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破邪集》与儒佛耶三教关系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破邪集》的作者站在了晚明天主教徒群体的对立面。《破邪集》主要是一个儒佛合作的产物，其中儒士是反天主教的主体，而佛僧也占了不小的位置。在辟天主教这同一阵营里面，站进的是所谓“三教”。虽明曰“三教”，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道教徒参与了《破邪集》，因此《破邪集》在整体上呈现的是一个新的“三教”关系，即儒、佛、耶之间的论争与合作。
在论争的主题方面，学界论之已详，兹不赘述。
许大受在《圣朝佐辟》中共列十章来驳斥天主教的谬误，如“诳世”“诬天”“裂性”“贬儒”“反伦”“废祀”“所谓善实非善”“窃佛呵佛”“夷技不足尚”“行私历、攘瑞应、谋不轨”等，基本可以涵盖三教论争中的主题。这些主题暴露出天主教与儒佛两教之间的内在分歧，也呈现出晚明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点。
儒释道三教并行在唐以后便成为帝王治术中常用的策略，而在明朝达到高峰，“三教合流”成为明朝的一个流行趋势。尽管早在程朱思想中已可见儒家对释道的融合与汲取，在后起的阳明心学里，佛儒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难辨，阳明后学如焦竑及李贽更是晚明三教合流的倡导者。嘉靖年间，福建人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对于推动三教合流这一思潮，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而林兆恩本人是王阳明的信徒。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以儒教为立本，以道教为入门，以佛教为极则，而最终“归儒宗孔”。“三一教”在福建地区影响甚大，并逐渐扩大至整个江南地带，但福建原本就是“闽学”（朱子学）的大本营。尽管许大受在《圣朝佐辟》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儒士，但他的立场却并不是单纯的儒教，而是在“三教并行”的基础上对儒教的独尊：
夷之狡计，阳辟佛而阴贬儒，更借辟佛之名，以使不深于儒者之乐于趋。故区区之心，必欲令天下晓然知夷说鄙陋，尚远逊于佛及老，何况吾儒？然后知三教决不容四，治统道统，各不容奸，而圣人之道自常尊于万世矣。
在这里，许大受将“三教”作为一个整体，以此区别天主教。此外，“孔释合符”, “三教并行”, “三教一源”等说法也都是为了辟天主教而提出的。天主教的刺激其实无形中加强了“三教”之间的联合，所以，尽管《破邪集》中有的人（如黄贞）其实对佛教并没有那么大的好感，邹维琏甚至在其《管见辟邪录》中说“佛老之害过于杨墨，天主之害过于佛老”，显然还是反佛人士，但为了辟“邪”他们却成了一个整体。
正如鲁迅曾经讽刺过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好调和的，在面对请求开一扇窗户时，他们不愿意，但如果威胁说要把天花板也拆下来时，他们又同意开窗户了，这个比喻用在《破邪集》上并不过分。《破邪集》呈现出来的儒佛合作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中的儒教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佛教充满好感。就《破邪集》文本而言，它体现的不仅是各位作者的意思，还经过了编辑者的重新改定。其中有些文章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也批评了佛教，而编辑者对后者有意地删改回避，如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就被删改了其中的反佛文字，只呈现了辟天主教的一面。在其他诸多言论中，儒教徒也不时地会流露出一种自尊自大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儒教与佛教可以真正平起平坐。即如黄贞，他向佛教界投递请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为了扩大反教阵营而不得已采取的举措。即如许大受，他高举“三教”并非真正为了儒释道的融通，不过是为了阻止天主教成为“第四教”；他为佛教袒护也并非为了护持佛法，不过是为了证明天主教连佛教都不如，更远远不如儒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必欲令天下晓然知夷说鄙陋，尚远逊于佛及老，何况吾儒”？但《破邪集》终究呈现给我们一个“儒佛合作”的混合（syncretic）形象，这是因为两者都感受到了来自天主教的威胁。在鲁迅的那个比喻中，天主教相当于那个声称要拆掉天花板的人，而同意开窗户则意味着儒佛二教愿意联袂合作、一致对外了。
若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为界，佛教入中国至晚明时已有15个世纪，在最初的六七个世纪里，佛教受到来自儒教的批评，几乎代代有之。但佛教终能从一种帝王达官阶层流行的道术，发展成遍及村野的大教。及至8世纪，当韩愈作《原道》时，佛教也并不见得比晚明的天主教遭到的批评来得少。“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倡用于佛教的对治手段，但在《破邪集》中，它却是被提倡对治天主教的做法。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便是：“三教”被当作一条原则用于挡住外来的天主教，天主教的入华在侧面刺激了儒释道三教站进了同一阵营。但在另一方面，亲天主教的儒士为了证明天主教与儒教的相合，给出的理由不是“三教”的同“源”,而是东西方的同“理”，如同李之藻说的那样：“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
尽管“三教同源”与“心同理同”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它却终究使得亲天主教者与反天主教者分道扬镳。这里的差别或许在于，“源”是一个“后验”的概念，而“理”则是“先验”的，所以前者认为，“三教”属于同源，但天主教不在此列，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历史的经验作基础；后者则认为，“理”与“心”一样，是一个在先的概念，形式尽管是“多”，而本质只是“一”，因此天主教尽管与儒教有差别，但在“理”和“心”的层面上则是一样的。“三教同源”却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它是在“三教”盛行于中国后文化融合的结果，同样以继承“道统”自命的韩愈不提“三教同源”就说明了它本身的问题。亲天主教者认为既然东西海心同理同，因此天主教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反天主教者则认为只有儒释道三教才是同源的，天主教与“三教”截然不同，因此是我们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