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浅谈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现象及其应对

严庆

【摘要】 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是指从关于民族的文本镜像、专家镜像、文件镜像、事件镜像出发的一种研究倾向，镜像化的研究脱离了鲜活而生动的民族事实，导致研究成果的固化与滞后，难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民族以及民族事务呈现的新态势。克服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需要开展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充分尊重研究客体的真实性。

【关键词】 民族 镜像 客观求实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在迪尔凯姆看来，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迪尔凯姆的研究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民族研究的对象是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民族政策这类社会事实。本文将民族研究的对象统称为民族事象或事实。民族事象或事实，独立于我们的主观之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民族研究的结论和成果要符合这些事实及其特性，以便探求关于民族的真知灼见。

一 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

“镜像化”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由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于1936年提出。拉康认为，人们对主体自我的认知会受到他人看法的影响，即一个人往往按照他人对自己描绘的模样（镜像）去实现自我，镜像的我并非真实的我。在这里，笔者借用“镜像”概念，用来指代非真实的民族事实，即关于民族事实的片面、静止、部分的认知，乃至是误解、误读式的认知。或者说，相当于柏拉图所言的“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这些关于民族事实走形的认知会影响到人们对民族事实的判断。

概括而言，当前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主要包括文本镜像、专家镜像、文件镜像和事件镜像。

（一）文本镜像

文本镜像是指有的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文本和西方民族主义等文本时，过于从文本的字面和概念出发，远离文本所指的事实和时空环境，从而产生空对空的“玄学”研究知识，并影响到阅读者，从而产生文本镜像效应，误导阅读者对真实民族事象（民族事实、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民族工作等）的认知。

诚然，文本研究是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做文本研究时，应注意研究的还原性和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续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文本研究不能只是复述原著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也不能回避或远离现实问题，而失去文本所载理论价值的当代性体现。

还有学者就如何正确对待文本研究指出：文本研究不是“唯文本中心主义”，而是强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平等对话。然而，文本解读又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同研究者在介入文本过程中往往与自身的身份意识密切关联，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这说明，研究者要克服文本镜像化，就要真正懂得与文本所对应的事实是什么，懂得事实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不能简单地从本本出发。

（二）专家镜像

专家镜像是指一些专家出于研究喜好或视角差异，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所研究的民族事象和事实，从而产生凸镜或凹镜效应，从而生成不同于事实的镜像。这样的镜像一经传播，就会产生脱离于实际的认知，从而误导受众。

“专”的意义就在于与众不同，因而专家镜像的产生难以避免。爱德华·W．萨义德曾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眼睛及其成果确实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束缚和限制。”

“专”具有独一、集中在一件事上的内涵，克服“专”的负效应需要做到“兼”，即不同专家之间的观点交流、相互借鉴。任何争论都会不自觉地夸大己方的正确性，小看或无视对方观点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专家之间越是争论越容易产生专家镜像。民族问题研究的注意力没有必要这样狭隘地集中在各执一端的任何一种争论上，这最多只会使得民族问题的研究更加脱离现象发生的实际。事实上，民族以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流变性早已嵌入（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历程中，从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到民族实体与想象共同体之辩，再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之问，进而再到关于民族概念的两次争论，都呈现了人们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认知之别。人们关于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族类群体的名实认知相去甚远，甚至彼此相左。近些年民族理论界的争论不断，因而也产生出诸多镜像。

（三）文件镜像

文件镜像是指从简单的政策文件的字面内容去主观兑现和评估政策效果，忽略了政策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消减效应对政策实际成效的影响。例如，有的人简单地从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原初印象出发，认为所有的少数民族高考考生都享受到了同样的加分照顾幅度。殊不知，民考民的考生是同类考生的内部竞争；殊不知，我国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都不尽一样，而且仍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杨芳曾指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多年，其公正性屡遭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对该政策的根据缺乏深入而系统的认识。除此之外，还与对政策实施中的差异性了解不够有关。

笔者曾撰文指出：消除民族政策认知差异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查研究。要就某项民族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进而提出改进的意见。能够支撑学理层面争辩的不是“本本”、“主义”，而是田野调查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民族经济社会实际求解的过程，恰恰正是了解民族政策客观实践环境、消解学理主观臆测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自我判断进行证实证伪的过程。

（四）事件镜像

事件镜像是指单凭偶发或个别、个体的事件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来研判民族关系、民族工作、民族事务的全局。与事件镜像相伴随的往往是对涉及事件人员所属群体的污名化。英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曾指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它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还有学者指出“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一个标签，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相连。标签化是镜像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个体风险日益增大，且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下的知识隔离使个体对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相对弱化，同时陌生人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信息化的张力等因素也共同加剧了不信任的转移与扩散，进而促进了泛污名现象日趋严重。这也是我们理解民族研究中事件镜像化不断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

以上四类镜像化现象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于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领域，它们一方面影响到研究者的知识生产和成果衍生，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传播影响到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后学以及社会大众对我国当前民族事象及事实的认知与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相关的政策评价和多民族国家建设，也影响到学科的自身发展和影响力。

而一些非民族研究领域学者的介入，则进一步增加了镜像化成分。2016年以来，关于“清真食品立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引发的学者争论，无意中大大加剧了镜像化趋势。在一些学者看来是被“强化”的少数民族权益在现实生活中则恰恰是被忽略或难以保障的权益。例如，《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稿中的“城市人民政府鼓励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活动”这一条，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城市主管部门针对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申请不批准或不积极作为，认为是“麻烦”；同样是跳广场舞，民族地区城市的民族广场舞就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实质上，这是对民族文化权益的保障问题，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应尊重和呈现多样化价值的问题。如果不了解这样的情况，就会认为这是在刻意“保护”和“突出”，实际上，这是针对工作中认识和行动不到位的问题。

二 民族研究镜像化成因分析

从本质上讲，民族研究镜像化就是研究行为与研究对象的脱离，研究者及其作品与事实的背离，这一现象的形成缘于认知系统或认知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被研究的对象——研究客体的演变；二是研究实施者——研究主体的立场、价值取向与方法的不当等。

（一）民族事象或事实的变动性、复杂性

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民族事象或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也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之中，这就是民族事象或事实的变动性。民族事象或事实变动性又体现在历史的变动性和现实的变动性两个方面。

历史的变动性是与民族过程这一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事象或事实都具有那个时代所处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的特征，同时从民族自身发展过程来看，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事象和事实是不同的，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民族事象和事实的认知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套用今天的民族概念和认知去看待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事象，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议题。郝时远先生在谈及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治理时指出：我们既不能用现代的民族平等观去无度颂扬古代历史中的开明政治，也无须百般悲情地去诉说阶级社会民族压迫的黑暗统治。郝先生的告诫同样启示我们，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民族事象和事实，要回归到当时的场景和认知体系中去，不能用今天的概念与方法的尺子去丈量历史上的“民族腰身”。

把握民族事象或事实现实的变动性主要应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将文本或文件中民族的概念性所指与现实中的民族事象或事实结合起来。文本或文件中提及的民族概念具有抽象性特征和一般性意义，往往忽略现实生活中民族事象或事实的复杂多样，这就要求在解读和阐释文本或文件时，紧密结合实际将抽象性、一般性还原到具体事象和事实。要将原则性的文本或文件精神灵活运用，而不能僵化地按照文本或文件中的“图”去索求现实中的“骥”。

二是充分认识民族事象和事实的内部差异。越是在社会快速变革的时期，民族事象或事实的变动性就越复杂。一方面，当前，社会流动性的趋强，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更加广泛，城市民族构成更加多元，交错混居的格局更为普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社会的纵向分层越来越明显。与民族社会相对应的是民族社会内部的分层化，是同一民族内部贫富的分化。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交往，原来被定位于整体关系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具体表现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越来越微观化、具体化、场景化，原来民族关系概念的政治色彩和群体色彩淡化。顶层设计意义上的民族群体政治平等关系，重心日益下沉为社会交往层面的个体关系。在民族事象如此快速、复杂的变动中，停留在宏大叙事和“殿堂之高”层面的学术研究将难以适应社会需求。

（二）研究者立场、价值取向与方法方面的问题

按照都永浩的归纳，我国当前民族理论研究有三个学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学派、现实主义的民族政治学派。其实，我国当前研究民族问题或议题的学者还很多，除了都永浩提到的传统民族理论研究三个学派中的学者外，民族学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也在积极关注民族问题研究。可以说，当前的民族问题研究呈现多学科学者关注、参与增多的态势。

由于不同的学者秉持的立场、恪守的价值不同，采取的研究方法不同，因而形成的研究结论也不同，甚至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争论，从而产生了一些镜像化的效应。比如有的学者或从理想主义、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或引用与我国差别较大的概念和经验，从而产生了对民族及其权益重视不够、无视国内民族实际的成果镜像；有的学者过多从政治正确出发，从民族概念出发，单一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产生了信度不高、脱离实际、高位悬置的成果镜像。

民族议题深刻涉及民族权益、国家利益乃至国际政局，民族议题产生的区域、族际亦各有不同。民族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在不同场景下，民族因素具体进入和切入各领域的角度和程度千差万别。因而，从事民族问题研究，需要道德情怀、公允立场、科学精神、求真务实。

三 民族研究中镜像化应对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在于成果与研究客体及其客体呈现的规律是否符合，不符合研究客体实际及其规律的成果都是镜像化的作品，消减民族研究中的镜像化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开展调查研究，而且是扎扎实实、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走过场的调研，其成果和结论也必然是镜像化的。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今后应着重朝五个方向进行努力：理论研究深刻化；实证研究常态化；方法研究多样化；现实研究专题化；经验研究经常化。其中，实证研究有助于顺应大多民族事象越来越具体化的趋势，也有助于将议题做实做满，提升研究及其结论的自洽性。因为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求研究者做到“身入”和“心到”。

其二，矫正主观观念，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方面不偏颇。“他们要按照想象的计划重构社会，就像天文学家按照他们的计算而改变宇宙系统一样。”这是蒲鲁东在《论乌托邦社会主义》中对不正确指导思想的评价。那么，我们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呢？是追求研究者个体的学术自足，还是追求一个民族如何实现自我终极发展，还是其他的追求？

从事民族研究当应跳出民族自我的束缚，纠正主观上的偏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某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的民族、性别、年龄和世界观等因素的限制。这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在调查时会对其他民族、人群或文化带有一定的成见，从而使调查和研究由于某些偏见而不够科学。中国特色民族研究是从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以融洽和优化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服务于多民族国家建设为目标。

其三，在理论、文献与经验的综合研究中凸显中国范式。民族事象既是历史的，也是世界的，还是复杂多样的；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人们在认知与探究民族与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也积累下不同的概念、理论、方法与范式，在这当中，中国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经验。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机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都受到西方的严重冲击，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进程中，较多地汲取了在现代转型中走在前面的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产品和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与民族及其治理议题相关的概念、理论与经验。这些概念、理论与经验的引入丰富了国内研究，但也面临着有效性的质疑。

当前，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民族议题产生的场景越发复杂，宏大的理论叙事似乎难以应对此起彼伏的点式事端（例如，现实生活中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小纠纷，经过网络传播会迅即成为群体舆情），各种宏大的理论与范式因而均受到质疑，甚至引发争论。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研究在各种理论纷争之中，显露出它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影响民族研究领域知识生产和积累的方式，在把本是实践智慧的民族问题的解决转化为一种纯粹民族理论构建的努力中，寻求一劳永逸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追求；但从学理上看，这不仅走错了路，更为重要的是，其忽视了现实世界中可能真实存在的冲突化解机制。同时，就中国的民族研究而言，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有哪一个西方的概念可以原封不动地应用到现实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场域中。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把握，可能我们陷入既有的西方概念越深，我们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就会越弱；反之，如果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现实的而非历史的民族问题，我们便可能因此而得到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当今世界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各民族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中，与之相伴的是民族因素与各种新老问题的交织，解读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情怀、中国智慧与中国范式，当然，这也是切实立足中国实际、汲取古今中外优秀智慧成果的努力过程。

结合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何云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着重推进四个转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须从书斋走向社会现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须从肤浅地追求标新立异转向强调求真探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须改进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转向多样化方法并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须改进表达，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转向世界性开放话语体系。这四个转变，同样有助于启发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求真务实、远离镜像化的研究。从事民族研究需要足够的敬畏感，首先要敬畏民族事实。在这方面，邓小平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认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