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

〔加〕施吉瑞（Jerry D. Schmidt）撰 刘倩 译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第一位古典中国诗歌老师于大成（1934-2001）教授

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驻旧金山首任总领事陈树棠（1828-1888）在任期间（1878-1882）的相关材料和事迹，重点关注他如何应对加州排华运动问题。作者目前正在撰写关于第二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1882-1885），著名外交官、改革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系列文章，本文可视为这些文章的引子。

关键词：傅列秘 陈兰彬 陈树棠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排华 黄遵宪

一 旧金山领事馆的成立，以及陈树棠在任的第一年

1．加利福尼亚与不列颠哥伦比亚

尽管对当代人来说，黄遵宪（1848-1905, 1882-1885年间任总领事）是名气最大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但为了更好地理解1882年黄遵宪初到金山时遇到的阻力，有必要先谈谈中国领事馆的开设、首任领事和首任总领事的活动。实际上，甚至有必要回溯更远，从北美西岸华人的早期历史讲起。

1848年2月2日，《瓜达卢佩-伊达戈条约》使现在的加州并入美国，结束了美、墨之间两年的战争。九天前（1月24日），萨特堡（Sutter's Fort）以东六十英里的科隆纳（Colonna）发现纯金矿，当消息见诸旧金山报端，加州掀起了淘金热。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来，推动了加州，特别是它最大的城市旧金山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加州的突然崛起以及它在1850年宣布成为自由州，让许多蓄奴州的人们忧心忡忡，因为自由加州推选的新国会议员有可能打破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个问题很快演变为席卷美国的血腥内战（1861-1865）。

淘金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没多久，华工就涌入加州，正如多年后黄遵宪在诗中所写：

金山蠏堁高，伸手左右攫。欢呼满载归，群夸国极乐。

招邀尽室行，后脚踵前脚。短衣结椎髻，担簦蹑草屩。

酒人率庖人，执针偕执斫。抵掌齐入秦，诸毛纷绕涿。

北美的英属西海岸不像加州那样发展迅猛，如今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第一座城市是由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修建于1843年的、用以作为其太平洋地区总部的维多利亚堡（Fort Victoria），即现在的维多利亚市。温哥华岛于1849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陆地区于1858年也获得同样地位，这两个殖民地于1866年联合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1858年兴起的弗雷泽河（Fraser River）淘金热，以及随后开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加拿大首条横贯大陆的交通路线），吸引了中国劳工、商人来到温哥华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联合殖民地加入四年前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并很快开始选举在渥太华国会的议员。那时还没有温哥华市，在本文所涉的时段内，维多利亚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城中有加拿大最大、北美第二大的唐人街。

2．加州华人

1848年发现金矿后不久，华人大量涌入加州。一开始，因为开采金矿、修筑铁路需要重劳力，华人还能被接纳。不过，华人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新移民。1848年以来，受欧洲革命镇压和爱尔兰爆发的大饥荒（1845-1849）的影响，数百万欧洲人背井离乡，其中很多人最后定居加州。勤劳的中国矿工、农民和商人很快就与本地白人，尤其是这些贫穷的欧洲新移民形成了竞争，反华情绪逐渐滋生。

1853年3月30日，加州州议会对以华人为主的“外国矿工”征收执照税。1855年4月28日颁布了加州移民税，按照每运送一名外国人征收船主50美元。最终发展到1858年4月26日，禁止华人移民加州。1854年和1871年，加州法院裁决华人不能为反对白人的案件做证。1854年裁决的法律基础是美国印第安人不能做证反对白人，因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以为自己发现了中国，所以华人可以被视为印第安人！最后，1880年，雇佣华工成了犯罪行为。

1878年加州参议院关于华人移民的报告是这一时期来势汹汹的反华种族主义的典型：

他们（华人移民）的住所特别肮脏，想要清理达到干净的标准根本不可能，除非彻底捣毁。但是那时，我们的环境卫生、我们的城市人口却早已因此饱受瘟疫之害……这些数量巨大的原始部落人，其中的基督徒不超过四百人……可以说，从好的方面看，因为很多异教徒出现在这个海岸，我们可以拯救其中一个人的灵魂，但他们的污染却让我们失去了一百个白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些移民赤手空拳入侵我们家园的危险性质和程度。二十年来不断增长的华人移民将占领整个太平洋海岸，挤走白人。我们很多人相信整个海岸只是还未变成中国殖民地而已。

尽管加州采取了诸多司法手段对抗“东方威胁”，针对华人移民的州法律却无法阻止华人从加州以外的港口涌入，州内反华集团开始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华人移民。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就是这一骚动的顶峰。

3．华人移民联合委员会

加州排华运动甚嚣尘上，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1876年7月，国会投票决定派出一个由三名众议员、三名参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前往西海岸搜集华人“问题”的相关信息。委员会听取了130人的证词，并于1877年公布了1200多页的长篇报告。绝大多数证词非常负面，喋喋不休的都是前文提到过的对华人移民的指控，但其中也有一些证词比较正面，在捍卫华人利益方面最突出的是六公司（六大会馆，Six Companies）的律师傅列秘（Frederick A. Bee, 1825-1892）。傅列秘因淘金热从纽约来到加州后，很快便投入矿业和修筑铁路中，在生意中，他接触到因诚实、勤奋而赢得他好感和尊敬的华人移民。联合委员会来旧金山调查时，没有本地律师愿意代表华人。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 1823-1877，共和党人，1867-1877年间担任参议员）找到傅列秘，后者同意出面代表华人。傅列秘对华人的百般维护让他树敌颇多，甚至招致生命危险，但如下所述，中国政府特别感激他的辛勤付出。

4．陈兰彬使团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正式设立，与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1853年进士）直接相关。1878年9月19日，陈兰彬进驻华盛顿特区。这不是他第一次来美。1872年，他负责中国留美幼童计划，带领120名中国学童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学习西方科技。1875年，陈兰彬和副委员容闳（1828-1912，海外更熟悉他姓名的广东话发音Yung Wing）被任命为驻美联合公使，但当时他们并未留驻华盛顿特区。直到三年后的1878年9月28日，陈兰彬、容闳在美国首都提呈国书，中国驻美公使馆才正式开放。

对于如何培育这批留学生，陈兰彬和容闳的态度时有冲突。陈兰彬主张研读儒家经典，而容闳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耶鲁大学，1854年）的第一个中国人，则主张广泛了解美国的思想和社会风俗。陈兰彬就这些分歧和其他事务回国请示上级，所以1878年返回华盛顿时就必须途经旧金山。他即将来访的消息，使旧金山华人非常激动，但同时引发了反华浪潮。1878年7月28日，《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以下简称为《纪事报》）报道陈兰彬来访：

蒙古阁下热烈欢迎中国使团首席外交官速写——Ming Cook领事谈华人移民问题

昨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皇宫酒店的旗杆上升起了象征着中华帝国的旗帜，飘拂的红色飘带意味着蓝龙守卫、朝廷的尊贵人物的入住。可见，延误已久的搭载中国使团的东京号汽轮已经到达，将它尊贵的货物安全运抵。该轮船于周四晚间抵港，昨天一大早宣布的抵达消息将几天来盘桓于华人街区的焦虑之情一扫而空。立即就开始了骚动和欢腾。中国旗在寺庙、餐馆、会馆总部和各店铺前乱舞着，令人目眩的红色、蓝色和杂色的龙旗在风中鼓动，昭示出这是一场癫狂、庞杂的嘉年华。他们耗费了大量的钱物、焚烧红色字纸，以感谢原始的神灵保佑使团平安。与此同时，批评否定指向了中国算卦者。在过去几天，受人尊敬的Li Bung预言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火轮、使团已经遇难，加重了人们的担忧。实际上，如果一些过分激动的异教徒开始喊着“找麻绳”的话，那就说明Bung可能要遭遇不幸了。当他们刚知道东京号喷着蒸汽驶入港湾时，华商、官员、政要们早已身着只有国家庆典时才穿的盛装，准备好迎接。大约四十辆马车才把他们送到太平洋邮政码头，皇宫酒店派出十八辆马车听候贵宾差遣。很多平民百姓则走路、坐车前去欢迎首次光临他们常驻地的帝国使团。轮船一到码头，中国人的接待委员会就登船慰问——前去欢迎这些尊贵外宾的唯一的本地代表则是海关官员和《纪事报》记者。使团集中在轮船主厅，很高兴结束了长途旅行，终于可以离船上岸了。在完成了一套非常正式的见面礼仪后，使团登陆，其中一些蒙古女士率先走上跳板，这是异教徒礼仪的一个优雅改变。陈兰彬阁下现身时，人群诚惶诚恐。他朝分派给他的马车走去，所经之处，商人们都对他行鞠躬礼。气氛被嘲弄的喧闹声和抱怨与呻吟声扰乱了，码头上一群年轻肇事者制造了喧嚣，但警方很快就制止了这一羞辱性的行为。阁下大人也许觉得示威是发自心底或发自喉音的对他的欢迎。使团约四十五人，还有六十匹马；陈兰彬独享一辆，以示尊贵。他身着绸缎，精美而不俗艳，头戴伞菌形草帽，帽顶的红纽代表他的官衔。欢迎队伍中很多商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也有官职在身，其头顶装饰的纽扣和羽毛，等级低于在场的那位大人物。车队经过布兰南街、第三街、蒙哥马利街，来到皇宫酒店，后面跟着一大群步行的中国人，特别引人注目。行李车殿后，看起来蔚为壮观，使团行李重约六十吨。酒店的二十间套房，位于二三层楼，主要面朝市场街，是专供使团使用的。

陈兰彬造访旧金山，对生活在金山的华人来说是个大事件。显然，他们中很多人希望华盛顿特区和本市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能够帮忙缓解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特别是当地华商，他们急于表现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可能既出于爱国情感，也可能是因为希望自己能从与华盛顿公使馆和旧金山领事馆的交往中获取好处。在旧金山华人心中，而且从这份英文报纸的报道看，商人的社会地位类似于中国的绅士，黄遵宪就常常把他们称为“绅商”（gentry merchants）。他们对陈兰彬的热烈欢迎，与本地白人政要的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政府在场的唯一代表是海关官员，他们“迎接”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中国人。比本地政要缺席更为严重的侮辱，则是那些肆意嘲笑陈兰彬及其随从的示威者。好在警方扫清了路障，中国外交官们安全坐上了等候他们的马车。

5．Sit Ming Cook在任期间

报道陈兰彬来访的那位《纪事报》记者，也获准采访新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Sit Ming Cook。记者首先问了一个关于在华盛顿开设中国公使馆的简单问题：

记者：阁下大人（即陈兰彬）担任何职？

Ming Cook：他是正公使。容闳是驻华盛顿副公使，阁下大人负责所有驻美国、古巴、秘鲁三国领事馆。

对中国公使馆这一非同寻常的新机构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记者立刻就切入大多数加州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记者：你在中国听说过我们国家反对无限制输入苦力这件事吗？

Ming Cook：是的，经常听说，但我们不相信政府会让我们的同胞受到任何严重虐待。美国国力和文明程度优于我们，我们期待贵国在履行条约义务时树立人道和正直的榜样。

关于加州排华运动，Sit Ming Cook肯定听说过不少，但他聪明地将问题推回给记者，他首先通过赞扬美国不仅军事、经济实力“优于”中国，其“文明”也更先进，也就是说，更自由、更有同情心来唤起记者的爱国心理。对于美国的这种看法，旧金山众多华人恐怕不会同意，Sit也一样，他明褒暗贬，批评美国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反华问题。记者可能没有听懂，也可能故意不加理会，他很想知道中国政府能否提出一个解决华人“问题”的简单方案。

记者：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限制国民移民出境？

Ming Cook：还没有官方态度。如果不是为了工作和待遇，我们的政府也不愿意自己的国民来这里。如果来的人多了，我们必须遣返他们。

记者：会不会废除《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

Ming Cook：我想不会。我们的政府一直恪守条约条款，以后也一样。在华美国人的权利也总是得到尊重。我国人民在这里受到虐待，美国政府应该负责。这里如果不是有工作，没人会来。

这里，记者希望在美国政府被迫采取行动之前中国政府能主动限制移民出境。如果在美华工受到虐待、如果找不到工作，中国政府愿意把他们遣返回国，记者大概很高兴听到这种说法。既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记者进而希望废除《蒲安臣条约》，但Sit并不这样认为，而是再次把问题推给记者，指出中国信守条约，美国政府却未能保护在美华人。

过去几年来，《蒲安臣条约》频繁见诸新闻，尤其是加州的出版物。该条约1868年7月28日在华盛顿签署，次年由北京批准。主持签约谈判的美国律师（后为国会议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 1861年6月14日被总统林肯（1809-1865，共和党人，1861-1865年间任总统）任命为驻华公使。中国人也非常信任蒲安臣，1867年11月16日委任他为全权使节，率领中国外交使团出访美国和欧洲各国。蒲安臣在美国发表演说，竭力主张中美友好，欢迎华人移民来美。他的这些观点如今在加州反华势力中很难受到欢迎。除促进中美友好外，《蒲安臣条约》还规定应该保护在本国居住的对方国家的公民。加州反对排华运动的人都明白这条规定与彼时充斥社会的禁止、限制华人移民的思想潮流相抵触。

听说中国政府无意废除《蒲安臣条约》，记者可能不太高兴，他迅速改变话题，开始问及使团和旧金山领事馆的人员构成：

记者：使团成员一般是何身份？

Ming Cook：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除阁下大人（陈兰彬）外，他们都没有爵位。

记者：驻本市领事馆人员配置如何？

Ming Cook：我有六个助手，包括一个秘书，几个办事员等。

记者：馆址选在哪里？

Ming Cook：现在还不知道。去华盛顿前，我会尽力找到合适的街区。如果找不到，那就回来再说。

这时，记者微微颔身双手合十告别了阁下大人，缓解了那些焦躁不安地等着大人训话的蒙古人的焦虑。

和大多数旧金山白人一样，这个记者反对在城中开设中国领事馆，听到新领馆有六名工作人员他可能也会很不高兴。这整篇报道以及报道的结尾，记者用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蒙古人”指代中国人，用“herd”（兽群、乌合之众）形容中国人多，用印度英语“salam”（双手合十）嘲笑向尊长鞠躬行礼的中国习俗，还笑话陈兰彬将示威者的嘲弄误认为表达敬意。虽然这篇报道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但他对反华集团的立场的认可是显而易见的。

6．他们为何而来？

很多市民对旧金山开设中国领事馆心存疑虑，这一点从《纪事报》第二天刊登的一篇文章可以明显看出：

瑞斯丽·苏厄德小姐在谈到苏厄德先生游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经历时说，他们行至汉口时，一些中国流氓朝这位恐华人士乘坐的轿子扔石头，一块石头擦破了他的头皮。周五早晨东京号抵达时那些码头上的旧金山流氓可收敛多了，他们不过是在中国公使坐上为他准备的马车时嘘了他而已。汉口流氓并未受到警方追究，我们的警察却在场立即制止了嘘声。希望这个故事足以取消今天亨普希尔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布道活动中对旧金山人举止失礼的批评，应该考虑到这些嘘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太多了，他们让我们的年轻人几乎无所事事（换句话说，他们失业，是因为竞争不过廉价华工）。

这个使团的到来相当出人意料、令人疑惑：他们为何而来？每个人都想问这个问题。若不是擅长外交辞令的CHIN MOOK接受《纪事报》采访，我们没法给出纸面上的答案。他说他们将取代六公司，开设领事馆，保护在古巴、秘鲁和美国的国民的权益，总部设在华盛顿。这些说法可能都是真的，但还是不能满意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们为何而来？《蒲安臣条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这期间，中华帝国政府从没想过在华盛顿派驻公使或是在旧金山派驻领事，虽然八年前两国间的贸易也像今天一样活跃；一直以来，中国人从条约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我们觉得大张旗鼓派出这个使团是六公司及其美国帮办一手推动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我国工人对输入更多苦力普遍高涨的反感情绪。船运公司的代理人和香港英国码头苦力贸易的英国代理人秘密参与其中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非洲奴隶贩卖生意火红的年代中，做什么也没有卖奴隶那样有利可图，所以今天如果手中有点小钱，最赚钱的行当莫过于贩卖亚洲苦力。涉事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否认苦力输入的性质，但众所周知，他们是利益相关方，他们的否认不足取信。公使或领事一定会产生诸多影响，特别是东部，那里的资本金需要廉价劳动力，他们既深恶痛绝各种奴隶制，又强烈希望把工人工资压低到奴工水平，并把他们隔绝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高墙外。中国的达官贵人和美国的粗鄙贵族短期内有望达成秘密谅解。据说银两（taels）和舍客勒（shekels，希伯来银币）有可能左右国会，但对此我们不太相信。中华帝国政府把所有余钱都用在向河南等受灾省份的饥民分发食物上了。为了更好理解这个使团的使命，我们还需要时间观察。他们肯定不会自动放弃从条约中获得的任何好处。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醒读者说，尽管根据《蒲安臣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应该受到保护，但在中国仍然发生多起针对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和发生在中国的事件相比，旧金山对中国使团到来的抗议是非暴力的，而且很快受到本地警方的控制。因此，那些批评反华运动的人，其中很多是神职人员，将反华势力视为违背了“博爱”这一基督教教义的种族主义者是不公正的。文章接着谈到中国政府在华盛顿设立公使馆、在旧金山设立领事馆的动机，结论是为了便于继续输入中国劳工，这门生意就像美国内战前贩卖黑人奴隶一样有利可图，美国资本家也可以把白人的工资压得和奴隶一样低。记者不相信公使馆贿赂美国国会的说法，但很多反华势力对此深信不疑。

旧金山媒体密切关注中国使团的活动，说“大批访客”前往他们下榻的皇宫酒店。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纪事报》上的一篇报道，调查了本地华人对陈兰彬一行来访的反应：

在本市设立中国领事馆，被蒙古居民视为能够极大保障他们在我国的财产和大幅度增长的特权和优势的转折性事件。中国商人和有识之士非常清楚领事的职能，但又都对Ming Cook大人的权力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厚望。《纪事报》记者就这个问题走访了这些外国人，了解了一些商界领袖的看法。如资深进口批发经销商Sing Mook就认为，在华盛顿设立使领馆能够及时保障华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美国政府的侵犯，并防止各地颁布、实施干涉华人风俗习惯或本地生活的法律法规。这类麻烦事很快就会成为外交磋商的主题，也会要求联邦政府恪守《蒲安臣条约》以充分保护华人不受地方日益增长的偏见的压迫、歧视。政府将要承担全部责任。对华人因非法行为遭受的各种损失，或无论在哪里受到的排挤，或被禁止从事他们想要从事的行业，政府都要承担责任。这些欺侮会引起Ming Cook的注意，并上报华盛顿公使馆。华人苦力阶层尤为乐于夸大Ming Cook的权力以及开设领事馆的好处。最期待的莫过于彻底改变这个城市对华人的管理制度了，他们希望不受本地法律法规的约束和惩罚。这些看法源于外国驻中国领事馆的制度和司法权限。在中国触犯法律的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不会受到中国法庭的审判和惩罚，而是移送本国驻中国领事，领事享有完整司法权，依照文明的法律模式加以处置。自然而然，中国人觉得这种互惠待遇受《蒲安臣条约》保护，他们希望Ming Cook行使劳德巴克法官和高级法院的权力，有权审理各类罪犯，甚至是杀人犯。从此摆脱本地政府对其国民的任何令他们不快的限制。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国人觉得Ming Cook领事将立即着手成立官署、开设华人监狱，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将他自己推上君王的位置。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将会减轻本地警察和律师的沉重负担，大大简化唐人街的司法体系。那些杀人动机出于私心而非为任何公理正义的民愤极大的杀人犯，只需要一次听证会和一把砍肉刀就可以轻松解决。抢劫犯和小偷立即归还赃物并被处罚以没收财产和强制奴役即可，仿佛Ming Cook以他的聪明才智和独断专权就足以裁决这些案件。总的说来，中国人都为即将到手的解脱感到高兴。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本地政府有可能继续维持目前对唐人街的保护模式，而且，为了保护本地民众的健康，市政府最后可能会明白要采取某些措施消除社会大公害的必要性。Ming Cook预计本月中旬从华盛顿返回后走马上任。领事馆共有六名工作人员，馆址位于市中心某处。

这篇报道显然是记者亲自采访众多本地华人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受访者是进口批发经销商Sing Mook，他希望华盛顿公使馆和旧金山领事馆能够保护本地华人免受州政府、市政府已经批准的排华法规的侵害。此外，就像中国人袭击外国人时中国政府被迫所做的那样，中国外交官也应该会迫使美国政府对华人受到暴行侵犯的损失作出赔偿。还有，很多旧金山华人认为这个城市应该成为上海那样的条约口岸，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只在外国政府控制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他们期望Sit Ming Cook在任内审判华人罪犯，设立关押华人罪犯的监狱，甚至用《纪事报》记者想象的那种“中国”法律处死重刑犯。

就算Sing Mook和其他旧金山华人真心相信这个城市在Sit Ming Cook的仁慈影响下能够变成条约口岸，这种希望也会很快破灭，因为Sit的任期尚未开始便结束了。10月17日，《纪事报》称傅列秘（如前所述，他是亲华派）、Sit Ming Cook作为中国驻旧金山新领事前往华盛顿接受中国公使馆的指示。11月15日，总统海斯（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共和党人，1877-1881年间任美国总统）正式任命傅列秘为领事，跟随陈兰彬来到旧金山的陈树棠（1828-1888）为总领事，Sit则降为副领事。Sit的迅速“降职”，不免让人怀疑陈兰彬在抵美之前原本就是打算让陈树棠担任领事一职的。1882年，黄遵宪接任时陈树棠卸任离职，而傅列秘则长期担任领事一职直到1892年去世，他为几任中国总领事工作过——他们的任期一般为三年。

7．傅列秘和爱尔兰人

傅列秘身在华盛顿，却在加州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说加州反对华人移民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纪事报》对这一“侮辱”作出了激烈回应：

律师为客户辩护理应受到事实的约束，这是一个微妙的法律伦理问题，一般说来也有较大的讨论余地。但傅列秘上校，本市华人会馆的有偿律师，越过了事实和得体的范围，他觉得自己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谈论旧金山市民对中国移民的态度的适合人选。他说只有社会最底层才反对中国移民，大错特错。说很大一部分加州人喜欢中国移民也不对。两者都是悍然歪曲不难想象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除少数资本家觉得奴工是压低白人工资的有效武器外，这个海岸的所有人，全都反对中国移民，认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邪恶存在。

傅列秘的言论尤其冒犯了加州爱尔兰人，因为他们怀疑他说的“社会最底层”指的就是爱尔兰人。大饥荒时，两百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其中很多人在加州沦为贫苦工人，有些人成为排华运动领袖。《纪事报》记述了本地爱尔兰人对傅列秘言论的愤怒：

昨天晚上爱尔兰人在联合大厅举行了愤怒的群众集会。足有2000人到场。丹尼尔·西恩宣布集会开始，他说：“同胞们，今晚我们聚集在这里抗议傅列秘对爱尔兰人的侮辱，他竟敢把我们比作臭名昭著的中国人。傅列秘如今人在华盛顿，希望他回来时，我们送他一件夹克，一半是黑色的、一半是白色的，这是对这个中国走狗和骗子的最好欢迎。（欢呼声）他说的话，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诽谤，也是对美国其他种族的侮辱。”

集会场面一度失控，因为有人想取代西恩的主持地位。警察恢复秩序后，西恩请约瑟夫·坎贝尔发言：

先生们，今晚你们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一致同声谴责本市的亚洲部落走狗在华盛顿所说的那些狠毒恶劣的诽谤。我不想重复那些诽谤。你们都知道，你们都读过，你们的谴责和我的一样严厉。你们都反对他说爱尔兰人不比中国人更好。哦，上帝！那些为了美国的自由而战死沙场的人却受到一个美国人的诽谤，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情感上却是亚洲人。

集会结束时，愤怒的爱尔兰人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认为，这个恶意中伤的低等生物，公然违背明确无误的公众情感，声称只有我们爱尔兰裔美国人才反对中国人，这个人是我们加州智慧的诽谤者、真相的扭曲者、自由的诋毁者、共和体制潜在的破坏者。

傅列秘的生命显然受到威胁，他返回旧金山就任新职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将傅列秘视为“邪恶的”中国人的卑鄙代理：

诋毁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傅“上校”，北美蒙古人权利的坚定捍卫者，多年来都是加州普莱斯维尔（Placerville）的居民。笔者至今记得，1862年和1863年（内战期间），他出名主要是因为他那狂热的联邦主义，还有他不辞辛劳筹钱购买火药庆祝北军胜利。实际上，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投入和热情，就像他目前为被凌辱的异教徒所作的牺牲一样，都受到相当刻薄的批评，他的动机有时也受到敌人的责难。的确，他甚至听到忠诚的普莱斯维尔人都经常暗示他在火药买卖上没做过亏本买卖。最值得称道的行为总会招来最严厉的批评。

很多加州反华人士认为傅列秘为中国人辩护是出于物质动机，但从他的遗嘱来看，这个中国驻旧金山领事身后只有42000美元的财产，可见事实不是那些批评他的人所暗示的那样，这篇文章将傅列秘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更接近真相。看起来，只有中国政府才欣赏傅列秘的所作所为，美国国务院颁发领事证书承认他的职务时，《纪事报》也说“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任命一个外国人担任领事”。

12月4日，傅列秘回到旧金山，回城不久就在晚间接受了《纪事报》记者的采访。记者问起那些所谓的反爱尔兰言论，傅列秘回答说：

“从这里传出来的电报，”领事回答说，“大错特错，对我也很不公平。我从没说过美联社报道的那些话。华盛顿《邮报》派记者采访我，他们后来才告诉我说那个人是新手，国会会议期间雇他做外勤工作。他采访了我，我对他说的话见报后前言不搭后语，歪曲得不成样子，读得我仰身放声大笑。这已经够糟糕了，而美联社又从那篇采访里摘出两三处揉在一起，然后把不实之词电告全国，我很生气，打算去纽约投诉他们……（原文模糊不清）。他回复说他会调查这件事，这是我最后听到的说法。”

当记者问到“你对记者说了什么”，傅列秘给出了自己的版本：

我说旧金山排华的全部纷扰都是由一部分人引发的，排华这件事，如果让财产超过200美元以上的人投票，都会说应该解决的是那部分人，而不是中国人。认为我的意思是机械师和其他（工人）等才是真正靠劳动为生的，真是荒唐。我的意思很清楚，每个公平正直的人都能明白，而且从常识判断，也知道我说的那部分人指的是那些在街头打骂中国人的流氓，你、我，还有每个正派的公民一年来都抨击过他们。我还说，这部分人中有85%是由最底层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我指的是人口中的流氓比例而不是其他，你也可以看出我是如何被人误解的了。

不知道旧金山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这一“澄清”是否觉得满意，但记者肯定很同情傅列秘。他很快转换话题，问了每个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作为领事，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目前我还没准备好谈论这个问题。几天内我们会进入领事馆开展工作，但当然了，所有的法律问题都由华盛顿公使馆处理。是的，总领事（陈树棠）和我一起去的。他管理的范围遍及全国，时机一到，他就会在需要的领域任命其他领事，或是商业代理。我的职权也不限于本市。我负责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到下加州的整个太平洋海岸。我不知道我们将来有何计划，所以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有一套很详尽的指令，是翻译过的副本，但还没来得及阅读，完全不知道内容。没有，旅途中我没有受到任何侮辱，特别是回到这里时也没有。晚安。”

傅列秘显然不想多谈新领馆的计划，因为他不愿意向反华势力透露日后的活动。从华盛顿到旧金山的长途火车之旅也足以让他读完那“一套很详尽的指令”。相当让人惊讶的是，并没有愤怒的爱尔兰人守在火车站等他，但无论如何，他应当格外小心。

8．领事馆的开放

本地媒体继续以煽动恐华的报道和社论为主，其中一些言论的散布者明显是在混淆视听（他们应该更了解真相）。例如，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正式开放前的12月7日，《纪事报》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是对前美国驻上海领事马辉（Robert C. Murphy, 1827-1888, 1853-1857年间任驻上海领事）的采访。马辉说：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为其民众指明一条平等进步的道路，再加上军事战线上的辉煌成就，要不了多少年，他们就能对亚洲，包括（英属）印度发号施令了。

中国有5亿人口，如果她“有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势必很难遏制其力量”。加州华人在与贫穷爱尔兰移民竞争工作机会时正在占据优势，不久他们就可能主宰亚洲，甚至威胁美国。

1887年12月12日，人们悬望已久的中国领事馆正式开放。

中国皇帝陛下的中国领事馆于昨日开放

中华帝国皇帝陛下的领事馆于昨日开始办公。办公处所是位于克莱街915号和917号的联排砖房，过去是巴伦地产的财产。中国政府买下后加盖了一层楼，还在隔墙上开了几扇门，把两栋房子连在一起。一共有二十六个房间。楼下靠前的房间，分别是总领事陈树棠、领事傅列秘、副领事Sit Ming Cook和译员的房间，还有几间接待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客房。房间全都装饰精美，设施齐全。《纪事报》记者采访傅上校时获知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既与现状有关，也与中国政府在本市设立领事馆的最终目的有关。他们打算在这里开办外交学校，目前已有五个年轻人，都是中国士绅的儿子，他们来这里学习美国风俗习惯，以便日后成为外交官。眼下他们是公使馆的秘书。陈树棠，皇帝陛下的总领事，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上海著名商人，也是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经理。他被皇帝选中出任驻本市总领事一职，因为他熟谙商务，有能力处理华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诸多敏感问题。张贴在领事馆门前的告示是中国皇帝对其本海岸臣民的谕旨。这也是那些被宣谕对象昨天高度关心的一个话题。该谕旨告诫天朝子民严格遵守移居国法律，不管这些法律显得对他们如何严苛，他们都应该明白，不是服从管理的人，而是那些制定不公正法律的人，日后一定会付出代价。这份告示是用官话写的，和广东话很不一样，暂时还没有准确翻译，但昨天看到这份告示的中国人似乎都能明白其主要内容。

遗憾的是，领事馆旧址毁于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但即使文章中这段简单的描述，也可以使人知道中国政府愿意花钱为自己的外交人员提供舒适的居住条件和办公场所。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原本希望这家领事馆能够成为培养外交官的学校。不知道首批这五个学生后来情况如何，可惜这篇报道没有列出他们的姓名。

从领事馆门前张贴的皇帝谕旨可以看出开设领事馆对于中国政府的重要性。但记者不明白普通中国百姓读谕旨时遇到的困难，不是因为它是用与他们大多数说的广东话不同的官话写的，而是因为它是文言文。文言文在旧金山比过去想象的要更普及，中文报纸用的是文言文，很多人对写古体诗兴趣浓厚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绝大多数华工可能是文盲，或是只认得几个字，大多数时候官方公文所用的这种既精练又博奥的语言，他们几乎不可能读懂。不过，谕旨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无论排华的法律法规看起来多么严苛、不合理，旧金山华人都应该遵守美国法律。读完这段谕旨，很多希望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职能能像中国口岸那些不平等条约下的管理机构一样的华人一定非常失望，但谕旨也告诉他们，他们（以及中国政府）占据了道德优势，因为有一天那些不公正法律的制定者要对此负责。

9．陈树棠的早年经历

这篇报道最让人兴奋的信息大概是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的前任陈树棠的简介。是时候把这条材料和陈树棠的其他相关资料整合在一起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陈树棠的研究不多，中国刊登的两条他的生平材料称他离开美国后代表中国政府首次与朝鲜签署了正式贸易协定。研究陈树棠使朝经历的学者知道他曾在美国任职，但对他的这段经历不甚了了，也不清楚他的原籍。我们对陈树棠的早年经历知之甚少，一个主要原因是笔者发现的唯一一条传记材料见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地方志的一个稀见版本，他的名字被写成了“陈召棠”：

陈召棠，茶园人，号茇南，以奏派创办七省轮船招商局，劳积加分省缺、即补道、驻美总领官，钦命出使朝鲜国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可以说，这条材料提供的信息相当单薄，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他是哪里人，以及陈召棠、陈树棠是同一个人。“树棠”也许是另一个字号，也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改了名，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并不罕见。

中国常规史料缺少陈树棠的相关资料，一种解释是他显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是包括黄遵宪在内的大多数外交官职业生涯的起点。从《纪事报》的这篇报道可知，陈树棠活跃于商界，在上海经管轮船招商局二十多年。对外交官来说，这个背景不常见，但《纪事报》告诉我们说，陈树棠获任总领事一职，正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一个商业经验丰富、有能力斡旋旧金山各方事态的人。大多数加州人不喜欢华人移民，但他们很乐意从对华贸易中发家致富。对华贸易，对于加州经济而言不仅已经相当广泛，而且至关重要。中国也能从中获利，所以政府起用陈树棠这样背景的人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在上海这个西方“飞地”的丰富经验，也意味着比起那些主攻儒家经典的科举出身的人来，他与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更有胜算。

10．陈树棠魅力攻势的开始

12月20日，州长威廉·厄文（William Irwin, 1827-1886，民主党人，1875-1880年间任加州州长）得知总统海斯承认陈树棠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傅列秘为领事。第二天，《纪事报》称总领事陈树棠（原文拼作Chun Shu Sang!）、领事傅列秘、副领事Sit Ming Cook“于本周二正式知会州长厄文他们已于本月12日开始履行职责”，这条消息是以中英两种语言同时刊发的。

陈树棠似乎深受众多旧金山本地白人的喜爱。《纪事报》记者形容他说：

（总）领事身材富态，体重205磅，在中国是三品官，48岁，胃口好，懂常识，有幽默感。他非常富有，财产和银行账户共计100万美元。他还持有上海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股份，该公司名下有船舶三十二艘。

这个中国人，不像大多数加州人熟悉的那种苦工，他天生是好胃口的美食家，有幽默感，很有钱，还喜欢现代科技。

陈树棠显然知道自己所经营的形象很受上海的西方人欢迎，他很快也在旧金山白人精英中展开魅力攻势以获得支持，旧金山媒体留下了不少关于他上任初期活动的记录。船业背景使他对这个城市的海运业务充满了兴趣，他最早的公开活动之一便是参观瓦莱约（Vallejo）附近的马尔岛海军造船厂，这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海军基地，造船业务始于1854年。陈树棠受到礼炮和海军仪仗队的欢迎。看到雷明顿来复枪时，陈树棠和Sit Ming Cook都说：“我们也在中国制造它们。”看到据说是中国造的回转炮（因为上面有很多汉字）时，他们说其实是朝鲜造的！现代造船设施给陈树棠、Sit Ming Cook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与中国新领馆有关的最受欢迎的活动，是总领事陈树棠举办的中国新年派对：

这一天，《纪事报》记者走访了中国领事馆。在沙地吸收了不少对细吊眼的东方人的蔑视后，他不禁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并未拿着双管猎枪守在窗口准备抵御进攻，相反的是，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旧金山白人名流的致意，来宾名单简直能让丹尼斯·科尔尼大吃一惊。记者首先见到的是傅列秘上校。上校谈话的内容是说中美关系被美国媒体恶意歪曲了。韦伯斯特字典曾告诉过他外国人入侵的定义，但华人移民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达到过入侵这个定义的要求。过去十年来，在美华人人数明显减少，而且持续走低。整个太平洋岸华人总共不到60000人，北美不到95000人，比十年前减少了10%。去中国的美国人，比来美国的中国人还要多，说到入侵，是美国人入侵中国才对。上校严厉批评警方以涉嫌违背“立方空间法”为由拘捕华人，他奇怪执法人员为什么不带着斧头、警棍搜查皇宫酒店和鲍德温酒店是否滥用了空间。

记者随后被领进了总领事和副领事的房间。总领事陈树棠体态肥胖，留着胡须，皮肤橄榄色，年龄大概在45-50岁之间。他的英语相当好，外交才能则表现为不就任何重要事情发表实质性意见，除了预测一下骤雨天气。副领事Sit Ming Cook，哈佛毕业生，比发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绅士们更了解这种语言。中国领事馆最难能可贵的是，那里没有人请来宾喝点什么。如果多灌了几杯的粗俗白人去了那里，只要待得足够久，他一定会清醒得无法忍受。他们也不请人吃东西。

虽然记者抱怨酒食供应不足，还是有很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旧金山精英人士显然也更愿意听傅列秘、陈树棠讲述旧金山华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不是丹尼斯·科尔尼这样的煽动家在沙地的胡言乱语。

第二天，另一位《纪事报》记者刊登了另一篇关于领事馆招待会的报道，提供了与会嘉宾的详细名单，其中有很多富人、美国军官、英德等部分国家驻旧金山领事。和前一篇报道不同，这篇报道称招待会供应了酒水，每位嘉宾“都用香槟祝酒干杯，真诚祝愿中国人佳节快乐”。特别引人瞩目的是那些新教神职人员，其中的托马斯·加德（Thomas Guard）牧师还作了关于欧洲文明真谛的讲演。加德希望中国人学习现代欧洲，能皈依基督教最好，但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文明，甚至还说孔子本人也受过基督教上帝的启发。陈树棠不同意这些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肯定很高兴听到这位善良的牧师严厉批评沙地那些人“大多出生于国外，接受的是外国文化，不是美国出生的，不接受新教文化和信仰”。

加德牧师对旧金山天主教徒的含蓄批评可能不会让旧金山爱尔兰人高兴，但陈树棠显然很高兴，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说：

我代表本领馆成员感谢你，谢谢你的友善言辞和光临到场。恐怕让我们的领事傅列秘上校代替我来致感谢词可能会更好。我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字眼以表达对你美好致辞的感激之情。先生们，我敢说，今天到场展现你们深情厚谊的，不仅有神职人员，还有极受人尊敬、富有影响力的公民。虽然来到本市的时间尚短，但已使我们体会到了不同群体的情感也相当不同。我要高兴地说，很幸运美国上层人士总是与我们同在。这让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感情。再次感谢你的友好祝辞。

显然，陈树棠很高兴看到加德牧师试图找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新教）的共同点。尽管无意于皈依加德信奉的宗教，他也意识到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旧金山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日后抵制排华运动的得力的盟友。实际上，陈树棠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建立和强化这种同盟关系。

前进道路上总会有障碍，几天后，反华势力就迫不及待挑明了这一点，一些文章开始谈论中国轮船招商局可能与美国公司形成竞争：

东岸船主越来越担心中国在航海和船运方面的进展。纽约来电称英美的船长和商人都在议论中国自运营的轮船从中国开往英美的可能性，还有观点直接指出，如果海运货物不断增加，将让船主获利丰厚，所以我们应把中国人视为运输业，尤其是太平洋海域的竞争对手。

这些看法不是空穴来风。驻本市的中国总领事，据说才智过人，商业经验丰富，曾是上海某大型轮船公司的执行经理，该公司的前身是美国旗昌公司（RUSSELL & Co.）。他被任命为总领事，是因为他精通商业和海上业务。可以肯定的是，派驻旧金山期间，他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增加自己的相关知识。

几天前，有人暗示总领事说他的人民很快就会拥有本市和中国之间的航线，他微笑着回答说：“哦，等航线能赚钱再说。”这个答复，像这位官员刚才就这个话题所作的长篇大论一样意味深长。

中国的“朋友们”总是敦促中国人学习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但很多西方人又担心日后中国在经济、军事领域与自己形成竞争，这种顾虑使得美国富人和那些陈树棠所关注的本地华人结盟的困难超过了陈树棠的预测，特别是人们还担心陈树棠积累的“知识”会促进中国接管泛太平洋航运。

11．《十五乘客法案》

显然，很难找到有利于在美华人的任何解决方案，因为1879年1月29日众议院以四分之三的多数优势通过了所谓《十五乘客法案》（Fifteen Passenger Bill），规定任何船只每次运到美国的华人人数不得超过十五人。《纪事报》和其他反华报纸对这个结果欢欣鼓舞，因为“它是联邦立法机构辩论通过的第一条限制华人移民的措施”。七十二张反对票，只有一票是共和党人投的。唯一一位站出来发表演说反对该法案的是马丁·汤森德（Martin I. Townsend, 1810-1903），纽约共和党众议员（1875-1879）。该法案是由内华达州的托马斯·雷恩（Thomas Wren, 1826-1904，共和党人，1877-1879年间任众议员）提议的，后来负责的是肯塔基州的阿尔伯特·威利斯（Albert S. Willis, 1843-1897，民主党人，1877-1887年间任众议员）。威利斯的发言或许代表了投票赞成该法案的大多数人的看法：

过去，国会曾经两次被要求做出如何应对其他种族的决定。第一次是红种人。花费数百万，牺牲数千人，试图使印第安人臣服或者同意成为公民。至今他们也还是早期殖民时期那个心怀不满的外族野蛮人。第二次我们面对的是黑人。难道要我回顾整个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仇恨、局部冲突和政治宗教纷争吗？政治天才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只能以武力仲裁收场（即美国内战）。如今，这些灾难尚未彻底结束，我们又卷入了另一场甚至更为棘手的考验，这次是与黄种人打交道。如果说面对非洲人、印第安人时我们失败了，就算成功也很可疑，那么，面对蒙古人我们又能期待什么呢？他们既不像非洲人那样温顺谦卑，也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对自己的低劣文明有自知之明。如今，摆在议会面前的这个法案，终结了外族人带来的第三次考验。

两个问题在这个法案的通过中还被涉及到：我们是否有颁布这条法律的权利？如果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又该如何行使权利？关于第一个问题，刚才宣读的报告决议已经给予了答案。根据宪法，法律比条约更神圣、更有约束力。因此，如果国会通过该法案，与其条款相冲突的《蒲安臣条约》就会失效。既然承认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更切实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我提请议会注意的第一个事实是，不管中国人走到哪里，对他们的谴责都是众口一词的。如今，委员会有四个州议会的联合决议，有几天前毫无异议通过的加州制宪会议备忘录，还有无数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劳工会议的活动，以及十多万普通公民的请愿，都从不同立场陈述了中国移民的弊害，敦促国会有必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纾解。如果真的如纽约绅士（汤森德先生）声称的那样，华人是有用的公民和有价值的社会成员，那么，为什么众口同声，一致同意摆脱他们呢？因为这是众多不同社会团体的自由的、公正的看法，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阶层的共识，无疑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尤其是，刚才发布演说的先生，有中国人落脚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更应予以重视。诚如我尊敬的加州朋友（戴维斯先生）所言，爪哇、暹罗、新加坡、菲律宾群岛和澳大利亚殖民地早就出现过我们今天在太平洋沿岸所见的同样的反对声浪，早就意识到同样的后果了。

威利斯将加州华人移民比作“野蛮的”美国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他们不久前才在这个国家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还暗示说华人很有可能成为战争导火索，就像美国白人与美国原住民发生冲突、北方反对南方奴隶制引爆美国内战一样。每个国家都不欢迎中国人，频发的南亚和澳大利亚反华暴力事件便可作为见证。面对威利斯及其支持者，即使是体态肥胖、讲究吃喝享受的陈树棠的巨大魅力也不起作用，显然需要新策略。威利斯似乎毫不担心新法案与《蒲安臣条约》冲突，但这个问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可以说，公众对于这个法案的态度存在严重分歧，《纪事报》挖苦说“中国领事馆与沙地看法一致”，“科尔尼和傅列秘领事意见相同”。科尔尼接受《纪事报》采访说：

首先，这个法案没有政治家风度。虽然其目的是想真正解决华人问题，但完全达不到预期效果。就算议员们是为了良好的目的，而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在这件事上他们所做的也不该得到任何表扬。不过是他们的职责而已。事情很简单，人民公仆不尽责，就不该得到表扬，这次他们做的只是个例外。会见海斯总统时，我说我们要我们的权利——不是请他或者请其他任何人帮个忙，如果我们的权利没有保障，我们就要自己争取。问题是，如今到处都是贪污腐败，世风日下，国家公仆履行了一下职责，全国人民就都站出来感谢他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表扬的。现在我也不觉得众议院在通过这个法案时履行了职责。这只是为了下届选举争取加州选票的政治伎俩而已。当然，它达不到预期目的，本州工党打算投票给第三个总统。

科尔尼希望借助排华运动入主白宫，况且就算部分赞同新法案，他也不能明说。

《纪事报》记者就新法案采访科尔尼的主要对手傅列秘领事，他回答说：

迄今为止，我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如果这个法案能够成为法律，对今天已经身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再好不过。大家就更能体会到他们存在的好处和必要性了。切断供应，需求增加。

当记者问及新措施对重要的美中贸易的影响时，他回答说：

中止一方，另一方也会受到致命打击。不过，现在讨论《十五乘客法案》通过后带来的问题毫无意义。它没有道理。按照它的条款，少数政治野心家轻易就抹去了杰斐逊、卡尔霍恩和亚当斯兄弟时期取得的国际法成就。

简言之，新法案对于目前身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其实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不补充新华工，对其劳动和技术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新法案还会危及美中关系和两国贸易，也迫使美国违背了根据《蒲安臣条约》所应的国际义务。

尽管这是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理解，但反华集团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禁止华人移民的唯一障碍就是《蒲安臣条约》本身。所以毫不意外，对这个条约的攻击很快就开始了。《纪事报》有文章称“中国炮制这个条约只有一个目的，即促进和保护华人移民加州，在这个海岸建立中国殖民地”，还记述条约签订经过如下：

《里德条约》签订后不久，对中国的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以占领北京而结束，烧毁圆明园，英法获得更多新权利，包括公使进驻北京。这些权利也扩大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1862年，蒲安臣先生作为美国公使抵达北京，很快就成为中国首相（按：指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的心腹顾问。他们共同操纵蒲安臣使团，表面上是为了让中国摆脱古老的孤立制度、成为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其真实目的则是为中国在加州、澳大利亚、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和法属交趾支那（越南）开辟殖民地敞开大门，确保他们的殖民者得到缔约国的保护，为日后侵占这些国家领土获得稳固的立足点。

蒲安臣在美国开始修约谈判，他凭借个人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成功蒙蔽约翰逊政府和美国人民同意并批准了续增的八项条款，这些条款全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违背美国的利益。（随后摘录了条约前六条）

这就是包括了补充条约在内的、大肆吹嘘的《蒲安臣条约》的全部内容。为了这次谈判，中国派出了声势浩大的使团，花费了成千上万。根据该条约第三、五、六条，中国获得了输出群氓占领美国并派驻领事保护他们的权利。除去这三条，再没有别的了……使团和条约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中国利益出发谈妥第三、五、六条。

美国从这个条约中得到什么了呢？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少数公民，总共不到300人，暂时居留中国，还只能待在某个通商口岸。（随后描述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外旅行所受的限制）

这就是《蒲安臣条约》下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待遇——这个条约包藏叛国祸心，以欺骗的方式谈成，并被偏执无知、自私贪婪所维护。

这篇文章是当时众多排华言论偏执妄想、肆意歪曲事实的典型代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蒲安臣想过让华人“入侵”或是在美国建立殖民地的问题，中国当时正疲于应付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而且，从理论上说，1893年以前，中国人移民出境其实是非法的；在签订《蒲安臣条约》的1860年代，中国政府对移民出境方面的问题考虑得不多。直到加州等地华人开始抱怨遭受当地人施以的不公正待遇时，中国才开始考虑在美国开设使领馆。也就是说，从1868年美国批准《蒲安臣条约》到中国在旧金山开设领事馆，中间拖了十年时间。如果恭亲王真想入侵美国，为什么中国政府在美国批准条约一年后才批准该条约，然后又过了九年才向美国领土派驻中国“代表”呢？就算对于编造这个故事的记者，这些胡乱捏造的不实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国会两院通过了《十五乘客法案》，为了向海斯总统施加压力，旧金山举行了大型排华示威游行，向总统显示出加州民众需要他尽快签署协议的迫切：

昨天下午两点开始的民众集会，以普拉特大厅为中心会场，目的是表达民情民意，促使总统签署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这是迄今为止本市最让人印象深刻、最激动人心，同时又是最和谐的一次示威活动。众多批发商和不少零售商放假半天以便于参加者出席活动。早在集会开始前一小时，人群就涌向松树街和灌木街之间的蒙哥马利街，人们密集到如果一个人想要缓解一下拥挤的不适，就会让他周围一百码内的人潮像风吹过禾谷一样伏倒。民众来自四面八方，身份各异，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结成一体，良好的幽默感鼓舞着精神。为防止示威活动脱离无党派集会的预订计划，出动了大量警力，但街上秩序井然，无需暴力维持。

显然，警方担心示威游行衍变为打砸商铺、袭击华人的沙地暴乱，所以尽管集会号称无党派，加州工党却不在邀请名单上，工党主席丹尼斯·科尔尼也明显的缺席。当地政府不希望海斯总统看到太多加州排华运动的真面目。

所谓无党派的一面，也被加州副州长詹姆斯·约翰逊（James A. Johnson, 1829-1896，民主党人，1875-1880年间任副州长）的到场戳穿了。他说：

他想做的不只是参加集会，还要通过参加集会表明，作为加州一员，他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对请求总统签署法案投赞成票。这个法案关乎加州命运。自本州成为联邦一员以来，还没有其他哪个问题像这次等待总统签署法案更令加州居民焦虑的事情了。群情激愤至极——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不仅劳工阶级的福利取决于此，整个社会都与之有关。尽一切努力敦促总统签署该法案后，所有离开这个大厅的人都应决心让这祭坛之火燃烧不熄，以示对该法案、对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的赞同。让我们喊出“中国人必须离开”的口号，并一直喊下去。

马库斯·博鲁克（Marcus D. Boruck, ?-1895），旧金山著名编辑、政治家，呼吁集会采纳旧金山商会决议，声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在2月24号周一召开的旧金山商会会议上，市长和各级主管决定召集旧金山民众集会，以表达对限制华人移民法案的态度，继而，响应这一号召的群众集会如期举行，因此，我们赞同商会采取如下行动：

我们充分理解国会通过的限制华人移民法案的范围、对象和目的……。该法案已提交总统签署，为了美国本土的利益、美国劳工、美国商人、美国家庭慈善事业，美国所保护的太平洋沿岸最有价值的社会价值，并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及时明智地捍卫现代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美国的土地上免受人数众多、不可救药的古老的、野蛮族群的侵袭，我们热忱、冷静、慎重地建议批准该法案。我们的用语是简洁的。我们尽量用一句话概括，当我们说“为了美国劳工的利益而批准法案”，我们指的是避免这个阶级坠入贫穷匮乏；当我们说美国和平，我们指的是避免不可能同化、不存在社会共情的种族偏见带来的灾难和种族战争。在这个问题上，西部的态度是强硬的，应被东部视为定论。我们在现场，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会议决定。恳请州长将这份序言和决议电告合众国总统。

大规模游行集会后，报纸记者涌向中国领事馆，至少有一名记者询问傅列秘领事对事态的看法：

《纪事报》记者昨天走访了傅上校，想听听这位绅士对于排华示威游行有何看法。记者解释此行的目的时，傅上校从他的眼镜片后面看过来，对这个沉重的笑话报以发自内心的大笑。“哈，哈，”他笑道，“什么，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绝对没有。我今天忙得顾不上关心这件事。我没有时间和中国商人在一起，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我的确认为普拉特大厅的委员会没有对科尔尼投桃报李，否则他们就让他当集会主席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他们绝不会有勇气搞这个集会，绝对不会。现在，我觉得整件事非常滑稽，认为很可笑。但我对此事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哈，哈！”傅上校坐进椅子里，嘲笑局面的滑稽。

显然，商会决议及其陈腐的排华指控，并没有给傅上校留下深刻印象。让他觉得可笑的是，活动组织者一方面千方百计撇清与科尔尼那些煽动性言辞的关系，另一方面采纳了几乎和他一模一样的决议。这种做法不过是为了缓解海斯总统的疑虑、蒙蔽反对排华法案的东部自由派人士而已，虽然不值得评论，但的确非常可笑。

尽管加州施加各种压力，亲华集团，其中可能包括被陈树棠魅力所打动的旧金山权贵，却也自有门路。3月1日海斯总统否决了《十五乘客法案》，众议院当天没有获得足够票数推翻总统决议，该法案被彻底抹去。在否决咨文中，海斯认为该法案与《蒲安臣条约》冲突，但也留下了美国借助重修条约通过类似法案的可能性。毕竟，加州选举人票足以影响下一届总统选举。

12．加州宪法，麻风病人，更多华人来到加州

那些反对华人移民的人，从国家层面来说暂时无计可施。尽管旧金山媒体继续刊登无数排华文章，重点却转向了即将举行的新加州宪法投票。反华集团支持新宪法，因为其中有禁止企业雇用华工等排华条款。虽然加州华人不能投票，但六公司可能也得到了领事馆的支持，开始为反对新宪法筹集宣传资金。这一举措，被反华集团视为另一个“蒙古人的阴谋”：

据本县（圣何塞［San Jose]）雇佣华工的某位绅士的可靠消息，为了反对新宪法，他农场中的每个华人雇工都摊派了2美元。这是反对派施展的最低劣的伎俩之一。想想看，加州15万华人苦工每人出资2美元以反对新宪法！筹集30万美元资金购买选票以反对新宪法，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事实，我们不怕旧金山六公司否定。有鉴于此，到了人们要求新宪法的时候了；如果华人会馆、基顺和傅上校执意要向他们的苦工每人摊派2美元以挑战民意的话，最诚实的加州公民们就应该在投票箱上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我们不太清楚六公司的集资行动有何效果，但5月7日新宪法的确只以微弱优势通过。

鉴于《十五乘客法案》不过是一纸空文，海斯总统似乎也不急于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反华媒体开始注意其他问题，其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旧金山出现了中国麻风病人。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麻风病是一种特别可怕的折磨，很多人是读《圣经》长大的，其中不少故事都说感染这种疾病是对邪恶的罪人的罪孽之惩罚。此外，人们也不太同情麻风病人，病人不仅耗费公帑，还有可能感染别人。中国领事馆的做法是把感染麻风病的华人遣送回国。6月2日，傅上校称自己刚刚送走了十七人，这十七个病人是“城里所能发现的全部”，他为他们提供了“服装等等，好在返程途中舒适一些”。但媒体并不满意：

日前，一艘轮船把十七名中国麻风病人遣送回国，这是加州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刻。一直以来的习惯做法是，华国（中国）想要摆脱的任何贱民都会被直接派送到这个宜人的海岸来，直到动不了的时候才准他们的骨头回去。看来，计划发生了改变。正在腐烂的晚期麻风病人再也不允许在旧金山拥挤的人流中推来挤去，也不允许乘坐我们的轮船和街车回家。他们得回到中国去。一般说来，他们一贫如洗，否则诉诸本地司法权毫无疑问是合乎程序的。经查证，太平洋岸的最高法律，从理论上说即《蒲安臣条约》，声称中国人和其他最惠国国民一样在这里享有权利；这一条款无疑包括麻风病人和其他渣滓，而把这些不受欢迎的人货送回原籍也就大大破坏了美国的理想。

这篇文章的作者诱使读者将身体健康的华人移民等同于麻风病人，并抨击《蒲安臣条约》，视之为《十五乘客法案》的主要绊脚石。

当地媒体还关注华人继续涌入加州，特别是6月下旬将有1000多名华人乘坐东京号轮船抵达。傅上校将这一波移民潮解释为反应过度，称这批美国华人之所以急于返回美国，是担心即将通过《十五乘客法案》。他还对媒体说，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独立王国对华工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反华媒体不想听傅列秘的“塞壬的歌声”：

傅副领事（原文如此）称日前涌入本市的大多数华人只是在前往火奴鲁鲁途中暂时路过而已。如果这是真的，倒是一个好消息。不幸的是，有很多理由让人相信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他们喜欢我们的海岸，喜欢我们的气候，喜欢我们的猪肉，喜欢我们的钱。开往萨克拉门托河谷的每列火车的车厢里装的都是新来的天朝人，本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报告。把一千个中国人分散在加州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很多地方不少白人男女被挤了出来，新来的苦力被塞了进去。他们被“安置”，开始努力偿还悬在他们头顶的买船票借的钱，有时还要为他们同族那些更贪婪的劳工腾地方。这些事情进行的同时，傅领事选择的好策略是宣称华人问题将通过这些外族人会自愿前往三明治群岛（夏威夷）而很快得到解决。九月选举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公众情绪越是密切关注，人民的声音就越有可能被清楚听到。我们向傅领事摆出这个事实，认为也许是在未来几个月阻缓东方人入侵的方法。州政府只有把权利移交给新宪党，拯救加州才会有更加积极有效的办法。

13．生日，新年庆典

陈树棠的魅力攻势对总统否决《十五乘客法案》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无论如何，陈树棠不觉得有调整策略的需要，特别是他还指望通过自己的生日庆典影响州选举。结果，这成为旧金山很长时间以来最盛大的宴会之一。

中国宴会庆祝总领事生日

每十年庆寿，是中国达官贵人的习俗。皇家中国戏院在周二和周三晚上，举办了本国华人社交圈中最大的一场活动，是一场庆祝中国总领事陈树棠五十一岁生日的规模盛大的宴会。总领事生日是上周日，按照他们的习俗，当时所有前去致意的人都受邀出席周二的庆典。除300名华商及其家人外，出席宴会的还有美国海军准将科尔霍恩（Colhoun）及其家人、前人口普查专员约瑟夫·肯尼迪及其家人、哈斯丁法学院波默罗伊教授及其家人、中国领事傅列秘上校及其家人、内政部弗伦奇先生及其家人、默特先生及其家人。剧院前排座位和包厢都铺上了平坦的地板，装饰精美的黑胡桃餐桌，还有包裹着昂贵、精美的丝绸的雅致的雕花黑胡桃木椅子和同样材料的高凳。包厢供女士专用，前面悬挂的薄纱把她们遮住了大半。舞台左上方挂着十四幅大型卷轴，宽十四英寸，高约八英尺，上面用汉字写满了领事的事迹和德行，其中提到他个人认捐6万多美元赈济近日中国的饥民。这些卷轴是领事在故土的敬仰者赠送的。剧场上空还四处张挂了很多绣有精美图文的丝质横幅，是本市友人送给领事的。这一天从早到晚，皇家中国戏院上演的是关于中国宫廷生活的戏剧。

傍晚五点左右，午餐后的水果、坚果和果仁儿被端走后，宴会开始了。菜单上共有二十道菜。每道菜都配有烟酒，随时有茶水。第一道菜是鲍鱼炖老鸭，上等的鲍鱼只有中国本土才有；第二道菜，新鲜的水生蔬菜沙拉，看起来很像苔菌；第三道菜，燕窝炖鸡；第四道菜，菌类，把菌、火腿、鸡蛋等等混在一起；第五道菜，鸭肉火腿炖鱼翅；第六道菜，海参燕窝汤（海参，原文误作pach de Mar）；第七道菜，鱼肚；第八道菜，粉条、火腿和鱼肉的混合；第九道菜，茶、果冻、蛋糕等甜点，然后休息半个小时。第十道菜，烧乳鸽；第十一道菜，鱼翅和鸡肉；第十二道菜，鱼骨、火腿和竹笋炖汤；第十三道菜，火腿和鸡肉；第十四道菜，烤猪、火腿和鸡肉。

读者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消化”陈树棠生日宴会的细节，这势必刺激那些不太反感旧金山华人的人多多留意领事馆好的一面，希望自己下次也能出现在嘉宾名单上。新闻记者也想尝到甜头，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份剩下的日子里，《纪事报》没有刊登陈树棠或中国领事馆的任何负面报道，当另一份报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谈到陈树棠的另一个老板“中国轮船招商局”对美国船运业的威胁时，《纪事报》还站出来为他和他的公司辩护：

正如昨天《纪事报》所说，引人注意的关于中国轮船招商局即将开设中国至火奴鲁鲁、中国至旧金山的固定航线的报道是由凯撒·塞尔索·莫雷诺船长讲述、被某晨报添油加醋以惊人标题发布的，不过是愚蠢的谎言而已。中国总领事被政府任命为驻美总领事这一高级职位时担任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他目前仍是公司股东，熟悉公司运作，充分了解日后计划。为了获得中国航海公司以后计划的可靠信息，《纪事报》记者昨日走访了领事馆，采访了傅上校，他告诉记者说这个谣言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有轮船从广州出发开往三明治群岛，很多中国人正等待运输。

我们不必征引这篇文章对招商局的详细描述，除了注意它提到的关于这个重要机构的有价值的信息外，但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旧金山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都非常负面，这篇文章是个罕见的例外，至少从侧面说明陈树棠的魅力攻势取得了一定成效。当然，《纪事报》也利用这个故事来打压竞争对手，但起码它愿意派出记者前往领事馆从傅领事及其上司那里获得具体细节。

此后好几个月，报纸都没有提及领事馆，下一条相关的大新闻是中国新年招待会。

中国领事的招待会

周二中国领事在克莱街领事馆举行了新年招待会，接待了约300名旧金山公民及其家人的来访。总领事陈树棠在副领事黄达权（Hwang TahKuen）和傅列秘上校的协助下接待来宾，来宾中海军军官最引人注目。总领事夫人下午也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约有150名女士和绅士出席，他们对自己受到的款待表示非常满意。

这次中国新年招待会的规模甚至比上年还要大，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以至于第二天报纸刊登了更多细节：

中国人热情好客中国领事馆新年招待会旧金山精英与中国贵族相互致意

本周，斯托克顿上面的克莱街中国领事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新年招待会。总领事陈树棠、领事傅列秘和副领事黄达权接待了数百位来宾，包括我们最杰出的公民和众多陆海军代表。不少东部名流也借此机会结识中国上层人士。中国人热情好客表现在招待会的盛大程度上，我们贵族过新年时很少达到这样的规模。会议室摆了张大桌子，上面满是珍馐美味和各种酒水。总领事陈树棠的夫人也热情款待了由绅士陪同的约150位女士。协助陈树棠夫人招待来宾的是傅列秘夫人和美国陆军上校赫尔的女儿赫尔小姐们。另一位招待会女主人是某著名华商的夫人，她还在陈树棠夫人和来宾之间担任翻译。去年傅领事曾提议总领事让陈夫人出面主持招待会，当时这个建议遭到了反对，虽然最后还是被接受了，今年再无反对声音，女宾招待会成了当天最愉快的亮点。副领事黄达权，在Sit Ming Cook辞职后接任该职。他是《望厦条约》签署后的1846年来美的，曾在阿姆赫斯特学院接受教育；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在新英格兰读大学，一个在欧洲读大学。他在劝说中国富人将孩子送到我国接受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目前这些孩子大多就读于安多弗中学。

这段话后是一长串旧金山名流名单，包括很多海陆军军官、夏威夷和英国领事，以及美国东部的众多来宾。陈树棠和傅列秘显然汲取了上年新年招待会的教训，因为这次没有人抱怨酒食供应不足，还邀请了女宾出席。

女性出席这样的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看来，傅领事说服陈树棠让其夫人出面招待女宾颇费了一番唇舌。我们不太清楚陈树棠对于女性出席这些场合的态度，但就算他赞同，他可能也清楚其他中国外交官如郭嵩焘（1818-1891）让他们的妻妾抛头露面所受的责难。当时的美国女性虽然没有投票权，但对自己丈夫投票影响很大，举办女宾招待会既能表现中国领事馆与时俱进，还能取得不错的宣传效果。

二 陈树棠在任的第二年，以及对唐人街的攻击

1．唐人街：社会公害

尽管陈树棠在旧金山精英中交到了一些朋友，政客却清楚大多数选民的想法。陈树棠的邀请名单上没有市、州政府官员，因为这些官员知道，只要表态支持华人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快速终结。海斯总统否决《十五乘客法案》后，排华运动一度偃旗息鼓，但旧金山政府突然投出了“炸弹”。2月21日，卫生局宣布唐人街为社会公害，三天后四处张贴告示，限唐人街居民三十日内搬离。傅上校对此非常愤怒，很快于2月23日致信卫生局局长米尔斯医生，措辞严厉：

先生：本月20日的晚间公告，你署名公布了某个午夜对本市特定地段如唐人街的调查结果。我不会就这封公开信道歉，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批评公职人员。一开始你说你“只有一个明确目的——如实呈现唐人街目前的环境卫生状况”，转眼你就说“最保守估计”“最少有30000人”（多谢你的坦承）“生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等等。好吧，医生，如果问过中国领事馆的话，你会发现全国也只有22500个中国人，方圆十英里内的渔夫都算在内。人口普查结束后，又有2000多人离开。就“如实呈现”而言，你会高兴地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国会议员（人名模糊不清）也曾致信海斯总统说有30000中国妓女在这里揽客。总统收到信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发表了一份海关记录可以查实的声明，过去三十年来，来我国的中国女性不到6000人。医生，你还说你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文明的耻辱。作为本市健康的守护者，如果你不把情形公之于众，就有玩忽职守之嫌。于是，你继续详细描述你的所见。因为你没有提及街道门牌，陌生人可能会立即得出结论说你的调查涵盖了所有华人街区，但问过为你开路的警方后，我才发现你调查的是“保留地段”（让东部客人参观的也是同一路线）。你把这条老路线描述得如此生动，说什么“委员会走访的第一个地方需要往下走两段长长的楼梯才能到达”。关于那处房子的全面描述，读者可参考1870年加州参议会报告、1877年华盛顿国会莫顿委员会报告、1879年华盛顿国会赖特劳动委员会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给出了和你相同的描述，也都准确指出地板裂缝中泛上来的“烂泥”，你还巨细不遗地详加描述，并称这是多么令人愤怒，故而……

医生，两年前，我们还一起讨论过你认为应该通过的一项法律，能让身为卫生局长的你有充分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判定任何处所不适合人类居住。你认为有了这条法律，你就能消除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公害，我同意你的看法。当时我给很多人写信，在这件事上尽可能协助你。法律如愿通过，过去两年也成为了地方法。法律赋予你独断专行的权力。过去两年来及现在，你可以签名限令拆毁任何被你描述为低等的住所。这是你的职责所在。最初几个月你工作出色。我让华人了解该法律以及你的执法权。我多次向你和副手科埃提供服务，你也没有遇到反对。你发现华人愿意协助你。你非常成功。你看到了他们粉刷自己店铺和居所的外部、内部和底部。我们深受鼓舞，但是，瞧，你却停止了执法。为了表明赋予你这种权力的法律是普遍性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的，你限令拆毁了克拉门托和斯托克顿街角的“古堡”，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大众居住法”了。当时我曾多次与你会面，敦促你做好工作。没有哪一次你不说唐人街的状况令人乐观，没有任何传染病，外面有些地方还不如这里。这些会面让人印象深刻，我以为我的职责就是通报华盛顿公使馆卫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我提交了一份公函给你，日期是1878年12月28日，请你也在公函上签名。你从未回复该公函，这也是我唯一一封没有得到回复的公函。“玩忽职守”的是你，也只有你应该为你所发现的那个有“两段楼梯”情况恶劣的“住所”没有限令拆毁负责任。几个月后我见到你，请你留意那个地方，也反复提请副手科埃注意，竭尽全力纠正各处弊端的是他，而不是局长，局长什么都没做。几个星期后这位优秀的官员被调离职位，因为要为韦洛克的亲戚腾位置。我在街上碰到你，对你说不该调走科埃，他是个好官，熟悉华人街区的每个角落，换人后需要好几年才能熟悉这一切。你说你感到遗憾，但卡洛驰坚持调动，这是出于对他意愿的尊重。还有，医生，你把你看到的所有弊端全都归咎于华人，而你调查报告三分之二的篇幅讲的却是排污系统不足、下水道堵塞等问题。这又该怪谁呢？怪你和你的属下们，也许还有警方，因为每个警员都是前卫生检查员。原谅我，医生，现在我要请你注意你本人在莫顿委员会前的宣誓证词（第140页）：

问：排污系统不足，是谁的责任？

答：谁的责任都不是。这是一座新城。已经建了不少排污系统，有些正在建。如果要将城市适当的排污系统考虑在内，那么两年内大多数房地产恐怕都一钱不值。城市地形导致排污系统耗资高昂。二十五年来我们已经解决了这座城市的很多问题。眼下也仍在解决。

问：那么，排污的问题不能责怪华人？

答：绝对不能。

如果这份证词是真的，（你）为什么不在你的报告中坦白说“绝对不能”责怪华人呢？还有，医生，你又将过去的关于“我们的年轻人”的谣言提出来了，你说托兰医生是在1877-1878届州参议会指派的特别委员会前作此证词的。你又错了。这个委员会是4月3日指派的，应为1875-1876届。医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所谓“我们的年轻人”被华人妓女诱往妓院的传言并非事实。四年前，这类猜测也许还有一定由头，但你知道，警方对此非常警惕，也进行了打击整治。不过，还是引用你本人的证词吧，对于所有“我们的年轻人”背负的如此恶名，你当时辩护说：

莫顿参议员问（第141页）：身为卫生局长，你是否清楚本地华人妓女的基本规模和她们带来的后果？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的不比其他医务工作者知道的更多。当然，我们都把中国女人看成妓女。一般来说，她们就是。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本市大多数人的看法。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除了中国人，卖淫的还很多。这里只有少数中国女人。据我的经验，再多些中国女人对我们反而是件好事。和所有大城市一样，我们这里有不少偶发疾病的源头，唐人街外也有很多。据我的经验，中国女人卖春的对象仅限于最底层白人。如果走访某些华人街区，例如太平洋大街，可以看到最底层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可怕地混杂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把工业学校校长、吉布斯医生和索伯医生很多年前的证词翻出来呢？你明知他们提到的那些弊端早就被纠正了，再也看不到了，你自己的证词也说它们不存在了。毫无疑问，你签署了你的报告，很清楚这个报告一定会在法庭上宣誓验证。如果发现一间房子里“住着1000个人”，你会宣誓陈述事实；同样，如果发现男男女女在6 × 6平方英尺大的房间里“像动物一样滥交”，你还是会宣誓陈述事实。医生，你还说有个医生“泪流满面”。我来问你，医生，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在你们受过这种苦，看过那些肮脏龌龊的地方后，你和你的同事们结伴前往中餐馆，坐下来享用已经准备妥当的中国美食作为晚餐，抽他们备好的雪茄，就像你说的，“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肮脏的环境中做甜食、做米粉”等，“为我们餐馆洗作为食材的内脏，为我们的女士清洗蕾丝织品”。当然，我的理解是不对的，但我有强有力的证人证言。现在，医生，总结一下，你提到的唐人街存在的这些问题究竟应该怪谁呢？你不能抱怨说法律赋予你的绝对权力是无效的；它是你自己的孩子。我对你和你的下属保证过，中国人从未质疑过它的合法性，他们也不会违背我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你会玩忽职守呢？再说一次，我曾多次敦促过整顿杜邦街“往下走两段楼梯”那个地方。你做不到，难道不正是因为那是天主教堂和教会的地盘吗？整顿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和花销。你疏于执法，难道不正是为了把自己一手培植的公害公之于众进而要以此为由拆毁整个华人街区吗？医生，你希望大家以为你绝对没有被“种族偏见或阶级仇恨”所控。如果这是真的话，你为什么不限令拆毁本市其他地段呢？毕竟，你常对我说，那些地段同样也应受到限令拆毁的法律的制裁。

傅列秘

2月23日，旧金山

傅列秘写给米尔斯医生的这封信，表明中国领事馆突然改变策略，回到了傅列秘就任领事前那种更咄咄逼人的方式。傅列秘毫不手软地揭露了米尔斯自相矛盾、不诚实的一面，还驳斥了反华集团关于唐人街危害旧金山白人身体健康、中国妓女腐蚀白人青年道德观并使他们感染恶疾等断言。陈树棠原本希望自己的魅力攻势能够赢得旧金山上层社会的支持，或者至少不要那么听信反华集团的说辞，但现在看起来，至少市政府不太有兴趣对华人让步，而像米尔斯医生那样的官员——其最初的证言似乎较为公允，也愿意与傅列秘在改进唐人街卫生方面携手合作——但他不是被排华人士收买，就是在卡洛驰市长的压力下放任裙带关系，开始猛烈抨击唐人街了。

傅列秘指责米尔斯医生撤换能干称职的副手，为卡洛驰市长的亲戚腾位置，这个指责如今很难查实，但却完全符合我们对当时旧金山治理水平低下的认识。卡洛驰，浸信会牧师，刚到这个城市时还想布道传教，但很快就踏入政坛。1879年他开始竞选市长，受到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的《纪事报》主编查尔斯·德扬的攻击。为尽快淘汰卡洛驰，德扬指控他通奸，但卡洛驰回击，称德扬的母亲经营妓院！德扬怀恨在心，在街头伏击卡洛驰，击中两枪。卡洛驰死里逃生，同情的选票让他赢得市长选举，并任职到1881年。1880年4月23日，卡洛驰的儿子伊萨克·卡洛驰（Isaac Milton Kalloch, 1852-1930）进入《纪事报》报社枪杀了查尔斯·德扬。德扬在旧金山可能不受人欢迎，因为伊萨克·卡洛驰轻易就开脱了谋杀罪名！

傅列秘这封信的结尾，说出了故事最重要的部分。虽然米尔斯医生声称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但种族主义而非公共卫生问题才是市政府行动的主要动机。政府不愿意采取措施限令拆毁唐人街最严重的违规者，即市、州、联邦报告中多次提到的那座有三层楼的建筑，只因其业主是天主教会。城中四处可见同样不卫生的建筑，但也没有被处理，因为它们都是有影响力的白人业主的财产。

面对米尔斯医生对唐人街的抨击，六公司也采取了行动。《纪事报》称“华人街区内只有一点点激动”，但六公司印制了中文告示，张贴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

告旧金山全体华人书

市卫生局日前宣布唐人街为本市公害。恳请各位密切关注此事，保持住所清洁，以免任何投诉。今排华情绪高涨，若不谨守官令，恐致群情激愤，有牢狱罚金之祸。恪守上述规定乃我全体同胞之最大利益。此布，

六公司

这时，陈树棠也已意识到领事馆再办一次大派对也无济于事。可能是在傅列秘的督请之下，他写信征询区检察官德洛斯·雷克法官（卒于1882年）的意见：

请允许我向你提交诉讼，关于卫生局旨在正式宣布旧金山市某些区域为公害的某项决议。

在这些被宣布为社会公害的区域内有大量中国居民，该报告公然提出让卫生局将中国人逐离本市。

您的裁决对于中国居民在上述文件所提及的区域内的居住具有法律效力。此致，

陈树棠

总领事

雷克法官的答复既迅速又明确：

1880年2月28日，旧金山

致总领事陈树棠阁下

先生：

关于日前本市卫生局宣布某些地段为社会公害及对相关地段内中国居民居住的决定，你征求我的裁决。

裁决包括：

第一，本月22日左右，由市长、小吉本斯、米尔斯签署的卫生局报告，这是卫生局委员会为查明旧金山某些地段是否存在公害而提交的报告；

第二，同一天，即本月22日，卫生局采纳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该地段为社会公害；

第三，卫生局公告副本：

卫生部办公室

注意：卫生局已宣布旧金山某些地段为“社会公害”，将对此采取相关行动，特此通知生活在该地段及周边的全体民众。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三十天内，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我们相信法律的效力是足够的），荡清这一巨大的道德、社会和危害健康的污染库。其污秽和堕落日益蔓延，已波及本市其他洁净地段。这一连串的道德、社会和危害健康的弊害所造成的后果可怕得难以想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

医学博士J. L．米尔斯

旧金山市县卫生局长

对上述文件的裁决是不合法，也未经法律授权；他们试图达到的任何预期目的或是其他任何法律目的，都是无效的。据我所知，以这种方式消除公害，不符合本州法律，也不符合其他任何州县法律。

卫生局限令拆毁的地段，是位于市中心的大片地区，其范围如下：西边的斯托克顿街，东边的干尼街，南边的加利福尼亚街，北边的百老汇街。该区域内共有十二个街区，占地面积约五十英亩。这一大片地区纵横交叉的街道不少于十二条，被分割为众多不同的地段，却一举被宣布为一种社会公害。

该区域内的建筑各式各样，面积大小各异，豪华与简陋皆有。从卫生局的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去调查的绅士们只访查了整个地区内数量相当有限的处所，因为该报告提到存在公害的只有八处住宅。调查范围如此有限，委员会却宣布整个地区为普遍公害！即便裁决其有法可依，但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其无效。而从其他方面看，该报告也不够精确。报告没有注明任何具体的地址。没有描述任何一处物业或建筑，以便将他们与其他物业或建筑区分开来。报告没有提及任何业主或住户的姓名。对所到之处的描述，只有“委员会走访的第一个地方需要往下走两段长长的楼梯才能到达”。下一处是“另一间地下室”。下一处是“刚刚提到的那处后面的房间”。下一处是“在杜邦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等等，整篇报告都是如此。

没有给出任何标记可以确定究竟是哪些处所。这种散漫任意的做法，不符合采取法律行动之前各种程序所需的确定性，尤其是涉及消除公害可能破坏宝贵财产这种重大问题时。

卫生局委员会报告中提及的八处住宅或其中某些房间所从事的业务可能是一种公害，或者这些场所的现状属于公害。这样的话，就应该提起公诉消除该公害，或由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但却绝对无权限令拆毁整个街区的建筑物，更遑论无数个街区了，甚至也无权限令拆毁那些被认为存在公害的整栋建筑……本州法律明文规定了消除公害唯一的法律手段：首先是公诉，其次是民事诉讼，第三是控制（《民法》3490-3495）。1878年3月9日颁布的旧金山市县卫生检疫条例也没有免除诉诸《民法》规定的上述步骤的必要性。是否存在公害，这纯粹是个司法问题。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事。

简言之，卫生局和米尔斯医生的行动毫无法律依据。雷克法官没有明说，但可能也很清楚其动机主要还是种族问题。无论如何，卫生局不想立即让步导致颜面扫地。到了三十天宽限期满，最初的狂热已消失大半：

昨日，三十天宽限期满，《纪事报》记者走访了卫生局长米尔斯医生，获知卫生局目前的计划。

米尔斯医生表示，卫生局尚无明确打算，监狱人满为患，如果继续执法，卫生官员每天要逮捕70-100人，无法在不违背立方空间法的前提下安置他们。他不觉得今天会采取任何行动，卫生局目前正等看市政管理委员会是否采取措施增加监狱容量；但他接着说，他们不会等得太久。

采访过程中米尔斯医生没有提到雷克法官，但很可能他心中想的不只是监狱容量问题。

尽管手握雷克法官提供的法律意见，陈树棠不愿冒任何风险，这次他不是扮演慷慨好客的主人角色，而是把自己变成了卫生督察员：

周二晚间，在警长阿万和特警加尔布雷斯的引导下，中国总领事陈树棠、领事傅上校彻底检查了整个华人街区，以期进一步改善此地卫生状况。除少数几处例外，所有地段都进行了翻修改造，证据是白色的墙壁、干净的地板和粉刷过的门面。疏忽之处也显而易见，调查发现，这是白人业主的过错，迄今为止他们只有承诺没有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街东南角和巴特利特巷需要排污系统。还有其他几个地方也应注意排污方式。整改工作正在进行。整个华人街区的巨大进步引人注目。

极其反讽的是，陈树棠和傅列秘是在警方陪同下巡视唐人街的，而以违反“立方空间法”为由拘捕无数华人、如今还准备听从米尔斯医生建议往监狱塞更多华人的，也是这些警察。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领事馆和六公司比卫生局更能改善唐人街的卫生状况——只要那些缺席的白人业主愿意配合，政府也愿意对排污系统投入更多的话！米尔斯医生的闹剧结束了，唐人街没有被夷为平地，华人也不必迁离，反华集团只能伺机再起。虽然限令拆毁唐人街的阴谋走进了死胡同，但在第十届州医学会年会上：

圣何塞的奇普曼医生（Dr. Chipman of San Jose），公共卫生和州医学委员会成员，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除本地关心的其他问题外，该报告还包括如下内容：

经过深入调查，我完全认可卫生局委员会关于旧金山唐人街的报告，认为宣布该街区为社会公害的法令是公正明智的。

奇普曼医生的“长篇报告”似乎没有保存下来，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份报告至少像米尔斯的报告一样糟糕，也不符合雷克法官的法律标准。尽管如此，医生们揪住华人不放，他们日后还有层出不穷的言论宣扬华人对美国白人的威胁，详见我的黄遵宪研究的相关部分。

2．安吉尔使团和新的排华法案

我们还记得，否决《十五乘客法案》后，海斯总统承诺谈判重修《蒲安臣条约》。1880年11月，随着大选来临，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任命安吉尔（James B. Angell, 1829-1916）出任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取代前任公使熙华德。安吉尔，福蒙特州人，时为安阿伯（Ann Arbor）市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1880-1881年间任驻华公使。使团还有另两位特使，一是约翰·斯威夫特（John Franklin Swift, 1829-1891），律师、政治家、著名作家，肯塔基人，1852年定居加州；一是威廉·特雷斯科特（William Henry Trescot, 1822-1898），南开罗莱纳州外交官。加州政客对于驻华公使不是加州人深感失望，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加州人才理解华人“问题”，但他们也欢迎组建使团，盼着美国政府重修《蒲安臣条约》。提笔撰写下面这个故事的《纪事报》记者，可谓欢欣鼓舞：

据悉，驻华使团的先生们是因为他们特别能够胜任这次极其重要的谈判才得以入选的。安吉尔先生是位成功人士，对他出任公使一职，认识他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政治上他是共和党人，斯威夫特先生也一样，后者是加州著名律师，品格高尚，能力出众，熟悉西海岸关注的华人问题的来龙去脉。特雷斯科特先生则是我国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政论家，他对外交历史和实践的深入了解使他的工作变得重要而有价值。除了这两方面的考虑，他能够入选，还因为总统和国务卿认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使团最好能有一位民主党人。据悉，征求过一些著名共和党人的意见，他们和民主党一样接受他的提名，今晚国务卿因知人善任、选出了能胜任与中国重订新约这一重要工作的最好人选而受到各方称赞。

总统海斯和国务卿威廉·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 1818-1901）任命使团人选时显然非常慎重，希望借此赢得加州选票。

华盛顿特区政府相信重修新约不日可成，组建安吉尔使团后不到两个星期，众议院就开始讨论限制华人移民的新法案：

今天，众议院开始讨论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贝瑞提议支持管控华人移民的法案，敦促议会及时采取行动。加州对华人移民弊害的看法并无二致。尽管该州人民在其他很多问题上意见纷纭，这个问题上却团结一心。他引用了驻华总领事贝利关于中国奴隶问题的报告。用船运到我国的正是奴隶阶级，即数百万最底层中国人。他们不知美德为何物。换句话说，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道德和宗教，其整个体系与我国文明格格不入。二者不能并存，千真万确，“不是被他们征服，就是把他们驱逐”。“中国人必须离开”不只是乱民的呼声，而应视为表达了基督教社群不被异教徒种族取代的坚定决心。

中国使领馆的任何宴会都不太可能迷住像贝瑞这样的议员，可以肯定的是，陈树棠面临极大压力，必须设法应对正在聚集力量的新的排华法案。

3．等待暴风雨

看起来，各地的螺丝都在拧紧。到目前为止，针对旧金山排华法规的法律挑战，其所需经费都是六公司从出口费中支付的，这些费用又是华人离开旧金山港时由轮船公司代收的。但是，六公司的财务状况受到禁止收取类似费用的《菲尔顿法案》的沉重打击，该法案在加州立法会通过后，由州长于1880年3月26日签署：

比利时号起航，多年来六公司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同胞涌入邮政码头登船返回华国（中国）。不仅没有向他们进贡，很多人还留下了未结清的账户。他们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称自己只是慈善机构，今后再也不打算救助那些贫病交加的同胞了。他们说例行收费全都用于慈善，现在则打算把这个担子移交给市政当局。

《菲尔顿法案》旨在削弱六公司的财力，防止他们捍卫华人权利。虽然六公司采取报复措施，把照顾穷人病患的责任转交市政府，该法案依然重创了他们，也对领事馆施加了更多压力。

尽管限令拆毁中国城的活动以失败告终，媒体还是继续制造恐惧，声称华人是公共健康的威胁。只要从中国抵埠的船上有患病乘客，就有无数故事谈及如何应对传染病威胁：

把北京号统舱乘客和船员转移到科罗拉多号、宪法号的工作已于昨日完成。住宿条件比较简单，一切安排妥当后，除行动受限外，被隔离人群可以过得比较舒服，至少不比他们在中国城常见的蜂箱中过得差。至于白人船员和领馆工作人员，过渡时期较为艰难，虽然为他们提供了科罗拉多号的特等舱，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昨天上午傅列秘领事和Wong副领事检查了营舍，现已离船登岸。至于北京号上被扣留的客舱乘客，尽管恼人的延误让他们焦躁不安，鉴于目前这种情形倒也过得不错，因为所有舒适的物质条件都是由公司提供的。

担心天花和其他严重传染病传播影响健康问题，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些报纸文章却允许记者抨击所谓中国城卫生状况恶劣，还不断提醒公众注意华人“危险”。陈树棠及其属下经常忙于调查这类事件，确保旧金山海关合理处置各种问题，傅领事和其他官员也亲临现场，有时甚至冒着被隔离的风险。

领事馆竭力向公众呈现一个更积极的形象，除协助这类医疗活动外，还试图努力扮演“好公民”角色。例如，1880年人口普查时，领事馆强烈敦促当地华人配合美国官员准确统计旧金山华人人数：

应人口普查专员兰利请求，中国总领馆昨日发布以下告示。在乌莱的指导下，该告示张贴在中国城内的显眼地段、六公司会堂、萨克拉门托街上的戏院、餐馆和寺庙。可以看到华人民众兴味盎然地阅读官方告示。该告示及时发布，无疑有助于在天朝人中展开人口普查：

大清帝国，加州总领馆，陈：奉合众国政府令，人口普查官兰利欲会计十年人口数，本领馆特告全体华人上下人等，望切实应答，违者处置，不得隐瞒。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类公告提高了领事馆在当地华人中的声望，也表明与美国政府的合作态度。人口普查信息对领事馆也颇有用处，可以证明来到加州的华人人数不像反华集团所说的那样“洪水泛滥”，反而是不断减少的。

4．中国，笑话还是威胁？

中国领事馆努力扮演好公民角色，反华记者却很高兴刊登任何与中国或中国人有关的负面消息。这一次，比较有意思的一篇报道与拆除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线有关。清政府反对在其领土上修筑铁路，位于上海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mpany）却设法修筑了从吴淞口深水泊至上海的一小段铁路。他们向地方政府申请修“路”，但却不说喷火铁龙会在这条“路”上来回驰骋。这条新铁路深受商人欢迎，与商务无涉的普通地方民众也喜欢乘坐火车的新鲜体验，但清政府被激怒了。外国人最终被迫以成本价把铁路卖给中国，不久后政府就下令全面拆除。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旧金山：

据悉，台伯河号轮船正从上海返程，3月29日离开上海时装载了400吨铁轨，是中国唯一一条铁路的残余部分。昨天，福格公司（H. Fogg and Co.）的托姆雷（J. F. Twomley），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老商人说：那些铁轨从上海运回这里，让人觉得奇怪。政府毁路后，它们被运去了福尔摩沙（即台湾），至少也运到了福尔摩沙对岸的福州沿岸，我想在那里可以把它们铺起来连接煤矿和海岸。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又运回上海，再从上海运到这里来。当然，那个国家有时候尽做些怪事，这次可能也一样。我记得吧，1873年，本市的查尔斯·霍尔先生、白拉福先生和另外几位美国绅士得到许可修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路”，长约十六英里。吴淞只是个渔村，一点儿也不重要，是吴淞江和扬子江（即长江）的汇合处。路权是从上海地方官道台那里拿到的。不久，某些英国绅士也对这件事感兴趣，改改就成了英国公司，他们说，按照修建“马路”的许可，他们有权铺设、运营蒸汽火车的窄轨铁路。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激烈反对，普通老百姓也强烈反对这个计划。

“几年前，有个胆大的外国人很想推广电报。得不到授权，他就不要授权，自己只管埋头干，竖起电杆，扯起电线。老百姓也应对有素。他们推倒电杆，要领事馆让那位革新者支付巨额赔偿。他们说，不是因为电杆挡了路，占了很多地，对庄稼产生了坏影响，而是因为这个东西冒犯了天地神灵，神灵很生气，把不满降临在百姓身上。一个人死了，第二个人病了，第三个孩子也病了，这些事情全都直接源于邪恶电报的不良影响。反对铁路时，也有这些迷信。铁路也让神灵愤怒，老百姓激烈反对，有一次还差点杀了霍尔先生。上级官员倒是不太强调神灵不满，他们反对铁路很有法律依据。帝国政府声称，作为主权国家，只有她才有权修建这种横跨水陆的铁路。这条铁路所经之处，都是低平的冲积滩，比河面只高几英尺；那里陆路、水路交错纵横，既有当地菜农推着独轮车经过的小路，也有他们划船通行的狭窄运河。这条铁路不顾现有的水陆通道，它显然没有权利这样做，当地道台也没有资格处理这种事。的确，他断然否定，还说许可中没有哪一处表明他同意修筑铁路，就算是供马行走的道路也没有。他甚至还说，想在路上开火车，先得从他身上开过去。当然，修路各方照样只管自己埋头干，完成它，铺好铁轨，开动它——最后也没有从道台身上碾过去嘛。但政府的反对没有停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有个英国人想弄清楚能否从西北省份开通一条到印度的商路，在勘察这些省份时不幸被人杀了。他到那些地方旅行是有政府许可的，尽管如此，据说他是被官府杀害的，或者是在官府知情默许的情况下被人杀害的，因为他们怕他侵犯自己的保守传统。这个人被杀，引发了外交关系上的严重问题。英国首相扬言断交，中英战争一触即发。还好，所有麻烦都解决了，但是，在解决麻烦的过程中，这条铁路成了一个难题——当时还没有解决，英国首相很想为本国公司争取利益。最后，经过英国首相的努力，谈妥把铁路卖给中国政府，售价足以让所有投入都回本。政府拿到所有权后，就开始拆除铁轨、运走所有相关部件，尽快安抚神灵，只保留了一些价值不大的小路、小桥。我不记得这条线路运营了多久，最多只有几个月。它没赚到钱，当然，永远也赚不到钱。也没想过赚钱，只是把铁路引入中国的楔子而已。这就是修路的目的，没有别的。但他们不会有铁路了。”

对于我们理解清政府拆毁首条铁路这一19世纪末中国现代技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说，这篇文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但遗憾的是，它也错误百出。首先，尽管有民众以破坏风水、干扰当地运输为由反对铁路，但这似乎并不是地方上的最大担忧，直到1876年六月十四日（8月3日）有行人被蒸汽机车撞死。实际上，这条铁路在上海人中很受欢迎，它以便宜、快捷的方式将吴淞口停泊的深海轮船的货物运到上海的工厂商店，还转运了数千乘客，乘客们也很享受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的新鲜体验，这种速度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虽然朝中保守派出于各种原因反对修筑铁路，但这次他们首先反对的是英国公司非法修路行为本身，这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他们还担心修筑类似铁路会造成社会不安定，肩挑货物的苦力可能因此失业，以及铁路可能被西方列强用来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尽管存在这些错误，吴淞线问题是1875年马嘉理事件（Margary Affair）后中英复杂外交关系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这篇文章倒是说对了。当时，英国外交官、探险家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1846-1875）在云南勘探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之间的陆路贸易路线时被人杀害。英国人一开始以战争相威胁，但幸运的是，冷静占了上风，次年李鸿章（1823-1901）在烟台就此事赔偿英国进行谈判，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方可在英国等国常设使领馆，包括陈树棠的旧金山领事馆，就是该条约的结果。黄遵宪也深受马嘉理事件的影响，因为陪同父亲游历烟台期间，黄遵宪拜访了李鸿章，这次经历可能激发了他立志从事外交。黄遵宪也有组诗《大狱四首》论马嘉理事件，诗中抛弃了传统的“大中华”观，承认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当然，《纪事报》采访托姆雷先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探讨中英外交的复杂性，而是为了展示“异教徒”中国人的迷信落后。蒸汽火车和电报是现代技术世界的主要标志，但中国人顽固抗拒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的各种努力，顽固坚持他们对风水和邪神的“落后”信仰，不愿接受电报和铁路的好处。托姆雷对记者所说的话，有些是事实，很多人，包括士大夫，可能赞成清政府拆毁铁路，但也有很多人不赞成。《纪事报》没有就这件事采访陈树棠，但是，如果陈树棠能畅所欲言的话，可以想见，像他这样的商人，深知船运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对清政府拆除吴淞线感到失望，因为他很明白这能降低港口和上海之间的船运成本。甚至那些更“传统”的士大夫也对政府此举感到失望。黎庶蕃（1829-1886），著名诗人郑珍（1806-1864）的表亲、弟子，吴淞线运行时客居上海，就曾写过一首引人注目的诗，诗中描写了自己乘坐火车的兴奋经历，表达了对它被“非英雄”拆毁的失望之情。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其他士大夫表达过类似感伤，但至少陈树棠（和黄遵宪）想必会同意黎庶蕃的看法。

特别反讽的是，《纪事报》关于中国人无力接受现代技术的报道刊登后不久，不少旧金山报纸就对中国轮船武昌号即将靠港表达了担忧，因为这标志着中国航运公司最终接管了泛太平洋航线。《纪事报》对这种“模糊的预言和讨厌的预测”深感忧虑，派记者采访了麦克德雷公司的麦肯德雷。麦肯德雷说：

报纸和外交讨论的基础首先是谣言，称中国政府采取了某些重要措施，如开放港口，承包铁路、电报、铁等等。事实恰恰相反，没有发布通告，没有采取措施，武昌号只是从黄埔出发，装了一船苦力，把他们送上岸，然后再从这里装载些货物返航，可能是从火奴鲁鲁运些糖。华盛顿相关部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听说这条船要来，我们已向本地领事馆申请免税单，以便减免这艘船额外的从价税。

当记者问到麦肯德雷对于“担心中国人最终控制太平洋商船”的看法时，他回答说：

我觉得你我都看不到。中国商人精明上进，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太愿意把钱花在船上。我不知道原因，大概是因为普遍缺乏信息、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海洋法而不喜欢冒险吧。他们最终可能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有资本、有人力，也有全部设施。但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迹象。

傅领事接受相关事件的采访，

他略微讽刺地谈起“武昌号走红”，这是他的原话，说如果太平洋邮政公司的所有轮船都搁浅在佩塔卢马溪，美国的生意全没有了，而那些船上有六十五桶中国麻风病人，也不会招来这么多不必要的奇谈怪论。

傅列秘对武昌号事件的诙谐回应可能对反华集团毫无影响，因为后者一方面相信中国决心统治世界，另一方面又嘲笑这个国家不能采纳最新技术。

5．安吉尔使团在旧金山和日本

6月18日，前往中国的安吉尔使团途经旧金山。使团成员出发前很可能接触过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官员，但他们还是会见了陈树棠及其下属：

昨天上午11点，在领事傅列秘上校、副领事Wong的陪同下，中国总领事陈树棠前往皇宫酒店拜访了安吉尔先生和使团成员。他们受到了公使先生的亲切接见，被领往会客室。这次会见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总领事谈到了州法院近日的各项决议，以及针对华民的各项法令。傅上校也谈到了华人在本市下层社会中所受的对待。曾为中国政府服务多年的乌莱，以及前美国驻镇江副领事索尔特，在领事的引荐下也与公使进行了交谈。乌莱先生说，据他调查，他认为本市华人中存在一些危险分子，这些人主要是1862-1864年间太平天国叛乱时离开中国的，或因犯罪而逃亡，他们吸收了我国下层社会的所有观点，中国政府和联邦政府最好能授权把他们驱逐出境。他主张设立一个混合法庭，由州政府指派一名法官，领事馆派出一名熟悉汉语和华人特性的官员。

谈到受邀访问华人街区时，安吉尔公使说自己也许会走访中国城，但他认为单纯巡访一下并不会影响他的外交使命。斯威夫特先生，本市人，无疑很清楚这些街区的所有特点。

陈树棠、傅列秘显然试图引起使团的同情心，告诉他们诸多针对当地华人的不公平的法律法规，这使得加州招来了东部很多负面新闻报道的批评；从后文可知，陈树棠、傅列秘的做法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不难想象，乌莱先生关于仿效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设立混合法庭的建议受到了冷遇，因为这限制了美国主权。对当地华人中的“危险分子”必须采取行动，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前太平天国叛匪和罪犯，但当地警方似乎已有处置这个问题所需的所有权限。

陈树棠可能向北京政府和东京中国使馆转达了这个使团的相关消息。据梁启超从黄遵宪胞弟黄遵楷（卒于1917年）那里获知的信息，使团途经日本时黄遵宪会见了使团成员：

三月，美国议院设例禁止华工。先生既以先事防御之之谋告其上而不用，乃尽其力所能及以为捍卫。梁志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先是，美国嘉厘宽尼省之埃利士工党疾华工之勤能而值贱，不足与竞，拟设新例以排斥之，政府以外违条约、内背国例阻之。（美开国时，有无论何色人种凡莅美者一律优待之例。）适中美约期届满，美国遣特使三人来华议改约事，道出日本，先兄廉得其情，谓三使者有袒华人，有袒工党，有中立者，揣其用意，不过曲循民情，借以分谤。中国若坚持却之，使袒华人者，得所借口，以中国之不愿，商约不改，则新例自不能行。讵知约既改矣，工党之新例适于先生到美之日而发生其效力。乃苦心焦思，设法挽救。

这段记载存在很多严重错误和误解，这也是梁启超和黄遵宪家人出版的黄遵宪回忆资料的常见现象。首先，虽然工党向共和党、民主党施压要求解决华人“问题”，但1882年《排华法案》不是他们写的，而是国会议员制定的。其次，虽然很多加州爱尔兰人支持排华的加州工党，但这种支持有各种社会因素，把在美爱尔兰人称为“埃利士工党”是荒唐不实之词。更可笑的是认为1776年后美国立法平等对待各种族，只要见过乔治·华盛顿（1732-1799, 1789-1797年间担任美国总统）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家中奴隶住所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最后，《排华法案》的生效日期，和黄遵宪到达旧金山不是同一天，这是时间顺序上的小错误，可能是黄遵楷或梁启超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而刻意编造的。

尽管如此，如果这段记载的其他部分准确无误的话，就提供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信息。首先，使团成员的排华者、中立者、亲华者分别是谁？斯威夫特显然最有可能是排华的那一个，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纪事报》曾经称赞他“熟悉西海岸关注的华人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他完全赞同反华集团的看法。可以作为旁证的还有斯威夫特曾三任加州州议员，也是州长的热门候选人，如果被人怀疑亲华，他是不可能有此成就的。确定特使中谁是中立者、谁是亲华者比较难，但也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海斯总统不太可能任命亲华派为使团成员，所以较为合理的推断是，安吉尔就是那个中立者。第三位特使特雷斯科特，我们知道他是南开罗莱纳州的外交官，使团中唯一的民主党人，来自不觉得华人有什么“问题”的州，他可能就是那个“袒华者”。当然，这些都不是定论，而且在听取陈树棠总领事和傅领事讲述加州华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后，特雷斯科特和安吉尔的态度很可能发生转变。在笔者的黄遵宪研究著作中，一位加拿大著名政治家不再支持政府的排华政策，转而成为坚定的亲华派，至少就部分归因于他在旧金山与黄遵宪的接触。

无论如何，黄遵楷的这段记载，证明了黄遵宪身为外交家和谋士的才干。支持重修《蒲安臣条约》的呼声很高，但也不是压倒性的，如果清政府能像黄遵宪建议的那样“坚持却之”，国会就很有可能通不过《排华法案》，即便通过了，也会像《十五乘客法案》一样遭到否决。遗憾的是，1880年11月17日在北京签订的新约《安吉尔条约》（《中美续修条约》），同意美国政府在合理时段内限制乃至禁止更多华工入境。当然，《排华法案》通过后，中国的商人、学生、游客、传道者依然获准入境，而且根据《安吉尔条约》，已经在美的华工可以继续居留，并受到美国政府的全面保护。但是，黄遵宪将在旧金山度过三年艰难岁月，长达数十年的苦难将会落在美华人身上。

6．民之父母

陈树棠尽力影响安吉尔使团，以免国会通过《十五乘客法案》的升级版。与此同时，中国领事馆越来越多插手照管旧金山华人的日常福利：

中国传奇Low QuongKow和Chun Chogyook的爱情故事

本月10日，中国领事馆惯常的宁静被突然闯入的一位年轻中国姑娘打破了。她刚刚逃脱一群恶棍的控制，前来寻求领事的帮助。她说，一个名叫Low QuongKow的年轻中国商人想娶她为妻，她也很想嫁给他，那些恶棍却从中阻扰。领事随后把她送到了萨克拉门托街的长老会使命之家，还调查了Low QuongKow的为人。结果让人满意，他完全有能力照顾这个名叫Chun Chogyook的姑娘。三天前，领事把他们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取得执照后，请来了基顺牧师。基顺先生应领事之请，把这位男子仔细考察了一番，问他在这里或在中国是否结过婚？有没有能力养活妻子？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让人满意。又问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她回答说她爱他，希望有人照顾自己。于是，婚礼以真正的基督教方式举行，只不过说的是中国话，在场的有领事馆全体成员和碰巧到访的几位访客。随后，丈夫就将新娘领回了位于斯托克顿街准备迎接她的新家。

这里，中国领事馆扮演的是地方官员传统的“民之父母”角色，以免这位年轻姑娘落入那些可能想逼迫她成为性奴的罪犯之手。我们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赞成在领事馆内举办基督教婚礼，但这可能是当时确保这对年轻夫妇人身安全的最好办法了。

据笔者所知，陈树棠对基督教毫无兴趣，但他和傅领事也经常恳请基顺等富有同情心的基督教牧师帮忙解决问题。例如，长老会使命之家的主管卡伯特森（Culbertson）小姐在会上提到了一位新来的收容者：

她是个年轻中国姑娘，从丈夫身边跑开，坚决不愿意回到他身边，因为他对她不好，上个星期发生的一件小事让她决定离开他一段时间。当时她心血来潮，看中了旧金山淑女的流行发型，于是梳了刘海。丈夫不同意这种粗野做法，想要劝阻她，她就离家出走了。很多有名望的中国商人，还有总领事都来看过她，但她就是不听他们的。

不知道英法驻旧金山领馆是否会介入婚姻纠纷，或帮忙解决发型问题。这里，陈树棠又当了一次“民之父母”，只不过方式比祖国官员灵活得多，他与基督教组织合作，试图说服这位年轻姑娘为了婚姻和睦不要留时髦的西式刘海。而黄遵宪在任期间将面临华人社区更为复杂的问题，他被迫采取祖国官员无法想象的、极具创造性的策略。

7．1880年大选

华人良家妇女要不要留刘海这个问题，很快就让位于总统大选热。加州选民特别关心哪个党派更能解决华人“问题”。大选开始前不久的10月31日，《纪事报》刊登了一篇长文讨论两党立场，其中一个小标题便是“民主党策略杀死了排华法案”，还提到了“东部亲华民主党媒体”，充分说明该报希望读者如何投票。为了争取心存疑虑的选民，《纪事报》记者还说：

对于华人问题，两党立场鲜明。共和党连续两条纲领都反对华人移民，至于民主党，他们没有哪一个字可以理解为保证或承诺。

两天后的11月2日，1880年联邦大选开始，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 1831-1881）和纽约政治家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 1829-1886），轻松赢得选举人票，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普选票最为接近的一次，但海斯政府和共和党纲领的排华法案取得了预期效果，因为加州所有主要中心城市全都投给了共和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从攻击使得共和党候选人海斯入主白宫的1876年大选开始，共和党则再次提起内战，大选很快就蜕变为人身攻击，加菲尔德最后胜出，是因为他竞选效率更高、资金更充足。这次大选，中国领事馆似乎没有选边站队，因为两党中没有哪位加州候选人敢于公开表态支持华人，陈树棠可能觉得保持低调、静候胜者出招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与此同时，领事馆也有要务需要处理。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有华人遇袭，陈树棠派傅领事前去调查。关于这次出行，傅领事不愿意对记者透露过多，除了天气特别冷、生意特别好之外。掩藏的秘密还包括领事馆的另一次活动，即第二次遣返旧金山“所有”已知的中国麻风病人，12月21日，这14名病人在傅领事的陪同下被送上了比利时号。《纪事报》评论说：“几周前运货计划就已部分安排妥当，但并未公之于众。”

三 陈树棠在任的最后一年，以及黄遵宪到达旧金山

又到中国新年了，节日最后一天（1881年1月31日），陈树棠敞开了领事馆大门。和以往一样，这次也备有豪华大餐，稍有不同的是陈夫人成了大明星。她身着华丽的中国绸袍，亲自欢迎出席派对的名媛，包括其他外国领事馆和旧金山著名商人的妻子在内，嘉宾长名单占据了报道的大半页。共和党承诺采取行动限制华人移民，陈树棠可能希望他的派对或许能对新总统重提排华立法产生一定影响。

1．悲恸时刻

陈夫人在领事馆主持新年大派对后约一个月（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总统宣誓就职。他忙于组建内阁、任命新官，还来不及像共和党纲领承诺的那样处理华人“问题”。旧金山的生活一如既往：华商抱怨政府为了征税而高估自己的财产；8月3日，案发近两年，一名华人凶手在圣马特奥（San Mateo）被捕；8月8日，六公司令处在开战边缘的两家公司休战媾和。

1881年6月15日，旧金山华人悲伤地得知皇太后薨逝的消息，陈树棠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

我有职责遗憾地通知各位，1881年4月8日皇太后薨逝于北京紫禁城。期与诸位同哀共悼，悼慰皇帝陛下丧亲之痛。你们顺从的仆人，陈树棠，中国总领事。

旧金山所有外国领事馆都降半旗致哀，不太常见地表示与陈树棠休戚与共。

这只是旧金山悲恸的开始。7月2日，在等待火车前往马里兰时，加菲尔德总统被一名心怀不满的求官未遂者击中两枪。不卫生的治疗手段引发了严重感染，9月19日，总统去世，副总统切斯特·阿瑟接任总统。举国震惊。林肯总统遇刺身亡曾让很多美国人悲伤不已，但鉴于内战的暴力语境，当时那种伤痛之情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如今太平无事，国家首脑竟遭枪击，而凶手之所以怨怒，只因他没能从支持总统的党派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纪事报》形容公众情绪说：

昨天和今天的旧金山都是一座悲伤的城市。尽管远离国家政治中心，本地民众对国丧的悲伤之情，其沉痛深切丝毫不逊于被谋杀总统的停灵地。昨天总统突然去世带来的震惊，让位于笼罩全体民众心头的深沉哀伤。美国还没有哪个人的去世让人觉得这般遗憾，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每个人，不管境遇如何，都觉得像是自己经历了丧亲之痛。大悲恸的阴影笼罩在民众心头，人们尽可能用各种看得见的外在装饰以示哀悼。有旗杆的建筑，都降下了半旗。但凡买得起几码棉麻纱布的人，都开始以丧仪布置自己的住所。街头人群鸦雀无声，城中弥漫着压抑的丧礼气氛，就像自己身边有人去世一样。

旧金山华人似乎对加菲尔德总统遇害特别震惊。新移居国的国家首脑竟然被人当街枪杀，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华商决定哀悼三十天

昨天下午1点，华商在萨克拉门托街745号华商交易所集会哀悼总统之死。几位商界领袖发表讲话，对这一滔天罪行痛心疾首。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各商行悬挂三十天黑色丧幡以示哀悼。

加菲尔德遇刺身亡在旧金山华人中引发了普遍担忧，领事馆不得不出面安抚：

昨天，本地很多华人居民在店铺悬挂黑色丧幡、龙旗降半旗哀悼这个国家的损失。大餐馆的白旗和蓝龙旗都降了半旗。阳台上挂出了黑白丧事灯笼，很多批发商店门楣也有同样装饰。中国城众多商店都将响应商会号召在今天悬挂黑色丧幡。华盛顿大街的大剧院经理已暂时关闭剧院。其他剧院也关门歇业以示哀悼。昨天中国城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总统之死将会引发革命。各界代表纷纷就政治局势问题造访克莱街领事馆的傅副领事（原文如此）。得知新总统已经就职后，他们很想知道究竟需要多少军队才能维持他的统治。他们似乎很难理解不必诉诸军事就能完成统治者的突然更迭。

并没有爆发让人担忧的革命，生活恢复了“正常”。中国城四名华人试图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可能是想卖作性奴，其中两名绑匪被捕，人质获救。总统遇刺身亡，市面依旧繁荣，中国城商人开张了一家医院和一家新的华商交易所。百名商人身着“他们最奢华的服装”出席了开幕式，他们的首席嘉宾、中国领事馆官员同样也盛装出席：

（交易所）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是真正的东方风格，家具上覆盖着红色锦绣绸缎。墙上挂着画像和横幅，傅领事真人大小的画像悬挂在入口右侧，左侧则是华盛顿的肯尼迪先生的画像。昨天的大场面是迎接中国皇帝赐给本市华人的两三副大卷轴或牌匾，感谢他们三年前为赈济中国饥民所做的贡献。

虽然旧金山华商没有收到美国政府的类似礼物，但他们近日的表现说明他们能够成为两个国家的好公民。

新任驻美公使郑藻如（字志翔，号豫轩、玉轩，1851-1894）的到来，只会让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郑藻如在船上接见了陈树棠、傅领事和领馆其他当值人员。郑藻如抵埠后不久，《纪事报》记者就采访了他，形容他说：

郑藻如（原文拼作ChenTsaoJu，韦氏拼法应作Cheng Tsao-ju），生于广东澳门，曾任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帮办，迁任天津海关道。他体态肥胖，胡子略微花白，和所有中国官员一样，温文尔雅，善于外交辞令。这位新公使是总督李鸿章（原文拼作Li Hung-chang）的门徒，在中国属于所谓的进步派。供职上海制造局期间，他引进了不少外国机器，比其他中国人更能意识到西方设备的优越性。同行的有郑夫人和他的两个侄子。据说这两个年轻人会说英语，使团首席翻译官Chin Chi Yeung教他们学习这门语言。

郑藻如被视为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似乎很适合担任这一新职位，他熟悉现代技术，长期供职于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军工体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他体态肥胖、温文尔雅，显然吸引了这位美国记者。不过，记者发现，在与陈树棠总领事会谈前他不愿意多谈国会待决的排华议案。逗留旧金山期间，郑藻如会见了当地华人，与陈树棠商讨了艰难的政治局势，随后乘坐火车前往华盛顿特区。

接受采访时，郑藻如提到新任总领事一个月左右即将抵埠。陈树棠显然清楚自己即将任满离职，他没有在领馆组织任何大型晚宴或是试图再次展示当地华人的好公民形象。反华集团也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签订新约。可能他们从领馆提供的华人移民最新数据中也得到了不少安慰，数据表明，1881年抵埠的华人只有17701人，离埠的则有8178人。

当时关于华人少数耸人听闻的报道之一是英国轮船苏伊士号爆发“苦力骚乱”，船上577名来自香港的华人乘客反对接种天花疫苗。作为抗议，傅领事“向卫生局提交了一份十八页的请愿状，指出要求所有来到本市的华人接种疫苗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并请求停止这种做法”，状中援引了《第十四条修正案》、《民权法案》和《中美条约》的第五、六条。但似乎并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这方面的威胁预示了下任中国总领事黄遵宪的相关活动。与此同时，强制接种疫苗的做法仍在继续。

另一桩耸人听闻的新闻与所谓中国“美女”抵埠有关，这七名中国女性乘安吉号登岸后被原地拘留，因为怀疑她们是妓女。中国输入的性奴是旧金山面临的一大问题，虽然不合法，香港的美国官员和船长却在审查乘客名单时一贯漫不经心，这些女性来到旧金山后引发了复杂的法律纠纷。从笔者关于黄遵宪的研究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个棘手问题从未得到彻底解决。

陈树棠在旧金山任职的最后阶段，虽然情况相对平静，但华人社区普遍担忧总统批准国会通过的新法案的可能后果。傅列秘领事公布的数据表明1881年华人移民数量渐趋平稳，但由于担心美国即将关闭国门，新法案生效前出现了新的移民热潮。《纪事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然希望批准新法案，还估算了究竟会有多少华人在6月3日新法案生效前抵达旧金山。据该文作者估计，自1881年12月初提起该法案以来，已约有9400名华人抵埠，考虑到船只装载容量，新法案生效前还将有另外9700名华人抵埠，这些数据令反华集团非常恼怒。但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阿瑟总统签署法案。陈树棠也只能等待。他在旧金山无力影响总统决定，任期即将结束，他希望离开金山这个是非之地，自己动身回国。

2．黄遵宪抵埠

《纪事报》刊登上述文章的同一天，即1882年3月26日，黄遵宪抵达旧金山：

中国总领事

旧金山3月26日讯：新任中国总领事黄遵宪（Wong Jim Him，音译广东话发音）本日乘坐东京号从中国和日本抵达本市。他接替陈树棠（原文拼作Chum Shu Tang?），后者将随下一班东京号回国。黄遵宪大约35岁，看起来聪明过人，说话得体，彬彬有礼，业务娴熟。过去四年，以中国驻日参赞身份派驻横滨。他四年前随团驻日后从未回过中国，这次也是从横滨直接出发的。但他明确表示，在他前往本市途中国会两院通过的华人法案并不会令中国政府不快。他说法案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等华盛顿政府颁发领事证书后他就将履行职责，大概要一周左右。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记者采访的结果。也就是说，报社记者觉得有必要在黄遵宪离船登岸后尽快采访他。这位记者显然不懂中文，他勇敢地尝试以广东话音译黄遵宪、陈树棠的姓名，似乎不知道美国官方公文都以韦氏拼音将黄遵宪姓名拼为Huang Tsun-hsien，但他尽力挖掘了黄遵宪驻日期间的一些基本事实。遗憾的是，当时旧金山报纸还没有新闻摄影，这篇文章没有配图，但记者还是为我们描画了年富力强时期的黄遵宪形象：值得信赖、和蔼可亲、很有吸引力，而且毫无当时旧金山记者那种典型的种族主义态度。黄遵宪的这种形象，与年龄更大、体态肥胖的陈树棠形成了惊人对比，聪明的读者或可想象新任总领事将以有异于前任的方式应对旧金山华人问题。读过黄遵宪那些慷慨激昂讲述加州排华运动的诗作的人，看到他对记者担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正待阿瑟总统签署生效的新的排华法案时，恐怕会惊讶莫名。其实，从黄遵宪上书反对政府重修《蒲安臣条约》可知，这种态度不是他的本意，但身为外交官，必须遵守相关指令。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他采取激进得多的措施应对旧金山华人“问题”，这个故事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一周左右美国政府正式承认黄遵宪后，陈树棠就不再是总领事了。不用说，等候期间，黄遵宪与陈树棠（和傅领事）有过多次交谈，可惜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录。据前引《纪事报》，东京号再度启程前往中国时陈树棠将随船离开旧金山，这意味着其动身日期是4月4日。没有哪家报纸报道了陈树棠的盛大告别派对，码头上也没有感人的送别场景。

陈树棠在任期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傅列秘领事和德洛斯·雷克法官的大力协助下，他挫败了市长卡洛驰及其亲信将唐人街视为公害从而将华人驱离金山的阴谋。他发起了唐人街卫生运动，改善了公共卫生环境，促进了民众的社区意识。他配合人口普查，还在加菲尔德总统遇刺后安抚当地华人相信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让他的“子民”们觉得自己属于新的移居国；而哀悼皇太后，说明他们仍然是中国人。

遗憾的是，陈树棠的魅力攻势不太奏效。他可能对海斯总统否决《十五乘客法案》产生过一定影响；对海斯总统的研究表明，当时总统面临美国商人的压力，有些商人希望根据《蒲安臣条约》继续在中国获得好处，有些人则是陈树棠的座上客。眼下阿瑟总统尚未签署《排华法案》，但陈树棠的方式在对抗反华集团时显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是时候做出调整了。卸任回国后，陈树棠在与朝鲜的贸易谈判中表现出色（详见前）。遗憾的是，在旧金山经历的挫折和失望可能让他精疲力竭，离开旧金山后六年他就去世了。在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上他都是重要人物，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却对他知之甚少。

（作者单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