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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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的主体自觉与方法论自觉

新时期以来,在“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语境中,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提出并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度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作为对传统的“一致论”与国外的“对立论”、“差异论”之折中的“异质性差异论”、“实质性差距论”,并由此引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以达成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的,确立“问题”研究的“主体自觉”和“方法论自觉”至为重要。这是因为,文献考察显示,国外“对立论”、“差异论”的提出和论证无不渗透着研究者显性或隐性的主体意识、立场和方法,而国内“异质性差异论”、“实质性差距论”的提出和论证也是直接与论者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问题相关的。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来说,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无差异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弄清这些差异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杨学功表示“既不赞同马恩‘对立论’,也不赞成‘同质论’,而是主张‘差异论’”,认为“差异是以同一为前提的,反之亦然。哲学观的比较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有同有异:在对待传统哲学的根本态度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大同小异;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主导方面也是一致的,同时在阐释角度、侧重点和风格等方面又有个性差异”。(杨学功:《同一与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安启念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不仅有悖于他们多次宣称思想一致并共同战斗数十年的基本事实,而且也缺少充分的文本依据。……但是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完全一致,同样不符合实际”,“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反映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并加以发挥,这是它们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重要原因。”(安启念:《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5页)是“同质性差异”还是“异质性差异”,是“新唯物主义”内部的“差异”还是“实践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差距”?对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有着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预设,而且内含对如下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如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如何评价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进一步说来,对“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引申、延伸出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看待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发展和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能否撇开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而径直回归“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如何看待“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发挥,包括苏联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以及“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正在研究和建构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关系,三者是相互替代的还是一脉相承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主线和脉络,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方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等。因此,中国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只有确立“我们”的主体意识、立场和方法,实现“主体自觉”与“方法论自觉”,才能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研究框架和结论,提出“我们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从而使对“问题”的研究真正既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为此,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首先必须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细致而深入的考究:(1)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是“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2)“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还是学术问题?(3)“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以“诚”以“信”以“敬”还是“主观化”“庸俗化”?(4)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还是“世界观”?(5)“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我们的问题”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6)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一致的”还是“异质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