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朝破邪集》文本的形成及来源

《圣朝破邪集》也可简称为《破邪集》，是晚明时期的一本反天主教文集。明朝刻本国内不存，今天见到的《破邪集》文本，都是日本安政乙卯年（1855）的翻刻本。《破邪集》的成书与刊刻约在1639年，其中所录文章最早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释祩宏的《天说》，最晚为崇祯十二年（1639）徐昌治的《辟邪题词》。明确署有日期的文章，除“南京教案”（1616）所涉公文之外，基本都在1635～1639年之间。部分文章虽未署日期，应都不晚于1639年。

《破邪集》的成书较为复杂。它的结集由黄贞发起，而黄贞本人为一介布衣，并无功名，除了知道他号“天香”，福建漳州人以外，具体生平已难考。黄贞发起“破邪”的原因，除了其在自叙中所陈，并没有更多的信息。据其自称，“破邪”的缘起主要是为了捍卫尧舜周孔之道免遭天主教的玷污与扭曲。《破邪集》虽由黄贞发起结集，却并非由黄贞完成。据徐昌治《辟邪题词》所叙：“偶于中秋，偕费隐禅师，连舟诣禾（按：即嘉兴），见其案前所列辟邪诸书，若痛斥天主教之以似乱真，贬佛毁道……费师又虑巧伪易滋，除蔓匪细。不合诸刻揭诸涂，使人人警省，在在耸惕，焉能户为说而家为喻。因以数帙授昌治，编其节次，胪其条款，列其名目……于中删繁就简，去肉存髓。”由此可知，今本《破邪集》的成书至少经过黄贞、费隐、徐昌治三人之手，徐昌治是今本《破邪集》的最终编订者。黄贞初步编订的《破邪集》辗转流传至费隐处，而费隐与徐昌治的交往应当是《破邪集》最终得以编订问世的主要机缘。

至于黄贞编订的《破邪集》与徐昌治最终编订的《破邪集》，二者在内容上必定存在一些出入。前者是较为原始的版本，而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因无其他版本可供校勘，我们无法确定黄贞和徐昌治各自编订的《破邪集》之间的具体差异。据日本翻刻者在前言中交代，翻刻本“通篇从原本，不增损一字”，则我们现今能见到的唯一翻刻本，便可视为徐昌治最终编订问世的版本。黄贞本人编订的《破邪集》原貌如何，尚有待新的发现与考证。今本《破邪集》是徐昌治在黄贞最初编订的《破邪集》基础上再次增删后形成的。今本《破邪集》中有四篇文章也收录于《辟邪集》，分别为李玉庭《诛邪显据录》（卷六）、刘文龙《统正序》（卷八）、释通容《原道辟邪说》（卷八）、释如纯《天学初辟》（卷八）。《原道辟邪说》在《破邪集》成书前已单独行世，而刘文龙的《统正序》正是《原道辟邪说》的序言。由此可知，《辟邪集》是徐昌治编订《破邪集》的原始材料之一，而徐昌治从中进行了选择和删改，其中，如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在邹维琏本人的文集《达观楼集》中篇名为《管见辟邪录》，其内容在删改了反佛言论后仅剩一半。

《破邪集》在当时并未如期产生巨大反响，加之时局的变换反令该书湮没不闻。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破邪集》这部晚明文献，也不见该书的存目。但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六》中“杂家”条目下，有《破邪集》卷四许大受作的《圣朝佐辟》的存目：“《圣朝佐辟》一卷，德清许大受廓如着，辟西学。”另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中“寺庙”条目下，附录了蒋德璟所作《〈破邪集〉序》全文，此序与今本中蒋德璟的《〈破邪集〉序》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三处微小出入：（1）今本《〈破邪集〉序》中的“……颇胜于火居诸道流”, 《春明梦余录》中“道流”作“衲子”;（2）“……当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谓大主则上帝也”, 《春明梦余录》中此两处“大主”均作“天主”;（3）《春明梦余录》所收《〈破邪集〉序》没有署名“崇祯戊寅岁孟秋晋江八公蒋德璟书”。

今本《破邪集》，即日本安政乙卯年（1855）的翻刻本《破邪集》，全书共分八卷，收录奏疏、公牍、揭帖、信函及辩论文章等凡59篇，作者共40余人。从目录编排上看，文集前两卷为“南京教案”及“福建教案”的公文，最后两卷主要为僧徒的辨文，中间四卷文章主要为儒生立场。官方的定罪在前，笔墨的议论置于其后，前后相差一二十年，而这种刻意将过时官文放在卷首的次序编排或许反映了编者的官方用意。

尽管经过徐昌治的用心编排，今本《破邪集》仍呈现出一种较为杂乱的特征。首先，《破邪集》中所录文章存在20余年的时间跨度（1615～1639）,其内容甚至互不相关。如“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二者间并没有直接关联，释祩宏作于1615年的《天说》与这两起教案都没有直接相关，充其量只能算其前奏，其他的一些文章亦是如此。它们都只是为了“破邪”而一齐被收录其中的。其次，存于《破邪集》中有多篇序言，除蒋德璟的《〈破邪集〉序》、颜茂猷的《〈圣朝破邪集〉序》、周之夔的《〈破邪集〉序》，以及黄贞本人作的《〈破邪集〉自叙》之外，还有《〈圣朝佐辟〉自叙》《〈十二深慨〉序》《〈不忍不言〉序》《统正序》以及《〈诛左集〉缘起》。后面几篇序言表明，在今本《破邪集》成书前，这些文章应该已有单行本流传于世，它们与黄贞或徐昌治不一定都有直接关系。甚至在此之外的许多其他文章，都有可能是从已有的单行本中根据需要辑录于《破邪集》。其中，如虞淳熙的《天主实义杀生辨》，仅有“第一篇，明天体以破厉夷僭天罔世”一章，就是这种辑录后留下的明显痕迹。由此可以说明，《破邪集》中的文章有多种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