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邦交，不忘初心

〔日〕河野洋平

尊敬的唐家璇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横井裕大使、中谷元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在此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作为一名不再担任公职的退休人员，还能收到主办方的邀请，诚惶诚恐之余表示衷心的感谢！

诚如唐家璇阁下及各位发言中提到的那样，我们不应忘却45年前日中恢复邦交的历史与初心，在此基础上，交流彼此的想法非常重要。因此，我想谈谈对45年前日本政治状况的一些看法。

一 回首两国复交的艰辛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政治状况趋于稳定，随后诞生了吉田内阁。吉田内阁努力与美国等国家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同时，与中国台湾签订了“日台条约”。据说这一切都是在大国的强权和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总之，日台之间签订了条约。为了推翻长期执政的吉田内阁，保守党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鸠山内阁终于取而代之。鸠山内阁上台后，全力调整吉田内阁时期的相关政策，特别注重吉田内阁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开展对苏外交，承认并支持与中国开展经贸往来等。作为鸠山内阁成员之一的高碕达之助所推动的LT贸易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成果。鸠山内阁是一个对日中经济关系有着深刻理解的内阁，但是没能如外界所期望的那样长久，在各种压力之下很快就倒台了。作为其接班人，岸信介和石桥湛三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石桥湛三胜出，成立了石桥内阁。石桥湛三是一位极为重视日中关系的政治家，对于他的上台日中两国相关人士都感到欣喜。然而不幸的是，石桥湛三病倒了，石桥内阁也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而已。之后便是岸信介组阁。众所周知，岸内阁采取了与中国大陆对立，和中国台湾交好的外交政策。由此，直接导致之前一度呈现光明前景的两国经济关系倒退到最为黑暗的时期。岸内阁在任内还努力促成了《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但之后不久，岸信介便被迫辞职了。之后池田勇人组阁，池田从内心希望推进两国经贸关系，他的上台受到了日中经济界相关人士的欢迎。但池田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病倒，无奈改由佐藤荣作组阁。佐藤内阁继承了岸内阁的对台友好政策，日中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

虽然佐藤内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但由于没能协调好党内斗争，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最终引发了福田赳夫与田中角荣以及其他派系继任者间的争斗。最后，田中角荣胜出，坐上首相宝座。由于田中曾在佐藤内阁中担任阁僚，是佐藤派系的核心成员，当时普遍认为他深受佐藤荣作的影响。如此看来，对北京有好感的内阁，同与中国台湾签订条约而与其交好的内阁，还是有所区别的。统计一下既往内阁的执政时间，可以说还是重视“对台关系”的内阁执政时间较长。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势下，田中角荣却做出了恢复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决断。下定决心的田中来到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最终促成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回顾当时中国的情况，很多人觉得中国共产党在潜意识里认为日本是个很坏的国家，必须予以驱除，甚至认为，新中国就是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教育方面，我也听人讲，当时中国的教育总体上是反日教育，对日本基本持批判态度。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果断转变了方针，毅然做出了必须恢复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决定。当然，日方领导人做出相同决断也是相当困难的，着实需要痛下决心；而中方领导人果断转变了大政方针，这更是一个重大的决断。围绕此事，日中双方一定发生过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恕难以详叙。

那么，我们现在还记得那时老一辈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想法吗？人们总说“不忘初心”，但我们还记得当时的那份初心吗？至少在日本，政治家们必须好好地反思一下老一辈政治家们做出决断那一刻的初心，今天的日本政治家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谨守那份做出决断的初心呢？那时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的宣传好像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我听说，当时中国政府努力向人民宣传：中国人民作为受害者，是受到了日本军队的迫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既然我们是受害者，那么日本人民也同样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因此我们更应该和日本人民携手反对军国主义。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断，彻底改变了此前的政治方针。我们由衷地理解中国方面做出对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决定，但当时那份理解的初心是否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45年的历程进行反思。

二 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

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72年，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人很多，其中大多数还会参加“广交会”。但即便把这些人都计算在内，当年来华日本人大约不过9000人。然而到了2016年，两国间互访人员激增到896万人。此外，1972年日中之间的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2015年却增长到2699亿美元。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毋庸置疑，这45年里发生的变化正是恢复邦交正常化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不过，这些大变化都局限在经济领域，成果也多属于经济性的。两国的经贸往来在45年里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并没有与经济一样取得进展。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并没有朝着互信的方向前进。正如唐家璇阁下和王伟光院长指出的那样，在45年里，民间不断的努力使得两国的经济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两国的政治关系依旧磕磕碰碰，总是时好时坏、时升时降。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反思，一起思考如何改善。

诚如唐家璇阁下所言，两国间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要靠人的交流，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这是双方的共识，可是部分报刊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却采取完全不尊重对方的姿态，用激烈的言辞相互攻击。还有媒体曾就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过多次舆论调查，并在问卷中提出两国人民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否有好感等问题，调查结果的数据让人大跌眼镜，得出的结果竟是两国人民互不尊重、互不信任。这些媒体劳心费神地进行调查，然后做出这种分析的意义何在？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分析方法吗？实际上，两国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交融，对对方国家商品的印象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我在日本国内购物时，经常会买到标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恐怕，中国也有很多人会买标有“Made in Japan”的商品。在很多年前，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曾一度认为标有“Made in Japan”的商品就是便宜、不好的东西。但是，今天标有“Made in Japan”的商品则改变了过去便宜、不好的形象，取而代之成为昂贵、优质的商品。同样，日本也曾经认为标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就是便宜货，后来这种便宜的形象慢慢变为“Made in China”的商品设计得很好、也很好用。中国的情况大致如此，商品并没有因为是“Made in Japan”而遭到人们的抵制，更多人往往认为“Made in Japan”的商品经久耐用、结实。凡此种种表明，两国人民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相互信赖对方的产品，并对对方国家的事物保持一种敬意。但现实并不尽如人意。我想起了横井大使谈到的一组关于当下两国互访人数的数据，2016年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是637万人，但日本访华人数却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仅为259万人。回想过去，曾经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到访中国，几乎和今天中国访日人数不相上下。但之后此消彼长，今天中国访日的人数大幅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访华的人数。我认为，中国访日游客每年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增加是件好事。600多万的中国人访问日本，游览日本的美景、体验文化、品尝美食、感受各种礼仪，从而更加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他们回国后，就会向其他的中国朋友说：“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向日本学习”，还会向他们介绍日本的先进和便利。一年有600多万人到访日本，他们将这种经历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就会形成巨大的扩散效应。如果再经过3年、5年、10年的不断积累，中国人就可能全面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况。日本人其实很少有机会真正了解现在的中国。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手段，但是，要做到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掌握中国的发展现状，其实渠道并不多，最好的办法还是到中国、到实地亲眼看看。话虽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不可能让全体日本人都到中国进行实地体验，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们旅游观光，走走看看，买一些东西，那样就能够多少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知道北京是什么样子了。上年纪的人可能脑海中还对北京保持着昔日的印象，但看看今天北京的发展，很多人会为之震惊。通过这种摆正姿态的观光交流，并在各自国家当中不断推广，相互了解对方真实的情况并正确认识对方的现状。我认为，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三 构筑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以前我曾有幸拜会唐家璇阁下，并在融洽的气氛中提出让更多的日本人访问中国，唐先生说这就要靠你们的努力了。这确实需要日本人努力实现。但是，时至今日，我希望中国的各位朋友能够理解，目前的情况是大量的中国人到访日本。很明显，日本的政治团体、相关政策都希望中国人到访日本，认识日本，于是采取了放宽赴日签证、增加汉语引导牌、制作更多的介绍手册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吸引更多中国人访日。虽然日方一直在努力，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访问中国，但这件事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一位中国朋友曾直言不讳地跟我说：“我们自己国家就有10多亿游客的生意要做，愿意来北京旅游的国人很多，日本人即便不来，我们只接待自己国家的游客，就已经足够了，甚至说是应接不暇。因此，我们为何还要做日语的指示牌，特意为日本人提供一些服务呢？”他说的情况十分在理，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增加双方的人员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日本方面努力让更多的人去中国旅行，我们更希望中国方面也能摆出积极欢迎的姿态，并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通过增加民间的交流，促使双方都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大国，尤其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的规模，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将从政治层面上对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或许不应声张夸大此事，但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曾给予中国很多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但眨眼工夫中国就变得强大了，一下子超越了我们。然后再这样自我安慰：没事没事，我们有1亿人口，对方有10亿人口，所以我们在人均上依然占优势，不要太失望。但我觉得不应这样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辽阔的国土，这些资源足以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大家已渐渐认识到中国力量的存在。

日本绝不能沉浸在高速增长时代的盲目自恋当中，要正确认识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实力、地位及发展潜力。已经在经济上远超日本的中国，其政治力量也越发强大。面对这样的中国，日本今后不能采取一成不变的方法与之交往。被赶超的日本将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呢？是采取卑微的姿态吗？还是硬生生地承受巨大压力呢？我反对用这样的思维处理两国关系。虽然中国迅速崛起，但很快就会遇到潜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老龄化社会、福利医疗、环境问题等。日本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曾经遇到过这些问题，在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终于克服了。通过开展合作，日本为此付出的努力、艰辛和积累的经验或许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双方构筑起比今天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四 推进东北亚和平与核安全战略的合作

日中两国之间还需要更密切的合作，以解决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朝鲜问题。今天的朝鲜到底是何状况，各方都各执一词，美朝之间更是针锋相对。美国总是要求中国给予更多的合作，日本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但是在实际的处理中，朝鲜更希望和美国直接进行交涉，把问题限定在美朝两国之间。虽然我们常说需要中国多给予合作，但我却认为，真正解决朝鲜问题不是仰仗美国，而是需要日中两国下决心开展合作。也就是说，为使东北亚地区成为最和平、稳定的区域，必须加强日、中、韩三国的相互合作。恕我直言，我认为中国不该被动受邀处理此事，而需主动予以应对。如果朝鲜发生突变，最先受到牵连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这种场合也许不该讲这样的话，但是假设朝鲜发生了战争，最先波及的国家难道不是中国和日本吗？当然，韩国不用多言，自然会被波及。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认为，日中两国有必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处理此事。朝鲜问题归根结底是东北亚的问题，需要中国、日本联手合作，心往一处想，共同携手处理好这一难题。

还需思考废除核武器的问题。最近国际社会在商讨各种关于禁核的条约的时候，日本却没有派代表出席。作为唯一被核武器袭击过的国家，本应该站在废核运动最前列的日本，为何在最为关键的时候默不作声呢？现任的日本政府应该在核保有国和非核保有国之间发挥调解人的作用，不偏不倚地处理无核化问题，让双方都能接受无核化。虽然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这样做或许能获得成功。

总之，我想说的是，要创造一个无核的世界，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进行彻底的废核运动。为此，应该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再次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说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条约规定了五大国可以持有核武器，并为防止核武器扩散而严令其他国家不能持有核武器，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五大国之外不少国家都已经明里暗里持有核武器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装作没看见，五大国允许持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现实当中真能解决问题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吗？日本应该和中国就此事认认真真地做一番讨论。

五 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最后我还想谈谈霸权主义。两国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时，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日本保持暧昧关系的台湾问题。慑于美国的霸权，日本方面不敢正面回答，总是躲躲闪闪，顾左右而言他。最终，还是根据中国的意见，用理解并尊重中方主张这样的文字，对台湾问题进行了处理。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真的理解并尊重了中国的主张吗？日本应该扪心自问，仅仅表面上遵守的做法是在履行45年前的约定吗？

40年前，日中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条约之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霸权问题。两国在多次讨论中都讲到了不谋求霸权，并最终将其写入条约文本之中。今天的日中两国应该再一次向世界宣称不谋求霸权。我们再次回顾一下40年前签订条约时的霸权问题吧。霸权在国际社会上的表现多种多样，或是这个国家在实施霸权主义，或是那个国家在谋求霸权主义。这种气息总是在世界上弥漫，在和平的阳光照射下，散发着霸权的腐臭味道。总之，要坚决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不谋霸权、不图霸权，还天下一个天朗气清。有的国家或许会说，我早就说过不谋求霸权了，没必要在不同场合重复说明，但是由于各国存在这种担心，所以还是要在行动上真正做到让大家安心才行。

以上回顾了日中两国关系发展至今的一些事情。45年前，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来到北京。虽然很多人和事都是第一次见到、听到，但双方首脑都认识到日中要握手，而且要为世界和平、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我作为同时代、近距离的见证者，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双方融洽的气氛和愉悦的心情。因此，每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我就会意识到我们应该重温那个令人感动的时刻。

唐家璇先生和我算是同龄人。我们曾一起就日中关系进行过非常坦率的交流，今天聆听唐家璇先生依然充满激情又富有内涵的演讲，深感先生仍然是日中关系的指引者，在此我深表敬意。不厌其烦地讲了许多，希望诸位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在庆祝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希望两国能够长久地保持这份初心，相互铭记，共同修复必须抚平的伤疤，我想这也是召开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谢谢诸位！

（陈祥/译，张建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