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能源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按照现行发展路径，2020年和2030年能源总需求分别是53亿和70亿吨标煤；而在碳减排的约束下，届时被允许的化石能源高限仅为42亿和47亿吨标煤。那么，在当前发展模式和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之间便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条道路是如果以高耗能支撑高增长，化石能源还将大幅增加，必须付出更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另一条道路是如果为保护生态环境，能源总量受到严格限制，经济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而这两者都不是中国所希望的。中国未来能源发展必须致力于走出一条新路，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适应生态环保的约束，即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问题倒逼改革，改革解决问题。这第三条道路就是中国能源革命所必须寻找的，也就是中国能源革命必要性之所在。

能源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必须在原来两条道路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要降低整体经济能源强度，在保持经济合理发展速度的前提下，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增加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综合考虑需要和可能，未来中国能源发展将呈现“总量增速渐缓、煤炭减速趋稳、油气加快增长、新能源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化石能源内部，中国正处在煤炭向油气转变的时期，煤炭将呈现增长趋缓的走势。考虑增长惯性，煤炭消费估计从2010年的22亿吨标煤增长到2020年的28亿吨标煤，2020年可以结束快速增长阶段而进入缓慢增长平台期，比重在60%以下。从供给看，此时国内煤炭生产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而煤炭进口还将适当扩大；经过10年的缓慢增长，2030年，煤炭消费有望达到峰值30亿吨标煤，比重降到50%以下，国内煤炭生产、煤炭进口将呈现长时间稳定态势。

在此期间，油气将出现一个快速发展的局面。在石油天然气领域，中国正面临一个好的机遇。“页岩气革命”将引领非常规油气资源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一者，页岩气技术日趋成熟，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将得到大范围推广。中国页岩气资源具有很大潜力，可以大有作为。二者，西半球的能源崛起特别是美国的能源独立，使世界能源市场结构调整加快，中东油气“向东流”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发展需要能源，另一方面仍具潜力的中东等资源地区谋求新的稳定市场，这将有利于促成东亚和西亚在能源上的大合作。综合考虑，未来10～20年，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的油气进口，以及国内天然气开发将是可观的能源增长点。初步展望，2020年，中国油气全部供给可从2010年的7.6亿吨标煤上升到14亿吨标煤，比重达到25%; 2030年，油气有望实现17亿吨标煤，比重接近30%（见图2-11）。

图2-11 未来中国能源消费预测

受生态环境的约束，未来化石能源的发展不是无限制的。在大力开发利用油气资源的同时，必须积极发展环境友好的非化石能源。考虑技术成熟度、开发利用成本、消费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相对劣势，非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应用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因此，中国未来10～20年非化石能源走势将出现一条呈现前低后高、逐渐加速的发展路径。中国能源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的比重将达到15%，假定届时化石能源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所能达到的上限为42亿吨标煤，则非化石能源规模将为7.4亿吨标煤。根据当前核电、水电、光伏、风电开发进度看，完成这个目标是存在较大困难的，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实现。再下一个10年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占能源总量的比重也会进一步提高，比如提高到22%左右。在化石能源届时47亿吨标煤的假设下，这个比重意味着非化石能源将达到13亿吨标煤。

按照以上的估计，2020年和2030年包括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在内的能源总供给将分别达到49.4亿吨标煤和60亿吨标煤，距离届时能源需求总量仍分别有5.6亿吨标煤和12亿吨标煤的差距。这个缺口别无他法，必须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消费行为、大力节能降耗等能源消费革命措施来解决。总的看，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应控制在50亿吨标煤之内，2030年控制在60亿吨标煤左右是可以做到的。2010～2020年的第二个1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0.58; 2020～2030年的第三个1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进一步下降到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