使用行为研究、政治传播（政治社会化研究）与形象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鼎足而立。

6.1986年，祝基滢主持台湾“国科会”研究计划《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研究现况之分析》，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台湾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人口结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环境。其中，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阅听人分析、媒体表现、传播政策依次为前四个比例最高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则多用社会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叙述与历史文献法。他还列出了十一项台湾重要的研究。

7.1992年与1993年，汪琪与臧国仁曾两度以内容分析法，分析了1956年至1989年间完成的硕博士论文、1964年到1985年完成的研究计划以及《报学》半年刊第四卷到第七卷的内容，继续陈世敏先前所作的《报学》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分析。结果发现，以主题来看，媒介实务在早期的硕士论文中所占比例最高，其他如传播历史、传播法规、外国传播等主题，均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1970年后，大众传播及其相关的阅听人分析、传播与发展、政治传播等，成为主要的研究主题。近年以媒介实务为主题的论文虽然再度增多，但取材不再限于传统的新闻写作或道德问题，诸如编辑流程计算机化等均是研究题材。显示实务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8.1995年，罗文辉以内容分析法分析台湾传播学的主要期刊《报学》和《新闻学研究》，并把台湾的传播研究发展历程分成四个时期：萌芽期（1951～1965）、发展期（1966～1975）、成长期（1976～1985）与扩展期（1986～1995），分别说明各时期的重要传播研究主题与学门发展的关系。从研究方法方面发现1976年到1985年间，传播学研究中实证性的论文数量达至高峰，到1986年后则有下降的趋势，和1966年到1975年的比例相近。

9.1996年，汪琪与臧国仁在过去两次研究的基础上，发表《成长中的传播研究：一九九五学门人力资源调查报告》，以传播学界成员自填问卷的调查方式（针对1993～1995年之研究），系统性地搜集了学门研究兴趣与研究成果的资料，依据两人的分类结果发现在传播研究内涵方面，三年间传播学门的研究主题更趋多元化，研究领域随之扩张许多。“大众传播”“阅听人研究”“媒介实务”仍为主要的研究领域，但“传播理论”“教育传播”“新媒介”“文化及国际传播”等领域也逐渐受到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10.1996年，须文蔚与陈世敏提出传播研究应回归多元典范，在建构本土化研究的同时，要以“好”的研究作为追求目标。须、陈两人指出，从之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批判、诠释典范逐渐冲击西方传播学术研究的状况下，（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典范仍然在台湾的传播学门中居于主流地位。受媒体实务影响而侧重大众传播的倾向，使口语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领域，在1996年之前的本地传播学界中几乎毫无建树。即使在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中，也偏重与社会、心理、政治、法律等学门的整合，对传播哲学、媒介经济学则鲜有着墨。因此打上“本土化”印记的研究不一定就是好的研究。

11.1998年，程宗明突破性地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宏观角度观察台湾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史，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国际舆论战传播策略与台湾传播研究发展的关系。他援引丰富的史料，论证台湾传播研究是在美国资助下逐步形成的；而传播实务界的广播电视商业经营体制，更是美援为扶植台湾的反共心战体系，与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互动后产生的结果。这是台湾学者中较少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闻史的文章，该论文发表后，影响较大，其观点被多篇论文引用。

12.2000年，翁秀琪与景崇刚另辟蹊径，跳出以论文为研究对象的窠臼，以1984～1999年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中的“研究概念”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分析研究典范转移的现象。两人的研究发现，向来占传播研究大宗的“新闻学与新闻媒体”及“大众传播”等研究概念，在1999年的资料中急剧下降。翁秀琪等指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语言与传播”等概念，已逐渐受到传播学门的重视，特别在1996年以后，这样的趋势更加明显。诠释和批判典范传播研究较常采用的“言说分析”“参与观察”“语艺分析”“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在1995年以后被研究者较多地引进使用，深度访谈法被使用的比例，在1999年时甚至超越问卷调查法。

13.2000年，于心如、汤允一采取波特（W. James Potter）等人描绘美国传播学研究所遵循的典范（paradigm）分类方法来研究台湾传播学现况，研究发现，过去十年台湾传播学术期刊论文、研讨会论文与博士论文之发表有逐年增加的倾向，发表的文章以大众传播（大众媒体与社会）、传播政策、传播科技等为主要研究方向（按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国际传播学会ICA之分类）。研究所的论文大部分只有研究问题而无系统理论；研究的层次以宏观为主，研究焦点则以讯息之内容与来源为主。研究方法多采取单一方法，其中又以历史文献法为最多。质化的研究仍远超过量化。在作者划分的典范类型研究中，社会科学方法占了超过四成（41.5%）、其次为诠释（38.1%）及批判（19.7%）的方法，以质化为出发的诠释及批判研究方法超过总方法的半数（57.8%）。

14.2000年，林东泰以台湾过去50年来的各新闻传播院校的911篇硕士论文作为研究总体，逐一按其研究取向归类，并追踪个别传播理论在台湾硕士论文中出现的年代，借以观察传播理论在台湾的全球化现象。分析发现，不论是假设演绎型的量化研究或诠释型的质化研究，都明确显示传播理论研究主流在台湾传播硕士论文扩散的全球化现象，虽然年份上有一定滞后。

15.2000～2001年，许峻彬、陈世敏分别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传播学领域内中文书籍出版的数量和性质，结果发现，近50年来台湾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成果，主题以媒介实务与新闻专业技术、广告与营销等两类居多；作者以传播实务界人士为主，在大专院校专任教职的传播学术界人士居次，可见传播学由新闻实务界研究新闻学衍生而来的浓厚实务性格；书籍以创作居绝大多数，翻译的书籍还不到两成，书籍的性质则以专论最多，教科书次之；出书最多的出版单位为一般商业性出版社，但非营利的新闻专业团体或基金会，如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广电基金与嘉新水泥文化公司基金会，在不同年代多有贡献。各年代分期中，前述在总量上居大宗的传播专业技术书籍仍然居高不下，早期先是新闻专业技术书籍占绝大多数，到了晚期，广告、营销与消费行为的书籍取而代之，形成传播学书籍的热门焦点主题；传播学界与传播实务界在书籍著作的主题方面，呈现相去不远的趋势，大致都偏好以专业技术或大众传播为主题，显示传播理论、传播哲学与研究方法等仍为台湾传播学界亟待深耕的基础学术主题。由于台湾学者职称升迁以论文为主要指标，所以对书籍的研究一向甚少，该论文为了解台湾传播学书籍出版情况提供了有益补充。

16.2001年，陈百龄分析了传播科系教师参与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补助的概况。在内容主题方面发现传播学者最关注的类目依序是：新闻学与新闻媒体、大众媒介效果与传播过程、新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法规以及广告、公关、营销与消费行为。而遭到冷落的主题类目为：传播与媒体道德、传播与性别、国际传播、传播教育、健康传播。

17.2004年，林丽云发表专著，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将台湾的传播研究分为以“反攻复国”为主要目标（1954～1960）、以“国家”发展为普遍目标（1969～1989）、“向全球转”？或“向地方转”?（1989至今）三个时期；她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考察了台湾学院内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历程，探讨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政治经济场域的逻辑如何对传播学术施压与设限，而在压力与限制下，学术团体又如何观察社会、观照社会，并定位自身。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五个研究途径，即大师巨擘的途径、里程碑式的途径、内容分析的途径、政经结构的途径、典范转型的途径，来观察台湾的传播知识史发展历程。

18.2006年，林培渊整合林丽云提出的五种途径，结合重要政治事件以及专家访谈等，将台湾传播研究分为三个时期：（1）第一时期（1951～1969）——“党国”主导、知识场域和方法的奠基。（2）第二时期（1970～1989）——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外来学理的套用验证。（3）第三时期（1990～2005）——研究数量激增与多元化，新科技与全球化牵引。

19.2006年，邱家宜以1996～2005年十年间，五份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以及台湾“国科会”传播学门专题研究成果共921个项目为对象进行分类与分析，发现相较于过去的研究结果，过去40年（1966～2005）来台湾传播研究的概略图像为：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取向。在研究兴趣上的实用取向以及在研究范围上的大众传播取向，得出“认识论典范多元化”“研究旨趣多元化”“研究层次多元化”的结论。

除了期刊之外，在台湾20世纪90年代为数不多的新闻学术发展史的书籍中，彭家发的《基础新闻学》值得关注。该书作者针对大众传播学勃兴，新闻学研究貌似依附于传播学的状况，花费心力挖掘整理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他将新闻学书刊以及典籍分为以下之类进行研究：（1）“新闻学、报学、新闻学研究及其他相关论题”;（2）“历史新闻学：报人、报史举隅”;（3）“在我国刊行的新闻学四大启蒙典籍研究”;（4）“新闻学典籍的分类问题”;（5）“我国新闻学者的英著”（英文著作）;（6）“新闻学书目聚珍”。该书可视为研究台湾新闻学的“题材索引”，尤其是各章之后的注释和参考书目，资料详实，是研究台湾新闻学科发展的入门参考书籍。此外，大陆出版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一书，搜录的书目包括1903年至1987年的1900条资料，范围包括专著、教材、期刊、论文集、工具书等。其中“台港1951～1987”共搜录了466条新闻学书籍、期刊、专题研究报告等书目资料，也是颇具价值的参考书籍。

二 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层面的特点

初步整理台湾传播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笔者的目的在于：第一，理清台湾传播学术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与特点，找出重要时间段各项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变化。第二，了解学术史上重要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趋势对新闻教育发展改革，包括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的选用以及师资流派的影响。

对于台湾传播学的研究，有台湾学者认为，“研究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分期如何，都仍然几无例外试着回答下列三个主要问题：（1）台湾传播学研究，究竟完成了什么？——在领域、主题、取径、理论、方法、测量技术上？（2）经费由谁资助？（3）研究成果如何在学术圈内传播？”据此，笔者尝试总结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理智层面的发展特点。

1．台湾传播学研究在主要时间段的研究领域与主题的变迁显示受到社会变迁因素的巨大影响。在上述研究中，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值得关注：（1）从国民党政府迁台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威权主义逐渐从军事威权转向发展型威权，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逐渐从“反攻复国”转变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达成“反攻使命”。杨世凡发现20世纪50年代盛行媒介效果影响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期盛行传播与“国家发展”及现代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盛行政治议题设定功能论；20世纪70年代则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主。新闻传播的研究重点与政府政策的实施重点是相一致的。祝基滢等也发现，1970～1985年，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阅听人分析、媒体表现、传播政策这四个研究主题比例最高，而传播与国家发展、现代化理论等则是该时期的主题。台湾当局以媒介和学者作为建设与维护政权的重要组成力量，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为其确立了明确的目的与指向。（2）20世纪90年代前后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媒介和高等教育都高度扩张，新自由主义将传播科技视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利器，传播领域自身带有的实用性得到再次彰显。陈百龄发现在台湾“国科会”专题报告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专题研究主题如“广告、公关、营销与消费行为”“传播新科技”“媒介管理与媒体经济”等研究的崛起，都与“解严”后媒体商业化的趋势有关。研究显示即便是台湾“国科会”所支持的传播专题研究，也仍然难逃行政和产业导向的紧箍咒。许峻彬、陈世敏等发现近50年来台湾在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成果，主题以媒介实务与新闻专业技术、广告与营销等两类居多。总之，台湾传播媒介体制、教育体系和研究典范的形成，都和政治策略密切相关。早期研究中的大众媒体过程与效果、政治传播以及新传播科技研究，政治经济结构因素支配的痕迹，隐然可见。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变迁因素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和导向作用。

2．台湾传播学科研究主要移植西方传播学术理论，尤以美国影响为主。陈世敏发现1953～1970年，台湾传播学研究行为科学方法应用日益普遍，研究的定量理论多取自美国。林丽云也发现：这时期在《报学》、《新闻学研究》、新闻系的课程以及相关的书籍中，开始出现“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效果”等新鲜的字眼与概念。这些新颖的概念，并不是本地学者打造出来的，而是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由于冷战需要，为推销其反共意识形态，大力加强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的支持，并成立半官方的“亚洲基金会”，给予台湾文化、教育方面的支持。台湾当时的新闻传播学，是一个途经美国之手输入的西方思想，镶嵌进风雨飘摇的台湾社会。

在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先后有谢然之、曾虚白、王洪钧、李瞻、徐佳士、漆敬尧、朱谦等学者赴美深造，而1954年到1969年间，共有七位美国新闻学教授来台讲学。此外，尚有“中央通讯社”总编辑沈宗琳以及“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台湾新闻主管部门副局长邱楠，《大公报》记者陈纪滢，“中央通讯社”采访部副主任张任飞，“中央通讯社”副总编辑胡传厚等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兼任教师接受美援计划。这些人员回到台湾，进入媒介、政府以及高校的重要部门，大多发挥领导作用，使本地学者认为“美国的学术较进步，也较接近真理；美国学术的理论、方法与标准也较具普遍性。这种思维一直存在台湾的传播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无论是朱谦、徐佳士还是漆敬尧、杨孝濚所作的实证性研究，都是验证美国发展的传播理论在台湾的适用性。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以介绍美国理论为主。台湾在知识上向美国看齐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所改变。随着台湾地区传播研究人员增加，学者的研究方向出现一定的多元性，例如张锦华、陈光兴致力于批判理论研究；钟蔚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传播行为；汪琪专注于新传播媒介科技的研究。学者们的学习地点也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带回了西欧的批判学派理论，例如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翁秀琪致力于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毕业于英国李斯特大学的冯建三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毕业于伦敦西敏斯特大学的林丽云则从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进行传播史研究。新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台湾传播学科的发展注入活力，部分学者也尝试依据外国的新闻传播学理概念，发展适合在台湾应用的原理规则。不过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台湾传播学术生产的“代工”模式，由欧美学者出题，本地学者答题，几是欧美学术潮流的翻版。台湾的传播学研究深受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影响，先是以科学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美国行为实证研究主宰着学术界，接着引进欧洲批判思想和美国的诠释思想，这是个亦步亦趋的过程。林东泰的研究也表明不论是假设演绎性的量化研究或是诠释性的质化研究，都显示欧美传播理论主流在台湾的全球化扩散现象，虽然年份上有一定滞后。

3．在研究方法上，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以行为科学量化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行为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较为忽视宏观层面的社会控制与分析。在二战期间，美国传播学界受到政府资助，以功能论、行为主义的效果研究方法为主流，研究媒介讯息对阅听人个人层次的效果，借以评估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这类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机构（商业机构、政府或政党）的立场来探讨媒介如何造成阅听人的改变，注重个人层次的分析，忽略宏观层面与社会控制因素的分析。受美国影响至深的台湾传播学者也亦步亦趋地沿用了美式理论与研究方法，但是，“当本地成员学习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时，却可能被这个方法所限制”。

受到美国的影响，台湾传播学研究从1966年开始实证性研究显著增加，此后行为科学、实证性社会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历次对台湾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中，汪琪和臧国仁的研究显示，在1966年以前，台湾的传播学研究很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而在1966年以后，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计划显著增加。陈世敏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科学方法应用日趋普遍，有相当明显的增加趋势”。祝基滢研究1985年以前进行的174项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后发现，社会调查是专题研究最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此后是内容分析、叙述与历史文献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为科学方法、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典范，仍然在台湾的传播学门中居于主流地位。1995年以后，在传播学门中，偏向人文科学取向的质性研究有所增加，1996年以后“言说分析”“参与观察”“语艺分析”“民族志”“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也开始被使用。这也显示出随着欧洲批判主义思想的引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但是，从主体上讲，台湾传播学研究仍然以实证研究为主，以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导。此外，根据陈百龄的研究，由于传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以台湾“国科会”为研究经费的主要资助机构，研究重心仍然偏重社会控制，探讨如何应用传播媒体与控制资讯。

4．台湾传播学界逐渐重视本土化传播理论及传播研究方法的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台湾传播学界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向在地文化转”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世界范围内民族运动、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中美建交、台湾在联合国席位的丧失等时代背景，部分台湾学者呼吁本地学术界应为民族而学术，不应依赖欧美思想。1978年，徐佳士、汪琪、杨孝濚、陈世敏、朱立等在政治大学召开研讨会，提出“传播学中国化”的概念。研究者已意识到应将注意力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转到关心在地的传播现象与问题，以及它们形成的脉络。这个时期的转向主要是本体论上的转向，在本体论上，研究者认为在地社会（此时指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研究者不应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主体，而应转向以在地（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现象为主题，并用现代的学理加以解释。其间，关绍箕等学者开拓中国传播理论领域，试图从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当中整理建构中国传播理论。

第二次讨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传播学界为研究本土化作出持续努力，代表性的事件有：1993年举办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1995年举办传播学门现况与发展研讨会；1996年在《新闻学研究》第53期上开放“新闻传播教育：传播学的正当性危机”专题；2002年在《中华传播学刊》第1期上开放“传播学的众声喧哗”专题。学者们提出传播研究中国化有四个努力方向：（1）将西方现有的传播观念或理论做跨文化、跨地区的再测试；（2）将西方对华人传播现象的理解加以整理、批判；（3）钻研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传播现象，如面子与传播、方块汉字的传播功能等；（4）探索华人社区当前切身而重要的传播问题。在这次的讨论中，“向在地文化转”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两部分的内容：第一，在本体论上传播研究应转向以在地的现象为主题，并思考其脉络。第二，在认识论上应转向以在地的研究者为主体，反省自身与在地社会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林丽云提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研究者必须尊重并珍重研究场域中独特的历史经验与逻辑思维，并据以修正知识论的立场，以捕捉台湾传播文化的特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只有经由以上的努力，我们才能淬炼出更精准的概念与架构，以观照并创造出生生不息、处处生机的台湾传播文化。”部分学者还将“向在地转”的理念转化为行动，积极推动台湾社会的媒体改革，提出开办台湾公共电视、推动无线电视公共化、加强学术社群与社会团体结盟等，受到社会关注。

5．台湾新闻传播学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仍须进一步发展。1993年，朱立教授认为除了朱传誉教授在新闻史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外，台湾“在历史或社会传播方面的成就实在非常有限，而且困难重重，尤其是欠缺整合与统筹的功夫”。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从1970年到1989年，在台湾“国科会”的研究中，关于传播哲学、历史、制度的研究只有一成左右，远远不及阅听人、效果、讯息的研究。而且，在1970年到1989年间的222篇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中，只有13篇属于哲学、历史与制度研究。1996年至2000年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的内容主题，研究比例降幅最大的三个项目是：（1）大众传播效果与过程；（2）新闻学与新闻媒体；（3）传播史。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新闻史与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式微，在20世纪90年代，相关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在理论研究方面，“基础研究如传播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一直未超过总数的1.5%。媒介哲学一直挂零，对于整个传播领域的健全发展而言，目前呈现出的研究成果分布，不免令人忧心”。在书籍出版方面，传播理论、传播哲学与研究方法等仍为台湾传播学界亟待深耕的基础学术主题。在笔者前往台湾与菲律宾访问与参加研讨会时，李瞻教授、卓南生教授都分别表示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这将使研究走向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历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正是在历史脉络中形成的。“传播研究史乃是批判性研究的重要一环，不应只是一个学门的次领域，而应是学门的核心”; “在传播学的架构中，传播研究史是重要内涵，也应是重要的支柱”。

目前台湾地区的实用性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媒介实务与政策研究两种，前者的目的在于了解或解决传播实务问题，后者的目的在于协助制定或检讨传播政策。这两项研究都有相当的学术及实用价值，但对理论的启发与建构帮助不大。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因此理论建构是所有学门的目标之一。理论性研究太少，将使理论知识无法累积，也将使台湾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建立理论体系，传播学门在台湾学术界的声誉地位不易建立。“一言蔽之，就是临床应用多，基本学理少，所以更像是沙上的城堡，经不起风雨吹打”。

综观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台湾学人一直在努力探索并取得不少成果，但是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实证性研究所占的比例太高，理论性研究的比例偏低，具有理论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数量更少。因此，如何改变传播学者对实用性研究的偏好，鼓励传播学者针对台湾独特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结构，进行具有理论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是台湾传播研究的当务之急。

其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西方教育典范的“输入国”而言，学术发展有三个阶段：认识、反刍与创新，每一阶段各有任务。第一阶段通常只是被动地了解各种理论与研究方法，到第二阶段，了解之余针对理论议题进行检验和反思，而第三阶段则逐渐建立自身的学术方向与地位，摆脱对“输出国”的依赖，进入对话。目前台湾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的历程当中，而这个历程的顺利发展，要靠台湾学人的自省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