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生学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思维和语言孰先孰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把各家之言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三种看法。其一，是语言先于思维说。这种观点流传甚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其二，是同步说。这种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因而语言史同人类的整个历史一样长久。其三，是思维先于语言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和人类思维的发生，都先于语言。他们认为语言是在人类思维有了初步发展之后，我们的原始先民为了固定和交流思维成果，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语言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这些观点究竟哪个正确，或者说哪种观点更接近于真理呢？这不能由某个权威来定论，只能靠史实来说话、由科学来裁决。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考察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以求找到一种合理的答案。

科学地认识人类语言的起源，是从近代才开始的。18、19世纪，不少语言学家就试图解开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的难题。但是，由于当时古人类学还在襁褓之中，有关资料极端缺乏，特别是他们都不能把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始终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要想解决语言起源问题这个难题，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据现有的古人类学、古神经生理学、比较心理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证明，人类的有声语言并不是同人类一起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完全成熟的形态的。有声语言是在动物交际能力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物演变和文化选择逐步发生的。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类的语言很可能是从非人动物的较简单的交往系统进化而来的。因而研究动物的交往行为，特别有助于阐明语言的起源问题。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动物通过一些有效信号，例如警告、命令、危险、发现食物的信号以及交配的信号等，的确调节着自己以及本种内的其他个体。因此，语言极可能是从这种有声的、手势的，或其他种类的调节信号中发展起来的。”动物之间的交际活动，属于非语言交际。在进行非语言交际方面，人与其他动物都有类似的表现手段。专门从事人类习性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邓肯，在1969年曾列出了人类非语言交际的六种形式。

（1）身体动作或运动行为——包括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和眼睛活动等身体动作；

（2）辅助语言——诸如声音品质、言语色调，以及咕哝声、笑声和打呵欠等；

（3）环境空间学——个人或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对这种利用的感知；

（4）嗅觉——经由嗅觉通道传递的信号，包括外激素交际；

（5）皮肤的感受性——人与人之间触觉的和有关的交际；

（6）衣服和化妆品等人工制品的利用等。

由此可见，人类所具有的这些非语言交际形式，几乎包括了所有动物之间的交际手段。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人与动物交际方式之间的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动物之间的交际，经常使用的也是声音信号，即通过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某种意义。这种利用声音信号来传递信息的能力，在灵长类身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报道，有一种猴至少能发出六种不同的警告声音给它的同类，表示它遇到了豹子或蛇，目的是让同类迅速逃走或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美国学者黛安娜·福斯埃专门研究了大猩猩发出的各种声音，当她在大猩猩中间学着发出类似的声音时，居然听到了周围猩猩的应答声。当然，从语音学角度看，类人猿及其他动物之间交往时所使用的声音信号，至多属于人类有声语言的语调、声调、重音等超音段成分。从超音段成分到音段成分，中间有一个质的飞跃。动物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实现这个飞跃，只有人做到了这一点。恩格斯曾从思维发展的水平，指出了动物在交际方面的局限性：“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

那么，人类的声音信号是怎样超越动物的局限性，完成从超音段到音段，即从简单的呼叫到有声语言的发展的呢？

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类人猿从学会直立行走以后，脑和声带就发达起来。因协作劳动、摄取食物和防御敌兽的需要，它们不得不互相联系、协调行动，由原来只会像动物一样的简单叫喊，慢慢发出像孩童学语一样“咿咿呀呀”长短不一的声音。对于这个过程，恩格斯曾指出：“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由此可见，人类的语言是随着思维的呼唤而产生的。

根据现有的科学资料，有的学者认为语言起源及其形成过程——这条不允许后人重踏的崎岖途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呼叫、萌芽阶段，此阶段始于人属成员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时代；半语言发展阶段，此阶段繁荣于北京猿人前后；进入成熟和形成阶段，此阶段始于早期智人（古人）完成于晚期智人（新人）的时期”。吴桂藩同志认为，“如果第四纪更新世的确切时间为二百九十九万年的话，那么，第一阶段要占去二百万年左右，第二个阶段为六七十万年，第三个阶级为二三十万年”。也有的学者认为语言起源很晚，甚至距今十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也还没有分音节的语言。这里我们看到，语言的萌芽比起思维的萌芽，要晚得多。就是说，在进入南方古猿以前的时代，还没有语言萌芽的迹象，而仅仅存在着这种萌芽的基础——人科成员之间进行着比较复杂的相互叫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发生语言的自然物质条件比起发生思维的自然物质条件要复杂。腊玛古猿的身高不过一米许，其脑容量只有300毫升。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现其肢骨化石，但可以想见：刚刚站起来的人科成员其下肢的弯曲和头部倾斜的角度。在这种自然人科形态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产生语言发生的诸多物质条件。倘若“讲话”，就应具备发生语言的一些必要的自然物质条件，诸如声带、牙齿的形状、舌头的形态、口腔的各个发音部位以及神经系统的有关部位等；上述诸多条件的任何一个如有缺陷，都可能成为有声分节语的羁绊。不仅腊玛古猿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开始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时代，发生语言的某些条件也还刚刚出现。

但是猿类、人科毕竟又为语言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语音是有声语言的重要前提之一，它源自猿类、人科不分音节的呼叫。高等动物已有条件反射，它们自身发出的那些简单的嚎叫，也能引起同伙的相关反应。近年来对灵长类的研究发现，它们在危险、饥饿、盛怒等情况下，能够发出20多种喧叫声，作为它们日常生活中招群、求偶、相互通报找到了食物，或警告发现敌情的信号。猿类的这种呼叫是有声分节语萌芽的物质前提。正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说：“特别有趣的是，经生理学比较证明，猿猴的发音，与人类分音节语言的初步阶段相似，在现存的类人猿中，有几种印度类人猿还富有音乐感：敏捷长臂猿和合趾长臂猿发音清晰，声音嘹亮，用半音能唱八度音节。没有偏见的语言学家都毫不怀疑，现代高度发达的概念语言是从我们新第三纪猿猴祖先完全的发音逐步缓慢发展而成的。”

除了呼叫这种物质前提，在语言起源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猿类、人科的群居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群居性决定着语言的萌芽、发展及其性质之一——社会性。“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在巨猿、南猿的遗址中，也都证实了这种群居性。

在语言起源的最初阶梯上，毫无疑义，一开始猿人只能像动物一样，直着脖子相互叫喊，发出的是不分音节的囫囵的呼叫或连缀的声音。在群居动物中，如果说“头马”的嘶鸣和猿猴的报警（如鹰警、蛇警、狮警、豹警等）都能代表一定的意义或传达信息要求的话，那么，在初民的共同觅食活动或劳动中进行的相互呼叫，就更有其协调行为要求的意义。而且，初民的呼叫，无论在声音形态上或意义上，都会超出动物界。因为它是以思维活动为指导的。动物受其爬行状态生理条件的桎梏，无论怎样嚎叫，也发不出语言。然而，初民的呼叫，则能够经常反复地刺激自身已经抬起来的头脑、神经以及相应的发音器官。

“从南方古猿脑模外表形态的研究，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已有分化的扩展……”这种与语言有关区域的分化扩展，反映在初民的不分音节的连缀呼叫中，可能出现了口形不同的几个分节的元音。这与工具出现之后，生产劳动的发展带来的杂食（从果食、根食到肉食）的增多密切相关。咀嚼着形态、韧性、硬度各不相同的食物，无疑增强了口腔及舌功能。这样必然会引起呼叫形态的变化，因而，最初以音素形态出现的音节——表达眼前经常触目的一些直观对象的音节，终于从连缀的语言中分化出来。这是人属成员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在语言尝试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这几个元音节，就可以和后来相继逐步分化出来的辅音，再生出另外的音节。于是，语言由萌芽阶段开始向前迈进。

应该看到，这种最初的语言，每向前迈出微小的一步，都和最初石器文化所带来的双手从事专门的觅食活动或劳动息息相关。从这种意义上看，是工具、劳动和思维活动，推动了语言的前进。这种前进中的萌芽语言，又反过来帮助思维活动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事物，或推进思维的发展。

在实践中，初民的呼叫，分节的语音不断丰富、发展，并通过群体约定俗成得以固定。在文字产生之前，呼叫对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只有在记忆把认识日趋复杂的对象和相应的日趋复杂的语音固定下来之后，才会出现新的认识对象和新的声音的再固定。否则，对象和语言之间，将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人们根本无法交际，而语言的形成、发展，又谈何容易！这种认识对象之后再给予符号规定的现象，一直延伸到现代人的认识中。如在科学研究领域，每当一个新成果、新概念出现之后，它的名称符号也就随之产生。

苏联学者B. A．谢列勃连尼科夫在谈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指出：“在给某一事物起名字之前，必须先认识你打算称呼的那个事物。但是，不进行思维，不具备一定经验，就不可能有什么认识。因此，语言中的每一个词产生之前都有与认识该事物相联系的思维活动。”这可以说是一条不容置辩的规律。

在探讨语言起源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即由于呼叫的音节符号的有限性，根本表达不清远比它丰富的思维活动的内容，因而需要其他的伴随语言作辅助手段，这就是从类人猿那里承袭下来的点头、俯伏、弯腰、晃脑、招手、摆手等表情语言、体态语言和手势语言。

各种表情语言和体态语言，在今天的动物界，尤其是高一级的猿类，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非洲密林中的黑猩猩，挑衅、威吓和进攻时的表情是严肃、闭唇、双目冒着凶光。玩得开心时的表情是上唇掀起并后缩，露出上部牙齿，而这种嬉脸又常常伴着一连串的“哼哼”声。当它们发出单调的“呼呼”声时，这是受欺凌之后的伤心，伴随的表情是嘴唇合拢并前伸或成喇叭形。长时间伸出“手”并用眼睛盯着对方，是向同类乞求食物。摸头、捋毛是表示安慰。遇见“等级高者”的表情是让路、俯伏或不露牙齿的低头。久别之后，友谊的表达是亲吻和拥抱，母黑猩猩叫幼仔吃奶时，便向它招手……黑猩猩这些复杂的声音及其伴随着的不同体态表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没有分节语而只能呼叫的情况下，表示心理活动的一些辅助手段。这些手段，就是“动物萌芽状态思维活动”的表达方式。

根据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在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交往中，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一样，都是随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同一种思维可以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或者说只有两种语言相互补充，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初民简单的思维成果。与现代人相比，在古代人或现代不发达民族那里，有声语言相对地不发展，而手势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用手势（身体的其他部分，如头、身、脚、面部等与其相配合）的运动变化构成一定的意思，表示人、物及其运动的会意符号。如表现人、物的姿势，它们的习惯动作，或捕捉、制造、使用什么东西时的动作等。语言不通的各部落，可以通过手势语言交流思想、传达信息。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手势语言就特别发达，甚至已经形成一种适用于普遍交谈的手势语言体系。彼此方言不同的部族，能借助手势语言互相交谈。故此，人类学家把手势语言称之为“史前时代的世界语”。

古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指出：“在原始时代，人类靠声音和手势来结结巴巴地相互交流思想。……假定思想早于语言，而手势语言早于音节分明的语言。手势语言似乎是较原始的，它与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关系，就好像姐姐之于妹妹。”早在两千多年前，卢克莱修就能提出这样一个现在看来还是基本正确的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真是难能可贵！

在语言起源的第二个阶梯上，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分节语汇的不断增多，开始出现了某些少量的极其简单的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当然，其中也糅杂着不分音节的呼叫。于是，在语言发展的艰难途程上，步入半语言状态的阶段。

这种以分节语为主导的半语言状态，大体上发展于更新世中期之前，繁荣于北京猿人及其以后的更新世中晚期。此时期的总趋势，是猿人以最大的步伐朝着智人方向突飞猛进地转化着。推进这种迅猛转化的巨大动力，主要是工具的大量出现和改进及火的频繁利用。北京猿人的遗址中高达六米的灰烬以及在克拉克当的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用火加工的长矛（猎取大动物的工具），都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人工取火，是在长期打制燧石工具中发现的。然而，撞击石块所迸发出的火星，并不能立即引起燃烧，还必须有干燥细软的引火材料，才能获得人工取火。这一系列认识能力的形成，是在丰富经验积成的复杂思维过程中，并借助概念的语言（半语言）才能完成并在意识中固定下来、传播出去。

特阿多·蒙森曾指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从而证明：在这些民族彼此尚未分离以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这段话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畜牧业尚未出现之前，上溯原始狩猎繁荣之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自己所猎取的动物就已经非常熟悉，并给予命名了。北京猿人既然能够制造出几万件石器，大量猎获各种动物，没有理由说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制造的工具是什么，还不知道所猎获的动物是什么。尽管此时他们在生理条件上还受着头部的倾斜和某些发音部位的羁绊，然而最起码的舌根音、双唇音和舌面音可以按照极其简单的语法关系，随口呼出来了。从北京猿人的牙齿和舌的形态看，当然不可能有唇齿音、卷舌音、舌面前塞擦音、舌尖音和边音。然而，就其当时随口能够呼出的音节，其音色、音素和声调来说，与现代人同一部位发出的语言之差异也是相当悬殊的。这是由于他们的口腔、下颌、舌面的形状及其翻动的频率和现代人不同。

在语言起源的最末阶梯上，其主要特征为分节清晰的概念语言已占据着绝大的优势，人们之间起码可以按照不同的语法关系相互交流。含糊不清的呼叫和其他的辅助手段已经大大减少，并局限一定的场合。

此时期的人类，已进入旧石器中期的早期智人时代，其代表类型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我国的丁村人、马坝人及长阳人。这时工具已有巨大的改进。在伊拉克北部的沙尼达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切刮两用刃、两端尖状器、凸缘刮刀和钻子等。中国的丁村遗址，出现了新的石球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三棱大尖状器。石球能够和兽筋或植物具有一定韧度的纤维连接，向大动物袭击或绊住它们的腿脚；三棱大尖状器可以帮助刮削器挑出动物的筋骨或挖掘植物的块根。“他们能够制造较复杂的石器，有狩猎大的哺乳动物（如巨大的洞熊）的技巧，有埋葬死者的仪式，也可能知道穿衣服……”，“在这一时期之末，至少在西亚，有着狩猎类型的改变……成功猎取大群动物如野牛……改变为一种更为广泛的外婚关系”。

我们从其改变工具的固定形状上，能看到人们已有了按年龄的鲜明分工。这种分工，逐渐排除了不分辈分的乱婚杂交。“外婚关系”，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了“以性为基础的婚级制”，而迈进了氏族公社。“当氏族达到充分成熟之时……一个假定的共同祖先的子孙们在禁止同宗通婚的规定下先得把半数人分割出去，然后才得到与任何其他氏族通婚的权利。”“在本氏族内……禁止他们相互通婚，因为他们是血亲……易洛魁人迄今仍坚定不渝地遵守本氏族内禁止通婚的规则。”这种禁止血族通婚的措施，是人类最后抛离猿性的重要标志。毫无疑义，这是氏族内绝大多数成员，尤其德高望重者已经认识到血婚近亲交配对后代身心不良影响而规定的禁令。

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规定，都须以语言符号为标记。当时早期智人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语言，规定这样的禁令，显然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古人类学的资料证明，此时人类的形体，早已抛离了北京猿人的形态而接近晚期智人了。他们的前额较高，脑壳变薄，眉骨、下颌也不像北京猿人那样前突，牙齿也比北京猿人的细小，头下骨骼系统几乎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早期智人已经基本具备了进入成熟阶段语言的物质条件。

语言完全脱离生理条件的羁绊，成熟于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新人）时期。其代表类型为巴勒斯坦的斯胡尔人、法国的克罗马农人和我国的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此时期人类的自身形体，诸如头部垂直、脑量及与语言有关的口腔、颌骨、下颏等都和现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以想见发音器官已臻于完善，人们能够按照不同的语言关系畅通无阻地随口呼出不同的音节，以交流日趋复杂的物质生活和最初的文化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随着思维的产生而产生，并且也总是随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语言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原始先民思维发生发展的阶段，大致是相伴而行的。因此，我们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说思维先于语言是有道理的。

（原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