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双重批判，不论是在思想主旨上，还是在分析逻辑上，都给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透彻分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体制的性质和功能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学者甘迪所说：马克思对我思想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而且无处不在（Gandy, 1993: 5）。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始终如一的理论姿态。虽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是对所处语境的批判者。与马克思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批判一致，政治经济学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对权力和财富不公平分配的认知和批评。他们不是接受现状，而是尝试挑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商业传播体制的可替代方式。他们拒绝承认现实是合理的、最自然和最优的，总是追问各种反对强权者的问题，对现有问题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批判现有的政治经济权力和现有的传播制度，甚至批判主流的传播研究和传播学者。他们的探讨不局限于统治社会的人和从现状中获益的人的需要，还试图从社会可能的范围内建构更好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所继承。马克思的辩证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总的方法论取向。马克思整体与局部的辩证观念，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传播的危机是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个危机源于制度化的集团利益驱动经济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不安全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冲突，而媒介改革孤立于民主改革之外不可能成功。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紧密关注物质关系，关注拉车的人和少数坐车的人，这种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也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分析传播世界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阶级社会和阶级权力的认识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这与唯心主义者（idealist）完全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理解传播工业中的阶级斗争，使他们认识到阶级斗争被嵌入资本主义体制和传播工业的DNA中，并启发他们将阶级结构作为一个理解社会生活的中心切入点去描述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分工的研究，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马克思对劳动人民利益的重视，激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呼吁，并促使他们提出创办非营利和非商业性媒介、发展公共广播以及增加对商业广播的规制等一系列媒介改革建议。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系统因为内在的张力和悖论，不是走向平等，而是走向危机，这也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未来走向的思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直接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运用于对资本主义传播工业运行机制的剖析，也促使政治经济学者一直专注于批判资本与劳动之间控制和反抗的斗争（D. Schiller, 1996: 3）。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强调资本主义的利润寻求和资本积累过程，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起点，也激发他们不断思考资本主义传播体制下利益集团如何运作，探讨大众传媒、广告商和受众之间隐蔽的三角关系（invisible triangle）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变革的期待也是政治经济学者执着的实践理想。马克思对实践（praxis）的关注鼓舞政治经济学者尝试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区别，将他们的研究指向现实社会变迁和社会实践。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路径是社会现实主义。受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影响，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学术最终都是为了改变社会，社会科学学术可以通过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务相联系而不断发展（McChesney, 2007: 12），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他们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承担一个建构者角色，介入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事务，进行结构性的媒介改革，推进民主政治，提升公共生活的质量。作为任职高校的教师，他们也是积极参与现实媒介改革的活动主义者，强调认识所处的现实世界，并渗透到研究日程和教学中，生产运用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知识，并进行超越学术的参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与其他批判学派只破不立，只将注意力放在对现状的批判剖析上不同，他们往前迈了一大步，提出各种媒介改革主张。同时，他们又身体力行，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参与到媒介改革运动中，成为媒介改革运动中来自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在马克思之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直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全球学术界中左翼思潮兴起和复苏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Max Horkha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论著都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广泛阅读和引用。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广泛主题的探讨，衍生了醒目的批判传播研究。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分，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区分行政研究和批判传播的本质。本雅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修辞的论述，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运用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传播和文化工业的分析上。尤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概念直接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运用于分析美国传播工业对其他国家的宰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卢卡奇（Georg Lukacs）、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和非线性（non-linear）的界限，认为理论和社会是被多重因素决定的，这也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以非线性的科学原则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工业的结构和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和悲观态度，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公共领域结构和功能的判断。他的理想主义又给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新的希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主张公民的互动不能被企业和国家控制，这提供了一个民主媒体的运行原则，影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建立多样的（heterogeneous）传播工业，启发政治经济学者寻找可替代性媒介，以民主的方式实现媒介去中心化和反控制。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建构理论和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重建，都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理论动力。吉登斯的建构理论和时空分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以及空间作为制度的延伸的概念，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于剖析传播中集团权力的制度延伸。吉登斯的结构化的过程，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理解精英统治的结构和过程，吉登斯用社会复杂性的视角将社会系统和变革理解为一个难以描述的复杂影响的产物，这种复杂性被他称为“超定”（overdetermination）。吉登斯从各个实体互相建构的意义上，认为不可能去分辨任何原因或者影响比其他的更重要，这种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的姿态也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自由地选择切入点（entry point）去描述实体间复杂的关系和过程（Gandy, 1993: 1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考察实体的关系，理解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二战后，西方新左派中的乔姆斯基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乔姆斯基是实现语言学研究革命的学者，也被誉为过去100年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了作为社会批评家和活动分子的生涯，成了最广为人知和受尊敬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激烈批判者。他的工作主要是对主流学术进行批判阅读和充分理解经典盎格鲁-撒克逊美国民主传统。他对理性主义的执着，清晰的思考方式，对制造社会变革的开放心态和实用主义思想，都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无形的影响。乔姆斯基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于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作提出了“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们发现美国媒体代表精英利益，是高度宣传化的，揭示了美国媒体的亲精英（pro -elite）和反民主（antidemocratic）特质。在1989年出版的《必然的假象：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中，他提出了对富媒体的批评，探索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的张力，证明美国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媒体系统在巩固不平等的（inegalitarian）阶级关系中承担重要角色，这促使麦克切斯尼写作了《富媒体，穷民主》一书。正如麦克切斯尼（McChesney, 1999: preface）所说，“乔姆斯基关于媒体和民主的讨论是我政治教育的中心”，可见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从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吸取养分，福柯尤其重要。福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使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权力普遍存在于所有传播活动中。正如甘迪（Gandy, 1993: 9）所说：“福柯的概念决定了我对权力和社会控制的理解结构。”也正是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驱使他提出了“全景分类”（panoptic sort）的概念。但是后结构主义认为权力与社会实践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话语，话语即权力，这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背道而驰，也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最终抛弃了后结构主义。此外，作为批判研究另外一个分支的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吸纳。文化研究领军人物威廉斯、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默多克、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同为批判学派，他们志同道合，在彼此的著作中互相引用，都是朝着相同的目标，沿着不同的路径而努力前进。奠基人席勒也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共事，彼此互相影响，互鉴互证。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和阶级不平等的分析，以及对传播工业中文化因素的重要角色的分析，都在帮助完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在与文化研究的不断争论和融合中发展，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争论和互相借鉴，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更加关注传播与文化的广泛主题。欧洲的批判研究强调阶级权力在塑造当代文化中的作用，促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更加关注媒介内容和受众的收听（看）体验，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探讨媒介所有权和控制问题之外，日益重视分析媒介内容和形式，以及受众的接受和消费过程，将媒体的生产和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系统相联系，分析媒介对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受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如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群主义民主理论（communitarian democracy）的影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借鉴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公益政治学，提出社区服务和公共传播的改革建议。而殖民和后殖民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分析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正是运用各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殖民和后殖民理论去分析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周边国家的殖民和贫穷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