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明王朝经藏与南亚诸部交通史迹补释
摘要：明朝先后派出使者经西藏地区与周边国家进行了频繁互动。元代西藏的驿站制度为明朝的这一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朝以开放的积极心态治理西南边疆，对开拓经藏使道极为重视。明初期，朝廷主要派出僧人宗泐出使尼泊尔等地，中期则主要派出宦官。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诸国，如卜哈鲁等遣其讲主必尼西来华朝贡。明代从内地通往西藏使道的开辟实质上是明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举措。本文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订。
关键词：明代西藏 尼泊尔 交通史
作者简介：张永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建内大街5号。
《明史》在提及明朝的治边政策时，认为：“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
表明了在中央治边的策略中，一为屯守，二为恩威。而对于遥远的西藏地方与其周边地区，恩威比屯守更为重要。从洪武年开始，明朝就与周边国家的王室途经西藏地区进行了频繁互动，先后派遣了以僧人、宦官为主的出访者，不仅与西藏地方政权取得联系，而且跨过喜马拉雅山脉，与周边的尼八剌（尼泊尔）等南亚诸部频繁互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前期中央政权对边疆经营的积极、开放的心态。前辈学者张星烺、邓锐龄等对明王朝经营经藏与南亚诸部的交通曾做了深入研究，冯汉镛、赵毅、石硕、李淮东等人也从汉藏交通路线角度对之有所涉及。而明代出使尼泊尔等国的著述，在国外并不多见，除了伯希和、列维等人以外，比较早的是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年，也称为贝勒）。1888年在伦敦编辑出版的《中世纪研究》，对尼八剌等国有所涉及，但其依据的史料多为明史，所以也不是很全面。本文期望对这些史实做一部分补释。
一
明初进藏交通的基础是元代遗留的西藏驿站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状交通基础。元朝的驿站体制与路线为明朝的入藏交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担任元代总制院官员的答失蛮先后前往朵甘思、卓多桑珠、藏、萨迦寺，一路上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约在1264年“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由朵思麻站户支应7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9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11个大站。在乌思藏的大站中，由乌斯地方（前藏）的人支应的大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7个，由藏地方（后藏）之人支的大驿站有达、春堆、达尔垄、仲达等4个，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答失蛮还向吐蕃民众宣布了“皇帝施主与上师福的诏敕法旨”，参拜了萨迦寺，考察了整个吐蕃地方的风俗民情。答失蛮返回皇帝驾前，将经办情形奏明。答失蛮即藏史所记“Das-sman”，被元追封为高昌忠惠王，其先居西域（高昌），任宣政院院使。大德三年，答失蛮兼任翰林学士承旨。
元代的驿站不仅可以沟通内地与西藏，而且将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连为一个整体。萨迦班智达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朱、藏红花”等物为佳，向中央朝贡，其中所贡藏红花原为希腊、伊朗一带所产，西藏本地并无此物，可知西藏与中亚的民间贸易路线已经存在。元代从内地到西藏驿站的建立，有力促进了蒙、汉、藏民族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推动了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所谓“驿站常有乌拉供应，对众人俱有利益”。
但是，元代初置的驿站其经营过程并不完全顺利，尤其是藏北驿站由于条件艰苦，来自中部西藏的驿站人员不断逃亡。《汉藏史集》记载，北驿站由驻藏军队负责由乌思地方供应物资，在此之前，在藏北的驿站，如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大站，由吐蕃乌斯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乌斯地方的人又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而且驿站所在之地奇寒难忍，蒙古和西藏之间来往使臣、商客，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需得自己照料。在驿站人员的请求下，大臣桑哥命令卫普尔、巴、拉克等军留驻藏北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并规定乌斯地方各个万户，以达果为单位，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以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斯（藏）地方之人不必在藏北驻站”。驿站人员的减少给明初西藏驿站制度的继续带来了困难。
元后期，由于西藏喇嘛频繁前往朝廷进贡，朝廷认为进贡次数过多，驿路上“乌斯藏撒思加、答笼、宋都思、亦乞津济物力四站没有财力建营盘”，而且该地数年颗粒无收，“头匹倒死，至甚消乏”。即使“鲁瓦富民之家抽分马匹应副，恐不能济”，延祐六年（1319年），宣政院奏请朝廷，因为给予这些驿站马匹作价，通过此路进京人数太多，朝廷难以接待。元至大四年（1311年），元朝为了限制藏族僧人前往京城朝贡，下令藏族僧人除持有玺书驿券外，还必须持有西番宣慰司的文牒，才能在这条交通线上行走。明朝初建，对于元朝的限令给予了宽松对待，并未颁布严格限制西藏和周边地区前往京师朝贡的法令，而且对于西藏驿站继续建设给予重视。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永乐皇帝谕：“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同获［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答王［三］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以官军马匹给之。”这段材料里，明帝所指“以通西域之使”，即是希望通过西藏驿站，与尼八剌、印度等地进行互通。同年，朝廷又派遣敕都指挥使同知刘昭、何铭等，前往西藏等地设立“站赤”。1409年，已任陕西都指挥使的何铭率领60人前往西藏，“分置驿站”。明代西藏驿站由此成为官方通往西藏地区周边的使道。这条道路的走向基本与今天的川藏线相同，驿站里程设置则基本承袭元代驿站。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要求乌斯藏各地“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明洪武二年，僧人克新被召至南京，“六月，上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克新的诗歌流传于后世之后，毛晋《明僧弘秀集》收录了克新诗，《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存二收集了其《元释集》，遗憾的是其舆图绘制未流传至今，但与克新同时代的明僧确实有善于制作舆图者，例如僧人清浚曾在元至正庚子年（1360年）制作过《广舆疆里图》，以方格线代替经纬线，绘制地图。叶盛曾在《水东日记》里临摹了其中一幅地图。克新所绘图最终如何不得而知，但其奉命绘图之事无疑为明朝进一步向西域、西藏延伸政治势力奠定了基础。
二
明朝建立后，加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机构和职官设置，广大藏区被纳入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管辖。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正式设置了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管理卫、藏）和多甘都指挥使司（管理青康藏地区）。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置乌斯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上邛部卫，“皆以番人官之”，进一步夯实了汉藏交通的政治条件。永乐十八年，“帝以西番悉人职方，……遣使往招，亦多人贡。迄宣德朝，礼之益厚”，开始比较重视从内地到西藏而后通往南亚等地的道路。
1．明初以僧人为主的出使
明朝虽然并未似元朝那样给予西藏僧人极高的荣宠，但永乐帝也“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由是诸番僧来者日多”。所以，派遣汉藏两地均有威望僧人出访周边地区，是明朝的首选。
宗泐成为明朝出使尼泊尔等国的第一人。宗泐，约于1325年在杭州中天竺寺出家，后任住持。1369年左右，觐见了朱元璋后得到赏识，命其“育发以官之”，但宗泐不愿为官。1378年宗泐奉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三年后返回南京。但也有人认为其出使五年，而非三年。在《全室外集》原序中，徐一夔曾说：“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宗泐除了一些诗词外，没有留下关于此次行程的记述，出使细节也未有记载。有学者认为，1378年至1381年出使西域的情形只能靠猜测。在《列朝诗集》收录的数首诗中，都提到了灵鹫山、宜八里王国，可以判断他到达了印度。但究竟是经西藏还是经云南到达南亚，没有相关史料可查。宗泐所作《登灵鹫山》写道：“兹山如鹫形，昂然欲骞翥。稽首天人师，浩劫长此住。山中数招提，窗户散烟雾。胜流不起席，钟鼓自朝暮。下有王舍城，民俗尚淳古。所嗟给孤园，民俗已非故。吾生一何幸，良游遂平素。一笑天风生，白云掩高树。”“灵鹫山”即“灵山”，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之东北侧，“王舍城”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的国都，《大唐西域记》就曾提到“外郭已坏，无复遗堵”，这正与“所嗟给孤园”相符。这印证了宗泐确实到达了印度。那么，他是经过西域还是西藏到达印度，上述学者未解释。宗泐的诗词尽管没有按年代排序，但其作《望河源》中提到“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以及“番人称黄河为抹处（即玛曲）”的诠释无疑显露出其是经过河西走廊、甘青藏区到西域而后南下到印度的。“芭蕉叶开大如席，石榴花发红满枝”（《仲春宜八里国道中》），“氎布缠头阔，檀膏点额繁”（《宜八里国王遣使至馆所慰问》），也说明其到达“宜八里国”（即Nepali，意为尼泊尔人，并非通常所称的Nipal）。至于其回程，应为经过西藏回到南京，《雪岭》记：“华夷分壤处，雪岭白嵯峨。万古消不尽，三秋积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彩烁天河。自笑经过客，相看鬓易皤。”“华夷分壤处”可能是指西藏与内地的山脉。宗泐在回程中，也表达了其超然于世外的心态：“白头天外未归人，江上看图愧此身；闲却溪头半间屋，桃花流水几经春。”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携带《庄严宝王》《文殊》等经，回到南京后授僧录右善世职官。
宗泐等人出使尼八剌后，明朝知晓了尼泊尔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也探听到“其王皆是僧人”的传闻，所以再次派出僧人智光前往尼泊尔。智光的师父是撒哈咱失里，为元末明初来华的印度密教僧人，明初先后居于五台山、南京、燕京等地，传教授徒。但撒哈咱失里为何处人士，有印度说、尼泊尔说、西藏说等，至今无定论。既然智光为其徒，其在日后行走西藏、尼泊尔的路线中无疑会受到师父撒哈咱失里的指点。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命僧人智光持玺书、彩币（丝绸，古代以彩色币帛为礼）前往尼泊尔，并出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首次出使，走的是从河西走廊至西域而后至尼泊尔这一路线，明朝大学士杨荣作《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略记其行程，尤其是记载了智光通过西藏前往尼泊尔的事迹：“……甲子春，与其徒慧辨等奉使西域，过独木绳桥，至尼巴辣梵、天竺国，宣传圣化，众皆感慕。已而，谒麻曷菩提上师，传金刚鬘坛场四十二会，礼地涌宝塔，其国起敬，以非常人。遂并西番、乌思藏诸国，相随入贡，比还，再往……”。杨荣曾身奉明朝四帝，身份显赫，为智光作铭，也体现了朝廷对于智光的尊崇。根据邓锐龄先生的研究，智光可能三次出使尼泊尔。在最后一次，智光携带圣旨前往灵藏、乌斯藏必力工瓦、思达藏、朵思、尼八剌等处，赐予当地僧官白银和彩币。其回华行走路线应为尼泊尔——西藏。从杨荣的铭文来看，智光到过的地涌塔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附近地带。有人认为，“地涌塔国意谕大地荒莽，佛塔涌现，呈现巨大力量的画面感”。事实上，地涌塔国可能是今加德满都的博达纳特大佛塔（Boudhanath Temple），始建于公元6世纪李查维王朝国王希瓦·德瓦时代。这种建塔的佛教艺术，在公元1世纪已形成的《法华经》中可以见到，宝塔品记载：“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横二百五十由旬，从地踊出住在空中。”其中所提的“地踊”应该是中国古代对佛塔的普遍带有圣迹的描述，后在《大唐西域记》等中也多有记载。也有学者认为，地踊塔（Khopva）为尼瓦尔语的巴德冈（Bhatgaon）之义，其王为贾雅斯提提·马拉（Jayasthiti Mala）。贾雅斯提提·马拉在位时为1382～1395年，这也与智光出使尼泊尔的1384年相符。陈翰笙先生认为，智光在尼八剌见到了马拉王朝的马帝新哈和摄政茄耶斯铁帝，永乐七年，尼八剌还派遣使节来京觐见。
2．明中前期以宦官为主的出使
明代宦官担任大使缘于明初洪武年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皇权。朱元璋严刑峻法，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皇帝威权，对于百官未给予信任，不得不将部分政务委于左右宦官。永乐帝以后，僧人出使逐渐减少，权势渐大的宦官担此任者则渐多。
侯显为洮州藏族，藏名“洪保喜饶”，任司礼少监。明朝永乐年间，“因为其出使有功”，迁为太监。侯显在明朝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史》将其功劳抬升至和郑和一样的地位。侯显第一次进藏是在永乐元年至四年（1403～1406年），入藏延请格鲁派宗喀巴。关于此次行程，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谈道，永乐皇帝派遣以侯显为首的四位大臣，由贡玛扎巴坚赞和郎卡桑波等陪同引见了宗喀巴，但宗喀巴认为，“去内地费事很大，未答应”。有部分著述提到，1407年，侯显又前往西藏迎请哈立麻，并任太监。对于这一史实，应为误记，当年应是哈立麻滞留于京师被封为大宝法王，而侯显因此功擢为“太监”。1407年，侯显应该与郑和进行了第二次下西洋活动。《明史·侯显传》记载，1413年，侯显再次抵达喜马拉雅山脉，次年给尼八剌的统治者——沙的新葛（Saktisimha）、可般（K'o-pan）进献礼品。1415年（永乐十三年）七月，明朝又准备通榜葛剌诸国，又命侯显等人出使印度。伯希和认为，1414年尼八剌使人朝事，并见《明史》本纪（七卷1页）著录，可是误作国王沙的新葛入朝。国王名在《明史》本纪同《侯显传》中皆不误，唯《尼八剌传》误作沙葛新的，又汉学家烈维（Sylvain Levi）曾将此讹写录于其所撰尼八剌考中。而在《明史》的《西域三》与《宦官一》不同，将侯显记为杨三保。《西域三》是这样记载的：永乐七年（尼八剌）遣使来贡，1413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般。那么，到底是侯显还是杨三保前往了尼八剌？
根据《太宗实录》卷137中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斯藏等处还。显然，杨三保不可能分身两处，应该是杨三保去的西藏，侯显去的尼泊尔。《明史》的西域三将之误混。但是，侯显有可能是经过西藏去的尼泊尔。美国藏学家史柏林（Elliot Sperling）也认为侯显与杨三保都去了西藏，但各自使命不同。杨三保仅是进藏，并未抵达尼泊尔。《明史》对杨三保的入藏是与赞善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赞善王，是灵藏的僧人，地方在四川以西，成祖曾派遣智光前往。早在永乐五年，明朝便册封赞善王为国师，赐给金印、诰命。由于杨三保并未跨过西藏至南亚国家，所以史柏林的看法是妥当的。在费信的行程表里，提到1412年随太监杨敕等前往榜葛剌等国，有学者认为，杨三保其实就是杨敕（或杨敏），伯希和对这种说法给予了否定。今拉萨大昭寺立有《明太监杨英碑》，以纪念杨三保进藏，该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代和宁在《西藏赋》中也载此事：“（大昭寺）殿内有明万历时杨英所立碑……”，杨英是杨三保无疑，为明初永乐年间人，但和宁误记为万历年间。
另外，关于《明史》中记载侯显出使尼泊尔时提到的统治者“可般”，并非人名或者官职名，应为尼泊尔史籍中的Khopva或者Ko-pan，即为尼泊尔的宗教圣地巴德岗（Bhatgaon）。尼泊尔语中“稻米之城”或“虔诚者之城”（Khwopa）也指的是巴德岗。那么《明史》中的“命……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涌塔王可般”，应该理解为“命……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涌塔王（于）可般”更为妥切，邓锐龄先生也认为可般应该为地名，是尼瓦尔语Khopo的音转，即为西藏人所指的库库木。那么，西藏所称的库库木又是从何而来的？有国外学者认为，也应是来自尼瓦尔语Khopo。可般即指的是库库木地方无疑，那么美国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在《明代名人传》所撰“侯显”条中，认为尼八剌的两位统治者之一是“可般”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库库木”一名延迟于清代文献才出现（清代文献《西藏赋》记“藏西南行计程月余，其卜名巴勒布，俗名别蚌子，又名白布，其地和暖，产稻谷。本分三部：一曰布延罕，一曰业楞罕，一曰库库木罕”），但该部落早在明初便已为中国所知晓，只是名号相异而已。关于“沙的新葛”，尼泊尔史籍记载其在位时间为1411～1441年，其与侯显1413年出使时间刚好相符。
《明史·侯显传》说，永乐十三年，“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由此看来，侯显在1407、1413年出使之后，还至少出使过3次南亚。连同前述二次，分别是永乐十三年、永乐十八年、宣德二年（1427年），即所谓“五使绝域”。永乐十三年，以“舟师”行，走的是海路，显然未经过西藏，永乐十八年所至“沼纳朴儿”（印度北方邦Jaunpur）在榜葛剌之西，可以不经过西藏直接到达。《明史》卷326提到永乐十年，遣使奉玺书诏谕“底里”（Delhi）王马哈木，底里与沼纳朴儿距离较近，也赐给其王“不剌金”，底里就是德里。那么，沼纳朴儿应该也在今印度德里附近。那么，关于“不剌金”应该是其国王Ibrahim Sharqi的汉译。
但是，侯显在1427年2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显然是通过陆路进藏，但该史料提示侯显最远只到思达藏（吉隆），这已经是尼八剌与西藏的边界处，而部分学者认为侯显仍然在1427年到达了尼八剌。宣德四年，侯显从西藏返回，人员浩浩荡荡，但在“邛布之地”，“随行官军与贼对敌，有勇敢当先者，有齐力向前者，有擒贼者，有斩贼首级者，有阵亡者，通四百六十余人，悉具名闻。上命行在兵部，擒贼及斩首与当先者，皆升一级；齐力向前者，加赐赍；阵亡者，其子升用，仍恤其家”。那么，侯显在归途中于邛布之地遇袭，该地在何处？一说邛布之地在四川越西县，一说邛布之地在西藏丁青县一带，两地相距甚远。笔者认为，《元和郡县志》虽然称邛部，是汉阑县地，属越嵩郡，为今越西县，但从永乐十二年（1414年）杨三保敕西藏各地方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恢复的地名顺序：川卜、川、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玉树、治多县一带）来看，邛布还应该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遣内官乔来喜等赍佛像、佛经、金银法器、彩币等物往西藏，赐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有的资料写作乔来喜、邓诚两人一起进藏，但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尼八剌遣使来贡，明朝又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显然，邓诚不可能在一年内返回内地再次入藏。1848年其应为首次入藏，邓诚的此次入藏还附有从西藏到尼泊尔的路线，其行走路线大约为从今甘肃入西藏，而后从日喀则地区进入尼泊尔。在永乐末年的1424年，邓诚再次受命与中官乔来喜一道前往尼泊尔，取道甘青，但不幸的是：“道安定、曲先，遇贼见杀，掠所贵金币。”安定、曲先二卫地界在今大柴旦及以西以南地区，所遇“贼人”即安定卫指挥使哈三之孙散哥、曲先卫指挥使散即思等带领的五千余部众，由此，此次行程以邓诚被藏区部落截杀而告终。随后，明将李英前往征讨，始得平定。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史地考证》著述中提到，《明实录》中有关邓诚的记载与《明史》略同，唯永乐末作二十二年，邓成作邓诚，使西域作使乌斯藏，然使藏似不必取道天山南麓，《实录》较《明史》可信。
三
明初疆域较广，“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明朝的疆域虽然不及元代，但对周边政权依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永乐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受册封者定期朝贡的制度，中央政府则给予这些朝贡者丰厚回赐。海外学者Shih-shan Henry Tsai认为，侯显等人入藏、入尼八剌，与明朝希望和这些地方政权联合解决蒙古问题有关。明朝取得的效果是，这些喜马拉雅山脉一侧的政权部分跨越了高山和雪域，经过西藏来内地进行不定期朝贡，以认可明帝国的权力。
在《明史》中，有南亚“阿难功德国”来贡的资料：“西天阿难功德国于洪武七年，其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多认为其来华为经藏而来，张星烺先生认为，其中所叙“阿难功德”即Annagoondy之译音，哈密尔敦（W. Hamilton）称其为喀那莱斯人（Canarese，南印度部族），即比哲那古儿城（Bijanagur），也曰阿难功底，认为此城在北纬15°20′，建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位于通姆不得拉河（Toombuddra R.）上，河之左右岸，今尚有遗迹，尤其左岸遗迹甚广，今天依旧称曰阿难功德。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可张星烺对阿难功德国的推测，认可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即其所指白莱脱胥乃德，Emill Bretschneider）在《东亚中古史料研究》中的推测，阿难功德国是印度Vijayanagar国别名Aunagoondg的对音。Vijayanagar国在印度安德拉邦，其兴盛时期为1336～1614年，时间上与明史记载大致吻合。但黄盛璋认为，“该国在印度南部海边，有海航之便，交通上自以海路为宜，没有理由要绕道北越崇山峻岭”，且日本学者和田博德也认为阿难功德国使明之道不应该通过西藏。实际上，这种质疑是合理的，但是，印度诸国在强盛时期，也并不是不可以经过西藏入华，阿难功德国经藏入贡也并不是不可能。例如，Bangalore Suryanarain Row在其著作《A History of Vijayanagar: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Empire》中就提到，1337年，印度Khusroo Mallik带领10万马匹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取道西藏向中国内地进发，但因为暴风雪而无一幸免。
他还认为，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哈烈王“沙鲁哈”尝通使“比哲那古儿国王”，而列于“乌斯藏”之下，“其使节之通中国，盖由陆道经西藏而来也”。这段材料里提到的“哈烈”一名“黑鲁”，中世纪名Hari，“在撒马儿罕之西南，去陕西行都司肃州卫之嘉峪关一万二千七百里。其地居一平川，广百余里，中有河水西流，四面大山，城近东北山下，方十余里。国主居城之东北隅”，明朝曾多次遣官招抚，但不至。明朝曾派遣傅按等率一千余人前往，但被撒马尔罕扣留。永乐十七年，哈烈王终于来北京朝贡。显然，哈烈王希望与比哲那古儿国王通好，而比哲那古儿国王与中国相通，经过西藏而来，那么比哲那古儿也位于南亚地区。
张星烺认为，比哲那古儿是BIjanagur，并认为阿难功底（德）即BIjanagur。但是，令笔者疑惑的是，为何同时出现比哲那古儿与阿难功底（德）两地？经过检索印度史料，得知张星烺所谓通姆不得拉河，以河为界分为两地，东南方向称为比哲那古儿（BIjanagur），西北方向称为阿难功底（德）（Aunagoondg）。而阿难功底所赠送“解毒药石”或是明代宫廷靡乱之风中流行的“性药”，或是乳香、没药、木香、檀香、芦茶、胡椒、硫黄等的药引。而在明代笔记类小说中，胡僧献药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早在唐代，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可见中国人对异域药物的偏好。必尼西献药后的次月，皇帝敕令礼部：“古者中国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其他远国如……西洋否琐里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颇，烦劳太甚，朕不欲也。”也说明了明朝对过于偏远的朝贡政权渐渐不予关注。
《万历野获编》就提出：“洪武七年，西天阿难功德国王卜哈鲁，遣讲主必尼西来贡，并献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等物。古来不闻有此夷名，且会典朝贡诸夷，不载其国，并金元诸史皆无之。但其时与和林国使同来，亦遣讲主朝贡献方物，及元所赐金玉铜银等印。按和林为元旧都，何以改称国？必胡僧赚赏，并功德国亦伪造美名，天朝姑妄听之耳。”必尼西无从考，该书认为阿难功德国不过是朝贡者胡僧捏造出的一个国名。沈德符的判断大多依靠传闻，其在1618年中举人后，基本都在北京和老家浙江度过一生，其交友甚多，《万历野获编》的内容多来自道听途说和传闻，阿难功德国这一个称呼因为生僻，自然在京城的文人圈内无人知晓。《万历野获编》在清代乾隆年间曾被列为禁书，直到1827年才开始公开版印。清代魏源注意到了此材料，在《海国图志》中提到沈德符的说法，他虽未明说阿难功德国是否真实，但认为，“《明史》尚有加异勒国、甘巴里国、吉兰丹国，皆永乐、宣德中郑和所奉使招徕，偕古里、柯枝、南浡利等国入贡。其邻境尚有小阿兰、拨丹二国，皆东印度之部落”，这些小国，明朝人均未听闻，魏源言下之意，阿难功德国的存在也应可以理解。
由于宗泐、智光等人的出使，尼泊尔等地部落王室已经对明朝有所了解，也派使前往内地进行朝贡。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庚午。西天尼八剌国王马达纳罗摩、乌斯藏、朵甘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等，各遣使“阿迦耶”等来朝，“上表，贡方物、马匹、镇铁剑及金塔、佛经之属”。马达纳罗摩的这次遣使是跟随智光返回明朝而行的。“马达纳罗摩”即是尼泊尔国王马拉王茄耶新哈（Harisimha-deva）的继任者“马帝新哈”。在尼泊尔史料里，马帝新哈即Matisimha，其在位15年，他将自己也命名为Madana Rama，其姓名中的“罗摩”为Rama，为南亚的毗湿奴神的第七个化身之名。
《明史》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西番悉入职方，其最远白勒等百余寨犹未归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贡。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其中提到“白勒”，地名似乎为中原，道光年成书的《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第四上记载：“有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木通道为业……主木取妻日堵，生克及济，济居闽，生火……火深月长身，面黛色而白齿，习战斗，高信义，善抚其家众，诸蛮欺之。武侯至，献粮通以迎，遂佐擒孟获，因令世长其土。……普里革僚叛，火受后主诏讨平之，时年已耆艾，赐镂银鸠杖，以宠异焉。火既平普里，令其伯父克之子长之，是为卤氏大宗，夷谓宗为主，而呼主为革，呼普里为白勒，故谓普里诸卤为白勒大革。”在其他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记载，但以上所提“白勒”位置处于贵州的少数民族部落，与明代所提“西番”在方位上并不相符。所以，“白勒”应该为清代普遍称呼的巴勒布，为尼泊尔。而《明史》卷331，记载有西天阿难功德国及西天尼八剌国，说明这些地方已被朝廷所知。有学者认为，西天亦皆指印度而言。张星烺还认为，尼华罗即尼八剌，《大唐西域记》卷七作尼波罗国。《新唐书》卷221上，作泥婆罗，今代地图多作尼泊尔（Nepal）。张星烺的考证有误。《诸蕃志》记西天南尼华罗国：“其人早晚必浴，以郁金涂身面，效佛金色。国人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涂以牛粪。家置坛，崇三尺，三级而升，每晨以牛粪涂，焚香、献花供养。”有学者还认为，宋代《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元代《岛夷志略》等书中都记录有南尼华罗，该地在今巴基斯坦西部信德地区，但从《岭外代答诸蕃志》的民俗来看，信德地区的习俗与此不同，伊斯兰教于8世纪传入巴基斯坦，712年阿拉伯军占领信德地区，佛教不可能在此后的明代依然如此流行。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提出，南尼华罗疑为Nahrwara的对音，本是胡茶辣国的都城。其遗址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索拉什特拉以北的帕丹城。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永乐七年（1410年）十二月辛亥，“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及尼八剌国遣使锁南监藏等贡马。赐钞、币有差。”史料未提到端竹监藏与锁南监藏是否同行一批人，但从明史有关于端竹监藏的记载，认为其是智光于洪武年间赴藏和出使尼泊尔后，端竹监藏才从西藏来到内地。第一次进京是在永乐元年，提到其是必力工瓦的国师。七年后，端竹监藏再次来京，与尼泊尔的使者锁南监藏应该同时到京。在明代史料里，锁南监藏多被记为陕西凉州卫番僧国师，无尼泊尔的锁南监藏相关记载。
此外，在《明史》里所提的可般，即库库木，未有其在明代向中国进贡的记录。但在清代的雍正十年，遣使来藏，经过驻藏大臣的奏请，巴勒布的库库木等三汗向朝廷请求觐见，清朝认为库库木等万里输诚，首次前来北京进贡方物，“第念道路遥远，往返维艰，尔使即由西藏遣归……”，可见，库库木来京朝觐，路线也是经藏而来。清朝准予内附，赏给库库木罕玻璃、瓷器、蟒缎等物品。雍正十一年，又派遣官员送其使者到西藏。雍正十二年，库库木又派遣巴瓦尼桑格尔来北京贡谢。此是后话。但可般既然即为库库木，库库木也并非从清代开始才来华朝觐，早在明初即发生了。
四
从历史资料看，由内地通过西藏到达南亚诸国的路线主要有两段：
第一段为从甘青、四川、云南进藏。这一段，以西北入藏或川入藏为主，可分为北道和南道。北道以官方赴藏或域外使者在明早起行走为主，南道以西藏地方或者周边部落、宗教首领向中央贡物者为主。从元代进藏的路线来看，多以从河湟地区、羌塘入藏，这与蒙古人善于在草原上驰兵有关，河湟与羌塘的地貌、地形是符合其行军、驿站等的需求的，而元代从川入藏者则较少，这与川康地区高山深壑，蒙古统治者并非善于穿越有关，所以蒙古人并未频繁遣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南亚诸国。但是，元代在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建立的驿道以及驿站制度，对于后来内地进藏路线的固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明代洪武三年，原任北元陕西行省吐蕃宣威使何锁南普向明将邓愈投降，明朝以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此后，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其他吐蕃和蒙古诸部首领先后归顺明朝。明朝的西北边疆得以稳定，河州成为明朝经营西藏地方的前言阵地。在川藏交通上，明朝还在今四川雅安的宝兴县设置董卜韩胡宣慰司以管理之。明朝在进藏或者经藏赴周边的道路方位设置上，是有所考虑的。
第二段为从西藏至尼泊尔。明清时代，尼、藏间交通主要有三条。从加德满都五天内可达藏边利斯悌、杜阿尔卡，再入东藏。这是第一条，是到拉萨的捷径。从加德满都八天内可达藏边吉隆，在入中藏，这是第二条路。从加德满都二十余天到奇纳金，再入西藏的西北部，是第三条要道。当时贸易和军事行动都须通过这三条要道。
关于明代经西藏出使南亚诸国的交通要地，明代史书有一些记载。但这些地区究竟在哪里，学界较少叙述，此处简述几处。
罕东。有学者指出，罕东卫于洪武八年（1375年）由明政府置。洪武三十年（1397年）其部落首领锁南吉剌思遣使入贡，于是明朝政府就于其地改置罕东卫，授锁南吉剌思为指挥佥事。罕东卫“在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南，嘉峪关西南”。其辖区大约是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罕东是明代从西宁一路入藏的重要交通要地，往西南至必里卫，然后过黄河，跨越巴颜喀拉山（必力赤巴山）。成化年间后，罕东卫首领又开始进攻部分藏族部落，引起明朝官员不满，但终未予以讨伐。
灵藏。《明史》记：“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视乌斯藏为近……命僧智光往使。永乐四年，其僧著思巴儿监藏遣使入贡，命为灌顶国师。”这段记载中所提“灵藏”在四川徼外，意为四川边外，自然不受四川官府所制，视乌斯藏为近，则可以推断在四川以西的明代康藏地域。今大多学者认为，康方言里，灵藏读音为“林丛”，灵藏。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部的邓柯以南。但是，也有学者观点不同。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指出，灵藏与康地的岭国一脉相承，灵藏是代表着“我们今天的藏文Glin-chan”（自18世纪以来被对音为“林葱”），灵藏大致就位于今林葱所在，“《明史》中首先指出，‘其地在四川徼外’（也就是说位于打箭炉以西），‘视乌斯藏为近’（与中原相比校）”，所以，明代从中国中原赴尼八剌国的道路为罕东卫（四川东部）、灵藏、必力工瓦，止贡巴和乌斯藏（西藏中部）。
必力公瓦。又作“必力工瓦”，是藏文vBri gung pa的音译，今译作“止贡哇”，Bretschneider写其为Bi-li-gung-wa。必力公瓦是元代十三万户之一，元朝称之为“密儿军万户府”，其辖地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境。元末明初时，必力公瓦是前藏重要的地方政教势力之一。2010年发现的洪保《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保）寿藏铭》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洪保作为副使“度西洋”，“永乐丙戌四年（1406），复统领官军铁骑，陆行使西域临藏、管觉、必力工瓦、拉撒、乌斯藏等国。至宣德庚戌五年（1430），升本监太监，充正使使海外……”。学术界对洪保前往西藏的事件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从这段铭文中看，洪保正是经过了临藏、管觉、必力工瓦、拉撒、乌斯藏这一线入藏。拉撒即是今拉萨。“必力工瓦”有时也代指为止贡国师。
管觉。《寿藏铭》提到洪保所经西域的“管觉”，是今西藏贡觉县。明代封有“管觉灌顶国师护教王宗巴斡”。
榜葛剌，侯显出使之国。根据《明史》记载，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则东印度也。”榜葛剌，即印度之“孟加拉”（Bengala），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今孟加拉国。但笔者认为，应该还包括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巩珍《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西洋番国志》也多次提到该地，称其国有城，“王居和大小诸衙门皆在城内”。向达先生校注认为，在《星槎胜览》中所提的酋长之居所“板独哇”，为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潘都亚（Pandua）。
野蓝卜纳。伯希和认为1418年遣使赴尼八剌行经西藏中部以后，通过一地名曰野蓝卜纳（参考Bretschneider, Med. Res, 223），认为颇令人疑惑，此地就是18世纪所译Ye-leng和Patan，也是Pou yen和Bhatgann两个地名之占译。关于此二地名者，他认为参考烈维撰《尼八剌考》第1册，Patan几可以说是加德满都附近，伯希和怀疑到，难道说1418年时尼八剌的都城不在加德满都？邓锐龄先生认可，野蓝为尼泊尔之帕坦、卜纳为尼泊尔之Ponaoti。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野蓝卜纳”为“伊朗”，“野蓝”，疑即为“伊朗”的另一译法，并引证《明史考证捃逸》在“野蓝卜纳”下面有一说“改伊朗布鼐”。
速睹嵩。《明史》列传里在记述邓诚赴尼泊尔路线时出现：“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其酋以道远不至”。此记述被周蔼联在《竺国记游》卷三至卷四归为天竺等地。实际上，清代王崧编纂《云南蛮司志》之《云南备徵志》下册就记载“速睹嵩土官板洋为赘壻。至是来朝，……”。速睹嵩实际上是位于从内地到云南的这条官道上，大致位于缅甸境内，而与尼八剌等国并非一个方位。
毕力术江。毕力术江在明代入藏的道路中也经常出现。宣德六年（1431年），镇守西宁卫的都督史昭奏言，“曲先卫真只罕等本别一部，因其父助散即思为逆，窜处毕力术江。其地当乌斯藏孔道，恐复为乱，宜讨之”。宣德九年，中官宋成等前往乌斯藏，明朝敕令都督赵安率兵1500人将其送到毕力术江。藏文vbrichu音译此处指今青海省玉树州的通天河。毕力术意为牦牛河，也有“作里曲、卜赖楚、治曲”等称呼，明代将其称为西番江。1434年，设毕力术江卫指挥使司。治所可能在青海省曲麻莱县通天河上游七渡口一带。
思达藏。《明史》提到，“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侯显在宣德二年至此。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尼边界的西藏吉隆县。王森先生认为达藏即达仓（stag-tshangs），在萨迦以西、旧济咙以北，原名宗喀，今改名吉隆。“南渴烈思巴的曾祖贡噶雷必迥乃在元代曾尚长公主封白兰王，其祖父两代仍袭封为王，他们据有达仓地区，在萨迦四喇让中，实力较强。在帕木竹巴绛曲坚赞于1354年占领萨迦寺以后，他这一支就以达仓为丛地，保存了实力，所以《明史》称他为思达藏僧。”
总之，明代从内地通往西藏的使道开辟实质上是明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举措。明朝初建，北元是明朝边疆的重大隐患，一旦蒙藏再次联合，势必对明朝构成战略威胁。所以，派遣大员进藏，并经藏连通尼泊尔、印度诸部族，成为明朝治理西藏的重要内容。明代中国内地经西藏地区通往南亚诸国的道路，有鲜明的特征，只求政治影响，不求经济利益。这种举措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制约了西藏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的进程。例如正统五年（1440年）四月，遣禅师葛藏、昆令为正副使，封帕木竹巴灌顶国师吉剌思巴永耐监藏巴藏卜，嗣其世父（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赐之诰命，锦绮，梵器，僧服等物并赐葛藏等道里费。葛藏等复私易茶，彩数万以住，乞官为运送至乌思藏。礼部言茶彩出境有禁，上以远人特许之”。《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顺治年间阐化王曾多次派人到北京进贡，并且要求清朝更换前朝赐给的玉印，但清朝怀疑有冒领之嫌，派人进藏查验，结果得知阐化王已没落，而格鲁派兴起，未准换印。此后阐化王进贡之事终结。所以，明朝初期积极开通跨喜马拉雅山经西藏进入南亚诸部的活动，在明朝中后期逐渐没落，从另外一面导致了明代对南亚的贸易与出访路线阻断，中后期基本以海路为主。而明代经藏与南亚诸国的交流也繁荣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以侯显为例，西藏文《大藏经》虽然早在元代即已有刊本，但明初已不全，永乐年间侯显从西藏取回《大藏经》，刊于司礼监统属的番经厂。万历时又据永乐本重刻，并增刻续藏四十二帙，更加繁荣了内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