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一个无法进入北京的俄国使节团
——嘉庆时期中俄外交礼仪交涉始末
摘要：清朝嘉庆年间，俄国政府为取得在华利益，任命戈洛夫金为全权大臣，率团前往中国，欲与清政府商议双方贸易往来等相关事宜。在俄方看来，这就是两国之间的一次平等的外交往来，但是清政府则视俄国使团为朝贡使团。双方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外交礼仪之争。尽管俄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告诫戈洛夫金要尽量忍让，但是在俄国使团是否应在库伦行三跪九叩礼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最终清政府以戈洛夫金傲慢无礼，拒绝其进京，将其遣返回国。本文利用中俄两国的原始档案，对这一事件的始末做详细的阐述，从中可看出中俄两国对待此事的真实意图及做法。
关键词：嘉庆时期 俄国使团 礼仪之争 戈洛夫金 蕴端多尔济
嘉庆九年（1804），俄国政府任命戈洛夫金伯爵（Count Golovkin又译为“葛罗普京”）为全权大臣，率队前往北京，欲与清政府商议商业贸易等相关事务。依照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应是俄中两国之间的一种基于平等的外交往来。但是清府却将戈洛夫金看成俄国政府派来向嘉庆皇帝致敬的朝贡使臣。既是专为朝贡而来，当然须遵照大清礼仪体制行事，所以当戈洛夫金京率队抵达库伦，就因外交礼仪体制观念上的差异，与清政府官员发生争议，双方为外交礼仪行事问题争辩甚久。戈洛夫金坚持不愿照清政府规定行事，最终被遣回俄国。本文即针对这一事件，以相关档案史料为依据，详细论述中俄两国外交礼仪交涉之始末，并加以研析探讨。
一 戈洛夫金使团来华相关档案史料简述
民国25年（1936），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由王之相、刘泽荣翻译清季内阁大库所藏中俄两国往来文书（俄国文书原件为手抄古代俄文），题名为《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王之相先生于抗战期间又译出181件档案，时间从乾隆五年（1740）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历史研究》编辑部于1964年将原先出版的《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译文23件，加上新译出的181件档案汇集成一册，仍沿用《故宫俄文史料》书名。该书收录有关俄国遣使、边界、商务、逃人问题的珍贵资料甚多，特别是收录了多件有关嘉庆时期中俄两国为争辩外交礼仪体制问题的外交文书。
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清史译丛》第六辑，收录一篇《戈洛夫金特使出使中国的谈判方略》，这是当时戈洛夫金使团在进入中国境内前夕，依据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训示，结合他对当时的中国情况研究的思考，制定的一份和清政府谈判的指导性文件。后来该委员会又出版《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一卷1803-1807》，共三册（俄文版在1995年出版）。本书原由俄国学者米亚斯尼科夫（B. C. Miyasnikov）主编，搜集散藏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档案文献，共整理出近170万字的资料，计536篇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戈洛夫金的传记材料及当时有关该使团来华的原始档案史料，《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一卷1803-1807》（以下简称为《19世纪俄中关系》）、《故宫俄文史料》以及上述该份文件可说是研究当时俄国政府对清朝的政策及清代中俄外交关系极为珍贵的档案史料。但《19世纪俄中关系》与《故宫俄文史料》两书的翻译者对部分档案内容的释文，却有差异及误载的地方，笔者将对有差异或误载之处加以说明。
二 朝贡礼仪概念简述
依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国是居于世界的中央，视周围四方的外族人为“蛮夷”，“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这种思想与观念影响历代的皇帝及其臣民。直到清朝，此种“天朝上国”居于世界中心的观念意识，依然是根深蒂固。
清政府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远近亲疏、地理位置等，制定了一套确认周边属国、藩部与外国在大清国体系的等级与其名分、尊卑地位的体制。在此体制中，大清国的皇帝是处于至尊的帝位，而一切外国则都成了大清国的“属国”，不仅是周边的小国，即便是单纯为通商的国家，派遣使臣前来商议贸易问题，也被清政府认为是“纯心向化”，专为“朝贡”而来。中国皇帝既为天下之共主，统御万国，因此须负起“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下生灵，旁达于无外”，
以及抚治华夷，一视同仁，各保境土，协和万邦的责任。而此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也是朝贡礼仪体制概念的中心思想。
清代前期，清政府设礼部与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礼部掌理一切有关朝贡事务，如查核朝贡国是否遵照朝贡程序行事，主持或参与对朝贡国的封赏（册封赏赐）活动，接待朝贡使团来京朝觐事宜等。由礼部管辖的朝贡国有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等属国，以及经海道来华的西洋国家。
清政府对于西北、西南的外藩则由理藩院掌管，主要处理蒙古、西藏与新疆回部等边疆地区事务。另外由于俄国紧邻蒙古，且与蒙古早有贸易往来，所以理藩院也被指定处理中俄双方的外交事务，包括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负责两国贸易及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
理藩院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管辖蒙古等藩部事务，而清政府与蒙古藩部之间，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也是君对臣的关系。所以蒙古各藩部须遵大清礼仪，向大清朝贡，接受大清皇帝册封，奉大清正朔等。而俄国既然与蒙古诸藩部居于同等地位，清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大清国尊为“上国”，视俄国为“下国”。俄国既为“下国”，当然必须遵照大清国朝贡的礼仪，在觐见礼仪、呈献国书程序、国书的称号及礼物的呈送仪式等问题上，均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俄国对于中国此种不同西方外交传统礼仪的特殊体制感到不解与无法认同，从顺治时期俄国遣使来华开始，在外交礼仪体制上的争议便成为清代各朝处理俄国外交关系上的重要问题。
自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基本上是承袭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而清朝政府也参酌这些礼仪制度加以因革损益，创建了一套繁琐的对外关系仪礼定制。基本上，在大清国与周边属国藩部间的关系上，约有下列的规定，要求属国与藩部必须遵循。
如有关朝贡的规定。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礼志·宾礼一·诸国朝贡礼》记载：
蒙古部落设理藩院以统之，其余礼部主客清吏司掌朝鲜、琉球、安南、荷兰、西洋、暹罗诸番朝贡接待给赐之事。崇德年间定，凡归顺外国俱颁诰册、授封爵、进奏文移，俱书大清国年号。凡遇圣节、元旦、冬至，具表朝贺，进贡方物。顺治元年定，外国朝贡，以表文方物为凭。该督抚查照的实，方准具题入贡，贡使到京，所贡方物，会同馆呈报礼部……贡物交进内务府……贡船不得超过三只，每船不得超过百人，入京员役不过二十人。
圣节、元旦、冬至是大清国的三大节日，大清国的属国藩部派遣使臣携带表文及贡物前往北京朝贡，表文须书写大清国年号，是为“奉正朔”。大清国对于朝贡国贡船、人数及进京人员数量有明确的规定。
《大清国修正宾礼志·山海诸国朝贡礼》记载：
凡诸国以时修贡，遣陪臣来朝，延纳燕赐，典之礼部。将入境，所在长吏给邮符，遴文武官数人伴送，有司供馆饩，遣兵护之，按途更代，以达京畿。既至，延入宾馆，以时稽其人众，均其饮食。
翼日，具表文方物，暨从官各服其服，诣部俟阶下，仪制司官，设表案堂中，质明，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仪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馆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正使举表，馆卿祇受，以授侍郎，陈案上，复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礼，兴，退。馆卿率之出。
礼部官送表内阁俟命，贡物纳所司，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贡使等列西班末，听赞行礼如仪。非朝期则礼部先奏，若召见，馆卿豫戒习仪。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赐茶赐坐，均随大臣跪叩，饮毕，慰问，传达如初。出朝所，赐尚方饮食，乃退，翼日，赴午门外谢恩，礼部疏请颁赐国王，并燕赉贡使。既得旨，所司陈赐物午门道左，馆卿率贡使等东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贡使请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颁赐物，授贡使，贡使跪受，以次颁赐贡使，暨从官从人咸跪受，赞兴叩如仪，退，赐宴礼部。贡使将归国，光禄寺备牲酒果蔬，侍郎就宾馆筵燕，伴送供偫如前，所经省会皆飨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馆饩日给概从周渥焉。
上述山海诸国朝贡礼，主要是规定进表、朝觐、颁赏等礼仪定制。从繁文缛节的朝贡礼仪可知，朝贡礼仪是确立清朝与藩属间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作为臣子的藩属，若不遵朝贡礼仪，则属大逆不道，是对清宗主国地位的挑战。
三 俄国遣使之背景
在探讨此问题前，拟先简述清朝前期中俄两国关系。在十七世纪中期，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亦曾派遣使臣至中国，欲与清政府进行外交接触及商议贸易问题。在顺治至乾隆时期，俄国多次派遣使臣来华，由于双方对于外交礼仪的认知观点不同，所以发生许多争议，部分俄国使臣甚至被以不遵大清礼仪为由，遣送回国。而两国亦分别在康熙及雍正时期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及《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借此获得北部边疆的安定，得以全力对付准噶尔的动乱，而俄国获得在中国扩展贸易的权利。乾隆初，又因外交礼仪问题；及俄国一再违反不得容留逃人的规定，引起乾隆皇帝的不快，即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关闭恰克图的贸易互市，让俄国蒙受重大损失。
俄国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继承王位后，整饬武备，励精图治，当时虽与法国拿破仑交战，且让法军攻入莫斯科，但亚历山大在撤退前，将整个莫斯科城焚毁，令法军一无所获。继之俄国加入英普奥联军，终在滑铁卢一役击溃拿破仑军队，让俄国之声威在欧洲复振，而国势亦渐强盛。亚历山大极为重视商业贸易的推展，该国商务部建议政府应使用新的办法巩固俄国在东亚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商务部提出新计划的重点，就是向中国派出一个负有一整套使命的全权使团。
（一）俄国使团的任务、目的
《19世纪俄中关系》一书所录俄国商务大臣向亚历山大一世的报告，谈到了派使团到中国的目的：一、说服中国官员能让俄国在广州与黄海开市；二、让中国官员允许使团从北京经由西藏至喀布尔，而俄国人民今后也能经由此路自由通行；三、如果中国人同意，俄国不仅可以在布赫塔尔玛河（Bukhtarma R.）流域，而且可以在额尔齐斯河（Irtish R.）防线开市、建立市场、或者建立像恰克图那样的市镇。并争取俄国以边境长官名义派遣商队深入内地，特别是喀什噶尔地区贸易对所有人开放，所以要求中国一方保障俄国公民使用这条道路。
俄国副外务大臣恰尔托雷斯基（Gzartorysky）亦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派出使团的目的，提出四点作为使团赴中国应达成的任务。
第一，取得阿穆尔河的自由通航权，此一新的航路发现将促使堪察加半岛获得生命，此航权取得，可为扩大同日本与广州的贸易提供更多物资。
第二，中国到俄罗斯的商队可从布赫塔尔玛河上的多棱堡出发，到达科布多城，行程不到十二天，由布赫塔尔玛河可经水路将货物运到托博尔斯克（Tobosk），如果在多棱堡建立仓储，可让中国商人少走500多俄里冤枉路。所以若无法说服中国人沿国境全线开辟自由贸易，使团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同意经布赫塔尔玛河，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
第三，使臣在到达中国国境之前和到达之后，尽力收集一切信息和方案，以促进和发展我国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综合国家和私人的利益，加以深入思考，把这些信息变成对北京朝廷提出的要求。
第四，由于中国人政策多疑，且装出一副对贸易不屑一顾的样子，要求他们在对我方无所求的情况下，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将有许多困难，所以在给使臣的训令中应有这样的内容：命他运用一切手段，了解对方有哪些取决于我方，但又无损我方利益的不可或缺的利益，可建议以之与对方交换我方希望中政府同意的条款。
恰尔托雷斯基又说：“除了这些重要问题之外，再有就是要决定送到北京给博格德汗（清朝皇帝）本人及权贵们的礼物。中国人对礼物非常贪婪，对此早有耳闻。故有必要运用这种手段使他们的有识之士对我们产生好感，这些礼品应该同目的相吻合。尽管无法确认预见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几乎所有的礼品不过是我国工厂的产品，或者是我国毛皮业的产品。”
据俄国学者B. C．米亚斯尼科夫所著《戈洛夫金使团简介》一文所述，俄国商务部所提计划的第一部分，建议该国政府首先指示使团须向清政府争取获得在广州的贸易权，并通知清朝政府，俄国将派遣商船赴广州。俄国政府认为若要在广州开辟贸易，应使俄国的商品能进入中国市场，并应把北美、堪察加及鄂霍茨克海（Sea of Okhotsk）岸的贸易同中国及日本市场结成统一系统。而俄国的船只若能取得自由航行黑龙江的权利，将有助于俄国此一计划的实现。
计划第二部分，建议政府命令使团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准许俄国在中国西北边境增辟新的贸易点。这可将俄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纳入俄中贸易体系之中。不仅如此，使团也应争取清政府允许，让俄国能够从北京派遣考察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到阿富汗及印度等地扩展贸易。另外中国本土人口最稠密、最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也引起俄国政府的注意，使团也应调查评估俄国在此地区拓展贸易的可能性。
从上述俄国商务大臣及副外务大臣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的内容，以及B. C．米亚斯尼科夫的文章所述，俄国政府针对使团所赋予之任务，是希望借由使团能让商业贸易的发展从中国扩展至亚洲、北美地区。
另外，恰尔托雷斯基所说，礼物的赠送与使团目的的达成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俄国政府为派赴中国使团所备办礼品计有：玻璃制品、毛皮、锦缎、丝绸、天鹅绒、纪念章及数学工具等，总价值约152248卢布。
俄国政府同意商务部所提派使团前往中国的计划，并任命戈洛夫金为全权大臣率团前往北京。戈洛夫金1762年于瑞士出生，在国外成长接受西欧式教育，回到俄国初期并不懂俄语，他从宫廷侍从做起，后来升任枢密官、商务院院长、宫廷总典礼官。他得到恰尔托雷斯基的赏识与提拔，被任命为出使中国的全权大臣。
米亚斯尼科夫认为俄国政府派戈洛夫金前往中国，与以前派往中国的俄国所有使节团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使团与其说是应该解决双边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了确立俄国在远东新的政策，这个新政策可以顺理成章的称之为亚洲太平洋新政策。”由此可知，俄国派出使节团的目的，已不再像以前使团是为巩固中俄两国关系，增加俄国在华贸易利益而已。而是俄国想借由戈洛夫金前往北京，与清政府商议，答应俄国所提要求，如此俄国就能拓展其势力至亚洲各地。而俄国政府给戈洛夫金的训令，“要求他必须尽一切可能说服中国政府，每年哪怕允许我国数艘船只通过阿穆尔河（黑龙江），还有在河口建起一座堆放我国货物的货栈”。
（二）俄国政府给予使团的训令
俄国副外务大臣恰尔托雷斯基为戈洛夫金使团草拟的训令共计23条，除了商务贸易及传教士在华问题外，有关双方外交方面的训令整理如下。
1．关于礼仪：中国自古形成的礼仪一直保存完好，极受尊重。任何偏离均被视为大逆不道，故你（指戈洛夫金）在切入正题之前，应事先同中国大臣就礼仪问题达成协议，其中包括进入北京、抵达博格德汗驻跸之地、廷见和辞行时应遵守的礼仪等等。在我国同中华帝国发生关系的最初阶段，我宫廷派出的官员职衔虽各不相同，但其中人人都得以成功消灭礼仪家之于被接见者的屈辱。朕希望你此次亦要以这些例子为榜样，努力拒绝不体面的礼仪，特别是因为你有崇高的身份。不过你应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把帝国的尊严同中国人的礼仪协调起来，不要因为礼仪上或称谓上受到某些贬抑，就牺牲重大的利益。
2．以条约的形式确定双方的尊号：为了一劳永逸，避免由于双方迄今尚未确定尊号形式而经常产生误会和不满，应以促使中国人接受固定形式的尊号为妥。为此，我方可提出下列尊号，以取代迄今两个宫廷之间使用过的其他尊号，即：亚洲各大国、满洲各部、大中华及其他各广袤地区之皇帝、君临万邦泽被四方奉天承运专制君主大汗陛下、朕最友好的邻居和挚友。彼方致我方宫廷的尊号可以是“……”，使臣可以这种方式把所有与礼仪有关的问题确定下来，然后着手执行交给你的重要任务（指商业贸易拓展、传教士、边界谈判等）。
3．相互遣使团：此条虽不应视为努力争取的最高任务，但如能在不牺牲利益的前题下达成这一目标，使臣可谓勋业卓著。
从恰尔托雷斯基草拟的有关外交礼仪的训令内容，可知他对当时大清国的外交礼仪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要使团能够与清政府事先协调在礼仪上如何行事。但又必须维护俄国皇帝及其全权大臣的尊严，拒绝不体面的礼仪。然而为争取商业上的最大利益，即使在礼仪或称谓上受到大清国的“某些贬抑”。至于被贬抑到何种程度是使团可以忍受或不能忍受，这大概是全权大臣戈洛夫金必须依据当时的现时情况来作判断了。
亚历山大一世根据此训令，再发布任命戈洛夫金为赴大清国使节团的特命全权大臣，并颁布正式的训令共计19条。亚历山大一世在训令中提到：中国政府事先已宣布，它同意接待向他们派遣的使团。但中国人生性多疑，加之因循守旧，故迫使我们需要向他们宣布，祝贺博格德汗登基继绍大统，通报朕承接皇位是此行的目的。这便是我方拟定的向中国派遣使团的表面理由。
亚历山大一世命令戈洛夫金要能够展现智慧，广集情报，方能找到最佳途径，完成任务。他也提到俄国对中国官员的需求与爱好一无所知，所以无法准确预定戈洛夫金在中国时应遵循哪些行为准则。而恰尔托雷斯基已将俄中双方关系及相关贸易的资料告知戈洛夫金，并提出最主要的训令内容，作为戈洛夫金此次北京之行努力的目标。训令的第一条即有关外交礼仪的部分：北京宫廷接待外国高官和与之交往时，虽严格遵守为博格德汗臣民定下的规矩和礼仪，但我方在不同时期由此派去的官员，却成功地回避了其中某些最有损于俄罗斯帝国尊严的做法。朕望你效法先例，努力不懈，以求对你的接待尽量符合你所拥有的高贵身份和我帝国的尊严。为此，在进入北京之前，或抵达中国国君驻跸之处，你应同其大臣就陛见和辞行时的礼仪及应遵守的礼节达成协议，但如在此场合或其他场合，万一中国人顽固坚持野蛮的礼仪，则绝不应置朕派你前往北京所期待的利益于不顾。
亚历山大一世在第16号训令特别叮咛戈洛夫金，要求他在到北京之前的路程中，以及在北京和回国途中，“千万不要和中国人发生任何不快，在不得已时，可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以机智宽容的态度加以化解，以防旁生枝节，贻误朕委托给你的重任。你应以友善的说辞排除一切困难，以机智的手段避免刺激中国人的高傲及目空一切”。
俄国政府给予戈洛夫金的训令强调指出：“中国人有一习惯，凡他们认为对外国人有利之事，均会感到为难。因此，即使他们同意这个建议（指同意俄国船只航行黑龙江），希望获准航行的我国船只也只会十分有限。若这些船在航行期间不得在该河两岸和河口进行贸易，或者他们要求船只不得携带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拒绝接受他们的条件。不过，若你作不出任何违反此意之事，你将怎么样提出我们的建议，你将采取何种暗示使中国大臣同意此举”。俄国政府强调，戈洛夫金如何完成任务，要靠他的智慧。而戈洛夫金也订下与清政府官员交涉的方式：“尊严而不傲慢，亲切而不软弱，坦诚而不失分寸，特别愿意了解情况又让人看不出是好奇。”他也认为必须与清政府谈判黑龙江流域地区两国划界问题。
俄国枢密院在嘉庆八年（1803）行文清政府理藩院，函文表示亚历山大皇帝为了让“俄罗斯帝国与中国之间现有之永恒邻邦友好及通商关系更加发展，拟派遣钦差使节前往北京，向中国大皇帝陛下宫廷实行聘问，表达我皇帝陛下已在举国欢庆之中登基亲政，继列祖列宗世代相传之地位，并对中国大皇帝陛下登基即位，致以友谊之祝贺”。函文中并说俄国皇帝为“恢复俄罗斯皇帝宫廷与中国皇帝宫廷之间久未实行之派遣友好使节……以便有益于两国属民之商务发展”，所以将派使臣前往中国。函文中请理藩院将俄国遣使之事上奏朝廷，若获得同意，俄方会再向清朝政府通知使臣出发的时间，并请清朝政府在使臣进入中国国境后，给予礼节上的接待，并护送使臣前往北京。
四 清政府将俄国使团定位为朝贡使团
依据《19世纪俄中关系》上册收录的第15号档案《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佛尔卿额，就收到枢密院致理藩院关于派遣俄国使节团的照会和伊尔库茨克省长来函事呈嘉庆皇帝的奏章》，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等人称俄国伊尔库茨克省长派员送来该国枢密院致理藩院文书一封，“是为了昭示我国大汗衷心感谢（贵国）皇帝陛下天恩，意欲派遣一重臣向圣明大皇帝献贡，并祝他万寿无疆”。将俄国遣使来中国一事，禀称他们是来向嘉庆皇帝祝寿朝贡。
但此号档案档名似乎错误，因蕴端多尔济当时的职衔不是库伦办事大臣，是蒙古喀尔喀扎萨克多罗郡王，《19世纪俄中关系》书中其他档案均将蕴端多尔济称为库伦办事大臣是错误的。当时库伦办事大臣是佛尔卿额，但他任期不久，嘉庆八年十一月，清政府发布由阿尔塔锡第担任库伦办事大臣，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阿尔塔锡第抵达库伦就任。
这封枢密院的函文随蕴端多尔济、佛尔卿额的奏章转呈至理藩院后，由理藩院向嘉庆皇帝奏报，嘉庆皇帝对俄国欲派使臣来华表示欢迎，并发布上谕：“多年以来，俄罗斯帝国遵守所订条约办理事务，今欲重新开始派遣多年未曾派来专职使节前来北京祝贺，征询我国是否同意此种请求而认为愉快，如蒙俞允，即将该项使臣何时从本国启程及何时可达北京，预先函知我国。查其言词极为和顺，用意亦颇为诚恳，朕心殊为喜悦，应即准如所请办理。”
《19世纪俄中关系》上册第18、19号档案，亦载录此上谕，有俄文（18号档）及满文译本（19号档），俄文文本与《故宫俄文史料》内容大致相同。
嘉庆皇帝上谕由理藩院发给枢密院，理藩院在文书里称，希望枢密院收到文书后，“即行遵照我国圣上谕旨办理，所有一切事务统祈依照以前已有惯例行事”。《19世纪俄中关系》的俄文文本与《故宫俄文史料》内容大致相同，但在满文译本（即第19号档案））写成“特知照理政事枢密院，望收到国书后循例行事，执行皇帝陛下圣意”。
按照大清国对外体制，皇帝发给周边国家君主的文书称为敕书，以表示大清皇帝地位高于其他国家君主。若是用国书，则表示大清国皇帝与其他国家君主是同等地位，那是违反大清礼仪体制，是犯大忌的。笔者认为，可能是本书翻译者，不了解清朝的文书制度，将敕书译成国书。
嘉庆皇帝亦颁布上谕给蕴端多尔济、阿尔塔锡第，谕旨提到：“请朕为俄国使臣规定来京日期一节，朕思彼等乃外邦之人，途程遥远，故并未规定彼到达之准确日期，一俟俄国使团抵达库伦，蕴等应事先奏报，或于今秋朕临幸避暑山庄之时，或于岁末朕万寿之月，命该使团由库伦来见。万一使臣到达时间较早，蕴等应挽留其休息数日，以顺我至圣大皇帝对外国使臣仁爱之意。”
由此上谕可知，嘉庆皇帝为俄国使团订下觐见的日程，一是嘉庆皇帝在秋天至避暑山庄的时期，或是等到年底嘉庆皇帝庆寿之月。蕴端多尔济及阿尔塔锡第表示，将遵照谕旨办理，并称，俄国使团首要官员的职衔若与他们相同，他们其中一人会陪同使团前往觐见嘉庆皇帝，若来使职衔与他们不相同，则派其他官员陪同前往。
蕴端多尔济等人也向理藩院请示称，经查阅库伦办事大臣处相关档案，得知往年俄国曾多次派遣使团至中国朝贡，但因事隔已久，库伦办事大臣处已无相关文档，此等使团如何接待与护卫方式，已无可稽考。届时俄国使臣若发问，我方将难以回答，亦难着手接待使团。请理藩院能详阅有关档案，并来文告知往年接待俄罗斯使节团来朝旧例及护送方式，以便办理。
如上述，嘉庆皇帝考虑使臣由俄国至北京，长途跋涉，须事先作周密规划，何时到北京较妥当，理藩院须预先拟妥时程，并对俄国使臣从远方前来一事，向俄国政府表示他的关切之意。理藩院将嘉庆皇帝的谕示派员送至俄国伊尔库茨克省城，对于清朝政府允许俄国派遣使臣前往中国一事，该省民政（事）省长致函库伦办事大臣，表示诚挚谢意，并称该国朝廷将派何等官衔与官阶之使臣前往北京，随员扈从人数及何时抵达边境地方，在获得上级指示后，即迅速派遣专差通知库伦办事大臣。
据《19世纪俄中关系》所录西伯利亚总督向该国外务院报告的咨文提到，库伦办事大臣所派送信官员曾向伊尔库茨克民政省长表示，俄国使团前往时间最好是在11月抵库伦，12月至北京。若在夏季时，嘉庆皇帝将至热河避暑，并在该处接见使臣，所以使臣将无法到北京城。另外，若该使臣具有将军职衔，届时蒙古郡王及库伦办事大臣将亲自陪同使臣前往北京。
对于清政府建议使节团启程时间在十一月，经俄国商务大臣及外务副大臣商讨后，向亚历山大一世建议使团延至隔年（嘉庆十年）再出发。亚历山大一世同意此项建议，即由俄国枢密院致函理藩院，《致中国理藩院函》文中提到俄国皇帝对中国同意俄方派遣使臣赴北京一事，认为这是中国皇帝友好意旨之实际体现。俄皇并命枢密院尽快派遣使节，以便加强两国和平之友谊，发展邻邦之友好关系及两国属民通商之利益。枢密院在函文中说为“务使此次所派使节符合两国大皇帝之尊严”，对筹备事宜须谨慎行事，不能仓猝前往，所以派遣使节一事，可能须延至嘉庆十年实行。
在《19世纪俄中关系》书亦录此文件，称：“我等现恭奉圣意，正尽心竭力，努力使此次出使，不辜负两国伟大君主的期盼，但因时间仓促，筹备不及，加之路途遥远，故使臣难以在冬季第一个抵达国境，迫于形势，我们只好将出使延迟至来年，即1805年。”
此封信函送至伊尔库茨克，该省民政省长再派专差送至库伦办事大臣处。该省长在信函中再次强调，该国“得悉贵国大皇帝陛下对我国以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之最高名义建议派遣使节前往北京一节，惠予同意之答复”，表示感谢。但因筹备不及，须将此事延至嘉庆十年实行。对于此事，蕴端多尔济则向朝廷奏报称，嘉庆皇帝曾命他若得知俄国使团出发消息，即应对其到达时间加以度算，若使团到京时间在封玺之前，蕴端多尔济应立即上奏，由当时担任库伦办事大臣玉衡或蕴端多尔济陪同使臣入朝，若使团岁末到达，入京时间在来年，蕴端多尔济则应以休息为由，将使节团留在库伦一段时日，在来年4月抵达京城。蕴端多尔济表示，将遵照办理。他又说，俄国伊尔库茨克省的送信官员向他表示：“彼之汗就朝贡问题请求我圣明大皇帝明鉴，蒙我大皇地高瞻远瞩，体察入微，予以允准，彼等内心无比喜悦。唯路途十分遥远，使团于年内不克上路，有待来年出发。”
蕴端多尔济在此奏折描述俄国送信官员所说的话，他未称俄国亚历山大一世为皇帝而称为“汗”。笔者认为，俄国官员不会称自己国家的君主为“汗”，应是蕴端多尔济自己的意思，是在贬抑俄国皇帝的地位。另外说俄国君主为朝贡问题遣使来中国，笔者认为该官员也不会说俄国使团是专为朝贡而来，这也应是蕴端多尔济个人的看法，认定该使团为朝贡而来，并向朝廷奏报，让嘉庆皇帝以为俄国遣使来中国，真的是专为向他祝贺的一个朝贡使团。
蕴端多尔济在奏折里说，经他与俄国送信官员交谈后，他认为：“虽然俄国汗诚心希望前来朝贡，但俄方至今并不清楚圣上是否已恩准彼等来朝，故自然也不能将贡品准备妥当，亦无法于枢密院文书中说明使团出发时间。奴才愚钝，窃以为如今俄人虽已告知使团将于来年出发，但俄历有异于我天朝历法……俄人办事糊涂，唯有着理藩院下书俄人，指明来年使团到达日期……俄人方能行动无误。”
蕴端多尔济在此段文字中，用“俄国汗”“朝贡”“贡品”“下书”等，都是在贬抑俄国君主、枢密院及使团的地位，更可印证蕴端多尔济在俄国使团还未到来之前，已将俄国使团定位为朝贡使团。
而理藩院接到俄国枢密院的文书后，向嘉庆皇帝奏报俄国使团延迟至来年出发，嘉庆皇帝发布谕旨称：“来书说俄国道路遥远，今岁无法就派遣使臣准备妥当，所言不谬，即按彼等意愿延至来年再派使臣。”此为《19世纪俄中关系》所录俄文文本谕旨，而满文译本则写为：“俄罗斯路途遥远，故也许今年不克遣使前来，可随他们意思来年再派使臣。”两文本翻译有所不同。嘉庆皇帝命令理藩院将上述谕旨告知俄国枢密院。
不久，蕴端多尔济又发函给俄国伊尔库茨克民政省长，希望俄国使团能按中国历法在十月份（即西历11月）抵达库伦，并将使团抵达恰克图时间、使团人数、行李辎重数量事先通知。蕴端多尔济也和库伦办事大臣玉衡联名上奏，称：圣上格外施恩，体察外国汗于来年派使臣来朝之请，对彼等乃无上恩德。但因两国历法不同，俄国对此有所不知，所以致函伊尔库茨克民政省长，告知使节团应于来年十月左右抵达库伦。随后双方为使团来访之事相互递送文书，蕴端多尔济又屡屡上奏请示，引起嘉庆皇帝不快，即发布上谕：“蕴端多尔济等多次奏称，俄人欲遣使来朝，朕见俄人行为恭谨，下令顺其所请，但绝非朕有意邀请渠等，且俄人行事极为可疑，故蕴端多尔济等决不可越权行动，在此期间只应静待俄人消息，若俄使举止确实恭谨，并于六、七月份抵达库伦，蕴端多尔济等可立即由当地出发，以便于万寿之日将其送达京城。”
嘉庆皇帝认为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对于俄国遣使来华一事，表现过于急躁、主动，会让俄国人以为嘉庆皇帝对遣使一事非常重视，并热切盼望使团的到来，蕴端多尔济等人如此行事，有损大清国及嘉庆皇帝之尊荣。因此命令蕴端多尔济只需等待俄国的消息，不必向俄国方面再三询问，并于得到确切消息后再行奏报。“一切遵旨行事，绝不可越权行事，亦不可无所事事，终日请示，呶呶不休”。
蕴端多尔济接到嘉庆皇帝的谕示后，在档案里就没有再看到他对使节团来京时间相关事务再向朝廷上奏的折子。另外，嘉庆皇帝在谕旨里命令他，若俄国使臣抵达库伦时，要观察使臣的举止是否确实恭谨，才将他送至北京或避暑山庄觐见。嘉庆皇帝的此谕旨非常重要，俄国使节团是否能进京觐见，决定于蕴端多尔济与相关官员对俄国使臣的行为态度的观察。
到了嘉庆十年三月（1805年4月），俄国伊尔库茨克副省长致函接替玉衡的新任库伦办事大臣福海，称已接到枢密院的通知，该国皇帝已命令派遣一等文官、枢密大臣尤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夫金为全权大臣。并称：“我仁慈君主大皇帝陛下为向中国大皇帝陛下表示特别尊敬之意，并更加证明我国大皇帝陛下对中国大皇帝陛下之诚挚相邻友好关系”，所以才派具有高尚品格、为俄国皇帝宫廷中之亲贵为特命全权大臣，该使臣“实为足资两国伟大君主互相信任之人员”。而戈洛夫金预计在同年9月可抵达中俄边境处，俄方请中国方面提供特使团人员运输车辆所用马匹及所须食物等。该函文并附上特使团员名单，共计224人（含大使办公处、大使随从、学术处、宗教人员、医务处、总务处、大使一般勤务人员及警卫处等人员）。
《19世纪俄中关系》亦录此档案，但将戈洛夫金的职称写为二等文官，又，《19世纪俄中关系》所录亚历山大一世任命戈洛夫金为全权大臣的谕旨：“朕通过外务部，任命二等文官……戈洛夫金伯爵为出使中国特命全权使臣。”可见，《故宫俄文史料》所载档案称戈洛夫金为一等文官，误。
（一）使团人数限制及礼品清单争议交涉
对于戈洛夫金使团人数多达224人，军机处表示人数过多，应予缩减。并称，雍正五年，俄使团人数过多，当时曾下令缩减人数，始准其入朝。嘉庆皇帝同意军机处的看法，要依例将使团人数大为缩减。嘉庆皇帝告诉蕴端多尔济，若俄国人恭谨奉诏，愿大大缩减人数才可前来朝见，倘若俄国人不甚恭顺，不愿缩减随员，则应坚予拒绝，若俄人中途止步不来，亦无不可。
理藩院也对名单中有僧侣及学生等十人要随同使团前来，认为是俄国违反以前双方条约规定，因按规定，如俄国派遣僧侣及学生前来北京，均应自行前往，而且仅限该项僧侣人员，不得加派其他人等。同时遵照嘉庆皇帝的谕旨去函向俄国枢密院声明，不准僧侣及学生随使团前来。理藩院并举出在乾隆八年时，俄方曾派学生三人，随俄国使臣前来，虽清朝政府曾派员前往迎接，但并未让学生随俄国使臣进京，当时理藩院曾向乾隆皇帝奏报此事，乾隆指示须按条约办理，不准学生进京，理藩院也将乾隆谕旨行文俄国枢密院。所以理藩院对俄方又违规定，再让僧侣学生随使团前来一事，向该国枢密院要求务须依约章办理，停止僧侣学生随同使团前来，并对使团人数再予以缩简。
在《19世纪俄中关系》上册，有一份戈洛夫金对清政府拒绝接待随使团同去的传教士，以及要求缩减人员一事，如何与清朝政府官员交涉所写的报告。从此报告中可看出戈洛夫金的态度非常坚决，对库伦办事大臣向伊尔库茨克省长要求传教士不能和使团一同前往，必须缩减使节团人数、先交出礼品清单等多项问题，戈洛夫金都称给予回应。但俄国副外务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则建议戈洛夫金态度不要过于强硬，他认为缩减使节团人数，是一项可向中国人表达善意的做法，恰尔托雷斯基称：“向中国人表示善意，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屈从他们的意志。相反，更能向他们证明，我们有诚意在各方面向邻国和盟友表现出友善，我们同中国人交往，在一切场合一定要表现强硬的态度，但也必须根据情况有所调整……不要因此而放过此次出使可能给我国带来的最大利益。”
从恰尔托雷斯基给戈洛夫金的建议可知，他认为一切还是要以俄国能在中国所得到更多的利益为重，不要因固执己见，而与清朝政府官员沟通上产生障碍，因而影响使团的任务。而亚历山大一世也命枢密院发出文书给理藩院，告知俄国所派传教士人员将与使团分开，不再一同前往北京。
对于清政府要求该国僧侣学生不得随使节前往北京一事，戈洛夫金说他已得到该国皇帝的训令，僧侣学生不随使节团前往北京。
同年9月，俄国使臣戈洛夫金率团抵伊尔库茨克城，伊尔库茨克省长向他通报清朝政府要求减少使团的随从人员，戈洛夫金表示对此事他将亲自去函解释。戈洛夫金致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的函文，为显示他是俄国所派最高品级的大使，特将他在俄国所有的头衔（约计七个）列在函文的最前头。对于理藩院要求将使团中非属必要人员及武官人员酌量减少一事，则称：该国君主为向中国大皇帝表明特别尊敬之意，并见证两国友好关系，所以才派遣从无前例之最高品级的大使。并就人数问题做了解释：须使构成大使扈从之一切部分，符合于我国大皇帝陛下对中国大皇帝陛下的特殊敬重及友好情感，特选定自己最亲近的显贵人员，以鄙人担任斯职。鄙人承蒙我大皇帝陛下委以全权大使之崇高职位，并在扈从之中派有合理数额之显要官员……钦承我伟大皇帝之恩宠，如此安排，乃系体现圣上之尊严。
戈洛夫金说扈从人员的编制是该国皇帝借以表示尊重中国大皇帝及对双方友好关系尊重的证明，所以若没有该国皇帝的谕旨，他不敢擅自删减扈从人员。另外，库伦办事大臣福海要求俄国使团将送给嘉庆皇帝礼品的清单，预先交出审阅，戈洛夫金对此则说，该项礼品“系我君主全俄罗斯大皇帝陛下为表示自己之友谊，经由鄙人向中国大皇帝陛下赠送之物”。所以应等到他抵达北京后，与清朝政府官员商议确定交送仪式后，届时他会将清单交出，但现在他无法交出礼品清单。
蕴端多尔济与福海商议后，随即回复戈洛夫金，称从其来信中，仅可看出是俄国君主（函称贵国汗）对嘉庆皇帝的尊敬与热心，所以派戈洛夫金前来，但是否携带“贡品”，是否有公开文书等，信函均未提及。因嘉庆皇帝体恤使臣来京路程遥远辛苦，要求使团人减少，但戈洛夫金信函未提到此事，而对运送何种物品、交通工具等均未提及。蕴端多尔济说，若贵国汗确实出于尊崇之情献来物品，为何对所运送贡品不肯报告，不仅如此，而且为何不写明都有哪些物品以及需要往驿站派出多少骆驼与车辆。
蕴端多尔济在信上以很不客气的口吻指责戈洛夫金说，使团人数太多，路途遥远，荒原、高山、河流的阻碍，都会让随员疲惫难行，这些情况嘉庆皇帝均已预见，而且也已告知俄国政府，戈洛夫金身为首席使臣，为何不能体恤部属难处。他认为戈洛夫金寄来的信不仅用词与语气极为不当，行文悖乱外，而且指责戈洛夫金对这样的信，“你岂有不过目之理，你岂不知此前我方寄去的函件，写得均合乎友好结盟精神，而你寄来的函件却相反，言词晦涩累赘，混乱颠倒，实是无益”。蕴端多尔济要求戈洛夫金应重新写来详细易懂的信函，并应按恭敬态度行事。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亦向嘉庆皇帝上奏，称戈洛夫金不愿遵照朝廷指示缩减使团人数，来信也未说明贡品是由哪些物品构成，献贡时是否进呈贺表，仅说他是伯爵及枢密官、使臣，礼品清单要等他进京后自会告知。蕴端多尔等人认为戈洛夫金的信“自高自矜”的话太多。同时奏称：“俄国人小里小气，好夸口，爱占便宜，善于打探。雍正、康熙年间前来的使臣人数均没那么多，乾隆年间根本没使臣来过（此句话有误），目前使团人数并未减少，当奴才等仔细思考信函中为何不提贡品准确数量时，这才完全明白，原来他们想擅自截留物品，还想打听一些情况，为自给谋利。如果要等到奴才等恭呈奏章后，再向彼等发去拒绝的信函，那这些愚蠢糊涂的俄国人还不知会变本加厉，毫无节制地自吹自擂到何种程度。”
由上述蕴端多尔济与福海在奏折上所说的话，可知戈洛夫金在他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高傲、狂妄、无知、贪婪、不知礼节的俄国使臣，所以蕴端多尔济等人行文给戈洛夫金及伊尔库茨克省长，表示不同意戈洛夫金信函所述，戈洛夫金必须再写信回复，并遵照他们对使团所提的各项要求，才会将信函呈送给嘉庆皇帝。若不再写信前来，他们就不再理会俄国使团之事。
嘉庆皇帝览奏后，即颁谕旨给蕴端多尔济等人，其中提到：“俄国使臣来信颇为不敬，其中多有炫耀其显赫之词……今彼等来信颇有不恭，且信中行文时将彼国汗谕旨置于朕谕旨之上。由来信得知来朝人数并未减少，信中亦未告知现时是否已备妥上奏皇帝之贺表，且不肯呈报贡品为何物，显系别有用心，其行何其卑鄙，桀骜蛮横如此，如何还能邀请。”显然，嘉庆皇帝也认为戈洛夫金态度不恭敬，所以对蕴端多尔济去信表达拒绝之意，颇为赞同。同时要求蕴端多尔济等人必须向戈洛夫金说明，必须遵照下列规定行事，始能进京觐见：第一，使团人数必须缩减；第二，必须交出贡品清单，并告知向皇帝呈献贡品时，有无贺表。若戈洛夫金遵照规定行事，则可表明：“尔等踏上我国土地，朝觐皇上，按我国法规，凡欲朝拜我英明大皇帝，必须遵守礼仪。言罢，则着彼等面朝东方，教以叩头之礼。如彼等一切中规中矩，心无动摇，面容虔敬，行叩头之礼，可着蕴端多尔济等详细奏报，然后再依原旨，按原订日期送使团入朝。如俄方有一项条件不能完成，立即予以坚拒，将其遣送回程，决不可优柔寡断。
从嘉庆皇帝的谕旨可知，他对戈洛夫金进京觐见的条件，就是要遵照大清礼仪体制行事，故要求蕴端多尔济与福海须遵旨执行，不得有丝毫退让。
蕴端多尔济等人遵旨再派人递信给戈洛夫金，要求他缩减使团人数及交出礼品单等，戈洛夫金感觉到清朝政府的强硬态度，所以回信表示：当他率使团到达国境时，必须通知库伦办事大臣，希望库伦方面能按例派人予以接待及护送，提供生活上的所需物品。他在信上称他是奉俄国皇帝之命出任谒见嘉庆皇帝的全权大臣，并呈递国书，国书内容大致是：禀告我皇帝已在万众欢欣中继登祖父大宝，同时也向博格德汗陛下祝贺顺利继承皇位，表示我全俄罗斯至仁皇帝陛下衷心希望全力巩固和扩大双方国家至为愉快和顺利发展之和谐友谊，献上礼品，以表达我皇帝陛下对博格德汗陛下之友好情谊。
戈洛夫金在信函里也称他愿意缩减使团人数，并告知削减后的人员总数仍达150多名。至于礼品清单，因礼品中有多面大镜子及珍稀物品，而长途运送极易毁损，所以未抵达目的地前，很难提供准确物品清单。
对于戈洛夫金的回复，蕴端多尔济称，对于礼品内因有易碎物品，故无法现时提供清单，可以理解，但使团人数仍过多，必须缩减至70人左右。并告诉戈洛夫金：“我大清国律令规定，凡大小国家遣使朝贡，只许数十人入朝，此事必须严格遵照执行。该规定并非仅对俄罗斯一国，普天之下莫不遵守，尔不可谓不知也。”
当时已率团抵达恰克图边境的戈洛夫金，接到蕴端多尔济的信后，立即写奏章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清政府对他提出许多无理及无礼的要求与限制，他认为中国人所规定的人数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中国人在最后一封信（指蕴端多尔济的信）抬出国家法律作为借口，“说是所有的使团都限定为六十人。套用到俄国使团的头上，完完全全就是等于宣布它是一个纳贡朝拜的属国”。从蕴端多尔济的信也得知，他们把戈洛夫金使团当成每年朝见皇帝的纳贡使节团一样看待。
戈洛夫金表示，若未进入中国之前，就同意那些“不成体统”的苛刻要求，那么在进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又如何能在谈判中坚持我方的要求，又如何谈得上保持俄国使臣的尊严。戈洛夫金虽然抱怨他未得到中国人应有的重视，但他也表示，为完成俄国政府所赋予的任务，以及日后能在中国取得的利益着想，决定将使团人员缩至120人，并派首席秘书巴伊科夫前往库伦与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商议相关问题。
戈洛夫金也写了一封公函由巴伊科夫带去递交给蕴端多尔济等人，回复中国方面要求使节团缩减至60-70人等问题。依据《故宫俄文史料》所录此信函，戈洛夫金说，依据以前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并未有俄国方面派使团来华亦应遵守大清帝国所订人数限制的规定。而且在俄国枢密院将该国皇帝欲派出使臣至中国觐见皇帝的讯息通知中国方面时，清政府也应预先告知使团进入中国人数限制的规定，以便该国先作处理，如此才合乎两国外交往来礼仪。戈洛夫金说：两国都已认为成规之先例中，可以看出，鄙人以前之使臣萨瓦（Sava Vladislavich）（雍正时期来华俄使）之扈从人员曾有一百二十人之众，并未禁止其随同使臣进入贵国，而均予以放行……该项使臣（指萨瓦）以其官阶及职位而言，与鄙人相较均属甚低，因此鄙人之扈从人员，秉公而言必须适合于鄙人之优越品位，无论如何不能少于该项使臣所有之扈从人员，贵王与昂邦大臣皆为贵国大皇帝陛下忠诚之臣宰，试思鄙人不负极严厉之责任，能否擅自贬低依我国大皇帝陛下之意旨所给予鄙人之尊严。
戈洛夫金在此信函强调，他是俄国皇帝授予出使任务的大臣，雍正时期来华的萨瓦官阶及职衔都比不上他，所以他的使团随员人数，不应低于萨瓦使团的120人。同时，为了解释他们的照惯例和他的职位，以及为何须保留一定随员人数的理由，特派秘书巴伊科夫前往库伦，当面向蕴端多尔济等人说明。
巴伊科夫在嘉庆十年九月抵库伦，随即与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进行会谈。依据巴伊科夫的《库伦出差记录》，双方对于外交礼仪问题、事先递交礼品清单、通报国书内容、使团人数等问题进行商议，蕴端多尔济坚持要戈洛夫金都遵照办理，他们才会向理藩院报告使节团到来的讯息。巴伊科夫对上述问题仅作出解释，双方并未作出任何协议。蕴端多尔济也看了完戈洛夫金的信，蕴端多尔济称他会行文回复戈洛夫金，请巴伊科夫转告。
（二）嘉庆皇帝要求使臣演练叩头礼
此时军机处再度转达嘉庆皇帝的谕旨给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要求他们在戈洛夫金抵达恰克图时，即应向他说明：“此前，凡各国遣使赴我天朝纳贡，选送贡品进京者均为十人或略多于此数。一般各国使团均不超过二十人。”所以命令该使团须大量缩减随员，不得超过30人，若俄国照旧不愿缩减，呈递贡品清单，不肯告知向皇帝进献贡品时是否呈递贺表，蕴端多尔济即应拒绝使节团入境。若俄国使臣愿遵照办理，即可准其进入库伦，再向其说明，“库伦为治理一切边境事务之地，故各国使臣如到达我国境，我边境大臣首先应为其传授宫廷礼仪，此后方能入京”。着令传授上述使臣叩头礼，如戈洛夫金等能完成礼仪，虔敬庄重，毫无被迫之态，则可按朕对洋人恩典，着蕴端多尔济对戈洛夫金赐宴，并将情况速速上奏。
可见嘉庆皇帝坚持要俄国使节团遵照大清礼仪体制行事，否则不准进京。嘉庆十年九月，在军机处的上述文书到达库伦前，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联名上奏，将他们与俄国使团秘书巴伊科夫会商情形，并要求戈洛夫金于朝见时行叩头礼等事向朝廷报告，并附上戈洛夫金所写的信。对于觐见的礼仪，巴伊科夫的回答是：“我使团团长戈洛夫金将一如前朝，经由贵国圣明大皇帝之近臣，向皇帝呈递我汗王之国书。至于朝见跪拜一节，我出使大臣将遵循前人旧例，行叩头之礼。”
另外贡品问题，巴伊科夫称，礼物当中有大型镜子等易碎物品，是否能完好运送至北京，无法确定，所以贡品数量无法告知，请蕴端多尔济等人谅解。蕴端多尔济等人认为巴伊科夫虽保证该国使臣朝见时定行叩头之礼，因此，已写信给戈洛夫金，要求他遵照谕旨及库伦办事大臣方面的要求。
清政府收到蕴端多尔济的奏折及戈洛夫金的信函后，军机处告诉蕴端多尔济等人，由于戈洛夫金在信中允诺行叩头礼，所以有关使团人数不再限制为30-40人，但不可破百，戈洛夫金若愿遵照施行，并于抵达库伦后演练叩头之礼，则可率团进京觐见。
在蕴端多尔济写给戈洛夫金的信中，再次强调并要求戈洛夫金须确认：
1．戈洛夫金携有国书，要到京城觐见嘉庆皇帝时，先交给皇帝旁边之大臣，再转交至皇帝手中，蕴端多尔济希望戈洛夫金抵达库伦双方会晤时，能私下让他看看国书内容。
2．巴伊科夫称戈洛夫金会遵照朝廷的要求，按旧例行三跪九叩礼，关于此点，蕴端多尔济要求戈洛夫金须亲自回函答复。
3．有关礼物中有大型玻璃境子等易碎物品，是否属实，也要回函答复。
在戈洛夫金回函明确答复后，蕴端多尔济会检视内容后，向嘉庆皇帝奏报，恳请施恩准使团进入中国境内。
嘉庆十年十月初，戈洛夫金派人递送回复函给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对于国书问题，他称，按照先例他不能将国书内容事先告知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只能等到他到达北京觐见嘉庆皇帝时，才将国书及礼单呈递给皇帝旁边的大臣。戈洛夫金说其实国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只有我皇帝陛下对博格德汗陛下继承祖宗大位的祝贺，以及希望他全力巩固和扩大顺利存在于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并称国书内容的大要，已在1805年10月8日写给蕴端多尔济信函中阐明。俄国对于中国皇帝尊号的写法，他也保证绝对合乎中国方面的规定。至于他觐见嘉庆皇帝应行之礼仪，他知道以前的俄国使臣遵守什么样的礼仪，他无疑也会仿效遵行。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收到戈洛夫金送来的信函，随即上奏，称俄国使臣态度已较为恭谨，并愿照规定行事，虽随团人数仍有124人，但多余之人均为维护礼品之工匠，所以他们请示朝廷是否准其入境到库伦，若蒙皇上恩准，在使团抵达库伦后，即要求使臣演练叩头礼，并仔细查验礼品。蕴端多尔济说戈洛夫金在恰克图边境待了近两个月，因焦虑过度而病倒。
嘉庆皇帝接到蕴端多尔济、福海的奏折后后，即命军机出发布谕旨，表示俄国人已遵照谕示将使节团人数缩减成124人，对于朝廷的所示亦极为恭谨，所以谕令准其入朝，而戈洛夫金生病，则命蕴端多尔济指定医生，为出使大臣医治。在使团抵达库伦后，即由蕴端多尔济等人教戈洛夫金等人演练叩头礼仪。
嘉庆十年十一月初，戈洛夫金终于带领为数124人的使团，从恰克图出发前往库伦。戈洛夫金并为库伦方面派官员护送，写信函向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致谢，并称希望尽速抵达库伦与他们见面。
（三）清政府视戈洛夫金为来华“朝贡使臣”
对于戈洛夫金率俄国使团进入中国一事，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记载，嘉庆十年十月，嘉庆皇帝发布上谕，令理藩院回复俄国枢密院，表示大清国准戈洛夫金率团进京：“据蕴端多尔济奏，俄罗斯国遣使赉表献贡，已准其来京瞻觐，并令蕴端多尔济护送入都，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六日赶到，或途间稍有耽延，即于明春……赶到，以便入宴赏赉，用示怀柔。”
由上谕的内容可知，嘉庆皇帝将俄国遣使来华的性质，视为向大清皇帝“朝贡”的使团，所以要求朝廷官员须依朝贡礼仪规定，接待俄国使团。除了派蕴端多尔济护送使节团外，该使节团若行抵张家口外，热河都统佛尔卿额，亦奉命协同照料，届时蕴端多尔济先回京，将护送使团过程上奏。张家口至北京此段行程，则派刑部右侍郎瑚素通阿护送。
另外，军机处也命令直隶总督裘行简筹备用车，及途中一切尖宿房屋均须备妥整齐，供俄罗斯使臣及随从人员使用。在谕令中特别指出“此事关系外国观瞻”，所以所有事项均须齐备，“俾外藩益知敬畏”。所以要裘行简“务须经理周妥，不可稍有缺悞，为所轻视”。
俄国学者米亚斯尼科夫对于嘉庆皇帝命令朝廷官员安排接送俄国使臣一事，提出看法。认为清政府希望俄国使臣能及时赶上已排定觐见嘉庆皇帝的时间，届时“帝国的高官和前来首都的各附庸国使臣要向皇上表示祝贺，接受他（指嘉庆皇帝）的礼物和官衔、封号的赏赐。如果此事真的发生，那俄国将以此确认满洲（指清政府）外交强加给它的附庸国的地位”。
清政府既认为俄国所派使团携带礼物及国书，纯为“奉表纳贡”而来，大清帝国当然须依照朝贡礼仪规定，对来使优遇照顾有加，所以计划在该使团进入国界后，就派人妥善照料。据《19世纪俄中关系》中册所载清朝政府迎接及护送使团的官员，由恰克图至库伦有五位官员护送，由库伦至北京此段则由蕴端多尔济率六位官员护送。
清政府又发布上谕给裘行简，再次叮咛曰：该国使臣跋涉远来，自应优加体恤，且沿途供应等事，观瞻所系，不可不示以整肃。即如所用车辆凡有人乘坐者，其棚席必当周备，车内酌添毡片使御风寒……尖宿房屋俱着收拾洁净，量给炭火煤炉，俾就温暖，所有食物从优供给……该国贡物内有玻璃等件，恐车载不便，并当酌派人夫预备抬送……酌带兵四百名随同照应，安设堆拨，勿致所过地方有宵小偷窃之事，致为外国所轻视……所派各委员，裘行简当饬令小心照应，无涉疏玩，以示朕柔远嘉惠之意。
从上谕内容可知，清政府对前来朝贡使团进入国界后的照料安排，可谓无微不至，甚至连细小的环节均设想非常周到。嘉庆皇帝对于慕名而来朝贡的俄国使节团，特加优遇接待，以彰显大清国对前来朝贡国家之美意。米亚斯尼科夫则对当时的清政府对于俄国使团的到来，并至宫廷内觐见嘉庆皇帝一事，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俄国是强大的邻国，其使臣完成宫廷使臣礼节，可在帝国杰出的代表和帝国居民眼中证明皇帝的首要地位和俄罗斯国家的‘附庸’统治关系，可巩固清朝帝国首脑的政治威望”。
直隶总督裘行简接到朝廷的谕旨后，即着手准备照料俄国使节团事宜，他先派员勘查使团行经道路及沿途住宿房屋状况，其他一应事宜均照朝廷指示办理。裘行简将筹办情形上奏，特别提到：“罗斯属在外藩，久未宾服，此次望风归化，实仰圣德远敷。入中华，凡经过地方，照料一切，自应周备。至观瞻所系尤应严肃整齐，方足以示怀柔而昭体制。”
由上述可知，清政府是为展现大清国的大国威望，将戈洛夫金视为“属国”使臣，专为朝贡而来，所以要求接待的官员须礼遇贡使，筹办完善，不得有任何的缺失。
五 中俄为外交礼仪再起争议
（一）枢密院公文书写体例问题
虽然朝廷官员忙于准备迎接俄国使团进京“朝贡”相关事宜，但是中俄双方却因对外交礼仪观念有认知上的差距，从戈洛夫金在国境边界城市等待，及到了库伦后，均为外交礼仪问题与理藩院、喀尔喀郡王蕴端多尔济与库伦办事大臣福海发生了争论。因为礼仪问题未获解决，使得俄国使团一直耽搁在库伦，无法前往北京。
嘉靖十年九月初八，理藩院发出文书给予俄国枢密院，对该院送来有关俄罗斯教士不随使节团前来北京之事，通知理藩院的文书，经理藩院核阅后，发现文书书写体例违反大清国规定，理藩院将文书退回，不予上奏转呈。据《故宫俄文史料》所载，理藩院致函枢密院称：查贵院来文之中，书写程式殊属乖谬，我大清国乃系居中统治，已被征服之自己一切国家之天国王国，各色人等一同敬仰，任何国家都系来文呈报，其他来文亦皆具有一定程式，前此俄国之来文，亦曾依照程式书写。再此次来文中，竟将自己君主语言提高，而将我国圣上之最高谕旨叙述极不宜，书写程式甚属乖谬。
《19世纪俄中关系7》亦录此档案，但翻译文字内容与上述《故宫俄文史料》稍有不同，摘录该书所录满文翻译文本内容：今由理政事枢密院送来文书，其中全不遵守应有之格式。我大清国位居中土，一统四海，乃天朝上国，各国臣民莫不心悦诚服，心存敬仰，其所进表章文书，莫不遵守体例规矩，此前俄罗斯送来之文书亦一贯遵守体例格式，然今次在贵方文书中，贵国国君谕旨抬头顶格，而我至圣大皇帝上谕却大大低于贵国皇帝，此事极不合规矩和体面，且不仅格式不合规矩体例，内容也不清不楚。
依照定例，大清国周边属国如朝鲜、安南、琉球，若呈送国书或公文，书写时须将清朝皇帝名称置于最上端，各国王也必须称自己为“臣”，不得将自己的称号写得和大清皇帝尊号平行，也不得将各国王所述文字高于大清国皇帝的“训词”。如此，才是“属国”致书“宗主国”合于朝贡外交礼仪的公文书写方式，才能维护大清帝国的尊荣。也就是说，任何国家致送书函给大清国，均须依照大清国所规定的公文书写方式，清政府才同意接受。
而理藩院所称俄国枢密院的文书违反大清国文书书写体例，此公文书录在《19世纪俄中关系》第144号档，档名为《枢密院致理藩院文书，建议把俄国教士团同戈洛夫金使团分开，按常规接待》。此档一开头写全俄罗斯帝国致大清理藩院文书，在此一档案的注释1即写明：全俄罗斯帝国这几个字写得比其他文字高出一行，注释3也注明文书中写到俄国“至仁至圣君主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全俄君主、专制统制亚历山大一世”的文字，亦比其他文字高出一行。
所以此份俄国枢密院给理藩院公文书，其文书格式是将有关对俄国君主的称号，均抬高一行，而嘉庆皇帝（在此公文书写成博格德尔汗）称号比亚历山大一世低一行，这显然违反大清国公文书写规定，对大清国皇帝甚为不敬，所以俄国枢密院文书遭到理藩院退回。
军机处亦将嘉庆皇帝的谕旨告知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谕旨称：“着即向蕴等晓谕下列内容：前不久俄人送来文书，其中朕之‘名号’及‘圣旨’等字样均置于彼方汗称谓之下，且理藩院虽去函详加说明……蕴等收到我理藩院致俄人复函，及此前俄人送来文书后，着即按例将其退交俄督，由其转送俄国枢密院。”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接到嘉庆皇帝谕旨后，随即派人将枢密院文书退回给伊尔库茨克副省长。枢密院的公文被退回后，经该省汉、满语翻译官员仔细审阅文书后，向西伯利亚总督报告称，被理藩院退回的枢密院文书是用满语写的文件，他发现该文件有不合常规之处，他说通常须要书写皇帝尊号、圣旨或谕令的地方，应当抬头书写，这份满文译件按照这一惯例，“书写了内含我国皇帝陛下圣谕的文字”，但该文书翻译者却将嘉庆皇帝的谕旨写低了，没有将文字抬格。所以中国的理藩院认为这有违先前的成例与格式，故将之退回。而理藩院在说明为何退回枢密院文书的公文上也提醒俄国，要求该院今后来文时，务必依照往日既定的书写程式规格叙述，不可自己任意而为，随意变更体例。
另外对于使团人数问题，中俄双方也是僵持不下，喀尔喀郡王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福海告诉戈洛夫金，依照大清国接待朝贡使臣之例，“任何国家或王国常有使臣前来进献礼品之事，准许放行入境，总以数十人为限”，所以要求俄国使团进入中国人数须缩减至六七十人。戈洛夫金则说，依据以前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并未有俄国方面派使节团来华亦应遵守大清国所订人数限制的规定。而且在俄国枢密院将该国皇帝欲派出使臣至中国觐见皇帝的讯息通知中国方面时，清政府也应预先告知使团进入中国人数限制的规定，以便该国先作处理，如此才合乎两国外交往来礼仪。
戈洛夫金说：“从两国都已认为成规之先例中，可以看出，鄙人以前之使臣萨瓦（Sava Vladislavich）（雍正时期来华俄使）之扈从人员曾有一百二十人之众，并未禁止其随同使臣进入贵国，而均予以放行。”戈洛夫金并强调“该项使臣（指萨瓦）以其官阶及职位而言，与鄙人相较均属甚低，因此鄙人之扈从人员，秉公而言，必须适合于鄙人之优越品位，无论如何不能少于该项使臣所有之扈从人员”，所以“贵王与昂邦大臣皆为贵国大皇帝陛下忠诚之臣宰，试思鄙人不负极严厉之责任，能否擅自贬低依我国大皇帝陛下之意旨所给予鄙人之尊严”。
清政府对于戈洛夫金坚持使团随从人员不得少于萨瓦使团人数的要求，最终作了让步，如前述，从朝廷给直隶总督裘行简的谕令中，要求其筹备足供俄国使团一百二十四位人员使用的车辆，即可知清政府对于使团人数不再坚持。但是当戈洛夫金派遣官员先至库伦，与清朝官员商议使团进京事宜时，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又向俄方提出外交礼仪上的要求，中俄双方争议再起。
蕴端多尔济要求俄国使团抵达库伦后，须遵照大清国属国使臣来京朝贡之例，凡携有国书者，须先将国书交给朝廷官员审阅，查看国书内容有无违背“封贡体制”规定，文字内容是否有损及大清国皇帝荣誉，查核无误后才能将国书送进朝廷。另外要求戈洛夫金使节团进入中国后，所有外交礼仪均必须遵照大清国“封贡体制”礼仪规定行事。
对于蕴端多尔济所提之要求，戈洛夫金表示，关于他必须亲自向大清国皇帝所呈递的国书，经他参酌两国先前的成规定例，他不能将国书预先交给蕴端多尔济等人，必须等使节团到了北京进入宫廷后，才能将礼品清单及国书呈交给皇帝所委任的大臣。戈洛夫金向蕴端多尔济保证：“国书内容纯为表达我国大皇帝陛下对于中国大皇帝陛下继承帝位之庆贺，并表示我国大皇帝陛下全心全意巩固及发展现有的友好关系之诚恳愿望。关于符合中国大皇帝陛下之帝位称号一节，鄙人必须请贵王与昂邦大臣相信，实系完全遵照现行之规定。”
对于中俄上述争议，米亚斯尼科夫在《戈洛夫金使团简介》中说，清政府有意阻挠使团前往北京，先是拒绝俄国传教士团例行更换成员同使团一起抵达，接着以运输马匹、驿站等问题要求使团减少人数，并要求戈洛夫金须事先交出国书及礼物清单，因为清朝政府官员很想知道俄国政府怎样书写两位皇帝的尊号。最后戈洛夫金为完成他的任务，在缩减使团人数及派遣教士团两个问题上作出让步，而清政府也作出妥协，即不再坚持俄国使团人数须缩减至六七十人。
（二）在库伦演练跪拜礼仪争议
戈洛夫金因为使团人数、礼品清单等问题，和蕴端多尔济等人争论不休，导致使团停留在恰克图边境甚久。他向蕴端多尔济等人抱怨说，他和使团待在恰克图已超过两个月之久，无法进入中国境内。所以他愿意改变原先的态度，除了缩减使团人数外，也答应遵照清政府礼仪规定行事，希望中国方面能尽快消除阻碍其入境的一切困难，让他及使团能及早抵达北京。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认为戈洛夫金态度转为恭谨，愿遵循规定行事，即上奏朝廷，得到嘉庆皇帝准许后，即派员前往戈洛夫金驻扎处通报此事。戈洛夫金及使团人员终在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抵达库伦。戈洛夫金随即与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见面，蕴端多尔济向戈洛夫金表示，嘉庆皇帝为慰劳使节团旅途的辛苦，命令设宴款待戈洛夫金，届时郡王及库伦办事大臣将在宴席开始前摆设香案，并要戈洛夫金在香案前和他们一同行三跪九叩礼，对嘉庆皇帝恩准俄国使节团进入中国朝贡表示感谢之意。
对此事，戈洛夫金写了信函给蕴端多尔济及福海，此信在《故宫俄文史料》及《19世纪俄中关系》均有载录。《19世纪俄中关系》记载，戈洛夫金表示，他愿意“出席奉博格德汗陛下为此赐设的宴会，但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说需要履行某种特别的礼仪……为了表达本人对如此崇高荣誉的感激之情，本人定将按我的前辈伊兹玛伊洛夫及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的先例办事：前者1720年11月18日进入北京时，后者于1726年10月21日进入张家口时，和1727年12月27日至1727年1月18日，都是站立行三鞠躬礼，为博格德汗的健康而干杯”。
《故宫俄文史料》第134号文件所录此段文字为：当参加遵照中国大皇帝陛下圣旨所举行之庆祝会。惟尚未能预先知悉在此情况之下，应有何种特殊仪式，鄙人认为应向尊处通知，为表示对于如此高厚之圣上恩典之感激，鄙人定将遵照曾经承受此种恩典之前辈大使伊兹玛伊诺夫及伯爵萨瓦·务拉的斯维赤之先例行事，前者曾于1720年11月18日进入北京，后者曾于1726年10月21日来至张家口，并于1726年12月28日至1727年1月18日住在北京，均系站立行三鞠躬礼，并为祝中国大皇帝陛下之健康而干杯。
笔者对照两书所载此信内容大意相似，但《19世纪俄中关系》所载之“1727年12月27日”应属错误，可能是翻译者笔误，正确时间应是“1726年12月27日”。
蕴端多尔济等人对戈洛夫金“准备行站立三鞠躬礼”表示不满，认为违反过去的先例，一定要他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戈洛夫金则说，若要他行三跪九叩礼，会让他完全不知所措。并强调行三跪九叩礼一事：此不仅不合我国圣上之命令，亦殊非中国大皇帝陛下批准确实遵行前例之本意。在此种情形及类此之情形下，应当遵守统一规则，则以两国交际中所认定之仪式作为根据，加以确切执行……鄙人之前辈大使只是在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之时行跪叩首之礼，而鄙人亦不能较诸愉快觐见圣上之时，实行另一种礼节。
《19世纪俄中关系》所载此段文字，最后一段翻译为：“由于我的先辈们只是在觐见博格德汗陛下本人时，才唯一的一次行了跪拜礼，所以除了有幸见到圣上本人，我也不能有别的作法。”
戈洛夫金在信上向蕴端多尔济说明，他坚拒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除非他到了北京见到嘉庆皇帝时，他才愿意遵照前辈大使之先例行跪叩首礼，否则他不愿行此大礼。
对于戈洛夫金的说明，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在嘉庆庆十年十二月四日回信表示：此次赐宴与以前各例绝不可同日而语。以前郡王与昂邦尚未总领此间边境事务……故当时无此赐宴之礼……尔既声言已检视旧档，引用无谓之规定，然又有何条例言及赐宴之举？尔等……拒不奉圣上恩旨，蓄意不思我大国君高恩厚德，拒不跪拜谢恩，抑或尔等欲打道归国乎？今尔等倘不能虔心行三跪九叩礼，则不容尔等觐见圣上。
如上述，戈洛夫金不愿依照大清国朝贡礼仪规定行礼，触怒了蕴端多尔济。蕴端多尔济在信上说，这绝非他们有意破坏好事，而是戈洛夫金蓄意不遵规定造成的。为了确认戈洛夫金是否愿行叩头礼，蕴端多尔济连续两天派人前往戈洛夫金住处询问，但戈洛夫金拒不见面，只派他的侍从来见蕴端多尔济等人，辩称戈洛夫金不知蕴端多尔济派人来询问。
蕴端多尔济对戈洛夫金甚为不满，命令戈洛夫金的侍从回去后必须转告蕴端多尔济等人对戈洛夫金的提问：尔为何要伪称毫不知情，尔唯知引用旧例及条约，我等则除规定外更知此次赐宴之为大国君格外施恩，为此盛典特命本郡王及昂邦陪同等跪拜，对此尔是否同意。若尔竟然不能同意……我等将奏报皇上，同时下令送你回国。
对于蕴端多尔济的提问，戈洛夫金拜会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表示，要他在香案前跪拜，是一项新的规定，他无法同意。他身为特命全权大臣，将进到北京后与理藩院商讨此规定。蕴端多尔济称戈洛夫金的说法甚为误谬，他若要谈判，可在他回国后，再由枢密院与理藩院联系。戈洛夫金则称他不能回国，他要等嘉庆皇帝下旨后，才可以返回。蕴端多尔济则说戈洛夫金京若不能体会嘉庆皇帝的殊恩，不肯跪拜，则请立即回国，毋庸多言。
同年十二月初五，戈洛夫金回信称，蕴端多尔济及福海的做法是推翻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和睦，竟然宣布要将他赶回俄国，戈洛夫金说不管他对蕴端多尔济的做法有多么不满，但他还是请求蕴端多尔济能出示嘉庆皇帝的圣旨，因他是奉恩旨才能进入中国，也唯有嘉庆皇帝才能阻止他进京，所以他要弄清楚是否又有嘉庆皇帝的谕旨命他返国。
戈洛夫金在信上说，他不止一次向蕴端多尔济表示，愿意遵从有关跪拜的新规定，但是“以前规定的礼仪是我能遵守的唯一规定，如果新规定在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规定，没有皇帝的特别允许，我是不能履行的”。戈洛夫金称，他若不遵照蕴端多尔济的指示行跪拜礼，进京之路将受到阻隔，但他没有得到俄国皇帝的允许，是不能行礼的，而且没有收到嘉庆皇帝的明确指示，他也不能回国。既然蕴端多尔济向他发出通知不准进京，所以他将派出信使前往北京，直接与清政府交涉。
《19世纪俄中关系》载录一份戈洛夫金写给军机处的信函，信函中称他已遵照嘉庆皇帝谕示缩减使节团人数，但抵达库伦后，蕴端多尔济等又提出许多其他要求，包括有关礼仪、提交国书副本、提交礼品清单等。“由于这些要求与皇上要求我处处恪守我先辈的前例的训示有所出入”，所以无法遵从。
戈洛夫金向军机处说他抵达库伦后，先去拜访蕴端多尔济及福海，隔天蕴端多尔济派一名官员来访，邀请他参加嘉庆皇帝降旨所设的宴席，这位官员并没有提到在宴席上要履行任何特殊的礼仪，戈洛夫金透过秘书向这位官员表示，在宴会上，他会遵照以前俄国使臣所行的先例，即站立行三鞠躬礼，为嘉庆皇帝的健康干杯。而这位官员说将把戈洛夫金要行鞠躬礼的意见向蕴端多尔济报告。
显然，戈洛夫金强调，蕴端多尔济在派官员邀请戈洛夫金参加宴席时，没有告知要在宴席前所设香案行三跪九叩礼。这与本文前述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向朝廷报告的说法有出入，蕴端多尔济及福海称，他们所派官员托克托布曾向戈洛夫金说明在宴席开始前为感谢嘉庆皇帝恩典，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将与戈洛夫金一同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不知是这位官员未将蕴端多尔济要求向戈洛夫金的秘书讲清楚，还是这位秘书没有翻译清楚，最终导致双方为了跪拜礼仪问题产生诸多争议。
在信函最后，戈洛夫金表示，为避免今后再碰到各种麻烦，也为了避免因路途遥远所招致的时间延误，他有责任事先将俄国使节应行礼仪的变化弄清楚，以求作出明确无误的规定，并合乎大清国皇帝对全俄罗斯帝国皇帝有好的情谊，以及后者伟大崇高的地位，以便今后大小使节都能有所遵循。因此，他派出一等秘书巴伊科夫前往北京向军机处呈递此信。同时也告知蕴端多尔济，请他们协助巴伊科夫前往北京之事。
在蕴端多尔济及福海联名上奏的折子，对于他们与戈洛夫金交涉外交礼仪过程的说明，与戈洛夫金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蕴端多尔济等人称戈洛夫金在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库伦，在使团安顿好后双方见面，告知戈洛夫金：“我至圣大皇帝已全面思量贵国汗王真挚的意图，今次特格外施恩，于明日赐宴款待于尔。”可见双方首次见面，蕴端多尔济尚未向戈洛夫金说要行跪拜礼之事。其奏折又称：“俄人本性狡猾，善于打探口风，每遇机会则吹毛求疵，不久又将得觐见天颜，是以教其演练叩头礼，是至为重要。今若无法令其当奴才等之前面行此大礼，蕴等深恐日后将再演乾隆五十八年之事。当时长芦盐政瑞征等人奉命护送英国使团团长，即未能于诸端细节上有所防范。故奴才蕴、福等经商议后决定，待赐宴诸事准备停当后，即向戈洛夫金说明，为感谢皇上赏赐，我国向有跪拜谢恩之例，然后命其与奴才等同演叩头礼。”
蕴端多尔济在此段所提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来访之事，是指马嘎尔尼使团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未行三跪九叩首礼，引起乾隆皇帝不悦，将使团遣返。蕴端多尔济等人为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所以要戈洛夫金在库伦时先行演练叩头礼。
蕴端多尔济等奏折里说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派官员托克托布前往戈洛夫金住处向他说明出席宴会时应行跪拜礼之事，托克托布回来后也禀报戈洛夫金已知悉此事。当戈洛夫金出席宴会时，蕴端多尔济已设好香案，并向戈洛夫金表示，他们奉嘉庆皇帝谕旨，设宴款待俄国使团，而使臣也曾在信上说觐见嘉庆皇帝时将行跪拜之礼，所以我们希望使臣能在宴席前为表示谢恩之意，请随我们一起按我方礼仪规定行跪拜之礼。
但戈洛夫金与随行之人称他们只能在觐见嘉庆皇帝时行跪拜礼，在此地绝不行此礼，若要行礼，只能按俄国规定行站立鞠躬礼。对此双方争论不休，没有共识，蕴端多尔济则将戈洛夫金及其随从人员请回。
次日，蕴端多尔济再派三名官员前往戈洛夫金住处向其说明：“履行礼仪并非意味汝等受到侮辱，因为圣明大皇帝加于你们的乃特殊恩典，要在蒙古草原，在库伦，专门为你们举行盛宴。此乃旷古难逢，别国使臣从未一见之恩遇也。请三思。”
戈洛夫金对于上述的说明并不认同，仍然拒绝行跪拜礼。十二月初二，蕴端多尔济再与戈洛夫金见面，向他提出严正声明：“尔等定要行跪拜之礼，以感谢至圣皇帝如海深恩。此至重之理，贵国汗王应知此礼……早先所订条约未有提及赐宴者，尔等受圣明大皇帝赐宴，实乃未有之殊恩，然汝等非但不思行叩拜礼，反言此举为一有争议问题……由于你已经声明拒绝当着圣明大皇帝之面行跪拜礼，并决定离此回国，故请即回程。”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此番声明是向戈洛夫金的最后通牒，若戈洛夫金拒不行跪拜礼，只能将使节团赶回俄国。但戈洛夫金仍以强硬态度称，在未得到嘉庆皇帝的旨意前，他绝不回国。蕴端多尔济则威胁使节团若不立即回国，将不再供给使节团生活上所需物品，对于戈洛夫金欲派遣巴伊科夫前往北京一事，蕴端多尔济等人也给予拒绝。
蕴端多尔济及福海在奏折最后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俄人行事向来狡诈，善于就小事狡辩。俄国汗王自嘉庆八年起多次实心实意向理藩院递交文书，意欲遣使来朝，故而皇上格外施恩……着其来朝。现如今，俄人已至库伦，却不愿演习礼仪，以谢赐宴之恩，虽经我方多般说明，独自空问不休，为非作歹，所行甚为不堪。”为避免惊动圣驾，他们奏请颁下圣旨，将俄国使节团逐回。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嘉庆皇帝颁布谕旨，命令蕴端多尔济等人召集当地所部蒙古诸王、台吉、章京等官员，皆腰佩武器，整列队伍，以示国威。然后再邀戈洛夫金等前来，命其行跪拜之礼，并向其宣读谕旨：“应俄罗斯汗多次恭敬之请，我圣明大皇帝为两国敦睦修好计降旨曰‘可引使臣来朝’。今戈洛夫金已至，然执意拒兴我天朝之礼，且肆意妄为，称前朝所订条约11款未言及跪拜叩头之事。旧约第十一款专为我两国边界问题而设，派出使团履行礼仪方面皆无指涉。即以此事为例，约章中何曾有外国使团入我边境后即行赐宴之说，且凡有外国使臣来我朝纳贡者，皆必行叩头礼。前此，安南国王进京朝见圣明大皇帝，亦谨执叩头大礼，汝等仅为使臣，又复何言……今汝等已失皇上恩遇，如不行跪拜之礼则立即被返，所有贡物亦尽返还。汝岂不畏汝汗知悉，将治汝等之罪乎。”
由上述嘉庆皇帝的谕旨可知，嘉庆皇帝认为赐宴使团是对俄国使臣从未有过的特别恩遇，况且连安南国王前来朝贡，都向嘉庆皇帝行跪拜礼。戈洛夫金仅一使臣，又获殊恩得以在库伦参加宴席，岂能不行跪拜礼。嘉庆皇帝还特别命令蒙古诸王、台吉、章京等佩带武器列队迎接戈洛夫金前来，并要蕴端多尔济当众宣布嘉庆皇帝谕旨，命令戈洛夫金行跪拜礼。否则，将使团递解出境，贡表及贡品一并遣返。
虽然嘉庆皇帝命蕴端多尔济等人准备大阵仗，要戈洛夫金前来接旨，但戈洛夫金并未前往，他说要在驻扎处接旨。蕴端多尔济只好派员前去宣旨，透过翻译将嘉庆皇帝谕旨传达给戈洛夫金等人知晓，并称若戈洛夫金若不遵旨行事，即立刻遣返回国，如愿演练叩头礼，则奏报朝廷并派人护送入京觐见。
戈洛夫金则致函蕴端多尔济，表示，他将“仿照遵处来函所述鄙人前辈大使伯爵萨瓦·佛拉基斯拉维奇之先例，鄙人在向中国大皇帝陛下呈递国书之后，以及在愉快觐见之时，自当实行三跪九叩之礼，除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之外，在任何时候鄙人均被严禁遵从此种仪式”。对于蕴端多尔济要求他在觐见皇帝前，应先在库伦练习觐见叩头之礼，戈洛夫金则说在他到达北京后，将“依照簿册所载之图样照办”，在觐见数日前，他将派一等秘书巴伊科夫，在清政府官员及他本人出席参加下，练习觐见礼仪，亦即由其秘书演练，他在旁观看并不亲自练习。戈洛夫金在信上向蕴端多尔济重申：“凡有任何新颁法规之时，以及废除鄙人前辈大使已经遵行曾记明于簿册之上述仪式时，未经全俄罗斯大皇帝陛下之特别裁可，鄙人均不能实行。”
《19世纪俄中关系》第271号档案，亦载录戈洛夫金此信函，但文字翻译稍有不同，它将戈洛夫金重要的答复分成四点。
1．这种礼仪的演练，应按旧档规定，在我到达北京后，于觐见博格德汗陛下的前几日，在指定的大臣和出使大臣本人出席的情况下，由使团一秘进行。
2．本人对于此前已得到博格德汗先祖认可的成例怀有崇高的敬意，斗胆相信我可获恩准。
3．戈洛夫金要向郡王及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一旦再有新的指令或变化，若与旧档中明确记载我的前辈所遵循的礼仪相去甚远，不经全俄罗斯君主沙皇陛下的批准，我将无论如何都不能执行。
4．他致函郡王及库伦办事大臣，作为他对执行嘉庆皇帝谕旨的最终回复。
戈洛夫金发出上述信函后，或许是觉得信中的语气过于强硬，可能引起蕴端多尔济不快，所以他又送出一份补充要点，其中提到：
1．我等将于觐见前几日按照旧例，当特派御前重臣之面演练跪拜礼。
2．我诚愿履行博格德汗陛下及其圣先祖所订之礼仪。
3．我本应在库伦行跪拜礼以谢博格德汗陛下之隆恩，然因未经我国皇帝批准，故难以成礼。
4．我到库伦后未行跪拜，罪在不赦，恳请郡王及昂邦代为奏明圣上，请求宽恕，允我如前赴京，觐见圣颜时将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戈洛夫金在此补充要点最后提到，请嘉庆皇帝开恩，允许他按旨行事，他绝不敢稍有违背，并请嘉庆皇帝能降旨准他及使团进京。
六 清政府以“不知礼节”遣回俄国使团
戈洛夫金对于嘉庆皇帝要他遵照礼仪规定行事，并在库伦练习叩头礼，他则以上述的信函及四个补充要点作回应。此举再度让蕴端多尔济等人甚为愤怒，指责戈洛夫金不知礼节，且接到圣旨，却毫无悔悟之心，实无必要再与“愚人”多言，将直接和俄国枢密院交涉，请戈洛夫金即刻返国。
随即，蕴端多尔济及福海上奏，将他们与戈洛夫金交涉跪拜礼仪未成之事，向嘉庆皇帝报告：“俄人桀骜不驯，性好无事生非，态度日益狂诞，虽经奴才等反复开导，力求合理平息事端，然此等为非作歹之众全然不懂礼数……俄人不过偏居一隅之夷族，生性顽劣，好吹毛求疵，且无丝毫懊悔之意，一意固执所言，坚拒行跪拜之礼……我天朝对其实已格外施恩，俄人对此置若罔闻，且举止傲慢跋扈……奴才等窃以为，俄人乃贫蔽之族，生性琐细，上下人等全然不知礼法。”
嘉庆皇帝览奏，下令由理藩院将戈洛夫金“不知礼节”的情形，函告俄国枢密院。这封由理藩院发出的函文，对于戈洛夫金在库伦无礼的行径向该国枢密院提出抗议，并要俄国政府惩处戈洛夫金。同时附上了嘉庆皇帝的谕旨：贵国国王欲派遣自己使节对朕表示祝贺，并进献贡品……朕已深为嘉许……而今俄罗斯国大使于到达库伦之后，对于恩赐宴请竟不肯实行跪拜之礼，云敦多尔吉（蕴端多尔济）等曾经遵照朕之旨意向该大使重加申明，而该大使仍不肯遵循三跪九叩之仪式。因此云敦多尔吉遵照朕之旨意，仍将该大使妥为护送回国，并将从该大使所收取之全部贡品一并交还。此事发生之原因，系由戈洛夫金不知礼仪，与其国王毫不相干，而戈洛夫金系外国之人，我国无须加以罪责，俟其返回本国之时，其国王究作如何惩处，悉听其自便。
理藩院将嘉庆皇帝的谕旨函告俄国枢密院，并说嘉庆皇帝得知俄国皇帝遣使祝贺并进献贡品，深表嘉许，不断发下嘉惠俄国使臣之谕旨，饬令朝廷官员须对该使在路途上妥为护送，并于该使抵达库伦及张家口时，赐宴款待，并计划在该使节团到达北京后，给予隆重的招待。此乃大清帝国皇帝对朝贡使臣“破格之高度眷顾”，不料戈洛夫金态度傲慢，抵达库伦后，蕴端多尔济遵照圣上指示赐予恩宴，并向他说明应行三跪九叩之礼仪时，戈洛夫金不肯遵行，再经蕴端多尔济将该国前大使萨瓦“曾经实行，并已奏明在案之三跪九叩礼仪”告知戈洛夫金，但他仍旧不肯遵行，态度傲慢，争论不休，所以决定将该使遣回俄国，不准他进京，并退还所有贡品。
理藩院对戈洛夫金的无礼行径加以谴责，说他如此骄傲及争论的行径，不能符合“俄国国王”的本意，他不遵循约章行事，所犯过错极为有罪，不容宽恕，虽然嘉庆皇帝在谕旨中称俄国如何惩处戈洛夫金，悉听自便，但理藩院要求俄国枢密院须奏明该国国王，对戈洛夫金加以惩处。
《19世纪俄中关系》录有上述理藩院函文，有俄文、满文及拉丁文文本，其中满文文本也提到戈洛夫金“不遵礼节，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傲慢如前，且口出谎言”，可见，理藩院强调，大清国是以戈洛夫金不知礼节为由，将他及使团逐回的。
戈洛夫金及使团人员在清政府官员护送下，从恰克图返回俄国境内，他将在库伦等待期间与清政府官员争论礼仪之事，及被遣回情节写了奏章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报告中将蕴端多尔济等人形容成态度卑劣、虚荣、粗暴的官员。在说明有关跪拜礼仪的争议问题，他指出，在出席宴会时，蕴端多尔济要他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头礼，他认为这是蕴端多尔济“想看着你的出使大臣在他们皇帝的牌位前履行这种有损尊严的仪式”，他拒绝这种有侮辱意味的要求。戈洛夫金在报告上说：臣无须在此为自己拒绝当众上演有损俄罗斯使臣尊严的闹剧，在外国统治者牌位面前叩九个头而辩解。毫无移问，如果双方事先就此没有约定，如果那些前辈的例子都不存在，而唯一的出发点是各国公认的尊重习俗的原则，那么这个仪式就不会演变成有损于尊严的场面。可是当协议与先例都已确认这样的仪式已废止时，再来要求履行这样的礼仪，那就意味着贬低再加侮辱了。
显然，戈洛夫金认为蕴端多尔济要他在香案前行跪拜礼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先例可循，且有损尊严、带有侮辱及贬低他身份的礼仪，所以他拒绝接受。他说，蕴端多尔济在库伦为他设置一场又一场的侮辱，要把他完全踩在脚下，从而辱没俄罗斯的荣誉，让俄国皇帝丧失尊严，所以他拒绝中国官员的要求。他还谈道，蕴端多尔济等人将他视为前来向中国皇帝朝贡的使臣，在嘉庆皇帝的谕旨中也将他视为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朝贡使臣。在国书的问题上，戈洛夫金说在他给蕴端多尔济的信函，以及亚历山大一世给嘉庆皇帝的国书上，“都忽略了中国皇帝祖先的尊号，遇到一个如此挑剔的宫廷，这种忽略会导致他们拒收文书，同时显然也可能将使团拒之门外”。戈洛夫金表示，他与使团经过艰辛的路程，从库伦回到伊尔库茨克，等候亚历山大一世的旨意。
随后，枢密院亦接到理藩院的函文，谴责戈洛夫金不肯听从嘉庆皇帝的命令，不愿在库伦行跪拜之礼，要求俄国政府惩处戈洛夫金。枢密院将此事上奏，经亚历山大皇帝的指示，由该院将俄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及处理情形行文理藩院。
枢密院的函文指出，俄国政府认为清朝政府官员一开始即要求使节团须减少随从人员、马匹、骆驼数目以及“其它不值得尊重事务”给予戈洛夫金阻难与争论，这些均足以证明清政府驻边境官员对俄国使臣的“恶劣对待”。戈洛夫金在库伦时，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福海要求他对中国皇帝恩赐设宴表示感谢，须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但戈洛夫金早在入境前即与蕴端多尔济约定，“接待大使之礼节应保持从前之先例，而从前之俄罗斯国使节，无论在库伦或在张家口，从来未曾受到强迫必须实行此种礼节，而只有在北京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时行之”，所以枢密院认为戈洛夫金拒绝行此礼节是正当的。
枢密院在函文中质问理藩院下列问题。
1．若嘉庆皇帝不便接待俄罗斯国大使，或不便准其进入北京，那么为何理藩院还致函该院说嘉庆皇帝对俄国使臣来华一事深为喜悦，同意接待。2．理藩院说以前俄国使臣萨瓦曾经实行三跪九叩礼，而戈洛夫金“由于自己骄傲竟致拒绝行此礼节”，而理藩院可否以未曾眼见之事借词推诿。3．理藩院对使臣萨瓦在北京觐见中国皇帝所行跪拜之礼，与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要求戈洛夫金在库伦当着两人面前，向香案行跪拜礼，两种礼节有何不同之处，理藩院应该说明。
除上述问题外，枢密院又说，所有曾经到过北京的俄国使臣，如康熙十五年（1676）的斯帕法理，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义杰斯，康熙五十九年（1720）伊兹玛伊洛夫及雍正四年（1726）的萨瓦，均是在觐见中国皇帝时才行三跪九叩之礼，自此时起俄国方面已接受此种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礼之例。而“贵院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亦表示同意，认为伯爵葛罗普京不应放弃其各前辈使节之先例”，更何况该使臣的地位均比先前各使臣更为重要，况且该使臣在进入中国国境前，已向库伦办事大臣处提出书面保证，将来他到北京后，依照先前来京使臣伊兹玛伊洛夫、萨瓦之先例，于觐见中国皇帝之时行三跪九叩之礼。
枢密院称当戈洛夫金接到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处允许他率团进入库伦之许可通知时，两位朝廷大臣也未提到要戈洛夫金在库伦实行向香案行跪拜礼的新规定。所以双方发生不愉快的情事，责任不在戈洛夫金，而是在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福海身上。枢密院在函文中抱怨道：或许上述在库伦跪拜之习惯，并非贵国之新规，乃久为已实行之古旧规则，只应由贵国所属人民遵守，而非愿意恢复现有友好与睦谊关系之平等及强大国家派来使节之所应遵守。如果此种规矩系在贵国不久以前之所实行，而为一切外国使节之所应遵守，则贵国总管边疆事务长官亲王与昂邦大臣曾与在恰克图葛罗普京关于减少随从人员、马匹及其他问题，争议一月有余。何以不在当时即行告知俄国大使，而使俄国大使可以不入贵国国境，径自返回伊尔库茨克，借以避免于如此严寒之冬季在蒙古草地忍受一切艰苦之遭遇。
枢密院向理藩院质问上述问题该院是否知情，或抑受库伦官员所隐蔽，不论如何，俄国方面认为中国官员的做法不是维护两国友谊应有的行为。枢密院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由此可断定，理藩院言行不一致。该院认为发生如此情事，都是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福海两人之恶意所造成，所以要求清政府对该二人加以适当的惩处。
清政府对于俄国枢密院质问，并未有任何的反应，仅由军机处通知原在张家口等候俄国使节团的刑部右侍郎瑚素通阿，因为“该国贡使不知礼节”，朝廷尚未准其进京，所以要瑚素通阿即行回京述职，不必在张家口等候。另外直隶总督裘行简也接到通知，停止馆舍、车辆、照护官兵安排等准备工作。
B. C．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清政府不让戈洛夫金使团进入北京，是因为戈洛夫金不遵大清国外交礼仪。米亚斯尼科夫说，清朝政府认为俄国来函言词不恭，夸耀己长之词过多，而且有意隐瞒所带“贡品”清单，并拒绝交出国书，而嘉庆皇帝知悉此事后，随即表示，若戈洛夫金举止恭顺，遵照朝廷谕示办理，呈交贡品清单及国书，则命令蕴端多尔济应向他转述：尔已进入吾天国土地，以便造访皇上宫廷。然而吾有法定礼仪，聪明睿智的大皇帝接见时，人皆遵守。这之后将其头转向东方，教其叩头礼仪。若彼等按规行事，确实毫不犹豫，面带恭敬之情，行叩头礼，再将情形上奏后，则可按定期限出发，将使团送抵宫廷。此等条件若俄国人有一条不完成，立即对其严词拒绝，遣其返回。
嘉庆皇帝还表示蕴端多尔济处理此事绝不可犹豫不决，软弱无力。米亚斯尼科夫认为，嘉庆皇帝的谕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清政府已经预见俄国使臣会提出所有预先之要求（即商务、贸易等要求），于是发明一种新的补充要求，即是在库伦教戈洛夫金行叩头礼。而俄国在此之前的150年外交联系中，任何一位俄国使臣均未被迫走上这一步。其次，清政府开始指责俄国使臣态度不恭，固执己见，似乎是在为自己打保险，尽力把使团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结局责任推到俄国使臣身上。而戈洛夫金拒绝接受清政府送给他的这份额外礼物，并试图与清朝政府官员达成协议，但蕴端多尔济与福海遵循嘉庆皇帝的谕示，不予让步。米亚斯尼科夫说，叩头仪式未被接受，是因为俄国使团认为这种仪式不是在使臣觐见皇帝时行使，而是要在自称皇帝“仆人”的库伦办事大臣及其他官员匆忙设置的象征物面前完成。
笔者认同米亚斯尼科夫所提出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清朝宫廷对使团所要达到的结果不感兴趣，使臣所带的不是政治建议，而是贸易建议。在皇帝作主的中国，贸易被视为是下层人的领地，清朝宫廷内严肃的政治家有权指定同他们（指戈洛夫金）交谈别的内容。可以设想，即使戈洛夫金在库伦执行清朝当局所有的规定，并抵达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法完成交给他的计划。”
七 结论
清政府历来将中国周边各国及其他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纳入向清朝政府称臣的朝贡行列之中，并以此判明亲疏。因此也制定了一套繁复的朝贡仪礼制度，并要求各朝贡国必须严格遵行，借以表达对大清帝国“诚心向化”之热忱，如此也才可以显现大清帝国居于四夷与众番之上的德威与尊严，而大清国也借朝贡仪礼体制来稳固与周边属国藩部的关系。
朝贡仪礼体制概念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前来朝贡的使臣透过对它的了解与学习，才能明白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强盛的大国，而且具有高度的文明。仪礼体制的烦琐，要表现的是中华文化的深邃，前来朝贡使者透过此套仪礼制度的文化洗礼，使周边属国藩部，加强对中国的向化之心。
在中国内部，臣子若不按君臣之礼行事，是大逆不道；而大清国周边属国藩部前来中国朝贡时，若不遵朝贡仪礼行事，就是藐视中国皇权，就是对宗主国皇帝的无礼，也是对大清国皇帝地位的挑战。
清朝在盛世时期处理对外关系的做法，基本上是以朝贡的礼仪规定为准绳，对于俄国使臣进京时，朝廷须先审视国书书写方式是否合于体制，也要求检视使臣所携呈献给皇帝的礼品。使臣要求觐见皇帝时，在觐见的时间、地点、方式与觐见礼仪等相关问题，使臣必须依定制行事。由本文内容所述可知，嘉庆皇帝对蕴端多尔济奏报俄国派遣使团为祝贺其登基欲进京觐见一事，原是表示欢迎的，即使当时已登基十年，嘉庆皇帝还是在上谕里称希望俄使团能在他的生辰之前抵达北京。嘉庆皇帝的意思是希望俄国使臣能在朝廷庆贺他万寿时，在其他前来朝贺国家的众多使臣前面，向其跪拜祝贺，同时接受礼物、封号等赏赐。这也表示俄国成为大清国所属的“附庸国”。B. C．米亚斯尼科夫也说：“俄国是强大的邻国，其使臣能履行宫廷朝见礼节，可在帝国精英和帝国普通百姓眼中证明清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俄罗斯国家附庸的依赖关系，加强清帝国首脑（指嘉庆皇帝）的政治威望。”
就此而言，戈洛夫金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他要接受清政府的检验，态度是否“恭敬”“谦卑”，是否“诚心慕化”而来。他与蕴端多尔济等人交涉过程中所持的态度，被认为是傲慢、无礼、毫无诚心，因此被遣回俄国。
清政府对于俄国遣使臣来华，要求须遵照朝贡礼仪规定行事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顺治、雍正、乾隆时期，俄国所派出的使臣来到中国，若不遵照清政府朝贡礼仪体制行事，不仅无法觐见皇帝，甚至被饬回，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戈洛夫金不愿在库伦办事大臣所设香案前行礼，违反大清体制，自然会被遣回俄国。显然，嘉庆皇帝对于俄国使臣来华，仍然视同清政府周边属国藩部遣使朝贡一般。由此可看出，大清国对于政治优先地位的考量，与俄国注重经济利益之间的观点差距，在民族文化、环境、观念上缺乏理解，这些因素注定俄国使团任务的失败。
俄国政府对于清政府在外交礼仪上的设限，甚为不满，戈洛夫金回国后即向俄国副外务大臣恰尔多雷斯基报告称：中国政府不久前加诸于俄罗斯的侮辱是令人震惊的，为了捍卫帝国最神圣的权利与威严，应该以武力来加以洗刷，否则如果我们抱住以温和的态度来谈判不放，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受到侮辱仍然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将把在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点尊严都丧失殆尽。
在米亚斯尼科夫所著《戈洛夫金使团简介》，其中也提到俄国学者瓦里西耶夫（Valisiyeov）说：“清政府以前在致凯萨琳二世（Catherine Ⅱ）及保罗一世（Paul Ⅰ）皇帝的国书，语气甚为不恭。而保罗一世对此事甚为生气，他欲以军事力量来惩罚高傲的邻居（指清政府），只是他的逝世使军事准备停了下来。而亚历山大皇帝想再试试和平手段，于是戈洛夫金装备了使团。而毫不讲理的边境长官（指库伦蕴端多尔济及福海等人）竟将他赶出库伦，这种粗暴之举可以原谅吗，但在这时在西方拿破仑的桂冠引开了我们对东方的注意。”
从瓦里西耶夫所述可知，俄国对于清政府坚持以朝贡礼仪体制作为与俄国外交往来的准绳，已不再像从前为了商业贸易利益隐忍下来，甚至准备以武力威胁大清国，只是当时俄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暂时无暇兼顾东方事务。但可看出，俄国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开始转变。
清政府到了乾隆晚期，和珅专权，朝廷施政腐败，经济衰退，加上为征讨西北回乱，须增加赋税以供军队需要，更使民众不堪扰，大清开国以后百五十余年之元气大为斫伤。以致嘉庆、道光、咸丰时代，人民生计已大不如前，且内乱频仍，使国力之发展受到重大打击。在外交方面的处理上，嘉庆皇帝尚能与外国列强抗衡，所以不按照大清外交礼仪规定行事，俄国使团就是进不了北京的大门，只好怅然而返。但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已无力对外，大清国朝贡礼仪体制存续，亦产生极大危机。
（作者单位：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