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济各会在甘肃的传教工作：文字传教、民间冲突与官绅联系

方济各会并非最早来到凉州的传教士。早在1708年，法国耶稣会数学家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9—1720）与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 —1738）已经为给康熙皇帝测绘地图而来到凉州，在当地观看了日食。但他们停留的时间很短，重要传教工作还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开始，传教士叶宗贤（Giovanni Battista Maoletti da Serravalle, 1667—1725）是该修会中抵达中国的第一人。他本人的通报中记载，1711年凉州在一年内有100多人受洗，1712年在兰州更是在一个月内就有170人；同年9月，方济各会士梅述圣（Antonio de Castrocaro, 1668—1727）也在给罗马的信中说，这是“全世界最繁盛的传教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士绅阶层对叶宗贤传教工作的关注。1712年8月，叶宗贤在兰州一个月内收归的170人中有30名士绅，他们非常愿意接受天主教的教条与学说。这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士绅的皈信，很可能在当地社会引领了信教的风气。

士绅阶层的大规模皈依可能与叶宗贤的传教策略有关。叶宗贤本人热衷汉语文字，在三年中发放了2000余本有关圣教的中文书籍。1710年，教宗克莱芒发布第十号通谕，规定教徒不可向偶像物品或遗照敬礼，叶宗贤又另需起草文字以细述天主教礼仪和教规，以满足当地教徒团体聆听的需要。叶宗贤共撰就五本书，一本关于天主本体论，三本分别关于灵魂、天堂和地狱，还有一本专门解释十诫。根据通报，这五本书都在甘肃省内大规模流传。1714年，叶宗贤也曾通报道自己如何在西宁受到士大夫的热情招待，他们希望他能教授欧洲科学、数学、哲学及神圣法。他们甚至盛情邀请他同食，作为回礼叶宗贤也请他们来住所同食。附近地区的官员和绅士们也邀请他去教他们宗教事宜，他带了书籍过去分发。这些都说明叶宗贤在甘肃地区与受过教育的士大夫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后者对说理性和个人阅读化的传教方式有大量需求。这与甘肃巡抚黄廷桂30年后所通报的“康熙五十一年间由西洋人麦传世叶宗贤二人先后来兰于东门外创立教堂当时有无知愚民崇奉其教吃斋诵经”不符。黄廷桂记载“甘肃地处边陲土瘠民贫，耕牧者多，识字者少”，此处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强调可能是因为清廷不希望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受教育的基督徒群体。叶宗贤记载自己为大量士人施洗，认为在甘肃虽然生活不易，但当地士绅比其他地区更愿意皈依。

这些官绅对后来传教工作至关重要。1713年，叶宗贤通报说兰州的道教和佛教群体迫害天主教，他本人几乎被扔进黄河，因兰州府的某官员（secondo governatoredellacittà）出手相救才得以幸存10；在1717年的通报中他也称当地曾对他伸出援手的官绅为“友好的官员”（li mandarini amici）。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兰州某一私宅甚至开放了一隅作为专供妇女所用的小礼拜堂。

叶宗贤的经历说明两点。第一，他在甘肃地区的传教方式已经侧重文字和说理，针对的是受过教育、通晓文字的阶层，并与士绅和官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第二，当时他面对的冲突和迫害大部分来自民间，在这些冲突中他与地方官员间良好的关系使方济各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在接下来的朝廷禁教中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