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理论回顾
根据本书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农民收入质量体系构建及测算依托收入分配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农民收入质量对消费及投资的影响依托于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从西方经济学创建伊始，收入问题、投资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如今的现代经济学，均对收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理论和假说，尝试总结其一般规律，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等给出指导性意见。而消费理论起步较晚，仍然缺乏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本节对农民收入质量研究中涉及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农民收入质量影响消费及投资中涉及的消费和投资理论进行回顾。
（一）收入分配理论
1．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
1776年，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诞生，该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又被简称为《国富论》。斯密的收入分配理论建立在他对商品的价值观之上。他总结概括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种收入形式：地租、利润和工资，其分别对应的收入主体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斯密通过收入分配理论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属于跨时代的创举。斯密详细地分析了这三种收入形式。他认为，与商品拥有价格相对应，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同样拥有价格，该价格通过市场竞争最终确定，以此为基础形成工资，由资本家向工人支付。作为资本家的收入，利润实际上与资本家自身的劳动无关。它等于在资本家监督下劳动者创造出的新价值减去劳动者的工资，这部分价值后来被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而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权产生，属于垄断价格。斯密的研究奠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李嘉图提出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本家并不能创造价值和财富，新价值的产生在于工人的直接劳动，工人的间接劳动同样不能创造新价值，只是转移了旧价值。此外，他发展了斯密收入分配理论中有关劳动和价值的观点，虽然直接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但生产商品必须同时存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因此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工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总劳动。
李嘉图对三种收入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在工资方面，李嘉图首次提出了“相对工资”的概念，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价格等于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和。自然价格是能够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的最低价格，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自由竞争达成的价格。在利润方面，李嘉图认为利润率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R为利润率，m是剩余价值，c是预付固定资本，v是预付可变资本。根据该公式和当时的情况，李嘉图认为从长期看利润率应该下降，工资与利润也呈负相关。在地租方面，李嘉图认为地租存在是由土地的有限性和私有性导致的，他还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
2．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
马歇尔的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主张使用劳动衡量价值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应通过数学工具计算的边际效用来衡量。边际概念的运用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要素的投入问题。生产要素如何合理地投入在此之前悬而未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当边际生产力下降到与生产要素价格相等，且所有要素均如此分配时，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正是在自己的局部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马歇尔提出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他认为，劳动的需求实质上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当边际生产力下降到与最低工资相同时达到最优。但与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理念不同，马歇尔将利润拆分为利息和正常利润，其他收入分配形式与前人一致。在有关利润的讨论中，资本得到的是利息，而正常利润的获得是由于企业家的才能。马歇尔认为，企业的边际生产力有高有低，其根本原因在于该企业中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企业家才能包括合理地制订计划、安排生产和配置资源等，企业对企业家发挥才能的报酬为正常利润，是企业家的个人收入。但由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对企业运营创造出的价值一般远远高于企业家才能的供给价格，因此通常情况下由其需求价格决定正常利润。马歇尔还从供需角度讨论了地租问题。他认为，由于土地面积的不变和有限性，其供给弹性呈完全刚性，所以地租价格应等于土地所提供的总产量减去其边际产量，即仅与土地需求相关。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有关收入分配的思想和理论体现在其著作《财富的分配》一书中。他从边际生产力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边际劳动生产力递减和决定工资的过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工人素质的情况下，能够使用更多资本进行生产的工人劳动生产力更高。因此，在维持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工人人数越少，劳动生产力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劳动生产力会出现边际递减。当降低到边际劳动生产力时，最后加入的工人劳动力价格就是决定工资的标准。因为该工人只能达到边际劳动生产力，类似于自由竞争市场，如果提升自身劳动力价格（要求加薪）就会被市场淘汰。决定利息的过程与决定工资的过程类似。利息由资本得出。能够让更多工人进行使用的资本达到的产量更高。因此，如果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加，资本使用率降低，会导致产量降低。该学者认为，资本实质也存在边际生产力。当资本增加，使用资本得到的产量降至边际生产力时，对应的最后一单位资本的价值便是利息。
3．现代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收入分配理论核心思想即著名的倒U型曲线，这是最早的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剖析的理论。库兹涅茨使用多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资料，潜心研究长时期内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他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书中揭示了该规律：经济增长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早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拐点处经过短时间停留后，随着经济继续增长，工业化程度继续提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库兹涅茨的倒U型表明，经济增长早期必然处于收入不平等的境况，该境况会导致愈来愈恶化的贫富差距现象。诚然，轻度贫富差距有益于经济增长。我国“共同富裕”政策亦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提升及保障制度的完善，贫富差距终会消减。该曲线的经济意义在于反映了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先增大后缩小。库兹涅茨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本符合倒U型。库兹涅茨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在文献综述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分析了1929至1933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有效需求不足。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自己的收入分配理论。凯恩斯指出，大萧条的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均衡，这影响了居民消费倾向，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而提高消费的主要方式是形成较为平衡的收入分配机制。经济走出萧条需要加快资本积累，其重要举措是提高消费，缩小收入差距。相反，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高收入家庭占比过高，他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已经满足，则更倾向于储蓄。因此消费和投资均较少，资本积累较为缓慢，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因此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过低。
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的一大创举是，重视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有效需求的扩大，需要善于利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与古典经济学中斯密认为市场存在“看不见的手”——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让市场调节的理论相反。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公共选择是公共物品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该方式并非通过传统的路径和市场选择，而是通过民众的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过程来决定，亦可称为政府选择。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的核心理念有两个方面。首先，公共选择理论是建立公共经济一般理论的一个前提。该理论提出的目的是让民众可以从集体选择的角度处理微观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问题，即在经济市场外添加了政治市场。该理论指出人类在做决定的过程中，需要对活动发生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进行区分。其次，经济学始终将政治决定作为外部因素，没有意识到政治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意义在于将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进行统一思考，纳入单一的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府中的决策者需要承担决策的后果。
布坎南对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公共部门的角度提出了如何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布坎南将市场和政治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强调宪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变革制度结构以鼓励起点公平。此外，布坎南是较早提出通过建立公共教育纠正收入不公平问题的学者。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表面原因是居民创造价值各异，就业不平等导致劳动报酬不同，但深入思考可得出居民创造价值能力不同的根源在于居民个人素质和出身不同。个人素质不同的解决方法主要为政府推行公立教育，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出身不同的解决方法主要为税收调整。通过以上手段，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对平等。
萨缪尔森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其新福利经济学中探讨了收入分配理论，尤其是详细阐述了税收如何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税收可以相对降低出身不同造成的就业差异。而萨缪尔森认为税收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收入的再分配存在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税，第二个过程是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向私人部门进行转移性支出。税收的两次再分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另外，萨缪尔森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他认为税收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即税收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税收对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极大。若在一定时期，政府增加税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降低了居民消费支出，根据乘数效应，这将对国民经济带来数倍的影响。因此，增加税收，虽然调节了居民收入分配，但是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萨缪尔森还认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职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各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如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来提高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所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计算方法应等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等。萨缪尔森的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宏观政策。
（二）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斯密和李嘉图，他们的主要思想在上文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已经有所介绍。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思考主要基于收入分配理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主要在于合理的分工。李嘉图认为劳动力和资本均是重要的要素，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对此马尔萨斯持不同观点。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资本积累虽然重要，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充足的劳动力，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社会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过于快速地增长，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经济又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此为根据，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方式属于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增长方式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例如战争、瘟疫、饥荒等）被消灭掉。
基于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对经济增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只生产一种产品，其国民收入为Y，储蓄S是国民收入Y的线性函数：S＝sY, s是储蓄率。其经济增长模型的特点是，社会中生产要素仅包含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均存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力数量处于非变化状态。
哈罗德提出了资本-产量比v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量比等于边际资本-产量比，则存在：
根据基本假设，边际资本实质上全部来源自投资I，因此公式2-2也可写为：
根据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在封闭环境下的经济均衡中，投资I应等于储蓄S，结合S＝sY可得出：
公式2-5中等式左边表示经济增长率，而等式右边等于社会储蓄比例比上资本-产量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也独立推算出了相同模型，只是在多马的模型中，资本-生产率代替了资本-产量比，因此该模型被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在于长远的研究视角，这与当时短期静态的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并且该理论用模型推导方式证明了增加生产要素，降低资本-产量比，提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不过该理论针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却使用了短期分析工具，导致出现了指标不一致的现象，因此产生了一定的争议。此外，该理论与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于1956年发表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索洛增长模型。索洛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严苛，尤其是劳动和资本不能替代的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因此，索洛通过研究，提出了索洛模型的基本假设。相较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更加重视模型与现实的联系。因此，他将人口增长纳入模型中，并且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替代。该理论认为投资的收益同样存在边际递减。在限定了的封闭下二部门中，假设储蓄投资转化率为1，即居民收入除消费外全部转换为投资。由于索洛模型推导较为复杂，因此本书只给出索洛模型的关键方程：
在公式2-6中，等式左边等于经济增长率，等式右边中，将y表达成k的函数，即：
在公式2-6中的等式右边中，s表示储蓄率，δ表示折旧率，n表示外生的人口增长率，A表示技术进步。根据公式2-7，可得出如下结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储蓄率、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工人平均GDP的增长率表示）是由人均资本决定的。随着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k的增长，平均资本增长率不断减少，平均GDP产出不断减少，最终可以到达稳定水平。
索洛模型的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必要影响，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并且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但是，该模型也存在着不足，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且恒定不变，这与现实不符。另外，该模型无法解释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差异。
以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众多学者应用新古典学派的概念和生产函数，提出了很多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考虑了技术进步，并使用“索洛余值”进行了衡量，但是随着科技带动经济迅猛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与现实出现了偏差。经济学家们欲了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在新增长理论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影响力较大。他认为技术进步并非独立，而是受到了经济的推动，即技术内生化。因此，罗默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亦属于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为传统的资本和非技术劳动），是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并将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发）、教育和生产有机地进行结合，因此该学者的理论属于内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中知识与投资间存在互动影响，二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新增长理论中得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学者还包括卢卡斯和斯科特等人。新增长模型尚未成熟，但体现出了从微观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研究趋势。
（三）投资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为资本积累，前文介绍的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已部分诠释了投资理论。随后，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将投资作为重要因素。而投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投资变化与国民收入变化的关系。因此，本节较为简略地对投资理论进行回顾。
投资乘数理论是指，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被使用，那么一笔投资将能够带来数倍于该笔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增加。乘数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提出，凯恩斯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将投资乘数理论推广。投资乘数公式如下：
公式2-8中，k与b分别表示投资乘数和边际消费倾向。该理论认为，投资乘数的增加仅与边际消费倾向呈正相关，因此投资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十分明显。其原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连锁反应，每一笔投资都会对国民经济增长造成k倍的推动。正是由于投资会造成成本的收益增加，因此该理论被称为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加速理论是从需求角度研究收入变化导致投资变化的理论。投资的根本原因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为了满足该需求，必须增加资本积累，亦即，资本积累并非投资的最终目的。该理论认为预期需求的重要性高于投资过程中其他因素，如相对价格或利率。加速理论最早由阿夫塔利昂于1913年提出，后凯恩斯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投资加速理论。该理论认为，预期收入的变动是投资主体决定是否投资的真正原因。其中预期收入对投资影响的系数被称为加速数，即加速数反映了投资受预期收入的变动影响而发生的变动程度。当预期收入单位变动造成了投资的单位变动时，加速数等于1。加速数越大，投资对预期收入的变动越敏感。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提出了投入-产出理论，该理论反映了投资与生产活动的成果及分配使用去向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基础和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主要来自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瓦尔拉斯在1874年于《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列昂惕夫将该模型进行简化后提出了投入-产出模型。这种分析的主要步骤为：首先，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方式，划分具体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通过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进行联系；其次，计算所有产业部门的投入和产出；最后，通过产业部门间的联系，计算某产业在其他产业的附加价值和分布情况，最终构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该理论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直接消耗系数、直接折旧系数、国民收入系数、劳动报酬系数等。投入-产出理论对生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弥补了产业间研究的缺乏。早期使用的投入-产出模型并不成熟，仅包含静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后来，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开发出动态的投入-产出模型。近期，投入-产出模型与计量经济方法结合的手段被开发运用，因此该模型的适用性有所增强。
（四）消费理论
1．绝对收入假说理论
绝对收入假说理论也被称为绝对收入理论、绝对收入假设或绝对收入假设下的消费函数模型。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短期内消费为收入的函数，而该函数中消费的系数即消费倾向。由于消费倾向同样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因此，该函数形式是非线性的凹形曲线，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的增加量在收入的增加量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表达式为：
在公式2-9中，Ct为当期消费，α为基本生活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当期收入。其中，βYt被称为引致消费。该公式的基本思想是，消费者的消费等于基本生活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消费者的消费变化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绝对收入假说理论有如下特点：第一，消费者的收入去向仅由消费和储蓄构成；第二，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都是消费者收入的线性函数；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存在递减规律，因此，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率不断降低，储蓄率不断上升；第四，边际消费倾向的取值应在0至1；第五，基本生活消费始终存在。该理论是最早探讨收入与消费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该理论存在如下不足：没有考虑消费受到他人影响；没有考虑消费的预算可能是跨期的情形。
2．相对收入假说理论
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形成于《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该书作者为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S．杜森贝里。该学者在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绝对收入假说的一些不足进行了改进。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稳定的前提下，储蓄率将受到利率、收入、收入预期、收入分配、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分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收入仅为影响因素之一。在实际观测中，消费者短期内消费同样存在波动，边际消费倾向和储蓄率均发生变化，这与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假设不一致。杜森贝里认为此时储蓄率主要受到当前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值，即相对收入的影响，同时，边际消费倾向同样受到这一比值的影响。该比值越高，消费率越高，储蓄率越低。杜森贝里还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会受到自身过去以及他人较强的“示范效应”。不同消费者消费时会受到“示范效应”影响，尤其是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加强烈。因此，收入降低时，家庭会主动降低储蓄率而维持以前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棘轮效应”。同时，家庭消费既受本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惯性”。但是，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同绝对收入假说理论一样，均缺乏完备的实践证明。因此，弗里德曼认为“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实际是该学者创立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的特例。
3．生命周期假说理论
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出自莫迪利安尼等人撰写的《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对横断面资料的一个解释》一文。该文认为，根据经济学基本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且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因此，消费者会根据自身收入，合理安排一生的消费，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与以往消费理论不同的是，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收入既不是当期收入，也不是相对收入，而是一生的预期收入。消费者将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恰好等于消费，亦即消费者在做每一次消费和储蓄决策时均反映了其生命周期内谋求达到效用最大化和消费理想分布的努力。根据该理论，年轻消费者和老年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将高于中年消费者。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同时认为，家庭和社会是由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消费者组成，从整体上看，如果人口比例未发生重大变化，则全社会消费者的生命周期分布稳定，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同样稳定。反之，如果全社会的人口比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则全社会消费者的生命周期分布将会发生变化，边际消费倾向随之变化。亦即假设全社会年轻和老年消费者的比重增加，则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如果中年消费者的比重增加，则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会降低。
4．永久收入假说理论
在以上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个人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稳定存在的，并按时发放，或该部分有增长但与预期基本相同，该理论被称为永久性收入。相对而言，除去永久性收入的另一部分收入，是不能估计其变化，具有较强的偶然性，被称为暂时性收入。消费是一种理性行为，其实现过程拥有合理性和计划性。由于消费者无法对暂时性收入进行预期和安排，即不可支配，因此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微弱。因此，弗里德曼认为，消费的影响因素应主要为消费者的永久性收入。个人的永久性收入是潜在的，不能通过询问和观察直接获得，只能从消费者获取的收入中推导得出。社会的永久性收入可被认为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但随着时间推移，该权重会逐渐发生变化，将更加倾向于当期收入。此外，该假说还认为，由于消费者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暂时性收入对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传统研究中直接观测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不妥当。弗里德曼还提出了永久性收入的估算公式：
公式2-10中，YPt是估算的永久性收入，Yt是当期收入，Yt-1是前期收入，θ是权重。根据估算的永久性收入，永久收入假说理论的表达式为：
公式2-11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永久性收入是稳定的，因此消费的变化仅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5．其他消费假说理论
近30年来，在以上四种基础消费理论之上，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研究有较大的突破。霍尔提出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消费的变化是无法做出预测的，没有任何在t-1期可获得的信息能够预测消费从t-1期到t期的变化，即Ct＝Ct-1+et。其中，et为白噪声。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其模型结果难以解释。利拉德较早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研究。依照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进行储蓄是为了将财富平均分配到整个生命周期。但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假说理论提出，流动性约束能从两方面减少消费提高储蓄：首先，流动性约束为紧约束时，会降低消费者的消费；其次，即使流动性约束在当期不属于紧约束，但是如果消费者认为今后必然会受到流动性约束，其依然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在此基础上，坎贝尔和曼昆（1989）提出了λ假说。λ是消费决策仅取决于当期收入的消费者占全部消费者的比重，被称为“超敏感系数”。λ越大，说明全社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比重越大，对消费越不利。
（五）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属于经济学范畴，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新兴学科。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从劳动者的资本这一角度展开研究，开创了经济管理研究的新篇章。该理论首先重新对资本进行了定义，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指体现在物质上的资本，包括实体（厂房、机器、土地、原材料等）与非实体（股票、公债、抵押单、品牌等）形式；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本身上的资本，人力资本形成主要包括支出费用（教育、技术培训、管理）和机会成本（接受教育、培训而放弃的其他机会），直观表现为参与生产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知识、参与管理所掌握的综合管理能力以及参与劳动所必备的身体健康素质三个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讨论并诠释了如下内容：首先，人力资源能够配置和掌握其他资源，因此运用经济学时应重点关注人力资本理论；其次，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高于物质资本，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高于物质资本；再次，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手段为教育，教育应被视作投资而不是消费，最终目的是提高人口质量；最后，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但其中的基础教育投资依然需要以政府导向为主。
人力资本理论创建较晚，该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该理论的主要发展过程如下：西奥多·舒尔茨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他对人力资本的最杰出贡献是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研究中系统地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为之不懈努力，使人力资本最终被绝大多数经济学术界学者所接受，成为经济学的新分支。此外，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还体现在其进一步地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与途径，以及较早地测算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贝克尔在舒尔茨研究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从微观角度系统研究了经济增长受到人力资本影响的方式和途径。他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并将其模型化，同样运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探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在该模型中，他探讨了年龄、收入、人力资本折旧、劳动力队伍和工资率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此外，贝克尔还研究了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将培训划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
爱德华·丹尼森从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源的改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进展及应用五个方面研究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重新测算了正规教育年限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得到的结果比舒尔茨测算的结果低10个百分点。他将“知识进展及应用”纳入经济增长因素中，证明知识的进展源自社会生产中重要知识的增加。
雅各布·明瑟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首个人力资本收益的模型——明瑟方程。该学者认为工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并测算了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等关键指标，扩展了人力资本的研究内容，此外该学者还研究了个人收入差别与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中经验积累三者差别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