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化石”

——论初民的生产实践与思维的物化

稍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远古祖先——南方古猿就能变成人，而人类的其他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等类人猿就没有变成人呢？这是因为，人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还是其自身的类本质或社会本质力量进化的产物。有的学者把人类这一特有的进化过程称之为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

众所周知，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气候的恶化和森林面积的缩小），类人祖先原来赖以生存的条件毁灭了。生存条件的毁灭，意味着满足身体需要的原有活动方式的终结。正如有的人类学家所指出的，这时在人类祖先身上就产生了机体的形态结构和生存机能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一方面，要生存，就要使机能达到能够对外界环境进行改造的程度；另一方面，机体形态结构本身的局限性，又不允许机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它表明，我们的类人祖先已走到纯肉体进化的尽头。它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开辟新的进化途径。当人类祖先从原先的生存环境迈入一个新的、生疏的环境时，由于原有的活动方式无法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采取另一种生存方式，即文化活动的方式，其中主要是工具活动或生产实践的方式。简言之，就是说自此人类的进化就变成了人的类本质或社会本质力量的进化，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人的知识和人的劳动产品的进化。

研究思维发生学，是探讨人的类本质力量进化过程的重要方法之一。反之，对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研究也是研究思维发生学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等物质产品，是人的类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特定历史时代主要文化遗存的生产工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物化。它以浓缩的形式凝聚、积淀和固化着当时人类的思维发展水平。因此，原始先民们遗留下来的这些物质生产工具，被学者们称之为“思维的‘化石’”。本文旨在通过对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思维“化石”的研究，揭示初民的生产实践与思维认识活动的关系。

一

研究生产实践与思维的关系，离不开对人自觉的目的性思维形成机制的探讨，因为实践活动的主观动因，是以目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对需要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自身的内在尺度的意识，即自意识。以实现自身需要为目的的自意识，已经内在地包含对外部对象的要求，也就是说为满足需要所必须的意识，是一种对象性意识或客观尺度的意识。可见，人的目的性思维的原始发生，是以自意识和对象性意识的有机统一为前提的。从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考察来看，人的目的性思维发生于形成中的、人的活动之中，同时它又反转来构成人活动的形成因素。由此可见，目的性思维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人的实际活动。

过去人们通常把是否会“使用工具”，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但是，自从动物学家们发现黑猩猩等高等灵长类动物也会使用某些“天然工具”取食时，人们又把人的形成界定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些界说当然不错，但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把从猿到人的转变当作一个过程来考察。实际上，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从使用工具开始，到学会制造工具时结束的。因此可以说，亦猿亦人的过渡状态，是人类起源的直接起点，而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则是制造工具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我们的远祖在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初级的思维和意识，因而初步形成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目的。那么早期人类的自觉目的，究竟是怎样通过使用工具的活动逐渐地形成的呢？这是我们在研究思维与实践关系时必须解决的课题。可喜的是古人类学和动物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为我们揭示自觉目的性思维的形成过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对古人类学和动物心理学现有成果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揭示人类自觉目的性思维的形成过程。

其一，我认为人类先祖始初的工具性活动，就已经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对象化活动，它为人类始祖从外部客体和内部体验中意识到需要，准备了起码的条件。野生类人猿使用工具的情况表明，即使是偶尔使用工具，也是运用其肢体器官对自然物的简单加工。始初，人类祖先只是利用天然的树枝、石块等现成物体，作为自身生存和自卫的辅助手段，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活动领域的扩大，这些天然工具日益成为其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狩猎活动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类祖先提供了肉食，另一方面那些较大动物的骨头、牙齿和角又为人类祖先提供了实践活动的工具。在这类工具身上，第一次体现了人类始祖的类本质力量，即社会群体狩猎活动的威力。

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认为，在制造石器之前，动物的骨头、牙齿和角等曾经被人类始祖作为重要的工具来使用。因为此类工具有较好的硬度和尖锐度，远远优于天然工具，故而先祖常常自觉地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去猎取较大动物，以取其骨、齿、角作为工具和武器。类人猿也会以草秆、树枝充作工具来取食，但它们是随取随用，随用随丢。然而在人类祖先那里，充作工具的自然物和动物的骨、齿、角等，日益成为需要的对象而被保存下来。这就是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人类始祖日益选择那些较为合用的物体作为工具的过程，也就是把自身的需要自觉地投射到外部对象的过程。因为此时的工具，还不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我们只能称之为对象化的萌芽。

其二，由于使用工具的经常化，使活动和结果的联系成为心理反应的主要内容，这样就为把有结果的活动，转化为对结果的想象奠定了基础。根据科学家对古人类学的研究和对类人猿行为的观察结果来看，活动结果与需要的相关性，首先成为人类祖先思考的对象，而相同的活动总是引起相应的结果，就会使他们从结果回溯原因，从而初步领悟到活动与满足需要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最初的工具活动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话，那么经常化的工具活动，就不能用偶然性或纯粹的本能来解释了。由于初民们把日益增多的新物体作为工具来使用，不同质料的工具会产生不同的功效和结果，也就逐渐地被意识到。在捕猎过程中，某些不合用的工具被丢弃而合用的工具则被保存，其间都会不自觉地伴随某种程度的推理，这种推理显然比一般灵长类动物有更高的水平。从类人猿的观察性模仿（如通过模仿学会钓白蚁）到人类祖先的简单的推理性模仿，为制造工具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条件。当所需工具性能的指标超出肢体器官所能加工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借助自然物进行加工的需要，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体现了主体对某种效益的有意识的追求。

其三，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目的的提出以外部活动的“内化”为前提。因此，自觉的目的性思维的形成，一方面要依赖工具活动的发展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则依赖人类祖先心理概括能力的提高。

英国女科学家珍妮·古道尔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黑猩猩在每年10月钓食白蚁时，能事先准备好草秆，当备用的草秆用完时，它们能再到原来采集的地方去寻找此类工具。它们每次钓食完毕，就把工具随手丢弃，表明其对工具与目的的联系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但是，寻找工具的行为先于钓食行为这一不断重复的事实说明，类人猿在进行钓食白蚁之前，已经能够在心理上朦胧地复现这一过程了。这就说明，在类人猿身上对活动的简单“内化”能力已经出现，因而在它们的行为中，有时也会发现萌芽状态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人的目的同动物的目的，还是有质的差别。动物（包括类人猿）由于其活动在总体上受先天因素的影响较大，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生物学的需要，因此，对它们来说，作为智力发展指标的工具行为只是偶然的，其行为目的也是极其简单的。人借助工具去制造工具的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由此可见，人的目的具有社会的性质。

我们知道，使用工具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制造工具的活动，都必然要暂时中断个体生物目的的实现。所以，以制造工具为目的的活动，从产生时起，就预示着这个活动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的。类人猿对以往活动的觉察，表现为知觉和表象的微弱的联系，而人类祖先工具活动的内化，却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工具活动的亿万次重复，使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共有的、相似的成分显露出来，最终积淀为动作技能的形成和掌握。皮亚杰关于思维结构来源动作结构的思想表明，动作技能的形成是外部活动内化极其关键的一步，因为它说明了外部过程已初步转化为人的能力。其次，人类祖先使用工具的活动，不仅具有生产的功能，而且内在地包含着交往的功能。在有声语言产生以前，即在早期人类的直观动作思维阶段，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和声音信号一起构成群体信息交流的基本符号。由于生产技能的普及，群体中每个成员借助特定的技能动作，就能引起其他成员的有关活动的表象。由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观念活动，具有类似的动作原理和相似的结构，所以活动及其动作不仅是观念活动的深厚基础，而且它也是由外部向内部转化的途径和手段。

总之，由于人类祖先使用工具活动的重复和累进，使得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工具及其效能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为表象的二重化打下了客观基础，而贯穿活动过程、标志着活动熟练程度的动作技能，则是内化的主体条件，动作的实用功能和象征性功能的分化和发展，又为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提供了符号手段。动作在群体活动中的调节功能，经历了由手势动作到表象的过渡，最终使人类祖先形成了自觉的目的性思维能力，即能用想象的对象来代替真实的对象，用想象的活动来象征真实的活动的心理能力。自觉的目的性思维能力的形成，使得人类群体最终走出了动物界，开始了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生产活动。

二

需要和目的，是人类从事生产实践的内在动力，而工具性活动，则是完成生产实践任务的外在形式或手段。目的是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目的性思维一旦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就既能为满足人的需要提供物质保障，又能为新的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行生产实践固然少不了目的这个要素，但是如果没有工具这一最基本的要素，目的就无法实现，因为人的目的性思维首先被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时，应该从考察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形态结构的变化入手。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明确的指示，他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就是说，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生产工具，不是由自然工艺形成的，而是通过人工技艺创造的。这种创造，充分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从而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人工技艺不但反映着、积淀着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而且又制约着、甚至决定着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过程及精神观念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谈及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物化对象，对研究人类思维认识能力发展状况的意义时，说得更加明确。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现在发现的所有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址和遗物，都是原始人类所创造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这些对象性的存在物，正是原始人类思维认识物化的结果，是一本在逐渐地被打开的关于原始人类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最易被我们感知的关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的真实“记录”。因此，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研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揭示人类思维认识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现代人的手和脑，相较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自然聪明灵巧得多。但是，原始人是在没有任何精神文化遗产以资借鉴、可以继承的情况下来制造工具的。我们从遗传得来的手的灵巧和脑的进化，对原始人来说，则还需要在实践中培养。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事先就设计好种种方案。但这种思维能力对原始人来说，则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今天看来，哪怕是很微小的进步，例如，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具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具的过渡，其间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可见，早期人类的思维能力或智力的发展，要迈出微小的一步，是多么的艰难！

人类自呱呱坠地，为了生存，必须获得生活资料，而要想获取生活资料，又必须依赖生产工具，因此，工具便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实践证明，工具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工具是人类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客观尺度，同时也是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

人类远古祖先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最初只是偶然地使用“天然工具”（天然石块、天然棍棒、动物的骨头、牙齿和角等）来取食、御敌。这是人类始祖借助工具进行的萌芽状态的对象性活动。这种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有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的并存。一方面，人类的祖先在使用未加工的木棒、石块和骨头作为“天然工具”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对工具形式（锋刃）和功能之间的联系，有了朦胧的体验和初步的表象。知道要达到砸坚果、挖根茎、打猎物等目的，这些“天然工具”必须有刃口、有尖端，还要有一定的重量。当天然工具形式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力图通过简单加工来取得合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如何加工才能取得合用的形式，却缺少起码的经验。因此，制造石器从最初时起，就存在着对工具性能的有目的追求和加工过程的盲目探索之间的矛盾。只是在后来的实践活动中，初民才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从天然物中挑选，或者从偶然性的活动中，譬如偶然看到石块碰击石块以后，发现还可以人为地取得这些刃口、尖端等合用的石片，于是就开始尝试模仿这种碰击。人类始祖的这种尝试性的模仿，逐渐由偶然转向经常，由简单的碰击到有意识地、重复地用一块石头去打击另一块石头，使其产生锐利的边缘和尖端。这就使初民逐渐形成了最初的、感性的直观动作思维。

棍棒和石头是人类用以加强其自身自然器官的最初的辅助手段——工具和武器。最初的狩猎活动，是用棍棒和石头以及可用作工具或武器的其他手段进行的。

早在最初使用棍棒或石头的时候，原始人类就不得不对自身的种种特性进行思考。因为并非每根棍棒和每块石头，都对实现目的有用。即使单纯投掷一块石头，也需要进行一番选择。当石头过轻或过重时，人们就不能获得所要求于那块石头的结果。原始先民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亿万次的直观动作思维之后，才知道需要投远时，选用小而轻的石块；需要用它去击毙猛兽时，则要选用比较大而重的石块；用于刮削和挖掘时的石块，又必须有特殊的形状。掘土棒不仅需要具有特殊的形状和一定的粗细，而且需要不易折断、不易弯曲等条件。

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初民不仅日益确切地了解他们所使用的辅助手段，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性能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且对于最合理的辅助手段最容易在哪里发现，哪种树木能够提供最好的掘土棒，哪种石头最适于切割或刺戳等都有明确的理解和认识。

经过长期实践，初民已经能够按照不同的目的，在从自然界中发现的木棒和石片（后来还有骨头和牙齿）中，找到最适当的形状，并特别加以选择。

在种种自然作用的影响下，很多种石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人工制造的割切器或刺戳器非常相似的形状。特别是燧石，具有这种形状。

那些被称为人类文化曙光时代的石器，即“曙石器”，哪怕它是天然形成的，无疑也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有很多燧石的地方，人类肯定在自然界中找到了与今天所谓曙石器形状相同的石头。人类最初大概就是在这些石头中，识出了那些最适于达到自己目的的“曙石器”。

非常明显，运用燧石而获得的更多经验，一旦向原始人指出：这块石头同另一块石头碰击时将发生怎样的反应，原始人当然就懂得运用这些经验，对所发现的，并不完全适合于自己目的的“曙石器”进行一些整修。

人类在极为漫长的史前时期中，在经常使用天然燧石工具中，通过反复的练习，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这就向伟大的革新——自觉地、有计划地制造工具，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考古学获得的资料证明，人类最初有意识地制造的工具，是未经任何琢磨的打制石器。据外电报道，1973年至1974年，一支国际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哈达尔地区发现的48件石片器具，是在距今250万年的地层中找到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人造工具最早的记录。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也发现了大量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的能人（Homohabilis，亦称南方古猿纤细型）制造的石器工具。这些工具只有一二个尖或刃，加工的随意性很大，没有固定的形状，也没有专一的用途。它们只是些“粗制滥造”的“万能工具”，很难从天然石块中把这些工具区分出来。当然其中也有些比较典型的工具，即用坚硬的砾石打制的砍砸器。有些砍砸器又经过交互打击，一头尖，另一头钝。钝的部分可以作为把柄，用手握住去砍伐枝条，这种砍砸器被称作“原始手斧”。在我国云南发现的，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不仅能够制造石器工具，并知道用火。元谋人所制造的石器，以石英为原料，其中主要有砍取木棒、猎取野兽的砍砸器和用于切割兽肉的刮削器，也有割削和挖掘并用的尖状器。这些早期石器的制造工艺虽然十分简陋，但却证明人类已经脱离了动物界，开始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了。有目的、有意识地制造石器工具，是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由此看来，要判定原始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分析他们当时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可以说，原始先民的思维和智能，都凝结在这些工具之中。或者说，这些工具，就是他们已经转化成物质形态的思维。

从早期石器的选材和形式来看，人类的思维能力，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其他高等动物。他们对目的与手段、工具的用途与形式、工具选材的质地与使用效果的关系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如打制石器时，往往选用坚硬的熔岩和石英石做材料，而不用质地较软的沙石；石器工具的形式，有的是用于加工工具的砍砸器，有的是用于剥制兽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天然的石块往往缺乏锋利的边缘，因此，打击石块使之产生锋利的边缘，便成为早期人类制造石器最重要的动机。

原始人在制造工具的实践中，慢慢知道了哪种质地的石料适用制造哪一类的工具。例如燧石、黑曜石等硅质石料，虽然很硬，却易于打制，如由熟练的人来打制工具，可以得到随其所欲的形状，且容易产生锋利的刃口。故在石叶工具制作中，黑曜石这种玻璃质的火山喷出的岩石，尤其受到初民们的重视，以至成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一种贸易对象。生活在南部非洲的原始民族布须曼人（Bushmam）就用坚硬的石英、页岩和金刚石等在岩石上雕刻了很多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的动物岩画。这表明这些原始人群，对于制造工具所用材料的物质属性和打制方法，已经有了规律性的认识。

三

如前所述，动物虽然也会使用天然工具，或对某些天然工具进行简单的加工，但它们不知道保存工具，更不会把制造和加工工具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后代。人类则不然，由于有了表象和记忆能力，我们的原始祖先能够把已经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工具传授给后代，并能按照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断地改进原有工具，发明并制造出新的更有效的工具。从考古发掘提供的物证来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我们的祖先在选用原料时已具有了一定的基本知识，而且制作工具的方法也越来越精巧，学会使用各种大小、各种质地的“锤子”以达到不同的砸击效果。到了化石智人阶段，除直接打制，还学会了间接打制法，即在工具的加工上已经发明了压制法，能制造更加精巧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不仅会打制各种石器，而且还掌握了磨制和钻孔技术，出现了骨针。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始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已经知道野兽身上所长的毛皮是为了保暖御寒，并由此得到启示，开始学着用骨针和兽皮缝制遮体御寒的衣服。

早期人类制造石器的方法，有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过程。据考古学家对原始石器的研究和民族学家对现存后进民族制造石器的方法的考察，认为原始先民有意识地制造石制工具的最初方法是撞击法，即用石键或圆形石器撞击做原料的石块，使之成为所需要的器形。初民看到石块的天然撞击便会产生利刃，由此受到启示，经过直观动作思维所掌握的第一种方法。随后又逐渐地发明了削剥法、截断法、钻孔法和磋磨法等加工石器的方法，使得石器的制作越来越实用和精美。历史的实践证明，制造工具的过程，就是把客体的自在形式经过活动，变为人所需要的形式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思维活动不断被物化的过程。

在长期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原始人类渐渐晓得了工具的对称性和定型的好处，从而技术不断进步，工具也不断得以改进。据考古学家的估计，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早期智人（古人）阶段，制作工具的全过程平均约一百多个动作。他们打制石器的技术，已由猿人的直接打制法，发展为间接打制法，多数石器都进行了第二步加工，工具的器型也开始多样化，并有了初步的分工和定型，由原来的一器多用发展到分工专用。而工具的每一改进，以及新工具的出现（如从粗石器到细石器、从单一工具到复合工具），都体现了原始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对客观逻辑认识的深化。

从晚期猿人到智人这个阶段，人类的思维能力产生了新的飞跃，此时人类的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以再现性表象为基本特征的形象思维阶段。从石器的制作过程来看，这个阶段的原始先民，一般都是先把石料打制成石片，作为器坯，然后再把石片加工成所需要的各种石器。这反映出此时人类的智力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他们这时已能把统一的石片同多样性的器形联系起来。这不仅需要分析综合各种实物形象，而且可以作为经验保存在脑中，依据记忆表象和想象，在制作工具时有所计划、设计和预想。就是说，对所需要的石器，在头脑中已形成了一定的形象。这同直观动作思维阶段那种依靠直接接触的实物在头脑中产生的相应实象是不同的。直观动作思维或实象思维活动不能离开实物，不能离开当时的情境，其思维活动同制造工具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实象思维是由直接的操作活动，在脑中形成变化的实象，然后再用脑中的实象来指导操作实践，从而不断地改变实物的状态，直到制作出石器为止。行为的结果，还不能包含在预想之中。以记忆表象为主要特征的形象思维，是在实象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高级的思维形式，它可以在不出现实物或行为结果的情况下，在脑中形成某种形象，然后在凭借形象，间接地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

到了晚期智人（或新人）阶段，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原始先民的思维能力已经由表象形象阶段，发展到具有一定抽象能力的类化意象阶段。由于思维能力的提高，这一时期工具的制造特点，是在朝着类型多样化、结构复杂化以及用途上的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此时的原始先民，不仅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还有用骨、角或石头制成矛头，加在木棒上，制成长矛或标枪等复合工具。鱼叉、标枪、长矛等复合工具的广泛使用，更加延长了人的手臂，进一步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要求得到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由于类的生存的需要，要求原始先民能够捕获更多的野兽。在这种切身需要的推动下，原始人发明了一种“流星索”（亦称“飞石索”或“石球”）的新式捕猎工具。这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工具，它是用石头做成的圆球，外面用皮革包裹，用皮条编成的绳索与石球连接而成。它的使用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通常使用的方法是：甩动并旋转索套投向被围猎的野兽，一旦命中目标，绳索会因野兽的挣扎急速地在野兽腿上盘绕，把它的腿牢牢捆住。

在复合工具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弓和箭。因为弓箭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思维水平地提高，甚至可以说，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智力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原始人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他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弓箭可能是人类在长期使用投矛、标枪和其他投掷器的过程中发明的。它不仅延长了原始人的手，弓箭还延长了狩猎者的腿和脚。一般的弓箭能射到80～100米的距离，最远的可达到450米。一个好的射手，一分钟能射出20支箭，而且命中率是很高的。有了弓箭，原始猎人就能轻易追上奔驰逃遁的野兽，使狩猎效率大为提高。

随着流星索和弓箭的发明，狩猎效率的提高，野生动物急剧减少，给原始人的狩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是我们的原始祖先，根据以往狩猎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了解动物生活习性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捕猎方法。例如，有时猎人身披鹿皮，用笛子一类的拟声工具吹出模仿公鹿或母鹿的叫声，引诱鹿群进入他们埋伏的阵地，再突然围歼之。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就有种名叫“乌力安”的鹿哨，专门模仿公鹿的鸣叫声，以吸引母鹿。这个方法由来已久，《辽史·营卫志》记载：“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呜，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又《满洲流源考》所引《北盟录》：“女真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

原始先民为了生存，克服了重重困难发明了弓箭、鱼叉、套索、流星索、蝴蝶网等狩猎工具，比起初民的木棒和石块，无疑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使用这些工具狩猎，却需要机敏的猎人经常在场方能捕获猎物。继这些狩猎工具及与其相应的狩猎方法发明之后，我们那些聪明的原始祖先又在思考如何使猎人不必在现场或不必靠近捕猎地点，也同样能取得成功。他们设想若能制造一种代替人的机械装置，代替投掷捕捉工具或武器，捕杀或活捉猎物。这样，猎人们就是留在家中，也能兼顾狩猎，并且可同时追踪好几处猎物的足迹。

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那些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的原始先民第一次造出了一种机械，即当猎人不在场时，仍能代替他们狩猎。这种最原始的神奇的“机器人”，就是原始捕机。

其实，原始捕机并不是某一位聪明绝顶的圣人、贤人凭空设想出来的。它是原始猎人在总结以往各种狩猎工具发明和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比木棒、手抛网套和网之类狩猎工具更为精确、更为有效的工具。

各种原始捕机，都是在精巧的扳机上应用了杠杆原理。只要轻轻一触，即可产生巨大的力量和猎物对抗。

我们的原始先民，肯定没有关于物理原理的书本知识，对机械现象发生的原因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非常善于在实践中观察和思考，并有足够的机敏性来模仿自然界的机械方法。例如树枝偶然离位，必将跳回原位，枯死的树被飓风吹倒，声震山谷；地面洞穴被树枝覆盖将会产生危险等，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是晚期智人最好的物理“教师”，而且晚期智人又非常善于运用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学到的东西。当他们看到自己发明的捕机在工作时，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继续利用已有的机械知识，成功地发明了重力捕机、网套捕机、跳柱捕机和扭转捕机等多种适合不同环境和不同捕猎对象的捕机。其中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利用动物本身的重量来捕获动物的陷阱之类“重力捕机”。比如南部非洲布须曼人捕捉长颈鹿的方法就很巧妙，即将陷阱底部挖成两部分，中间留一道土墙，陷进去的长颈鹿只得骑在土墙上苦苦挣扎，却无法使自己的长腿得到着力点进而逃走。

能够体现晚期智人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的捕机，是比较复杂的跳柱捕机和扭转捕机。跳柱捕机根据有弹力的棍棒的惯性原理制成。制作这种捕机的材料，是一根能用人力使之弯曲的小树或树枝，先设法使它保持弯曲状态，当辖制力一消失，便可很自然地恢复原态。使用时把它固定在某种像网套一样的装置上，使它保持弯曲状态，只要猎物一触动它的诱发装置，便能利用它的反弹动力，把猎物打伤或套住。而扭转捕机，则是用有弹性的动物筋腱、树藤和其他植物纤维把它们缠绕在一种杠杆装置之上，利用其有恢复原状的性能，先使它受力，然后有效地控制其扭转力量，使一个带网的框架套住动物，或使一块木头、石头之类东西落下来击中动物。

动物捕机的发明，是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已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的集中表现。原始人发明的动物捕机，可以说是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凡是沿着这条最早的“机器人”发展道路走的人，对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原始兵器，人们把它称之为“飞去来器”，又称回旋刀或飞镖。它用坚硬的曲木制成，棒面扁平。使用时向空中掷去，在空中飞出一条曲线，如打着目标，还会飞回投掷者身旁，打中时力量极大，而且由于飞行是曲线的，更使被击者不易闪避。有意思的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这种兵器，1979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江苏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掘六件飞去来器。这里见到的飞去来器，都是用鹿角制成，有三个自然分杈，三端磨成扁刃，全器一面磨平，便于快速飞行，准确击中目标。考古资料证明，在丹麦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在埃及的古墓中，均发现木制的飞去来器。埃及古代壁画中，也有兵士拿着这种兵器。

飞去来器，是一种充分表现原始人类思维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具或兵器。古代先民虽然在理论上可能讲不出多少道理，但是他们在制造飞去来器时，却应用了极为复杂的物理规律。飞去来器的每端有不同的平面，这是利用螺旋桨的原理制成的。不管是谁，只要看到这些人类早期的发明和创造，都会为之赞叹。

四

原始人类离开动物越远，他们谋求生存的能力就越强，思维认识能力就发展得越快。譬如掉进土里的种子或果核会长出新的植物与果树，这种自然现象，动物熟视无睹，然而具有一定联想能力的、聪明的原始人类，则能从中得到启示，试着种植农作物和栽培果树，又如在狩猎活动中，看到捕获的母鹿可生下小鹿，原始人类就学习人工繁殖并饲养。因此，据考古学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北纬50°到南纬10°之间的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掠夺性经济”发展到“生产经济”。从此，人类不再单纯地依靠自然界的恩赐，而是用自己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的生产，开始吃自己生产出来的食物。这样，原始人类就会得到比较丰盛的食物，不必忍饥挨饿，终日为温饱发愁了。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此种原始的耕作方法，往往先是男子用磨光了的长方形圆刃式石斧来砍倒树木，披荆斩棘，待草木晒干后，用火将其烧掉，把所剩灰烬当作肥料。播种由妇女用石铲或弯柄短木“锄”整地翻土，进行撒播，或用尖头木棒来点种。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

适应这种农业生产的农具，是比较简单的。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具来看，主要有石质、陶质、骨质、木质等各式农具，并以磨制石器为主。

我们那些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发达形象思维能力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手持石器的基础上，发明了石锛、石铲、石耜等复合工具。即将原来的手持石器嵌装在木柄上，或者用植物纤维把它们缚缠在木柄上。这样既方便，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思维能力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人类最初用来盛水的只有自己的手，后来才寻找到了各种代用品：如安达曼群岛人用贝壳或竹器，澳洲土著居民用兽皮缝成的袋子，我国各民族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用葫芦壳，还有用椰子壳、卵壳或动物的胃等来盛水。盛水器皿的进一步发展，就是陶器。

有些学者认为，编织术先于制陶术，据他们推测，很可能是原始人为了盛水，把篮子涂上黏土，偶然经过火烧，黏土套子便成了最初的陶器。篮子的主人因此受到启发，开始如法炮制。后人通过学习和实践，使陶器得到不断改进。仰韶文化的制陶术，随着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发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种尖底小口、双耳的陶瓶，耳环常在腹部稍偏下的地方。这种陶瓶又叫“欹器”，用于生活汲水与农田灌溉。欹器，是根据物体平衡的稳度与物体重心位置的力学原理制成的。如果用绳子将它的耳环系住悬挂起来，当它空着的时候，因重心比两个着力点中心稍高一点，便呈一定程度的倾斜状态；待水渐渐装入时，其重心逐渐下移，形成稳定平衡；等到水装满后，它的重心又移到两个着力点中心以上，很容易倾覆。这就是《荀子·宥坐》中所指出的“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道理。可见，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力学知识。这种汲水器，使用起来特别省力。假如在河边人们将欹器放入水中，它会自动倾斜汲水，等水装到一定程度而又未满时，便会自动正立。如将它悬挂起来，人们稍稍用力一推，就能将水倒出。我们祖先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令后人惊叹的。要是没有很高的思维能力，即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能力，是不会制造出欹器来的。

从交通工具的发明，也能看出原始人思维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古代，车是很进步的交通工具。车的起源地是古代中国和巴比伦。据学者推测，原始人发明车的程序可能分为两步。其一，初民搬运重物时，把圆木柱垫于重物下面，借其滚动旋转以移动重物；后来把木柱的中部截去一段，只余两个厚圆轮，圆轮厚度渐减，最后再加以轴，便成为车了。其二，是将粗大的木柱削其中段，使两头大中间小，后来两头便成为轮，而中段则成为轴；初时轴与轮是同一块木头做成的，后来才将二者分开，在轮上凿孔再穿上车轴。

利用物体所受的浮力载人作为水上交通工具，也是我们远古祖先的一大发现和发明。最初，最简单的“船”就是浮木。我们的先民可能是偶然看到被洪水冲倒的树木在水上漂浮，或者是人被洪水冲走后，遇上了浮木得救，后来就知道用带枝叶树干或去掉枝叶的木块作舟。有的原始民族则利用膨胀的兽皮或可可果等物的浮力渡水。北美洲印第安人将芦苇捆为一束以载人过河。使用这些东西时，人大都以手足拍水，使其前进。像这样，一个人骑在浮游工具上，用手足拍水而行，便是船的胚胎了。

原始先民在认识了水的浮力作用之后，在各种天然浮游工具的启示下，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考古资料证实，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独木舟。其制造方法是将一大根树干在纵向上刳成一个大空洞，刳法通常先用火烧焦所要刳去的部分，然后用石锛石凿刮去焦炭，世谓“刳木为舟”。

达尔文在谈到原始人类生产活动中的思维认识能力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意义时说：“他们发明了而且能够使用各种武器、工具、陷阱等等，借此他保卫自己，杀死或捕捉动物，并且用其他方法去获得食物。他曾建造木筏或独木舟从事捕鱼，或渡海到邻近肥沃的岛屿。他曾发明取火的技术。借此，把坚硬而多纤维的植物弄成可消化的，并且把有毒的植物根或根部以外的部分弄成无毒的。取火的发明始于有史以前，这大概是人类在语言以外的最大发明。这几种发明乃是他的观察、记忆、好奇、想象以及推理诸种能力的直接结果，处于最野蛮状况下的人类凭借这些发明就可以变为最优秀超群的了。”

以上，我们对原始先民的生产活动，以及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工具制造过程的思维认识活动，做了简要的考察。通过这些考察，从中不难看出，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思维认识能力的发展，同人类的生产能力和制造与使用生产工具的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同步关系。

我们知道，早期猿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尚处在人类思维的萌芽阶段。因为当时还没有语言，所以他们只能凭借当前刺激物而引起的现实感觉、知觉与表象，通过相应的行为动作进行实象思维。由于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低下，因此，早期猿人的生产，也只能是利用一些极其简单的“天然工具”，或与天然工具相差无几的一些粗陋的木制和石制工具，进行简单的采集和渔猎活动。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大都没有固定的形状，也没有专一的用途，往往都是些一物多用的“万能工具”。

到了晚期猿人（直立人）时期，人类的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了表象形象思维阶段。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人类制造工具和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也有相应的发展。此时，人们能够根据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需要，来制造各种类型的专用工具，如有用于加工工具的砍砸器、有刺杀野兽和挖掘用的尖状器、有剥削兽皮和切割兽肉的刮削器等。至于那些需要较高智力水平才能制造出来的弓箭、长矛、流星索等复合工具和车辆、舟船等交通工具，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则只是到了晚期智人阶段才发明和制造出来的。

如前所述，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思维能力，已经由表象形象思维阶段，发展到了具有一定抽象能力的类化意象思维阶段。他们能够通过想象和联想等方式，把感性中的表象形象概括成意识中的理想形象，然后把各种互相关联的意象拼接起来，便形成了许许多多新的、在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新形象。各种形式的复合工具，就是根据当时生产实践的需要，以各种已有的生产工具的表象形象加以拼接而成的观念形象为蓝图，逐步制造出来的。没有高度的智慧，没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些高效率的复合工具，肯定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践活动的发展，表现为物质手段（工具）的进步。由于工具本身是一种物化了的知识力量，是以物质形式进入实践的人的理智因素，因而可以说，实践的发展程度是人类思维和智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做了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3年第9期和《历史学》1993年第12期全文转载）