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分析折中主义：构建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新视角——基于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探析

王伟

【摘要】 西方民族政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加强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通过对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分析，本文提出构建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分析折中主义方法，以期为当下民族政治现象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主义 多元主义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 分析折中主义

从内容上看，西方民族政治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将民族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它对政治的影响；二是将其视为因变量来研究政治因素对它的影响。一方面研究民族现实，另一方面研究政治现实。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民族政治学在长期的研究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主要理论范式。加强对这些理论范式的研究，有利于该学科的延续和发展，也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

一 阶级与民族：民族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一种范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以及“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的特点。主要包括“民族及其发展规律”、“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政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政治理论深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观的形成阶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他们民族观的诞生，在宣言中他们阐述了新民族观的基本原理：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革是民族变革的根本动力；其次，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一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发展；再次，私有制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根源；又次，消灭民族剥削和消除民族对立的根本手段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第二阶段是丰富和完善阶段，“1848年欧洲革命”、“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实际，丰富了他们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第三阶段是深化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民族发展的规律，并得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它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经典民族政治理论，其后被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政治理论

列宁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指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特点，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民族纲领，即民族平等是目的，各民族有自决权是前提，民族融合是各民族发展的最终趋势。后来在苏联的建设实践中，列宁又提出了“坚持民族平等，必须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坚持民族团结，必须反对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些思想被斯大林所继承和发扬，他在“民族概念的界定、民族平等、民族语言、民族干部培养、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各民族自愿联盟、反对民族主义以及如何调动民族积极性”等问题上系统阐述了其民族政治的思想，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变成国家的制度实践，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如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名为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形式下施行实际上的单一制等。然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治思想也受到一些“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

（三）马克思主义其他学派的民族政治理论

在第二国际时期，也有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以及奥托·鲍威尔等。如卢森堡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民族主义运动、恢复国家独立的支持和反对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提倡“民族自治”等思想，对当时的民族政治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冷战结束后，西方政治学家们认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结束，实现了历史的终结，民主化的第三波在实践上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强大的生命和活力。然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学的理论范式，也受到一定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关于阶级和民族的争论上，这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关系的辨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可以打破民族的界限，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联合起来，而民族主义却发现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等等。

二 观念与运动：民族政治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民族政治学的一种理论范式，既是一种观念形态，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其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一战”之后到“二战”后初期，此时的民族主义鼓吹民族崇拜，从血统及民族遗产方面强调本民族的至高无上，强调扩张、对外侵略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包括摆脱殖民统治和在珍视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引进西方现代文明两个内容。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这过程中，形成了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一）原生主义

原生主义认为民族认同植根于自然和人类共同体早期的历史中，是一种继承的人类关系，有自然原生主义和社会原生主义之分。前者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生物现象的族性，可通过代际遗传自然获得；而后者则认为民族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的历史、语言、信仰、风俗习惯来塑造个体的民族认同，并通过提供福利、安全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来区分他者和自我。

然而工具主义认为原生主义是一种静态的民族主义理论，难以解释民族认同的变化。他们认为民族身份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种适应和塑造的现象，民族认同的集体边界是不断收缩或延展的，民族集体中的个体身份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工具主义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民族身份来获得利益，它主要包含于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中。

（二）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主义理论的主流范式，主要有社会经济模式、社会文化模式、政治模式以及建构主义模式。社会经济模式把民族主义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地区处于落后状态，生活在这些相对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常常以民族情感为纽带，组织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压榨，进而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社会文化模式认为民族主义是对现代化的文化适应过程，因为现代化需要人们之间打破语言障碍，进行自由交流，随着人们共用一种语言，民族主义便应运而生；政治模式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族群和民族共同体不再愿意只成为单一国家的一部分，开始强调民族自决和自治，从而产生了新的民族主义；建构主义认为民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如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现代主义民族政治理论因其理性和实证分析的视角，使其更贴近现实、反映现实，一经出现，便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独占鳌头，并延续至今。但现代主义也存在其固有缺陷：如社会经济模式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只是沿着民族的界限团结起来，而不是阶级的界限；社会文化模式也没有解释人们为何要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习通用语言；政治模式没有指出民族寻求自决或自治的动力；同样，建构主义也忽视了任何社会的建构都是以已存在的社会文化为基础的客观事实；等等。总之现代主义太过强调民族的现代性，而遭到族群-象征主义等其他学派的批判。

（三）族群-象征主义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族群-象征主义，虽承认民族的现代性，但反对现代主义只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认为应同时观照到历史与文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中的作用。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批判现代主义对前现代族群和现代民族之间的联系的割裂，强调在族群的框架中分析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其次，强调对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因为没有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也就没有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最后，强调族群的象征意义，并认为全球化不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终结，相反可能会强化它的作用。

族群-象征主义看到了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象征意义，使得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更加全面、系统，然而它却夸大了早期族群与现代民族的联系，低估了族群认同的易构性，因此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四）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张侧重于以文化的视角对政治微观层面进行分析，核心就是“解构主义”，即一方面消除中心，破除独尊，解放局部和边缘，另一方面寻求与多样性结合的途径。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思想被引入民族主义的分析，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废除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元叙事”（指“法国政治式叙述”和“德国思辨式的叙述”两种叙事方式，前者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后者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的基础上，是一种整体性、同一性的模式），批判共识论，最终实现差异的统治和更大的自由。然而后现代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而存在，并不能很好地与其他学派展开对话。

总之，民族主义作为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在民族国家建构，国际社会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金大钟发出“没有民族主义就不能理解近代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感慨。然而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诚如哈斯所言，“如盲人摸象，难以窥其全部”。首先，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难以有定论；其次，关于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模糊不清，如根据宁骚的总结，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六种之多，安东尼·史密斯更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八种含义；再次，民族主义易与其他范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多种“亚民族主义”范式，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黑色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综合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以及世俗民族主义等；最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深化的当下，学者们对远程民族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略显不足，然而他们的作用却日益凸显，如网络串联在爆发于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民族主义因以上不足，而广受诟病，如作为一种运动它常常被形容为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幽灵，作为一种观念它又会被文化主义所取代。

三 符号与环境：民族政治中的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的思想虽历史久远，但作为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主张在政治学研究引入“文化”变量，并经历了“政治文化方法发展史的研究”、“公民文化的研究”、“对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批判”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四个发展阶段。主要内容包括“文化、个性和政治（民族文化研究）”、“公民文化”、“文化与政治过程”、“政治仪式和身份”以及“文化和政治冲突”五个方面。

首先，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是指对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研究。如日本大和民族的“菊与刀”文化、德意志民族的严谨文化、美利坚民族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中庸文化等。其次，关于公民文化的研究，即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分析。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笔下的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再次，是文化与政治过程的研究，文化主义者认为政治人类学中的单一“输入-输出”模式，只关注系统结构的两端，对中间的政治过程重视不够，因此必须引入文化变量来解释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因为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如文化成为斯科特笔下弱者们应对“绿色革命”不利影响的有力武器。复次，对政治仪式和身份的研究，如，默里·埃德尔曼阐释了政治符号和仪式的象征意义在政治精英竞选中的作用。最后，关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研究，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因不同文化造成的冲突和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亨廷顿认为西班牙文化等亚文化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冲击是美国国家特性的主要威胁。同样，在国家间关系中也内含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日本文明等文明的冲突。

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丰富和拓展了民族政治学的内容和方法，因为文化构造了政治发生的背景，联结了个体和集体身份，界定了群体的边界和组织着它们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行动，为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提供了资源。然而作为一种“特殊性”研究，文化主义者却始终受“循环论”和“目的论”的困扰，并终结于唯心主义。在分析单位、概念区分以及解释变化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受到来自理性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的批判。

四 多维与统一：民族政治中的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是相对于传统一元论而言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根据其内容可把多元主义分为政治哲学上的价值多元主义和事实多元主义，政治社会学方面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交互多元主义，以及政治行为方面的多元民主理论。

（一）价值多元主义和事实多元主义

价值多元论是柏林在批判一元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由于缺乏衡量的统一标准，所以很难区分它们的优先级。在此基础上柏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指人是自己的主人，其生活自由和所做的决定取决于他自己而非任何外部力量；消极自由是指人拥有不受他人干涉而行动的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有违理性主义观念逻辑，因为积极自由主义者始终秉持一元论的价值理念，时常假价值统一之名，行暴政之实。然而在实际中人们可以不受外界干预（消极自由），而自主决定其思想和行动，因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此基础上，柏林提出了进攻性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民族主义，前者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排外主义，后者体现为一种归属感，即人们为了获得安全感和行动自由，需归属某一群体。

柏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受到多方批判，如格雷认为“柏林的多元价值和消极自由观念根本不能相互结合，因为人们越尊重多元价值，就越会削弱消极自由的地位”。罗纳德·德沃金指出柏林将一元论和暴政联系起来是荒谬的。而其中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事实多元主义，相对于价值多元主义，他们只承认多元主义的事实，认为多元主义事实与价值多元主义是完全独立的。然而无论是价值上的多元主义还是事实上的多元主义，都只是停留在思辨和描述的层面，而没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和民主多元主义那样付诸行动。

（二）文化多元主义和交互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是卡伦在20世纪20年代为反对美国的种族熔炉政策首次提出的，随后经四十多年的发展演变，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研究多元文化的主流范式。它既是一种文化观，也是一种历史观，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主要包括“给予少数族裔和妇女平等权利、一种囊括边缘种族文化的多元文化、多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三个方面的内容。

文化多元主义与各国实际结合，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多元主义，如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不同族裔的文化传统教育，注重对少数族裔历史的研究，强调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主张文化的平等，批评西欧传统文明的霸权性，以及谋求一种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加拿大则是交互多元主义，即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承认魁北克讲法语的文化主导地位，在承认少数文化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维护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文化多元主义丰富了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公共政策的研究，对促进和改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受到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在概念的厘定上，它时常把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和民族共同体（原住民）混淆；其次，在文化多元主义那里，一元和多元的界限是模糊的；再次，由于其变量的难测性，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最后，文化多元主义难以处理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加拿大虽然在1975年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2005年巴黎骚乱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

（三）多元民主理论

作为政治行为中多元主义的多元民主理论，是由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它假定社会和政治体系是多元的，其主要内容为：首先是民主的五个标准和六项制度保障，具体指“有效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投票、充分的知情、有效的议程控制以及充分的公民资格”的民主标准和“表达自由，成立和参加社团的自由，包容宽泛的公民身份，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选举产生的官员和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的制度保障。其次是对多元社会的界定，达尔认为一个多元的社会应包括意见的多元、利益的多元、冲突的多元和权力的多元，其中权力的多元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最后是对多头政体的界定，即关于多数人（精英）的统治，达尔认为这种统治有利于防止永久精英的出现，有利于确保参与政治进程的渠道广泛，同时也能切实地反映多元民族国家的现状。然而，正如达尔后来所察觉的一样——多元民主理论有其自身的缺陷：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扭曲公共议事日程以及最终控制的让渡。

总之，多元主义理论在政治哲学思辨、政治社会学以及政治行为分析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更全面、系统地认识民族政治学提供了价值、文化和行为的判断，然而多元主义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多元和一元的区分，两者往往可以通约；对“多元主义”的概念难以界定，故出现了自由多元主义、宗教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多种理论；多元主义往往让位于相对主义。在实现多元和一元的统一方面，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因为无论是多元还是一元都需要在特定的结构框架下活动。

五 制度和框架：民族政治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宏观分析范式，认为人们的活动深受他们所处的情境、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网络、组织生态、国家形式、制度以及系统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个人偏好的结果。这种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结构、一种位置型的和多层次的结构，而不是简单的部分之和。根据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结构主义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韦伯式的结构主义以及其他的结构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

马克思关于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被视为结构分析的开端，因此被戈德利耶认为是现代结构主义的先驱。后被其他学者引用和发展，形成政治结构主义、经济结构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结构主义理论。

1．葛兰西、阿尔都塞、勃兰扎斯的政治结构主义

政治结构主义主要关注国家与阶级的关系，即国家是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国家活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不是掌握国家权力职位的人。受其影响，阿尔都塞把国家看作一种使各统治阶级可以支配和剥削工人阶级的镇压机器；勃兰扎斯认为决定国家职能的是社会结构而不是阶级，认为国家总以统一的表象来掩饰阶级矛盾，从而为资产阶级服务。

2．斯维奇、巴伦和奥康纳的经济结构主义

经济结构主义是关于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理论，如保罗·斯维奇区分了阶级调节理论和阶级统治理论（阶级调节理论强调国家在阶级调整中的中介角色，而阶级统治理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用来维系和保证特定财产关系的），在阶级统治理论的基础上，斯维奇和巴伦采用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国家是如何促进剩余物的吸纳过程，进而避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本身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3．加尔通、弗兰克、桑托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约翰·加尔通于1971年提出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体系，可分裂为一些集合体，有些集合体在利益协调之下发生关系，而另一些集合体则在利益冲突下相互关联。这些集合体被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根据中心—外围的关系，可把帝国主义分为五个类型：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通信的以及文化的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拉美经济委员会也提出了中心与外围的结构主义方法，认为拉美经济不发达的罪魁祸首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弗兰克受中心与外围结构观点的影响，提出“宗主和卫星”二分法，认为商业垄断是宗主国和宗主地区剥削和攫取微型国家剩余的主要手段。然而这种观点却受到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反对，他认为不发达的问题是由国际依附关系引起的内部结构决定的，而不是卫星化问题。沃勒斯坦在继承和发展了中心—外围结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由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组成，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强大的工业发达国家，而弱小的技术落后的国家处于边缘地区，而处在中间的则是半边缘地区。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从阶级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揭露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出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很大程度上是由帝国主义对外扩张造成的。

（二）韦伯式的结构主义

与马克思式结构主义的阶级两分法不同，韦伯式的结构主义引入了中产阶级分析。如戴维·洛克伍德认为职员和劳工之间的觉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部分应分别对应不同的阶级；拉尔夫·达伦多夫则认为阶级不是经济集团，而是社会冲突集团；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三大阶级结构和市场能力是紧密相关的，占有生产资料的是上层阶级，拥有劳动力的是工人阶级，而以掌握技术和文化专门知识的则为中产阶级。然而这种研究中产阶级的方法，却始终没能够提出理论上的改进，始终没能够提供中产阶级产生的方式。

（三）综合性结构主义

斯考克波尔综合了马克思和韦伯的两种结构主义方法，提出了一种结构冲突变化的分析范式，在分析国家和社会的革命之中，提出了五种结构因素：第一，国际形势，主要包括国际结构和关系，以及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第二，国家结构的性质，即国家作为管理和强制组织对于社会的渗透力和对于人民的控制力如何；第三，阶级内部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第四，国家和阶级的关系，即国家是不是某一阶级的统治工具；第五，革命的性质。斯考克波尔的结构分析体现了结构主义宏观分析全盛时期的优点，推动了宏观分析以一种更具格局特征的方式复兴起来。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分析方法，给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宏观历史和比较的结构背景，认为结构是导致行动的根本原因，而个人只不过是行动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对行动产生决定影响。这种极端的决定论受到了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严厉批判。如文化主义认为执行行动的个人虽然处在一定的结构之中，但是个人仍受特定文化的影响，理性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性和理性的作用。

六 利益和理性：民族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通过采用经济人假设和博弈论的思想，形成自身的分析框架，即认为人都是理性的，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最佳选择，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理性主义一经产生，便成为政治学中的主流范式，因为它能够在微观层面的分析中引入认同变量来克服“理由不充分”的困难，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也可通过引入制度变量来解决因“微观分析不充分”造成的分析失衡难题。

最初的理性主义者们主要研究个人在复杂的环境中是如何实现理性选择的。如，安东尼·唐斯从政府、政党以及选民的理性行为入手，通过建立一个空间模型来分析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经济实质。后来这一模型被威廉·莱克用来研究联邦制等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维持。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发现理性的个体往往很难形成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作为理性的个体如何形成集体行动”便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在这一研究中出现了策略互动理论，即每个个体在其他人可能决策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个体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而且为解决“搭便车”的问题提供了方法。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策略互动和制度分析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理性和制度的结合，形成理性制度主义理论。再后来理性主义者开始注意到制度、规则以及背景的丰富性以及个体偶尔的非利己主义动机，从而迎来了理性分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Bates在分析肯尼亚农业市场经济奇迹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了相关行动者的政治偏好，而且意识到制度影响着政治企业家的算计，进而影响着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客们确定、分配和聚合公共利益的方式。

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理性主义主要采用比较静态学、路径依赖、分析性叙事以及反事实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简约性和叙事性的特点。在西方民族政治学研究中，理性主义被广泛用于民族动员、民族冲突和管理的分析中。

总之，理性主义通过理性人假设，很好地阐释个人行为的动机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占据着政治学乃至社会学范式分析的大半江山，以至于Mark I. Lichbach发出“理性主义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全部吗？”的感慨。但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理性主义仍受到一些批判：首先，理性主义对理性的界定不够清晰；其次，理性主义几乎没有实证分析，多为经验性分析；最后，理性主义为求逻辑总是牺牲细节。

七 分析折中主义：构建中国民族政治理论的新视角

西方民族政治学在探索、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上述种种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民族政治的现象和行为，让我们在阶级、民族、文化、理性、结构和多元中找到了不少合理解释。

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说，社会科学中的范式分析不会是完美的，上文所述之范式亦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多是一种分析视角，如文化主义因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让它终结于唯心主义；民族主义因其千变万化的个性，终结于一致性分析；多元主义因过分强调多元，而忽视多元的归宿是统一；结构主义过分强调结构，而终结于历史宿命论；理性主义过于强调细节，而致牺牲了整体，交出了自我，分化着社会和毁灭着集体。范式之间也是通约甚至是超越的，在西方民族政治学的各种理论范式之间都存在着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这也为当下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视角，即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范式的理念，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借鉴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有益理论。在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中，需坚持以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为导向，以描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为宗旨，结合上述各理论范式之所长去创建和发展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特色理论和方法。即在研究中，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理论范式为指南，如卡赞斯坦所谓的超越范式的分析折中主义：首先，提出的研究问题具有反映复杂现象的开放特征，而不是以改进范式研究或是填补范式研究空白为目的；其次，构建的因果理论包含来自不同范式的多种机制和多种逻辑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内容；最后，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理论观点，既切实联系学术界的争论，也密切关注决策者（实践者）的现实难题。

中国民族政治学发展至今，经过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思想初步确立。经过专业化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民族主体研究、民族政治关系研究、民族政治参与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研究、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学科界定不清晰、相关概念模糊、理论和方法研究不足、研究主题不够明确、对现实问题关注不够等问题。因此结合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笔者认为中国民族政治学在理论建构方面，具体应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下的多元分析格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指引着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同时，中国民族政治学对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注则略显不足。正如上文所述，这些理论也是一个学科研究的必要部分，如民族主义可以用来研究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文化主义可用来分析泛伊斯兰主义，理性主义可用来分析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动机，结构主义可用来研究国家大战略下的民族地区如何发挥桥头堡作用，多元主义可用来分析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等等。因此，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应该做到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多元分析，即始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分析范式，同时兼顾对其他分析范式的汲取和应用。

其次，确立以分析现实难题为导向的研究路径。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要始终以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为导向，聚焦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进行独创性研究，形成可利用成果。

最后，明确以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地区为己任的研究宗旨。中国民族政治学自成立之初，便以此为己任，而在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下，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者如何能够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是摆在学界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