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探讨传播现象背后政治经济权力生产、流通、分配、运作的学科，其思想最初来源于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等人对生产、流通领域内的再生产过程和市场运作原则的探讨直接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过程中政治经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斯密首次系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全貌，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素、发展过程、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和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源于斯密对政治经济基本原理的认识。同时，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对经济运行中道德问题的关注，也启发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道德关怀。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则是“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希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秉持“情操旗杆”和“道德向导”，督促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他发现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很容易导致个体的利己主义，最终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难以为继。市场的变质早就在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密毕生的思考就是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中道德问题的关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莫斯可（Mosco, 1996）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追随古典理论家对道德哲学的强调，不仅分析经济系统，也注重对媒介政策制定和由此而产生的相关道德事务的探讨，时刻怀有深刻的伦理关切和深深的道德焦虑。

20世纪，以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布拉第（Robert Brady）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制度经济学者关于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对制度演变的影响的分析，直接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现存传播制度之间关系的思考。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概念，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来分析统治精英的性质和受众的接受行为。凡勃仑认为社会主义在科学基础上将实现人类需求的满足，能够解放生产力，启发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不同媒介体制的认识，并认可社会主义媒介体制的优越性。凡勃仑的生产性（productive）和非生产性（unproductive）劳动的二分法，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工业劳动分工的论断（D. Schiller, 1996: 21）。尤其是布拉第的反法西斯经济和文化分析实践深刻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过程中企业与政策制定关系的研究。斯麦兹、赫尔曼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那里正是美国20世纪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当时布拉第于此任教，正如丹·席勒（D. Schiller, 1999）所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在传承布拉第的遗产基础上产生的。斯麦兹（Smyth, 1957）的《电子传播的结构和政策》（Structure and Polic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一书的构思和写作就始于他与布拉第的一篇合作文章。而且，在斯麦兹的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中，他采用了布拉第的文章作为必读文献。晚年斯麦兹也与制度政治经济学者麦勒迪（William Melody）共事，最终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

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盛行，凯恩斯（John Keynes）对国家经济干预政策的探讨，影响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国家在传播规制中的角色的认识。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市场非中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认识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市场的论断。不像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不假设市场是中立的或者互惠的，阶级不平等是自然的，资本主义是非历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受其影响，也认为媒介市场并非自然的和中立的，存在阶级分化。以《每月评论》为大本营的左翼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威齐（Paul Sweezy）、巴兰（Paul Baran）、麦格道夫（Harry Magdoff）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他们尤其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本质和重要角色。麦克切斯尼则直接承认斯威齐和巴兰的观点是其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基础，他的目标就是追随左翼经济学家的传统。斯威齐和巴兰的核心论点是垄断资本主义有通往经济滞胀的强烈趋势。不像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让市场自己运作，而没有国家的规制和调控的话，市场系统倾向于走向危机和萧条。他们对资本主义垄断和滞胀趋势以及危机的判断，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在美国商业化媒介体制下媒介市场一直处于垄断和寡占状态，美国模式的传播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的危机，并激励他们呼吁国家对传媒业进行规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在批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不断发展。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市场作为首要的规制者”的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之间几乎没有对话。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重新盛行，并很快席卷全球。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媒介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逻辑。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系统中运行，认为国家不能被看不见的市场力量的手所引导，在市场中，垄断和竞争不能共存，现实世界中大多数的经济都不是处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状态。他们进而论证市场不能作为传播工业的规制工具，缺乏国家的干预，媒介工业最终会走向垄断。

经济学中各种产业组织理论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买家和卖家集中的冲突、进入的条件、产品差异的程度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考察美国传播机构的市场行为和外部力量对集团媒介的影响（Pendakur, 1990: 39）。

可以说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地继承了各种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适应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现实，丰富和完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不负其名称中“经济学”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