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电影工业的拓展

由于电影的特殊表现形式，二战结束后，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美国电影工业迅速向海外拓展。古巴克是较早从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分析美国电影工业海外拓展的学者。在1969年出版的《国际电影工业》中，他对战后美国电影拓展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了美国电影拓展的过程，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电影工作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公司在欧洲的金融利害关系。他指出二战前美国的电影业基本上是以国内为基础、面向国内的工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美国，虽然也出售到海外，但是海外收入根本不能和国内市场的收入相比（Guback, 1969: 3）。当时的国际市场没能引起好莱坞的足够注意，没有显著地修正电影的内容去符合国外观众的口味，也不能促使电影公司维持一个复杂的海外机构。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明显改变，美国电影从国外市场至少获得了一半的收入，对整个产业来说，国外的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来自国外市场的收入成为美国电影生产公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海外维持一个舒适的运作环境成为美国公司必要政策考虑，美国的电影公司逐渐成为真正的国际企业（Guback, 1969: 123）。

那么，美国的电影工业为什么能够在海外获得巨大成功，并迅速控制世界电影市场呢？古巴克分析了其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主观上，电影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不仅有金钱上的考虑，还有宣传的考虑，电影出口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政策支持。美国电影工业的外交政策就是贸易自由，美国从来没有设立针对外国电影的任何官方的壁垒，从来没有进口配额和放映配额（Guback, 1969: 36）。美国将自由贸易原则运用到了国际市场，呼吁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各种产品可以自由竞争，这也成了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电影的借口。但是古巴克指出，其实，美国工业在反对海外市场限制的运动中，明显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美国的政策性限制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私有集团利益，一方面消除贸易壁垒的压力，另一方面让美国电影自由进入和保持国外市场。如“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电影出口欧洲，帮助美国电影在战后的关键几年里打开和维持欧洲市场。美国外交团队和贸易专家帮助电影工业进行各种谈判，处理进口限制的问题，解决流通问题。美国电影制作协会与其他国家电影制作协会合作，解决内容和形式分歧问题。美国电影工业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电影公司融入海外贸易联盟，与欧洲国家政府紧密联系起来，并使电影融入了非电影业工业活动，美国电影成为反对左翼声音的宣传工具。

客观上，两个技术因素——欧洲的真空和声音的引入，使得好莱坞迅速向欧洲渗透（Guback, 1969: 9）。欧洲小国难以保护自己，因为它们都没有大规模的电影工业。这些国家没有意识到保护它们本土电影的问题，即使有时候设立了一些保护壁垒，但是当地的电影产品难以填满国内电影业的真空。对于欧洲生产商来说，美国市场是一个没有放映配额和进口配额的市场，任何欧洲国家生产的电影都和好莱坞电影一样有机会上映。所以，它们就采取开放政策，认为它们能与美国竞争者共处，与其进行自由竞争。但是这种市场观念并不被现实所支持，欧洲生产的电影不能够与美国电影竞争，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很多国家在面临美国资助时，没有拒绝，反而鼓励美国投资，没有考虑接受外国资本的界限问题，这也使自己国家面临窘境，逐渐失去对本国电影工业的控制。

美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对电影生产和经销都有重要意义。随着美国权力的扩展，美国电影工业聚合和垄断的运动播散到世界各地。古巴克以欧洲为例，指出美国电影在欧洲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美国在欧洲的金融利益不断增加。美国的大公司在欧洲拥有生产、发行和放映设施，这种垄断性结构保障了美国电影产品在欧洲市场的持续流动、放映和生产（Guback, 1969: 69）。对欧洲国家来说，引进外国电影就意味着打破了生产—发行—放映的链条，自愿放弃一部分票房收入给外国生产商。英国的电影工业，虽然可以称为“英国的”，因为它的确存在，但其实仅仅是好莱坞的一个分支，因为英国电影不论是在金融上还是在发行上均依赖美国的公司，美国的金融支持被英国电影工业视为灵丹妙药（elixir）。美国工业对欧洲市场的渗透已经引起了政策和结构的改变，引起了欧洲电影业的强烈反应，当欧洲国家试图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时，美国机构和它们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改变。作为国家文化载体的国内电影工业受国外竞争者严重威胁。欧洲国家虽然制定了各种壁垒保护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但是生产成本增加了，观众减少了，这又使欧洲市场重新拥抱美国电影工业，间接使美国更深地融入了欧洲工业。

古巴克也看到了美国电影工业拓展的消极后果。他指出，在市场被垄断时，美国公司遵循经济自我利益（economic selfinterest）的原则。美国电影成功的出口，意味着让其他人喜欢他们的产品，让受众形成对同一机器制造的图像的反应。其肤浅和生硬的风格被绚丽的色彩、宽屏和管理者的技巧所掩盖。美国的电影模式导致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模糊了不同文化的鲜明界限（Guback, 1969: 198）。社会和艺术特征被经济强制性（imperative）压制。美国对欧洲电影的投资和相互合作使欧洲电影的产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电影美国化了，本土电影和进口的电影的区别在消失，观众很难鉴别是否为进口电影。电影产品反映普遍的风格，代价就是本国风格的消失，美国式的叙事成了其他电影制造者的准则。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正在进入国际领域，但代价就是当地的特色被抹去或者被消减。在古巴克看来，这种风格的电影不是一种文化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反文化的，处于人性的对立面（antithesis）（Guback, 1969: 199）。

正是基于对美国电影工业拓展的原因和影响的判断，古巴克（Guback, 1969: 200）提醒开放政策是危险的。美国对电影业的控制越来越无声无息，但速度惊人。由于国际化的趋势，美国在决定制作电影的类型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不得不将它们的电影纳入美国的发行渠道。重要的导演可能还有一些自治权，但在数量上已经很少了。古巴克强调（Guback, 1969: 179）美国的投资与当地自治的平衡，其中的两个重要原则就是：一个国家性的资助来源（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经济团体的）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发行系统。欧洲工业和政府必须回应美国工业的威胁，制定政策保护国内的市场，建立产品资助和国际发行系统，电影市场应该为了国内电影和本国产品能够生存和发展而保留。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通过长远的发展项目，建设本国的电影工业，这包括进口和放映配额，生产补贴，有效的国家和超国家的生产补助计划，同时通过税收、履行义务和抗议等方式，限制国外电影的发行。政府还必须提供大量公共融资，建立本地制作、国际发行电影的组织，通过各种政策保护文化统一性，巩固电影工业的生存能力。古巴克乐观地论断：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艺术和金融层面上就是更好的电影，但是自治能够增加展现多样性和不同观点的机会（Guback, 1969: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