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自觉与自省

近代以来，政治现代化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人的生活和愿景。无论是在“欧风美雨”中学习，还是对本土资源的挖掘，许多尝试和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俄国革命的胜利，激励着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从“开眼看世界”向动手改造世界转变，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精神自觉的制度化体现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系统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就不能实现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现代化事业。国家制度是各项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权威可以调节社会关系，为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秩序保障。动荡混乱的社会，无法启动现代化，国家缺乏政治权威，难以推动和实施各项现代化事业。中国的发展经验更为深刻地印证了这些判断。

与许多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带有鲜明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首先体现为主体自觉。共产党人是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在长期的生死斗争中，共产党人对历史经验、理论原则和现实情况有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和把握，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指南。他们深刻反思了近代学习西方经验的教训。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人向西方学了不少，但都行不通，而且“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们认真汲取了革命过程中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血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他们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了解国情是为了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打破现实条件的制约。

其次，这种自觉性体现为制度自觉。制度建设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没有模仿西方，也没有照搬苏联，而是在总结苏区、边区、抗日根据地时期局部建政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经验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创造性设计。以1954年宪法的制定为例，既汲取了孙中山先生领导制定五权宪法时提出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也学习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当时各国宪法的内容，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定了中国当代政治的基本架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符合国情、各有分工、凝聚合力的政治制度。其中，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1954年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1952年确立的，而基层民主制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被确定为基本政治制度。

在实际运行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国家权力的现代来源方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商合作，咨政议政提供了有序有效的途径，扩大了参与的渠道；民族区域自治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结合起来，保证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基层民主制度则努力尊重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将新群体的参与和自治纳入制度框架，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些制度分别解决了政治现代化中不同层次的问题，保证了民主和效率的统一。

最后，这种自觉性体现为问题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始终是共产党人分析和改进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理论原则。政治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推进的，并且应该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1978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就一直是改革不可缺少的内容，既按照阶段性重点将改革落到实处，又没有脱离实际情况搞改革“大跃进”，推进了政府改革、法治建设、基层民主、干部队伍、党的领导等重点领域的现代化。邓小平曾经说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问题意识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在清醒认识自身问题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内在优势。中国政治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现代化不能削弱，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个优势。政治现代化往往是扩大参与，稀释权威的过程，因此也会导致政局动荡。而成功的政治现代化都要经历权力集中、稳定秩序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了政治稳定器和资源动员者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体系的快速建成，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稳定制度环境，多元化社会的团结和凝聚，都充分体现了这种政治优势。

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学者亨廷顿早就断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睿智地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60多年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虽然历经坎坷挫折，但没有夭折更没有倒退，而是孑孓前行，通过调整自身，努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在多数时候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制度的整体绩效。正因为如此，执政党树立了道路、制度、理论上的自信。中国发展道路成为西方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进入了发展新阶段，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政治现代化进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要保持自觉、增强自信，更要保持足够的自省，常怀忧患意识，坚定改革信念。正如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讲话中所说的，“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要保持制度自省，应该坚守三个标尺：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这个标尺来衡量相关领域的改革是否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现代性，是否提升了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二是“两个百年”的目标。要以这个时间标尺倒推各个领域改革和发展的进度，看它们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三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虽然是内生演进的，但是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虽然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也要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提供多样化发展道路的参考。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已经启动，不能停滞，只能不断升级。而如何提高制度的稳定性和成熟度，在法治的框架下更有效地把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人民群众发挥自主性、创造性优势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将是政治现代化接下来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